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的中国藏品(下)——221至232展厅

刘海影

<a href="https://www.meipian.cn/5o7v30c2" target="_blank">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的中国藏品 (上)——201至204展厅</a><a href="https://www.meipian.cn/5o4e80h9" target="_blank">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特展《传奇山水——宋画的崇高之境》</a> Gallery 221 参观纳尔逊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展厅真是令人怦然心动的奇妙经历。展区入口走廊两侧陈列着三套石刻线画：北魏孝子棺、一套北齐石棺床围板、一对初唐（7世纪晚期-8世纪早期）佛塔的半圆形门楣，它们都采用平面阴线刻的手法，满刻图像。详情请戳链接🔗:<a href="https://www.meipian.cn/5o69xlq1" target="_blank">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的中国藏品——北魏孝子石棺与北齐石棺床围板</a> Gallery 222 博山炉 ncense Burner (boshanlu)西汉 (206 B.C.E.-9 C.E.) 博山炉43-15Gallery 222With Mrs. Christian Holmes, New York, until 1941;Purchased from the Estate of Mrs. Christian Holmes, through C. F. Yau (Yao), Tonying &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43. 焚香不仅能驱散异味，还能生成“气”，即一种有助于修仙得道的生命能量。因此，香炉常被塑造成神山的形态，象征着道教仙人栖居并炼气的场所。此尊香炉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下方有一尊半裸人像托举着整座神山。鉴于裸体形象在中国艺术中实属罕见，这尊人像的设计灵感极有可能源自西方神话中阿特拉斯（Atlas）托举苍穹的传说；这一神话故事或许正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原型就是个普通的熏香，一旦焚起香来烟气缭绕，自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仙境。或许就是在这种联想下，博山炉大都被做成仙山的样子，有时还能看到各种瑞兽时隐时现，这种与升仙的联系也让它出现在了墓葬中。 西汉锁绣云纹丝织品残片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9年）平纹丝织地上以丝线锁绣；后装裱于新棉布之上编号 2006.24Arthur Leeper Asian Art;Purchased from Arthur Leeper Asian Art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2006 这件长方形丝绸刺绣现已装裱在红色棉布上。其底料为平纹织红丝绸，绣工采用白色、黄色、绿色及深浅蓝色丝线，以细腻的锁绣技法绣制而成。锁绣构成了重复出现的图案：在螺旋纹底纹之上，分布着白色的卷云纹与深蓝色的圆盘纹。其中一条长边保留了锯齿纹与螺旋纹组成的边饰；一条短边上则保留了卷曲的山形纹样，从边缘的剪裁痕迹推断，该山形纹样原应属于一幅更大构图的一部分。丝绸色彩依然鲜艳，但刺绣局部有脱落或缺失。 西汉彩绘陶壶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9年）无釉灰陶，表面施低温颜料彩绘捐赠：Ilus W. Davis 先生编号 F87-38 A, BGallery 222 此罐造型仿青铜“壶”式，具高宽圈足、鼓腹及由颈部向上外撇的宽口，配有弧形盖；肩部模印饕餮纹，各纹饰带之间刻有界线。盖面及器身（分上下两层）饰以灰、蓝、红、白四色彩绘，图案包括云气纹、波浪纹、花卉纹及人物形象。 Gallery 223 除了广胜寺的壁画，纳尔逊博物馆还有三幅五代时期的壁画，说是来自河南温县慈胜寺，后来据考证来路不明。 这个展厅陈列着据传出自河南温县慈圣寺的五代壁画残片三幅，左右两幅分别是《焚香菩萨》和《持莲观音》，中间是《如意轮观音》。如果说纳尔逊博物馆的每一件中国艺术品背后都有一个传奇，这三件面积不大的壁画绝对是传奇中的传奇。 这三幅壁画的线条质量和设色风格都近似于卷轴画，体现了中原地区的名家水平，用来和传世卷轴画进行对比研究，要比偏远地区的敦煌壁画更有说服力。不过，它们的制作年代和出处地点有很大的争议。 《焚香菩萨》是卢芹斋于1950年捐赠的，1952年纳尔逊博物馆从其下层揭剥出《持莲观音》，并向卢芹斋购买了《如意轮观音》。 卢芹斋（1880-1957，英文名C. T. Loo）是推动大批中国艺术精品外流的古董大鳄。他原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年轻时的小厮，清末随张静江赴巴黎，并在张引领下进入古董行业。进入民国后，他逐渐发展起自己的跨国文物生意，成为在海外经营中国文物的巨商。1949年，中国大陆换了人间，文物外流狂潮被政府强力遏制，卢芹斋的货源枯竭，生意难以为继，加上自己年事已高，就陆续进行清仓甩卖。其中有一批他1923年购入、在法国公司里珍藏二十多年的壁画，1949年在纽约等多个城市举办了展览，名为《中国北宋壁画》，并出版了图录。巡展结束后，卢芹斋只出售了少数几幅壁画，大部分捐赠给了几家和他有着长年合作的美国博物馆（包括纳尔逊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火奴鲁鲁艺术博物馆，另外，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获赠一块壁画系元代作品，可能出自洪洞广胜下寺，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于1991年入藏一幅壁画，也出自卢芹斋的这批旧藏）。这些壁画（除了辛辛那提博物馆的一幅以外）被认为出自同一所寺院，它们的下层可能还能剥离出其他壁画。不过以上层的画面而言，风格和水平也存在细微的差别，至少是两个画工组的手笔。以面积和品质论，公推纳尔逊博物馆这3幅为最佳。约十余年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库房中发现在抗日战争前文物南迁所装的箱子中保存的一些壁画残块，与纳尔逊壁画风格相似，并且可以不完整地拼合，很可能也出于同一处寺院。 卢芹斋将这些壁画的年代定为北宋。在图录前言中，他为自己外卖文物的行为反复辩解，这且按下不表，关键的信息是，他提到这些壁画出自“河南和山西交界处一座已经破损的寺庙”，但并没有说这座寺庙的名字。史克门原来也将《焚香菩萨》和《如意轮观音》的年代定为11-12世纪，下层揭出的《持莲观音》则定为9-10世纪。但纳尔逊博物馆研究员何惠鉴在《如意轮观音》的右膝发现了文字细小的五行题记，据以将该画和《焚香菩萨》的年代定为五代后周广顺年间（951–953），出处为河南温县慈胜寺。《持莲观音》的年代被定为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 现在慈胜寺仍在温县，但寺中唯一的五代建筑遗迹就是带有天福二年刻经的石经幢。这可能是《持莲观音》被定为天福二年绘制的主要依据，不过显然缺乏说服力。写在如意轮观音右膝上的题记现在已经变得模糊，很难辨识。有人怀疑在这个位置上写题记与壁画画工的惯例不符，或许是古董商的伪题。《持莲观音》与《焚香菩萨》、《如意轮观音》两件作品之间的风格差别，与其说是年代差别，毋宁说是画工的个人差异。馆方判断的两层壁画的年代，仅相差15年左右，下层保存完好，色彩如新，为什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重绘并未损坏的壁画？这也是一个未解之谜。另外，国内现存于原地的五代佛寺壁画仅余山西平顺大云院一处约21平方米的作品（正在日渐损坏之中），风格较为粗犷，水准远逊于卢芹斋旧藏壁画残片，技法也有细微的差别。从画风看，将卢芹斋旧藏壁画残片归属于北宋要比五代更有说服力。 至于壁画出处，据解放后走访附近村中老人，慈胜寺确实在1923年发生过壁画被盗事件。不过，这并不能证明这些壁画就是卢芹斋旧藏的那一批。慈胜寺现存建筑大雄殿为明代建筑，里面还残存着小块明代壁画，题材和风格都有别于卢芹斋旧藏的那批壁画，后者当然不可能出于大雄殿。大雄殿后原来有毗卢殿和延寿殿，已毁。据寺内现存乾隆十九年的重修毗卢殿和延寿殿碑记可知，延寿殿是慈胜寺内最大和最重要的一座建筑，如果壁画确实出自慈胜寺，它们原先很可能被绘制在延寿殿内。但是慈胜寺在金、元、明历经重修，延寿殿的主体建筑恐怕不能早于元末（后）至元三年（1337）。而卢芹斋旧藏壁画和元末（以广胜下寺壁画为代表的晋南壁画风格）也有较大区别，似亦难以归属于元代作品。总之，这批壁画的风格年代和慈胜寺的建筑年代对不上。所以很多学者相信，卢芹斋旧藏壁画并非出于慈胜寺，而是另有出处。 坐姿观音菩萨图 如意轮观音结跏趺坐莲花座如意轮观世音菩萨 Ruyilun Guanyin (Cintamani chakra) Bodhisattva Seated on a Lotus Throne五代后周广顺年间(951～953年)慈胜寺，河南温县52-6Gallery 223 菩萨是已获觉悟的众生，他们立誓协助他人踏上灵性修行的道路。菩萨的化身形式多种多样。眼前这位菩萨为观音菩萨（梵文：Avalokiteshvara），其显著特征是头戴高冠，而冠正中央嵌有一尊小型的阿弥陀佛像。 坐姿观音菩萨亦称如意轮观音。菩萨双手结印，掌间有一圆形摩尼宝，亦或法轮，浮在瑞云之上。这也是判断为如意轮观音的标志（梵文：Cintamani Chakra Bodhisattva）。 菩萨结跏趺坐于青色莲台之上，莲瓣的造型呈牡丹花瓣的皱褶状，而非常规的流线形，颇具特色。 整幅画面皆以十分圆劲的铁线描绘制，造型严谨。色彩以土黄、石绿、朱砂、赭石为主，辅以少量的石青，形成统一中略带变化的色调，即稳重亦不失美感。 画面金字塔式的构图给人以稳定感，观音的外轮廓又像一座须弥山，令人第一眼看去即产生庄严肃穆的宗教情绪。 随着密宗佛教传入中国，如意轮观音逐渐成为备受尊崇的礼拜对象，通常在寺院壁画中占据核心位置。在这尊主像的身旁，正如您左侧所见的那一对造像。 《如意轮观音》绘画水准和设色风格接近《焚香菩萨》，但是保存状况稍差，颜色层已经有非常明显的酥碱龟裂。 《如意轮观音》的右膝文字细小的五行题记 立姿供养菩萨图 二供养菩萨焚香 慈胜寺壁画菩萨焚香图焚香菩萨Two Puja Bodhisattvas Burning Incense五代后周广顺年间(951～953年)慈胜寺，河南温县50-64 AGallery 223With C. T. Loo, Inc., New York, by 1950;Their gif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50. 壁画中，两位菩萨都大过真人，立于几案前，案上置一精缴器物。菩萨面貌圆润，眉清目秀，体态丰腴端严，有贵妇风范，但唇下保留两绺小小的胡须。 图左侧菩萨弯腰伸手作取物状，拈起一粒香丸正欲放到香炉中，表现在佛前焚香供养的情景；右侧菩萨双手捧冠，双手上举，托着炉盖。面对着香炉的还应该有第三位菩萨。不过壁画中只残存了持着珠串，五指纤纤的菩萨手。画中菩萨举止优雅，头光玲珑剔透，手指纤长，衣带轻柔飘举，线条流畅，形象生动，有“吴带当风”之遗韵。她们身材丰腴而匀称，肌肉似有弹性，体态婀娜多姿，立姿略带曲线，手姿柔媚而造型准确，装饰华丽，衣纹飘举，头光透明，敷色饱满而不失清雅，线条柔韧匀劲，美丽不可方物。整幅壁画古朴而典雅。 这两尊菩萨像曾是中国某座密宗寺院内彩绘与雕塑群像中的一部分。密宗佛教尤为重视各类仪轨，而此处便以一座香炉作为其象征。其中一尊造像正掀起那座造型繁复的香炉盖，另一尊则将香料投入炉中。画面右侧，一只执持着一串宝珠的优雅手掌依稀可见，这正是第三尊造像所留下的遗迹。她当时亦参与了这场宗教仪轨。画面中桌案上的香炉及两只带盖盒具，其造型风格均承袭自唐代的银器样式。 焚香菩萨细节 图左侧菩萨弯腰伸手作取物状，拈起一粒香丸正欲放到香炉中，表现在佛前焚香供养的情景。 焚香菩萨细节 右侧菩萨双手捧冠，双手上举，托着炉盖。 《焚香菩萨》画面上只能看到两名菩萨的形象，还有一只伸进画面的玉手属于已经残损的第三位菩萨，拈起一粒香丸正欲放到香炉中，表现在佛前焚香供养的情景。 后晋立姿持莲观音菩萨图观音菩萨 Guanyin Bodhisattva持莲观音五代后周广顺年间(951～953年)慈胜寺，河南温县50-64 BGallery 223With C. T. Loo, Inc., New York, by 1950;Their gif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50. 这是自后周作品下方揭出更具唐代风韵的后晋立姿持莲菩萨图。画面中春蚕吐丝般紧劲铁线所表现出的高超造型技巧令人叹为观止：菩萨那华腴丰满的肌体、婀娜多姿的体态、烂漫如花的手姿、当风飘举的吴带、玲珑剔透的头光以及浓淡相宜的敷色，皆令观者目炫神迷。 当《二菩萨焚香图》（公元50–64年）上的一处细微裂痕显露出泥质基底内部的色彩时，博物馆文物修复专家判定，这幅画作是绘制在一层覆盖于先前作品之上的灰泥表面上的。随后，这两层画作被小心翼翼地分离开来，从而显露出了这尊属于更早时期的菩萨像。由于这幅画作一直被封存于泥灰层之下，其色彩至今依然鲜艳如初。画面中的部分区域已经过修复，以确保构图的完整与和谐。相较于另外两幅画作，这幅早期作品的绘画风格显得更为简朴。它采用了大面积的色块铺陈，但在人物表面的装饰细节上则进行了简化处理。画中人物呈流畅的“S”形曲线姿态，这一造型特征与许多唐代雕塑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种种风格特征表明，这幅画作的创作年代早于另外两幅画作中的图像。 《持莲观音》因从《焚香菩萨》之下揭出，保存状况很好，底色白净，颜色鲜艳如新，使用了红白对比的色调，但不失温和，线条简练而造型准确优美。 1952年拍摄的照片记录了当时分离画作的过程。 五代，是中原寺观壁画由盛唐向宋过渡的关键时期，彼时多数古寺壁画已随战火湮灭，我国现存的五代佛寺壁画仅剩山西平顺大云院一处区区21平米的作品了。然而就艺术水平而论，国内硕果仅存的大云院壁画较之早年流失海外的河南温县慈胜寺作品，又是判若云泥。这批代表存世五代壁画最高水准的艺术珍品，是研究唐末至宋初绘画转型的核心实物，但曾一度为著名古董商卢芹斋珍藏于其在巴黎的寓所中，直至垂暮之年卢某才渐次出让捐赠了这批古代绘画杰作。 慈胜寺壁画现在分藏于欧美七家著名的博物馆、美术馆中，以面积和品质论，公推纳尔逊博物馆上世纪50年代初购买受赠的3幅藏品最佳。 今天的慈胜寺，尚存天王殿和大雄殿为元代建筑，此两建筑都比较小，不可能容下这些壁画。而该寺后残存毗卢殿和延寿殿屋基，规模比较大，可能为五代建筑，因该寺一石幢上刻“天福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造。必然在已经损毁的建筑壁上。 卢芹斋向美国人介绍说，1923年他文物公司搜罗文物时告诉他，在河南、山西交界的一座被损坏的寺庙中保存有珍贵的古代壁画，公司或许有机会得到。 对壁画的年代断代是十分困难。1952年，Sickman在《新发现的中国早期壁画》一文中，发表了他对这批壁画的研究，他认为断代十分困难，但壁画的细节与十世纪敦煌经幡与日本藤原时代早期的画作相似，所以，他推测壁画底层的《观音图》约为十世纪的作品，而《如意轮观音菩萨图》和《菩萨焚香图》约为十二世纪的作品。这代表了壁画面世之初西方学者的基本认识。 从绘画风格上，可以做一些比较。在距慈胜寺不到100公里的山西东南部山区，有两座古寺尚存壁画：平顺的大云寺院有五代的建筑和五代的笔画，高平的开化寺有北宋的建筑和北宋的壁画。如果这批壁画断代是依据慈胜寺石幢年代推断而来，尚待研究论证。 因此，这批精美壁画的来源地与年代，还是个迷，真的迷人哦。 这批精美壁画出自河南焦作温县。据大吴村老村民口述，民国时期，1923年，由不法文物商人、盗窃者、地方巡警局共勾结盗割，卖至文物集散地北京，经北京运出国外，为卢芹斋藏。 展厅中的卢芹斋 1950年 1949年，卢芹斋在纽约第五大道举办《北宋中国壁画》展览，展出了卢珍藏了20多年，从其艺术品交流与展示总部，位于巴黎“红楼”拆运来的这批壁画，引起了巨大振动。巡展结束后，出售少量画作，其它大多数被他无偿捐赠给了几家与他有着长期合作的美国博物馆。1949年，国民党退出大陆，卢芹斋深知苦心经营半个世纪的文物生意已经无以为继，这次用他珍藏的壁画巡展并分散到几个著名博物馆，是他的谢幕与深入的考量。 也许，卢深爱这批文物，分散捐予，是这批艺术品最好的归宿。在展览画册上，卢芹斋写到“如果有我的同胞感到这些壁画流出中国是我们国家的一大损失，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对这些壁画能够安全和永久地保存在一个友好的国家而感到满意。艺术无国界，她应该被全世界的人来共同欣赏”。尽管，至今，卢芹斋仍然是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 卢芹斋法国红楼里的慈胜寺壁画 卢芹斋法国红楼里的慈胜寺壁画 河南温县慈胜寺 河南省温县慈胜寺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北宋末毁于战乱，元代重修。现存建筑多为元代遗存。如今的慈胜寺，只留下天王殿和大雄殿两座元代建筑，还有后世修缮的迹象。而原先存放这些壁画的建筑，应该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希望这些留下来的瑰宝，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能够得到善待… 胁侍菩萨，10世纪中期慈胜寺菩萨图Attendant bodhisattvas, mid-10th century后周 (951–960年) | 北宋 (960–1127年)y1952-41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这幅描绘胁侍菩萨的壁画，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寺壁画遗存之一。尽管画面受损严重且经过了现代修补，但它仍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早期宗教寺庙壁画制作工艺的重要信息。 首先，工匠会在砖石基底上涂抹一层掺有稻草加固的厚泥层；接着铺上一层掺有植物纤维的细泥；最后再覆盖一层光滑的石灰面层。随后，在面层上用墨线勾勒出轮廓，并填涂色彩。 在这幅残片中，一位立姿菩萨手托一盘，盘中盛放着一座宝山或一枝珊瑚。若置于完整的壁画构图中，这位立姿菩萨与前景中的那位坐姿菩萨，很可能分列于一尊居中的主尊佛像两侧，形成左右胁侍之势。另一幅现收藏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 (Smithsonian’s 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 的残片，描绘了一对胁侍人物，属于原构图另一侧的对应部分。 据考证，这些壁画残片源自中国东部河南省温县的慈胜寺（约建于952年）。 慈胜寺壁画观音坐像观世音菩萨 (观音): 选自《观世音菩萨与飞天》组画慈胜寺壁画观音像Avalokiteshvara Bodhisattva (Guanyin), from a set of Avalokiteshvara Bodhisattva and Flying Celestials951–95350.41.1Minneapolis Art Museum 这些画作曾属于一幅规模宏大的整体构图——如今已分散收藏于美国的数家机构之中——该构图最初装饰着中国中北部某座寺庙的墙壁，据考可能即是位于河南极北地区的慈胜寺。整组画作共同描绘了三尊结跏趺坐的菩萨形象。每尊主尊菩萨的两侧均侍立着随侍菩萨，周围还环绕着其他正在行礼如仪的侍从。在这一如极乐净土般的场景中（其构思源自密宗佛教教义），还有凌空飞舞的天人（飞天）相伴左右。 画面中的这尊坐姿菩萨原本位于三尊主尊人物的最左侧，身后衬有圆形背光，身着华丽繁复的衣袍，并佩戴着精美的珠宝饰物。在其硕大的宝冠之上，绘有一尊小型的佛陀像；这位佛陀正是该菩萨的本源所在，象征着其所化现而出的至上尊者。 慈胜寺壁画飞天飞天，选自《观音菩萨与飞天》组像Flying Celestial (Apsara), from a set of Avalokiteshvara Bodhisattva and Flying Celestials951–95350.41.3Minneapolis Art Museum 慈胜寺壁画飞天飞天（阿普萨罗），选自《观世音菩萨与飞天》组像Flying Celestial (Apsara), from a set of Avalokiteshvara Bodhisattva and Flying Celestials951–95350.41.2Minneapolis Art Museum 慈胜寺壁画供养菩萨立像菩萨与黑肤人物Bodhisattva and Dark-skinned Figure宋, 952据考最初可能位于中国河南省禹县的观音寺S1987.224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s 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 Washington DC 持莲菩萨Bodhisattva Holding a Lotus Bud10th century, possibly early 11th century据考最初可能位于中国河南省禹县的观音寺S1987.223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s 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 Washington DC 慈胜寺壁画供养菩萨像 Bodhisattva宋 (960-1278)中国，可能来自河南省慈圣寺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芝加哥馆藏的这尊菩萨残片，边缘仍留存盗割痕迹，原本完整的供养场景被强行撕裂，成为独立画面单元。1991年，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通过凯特·S·白金汉基金购藏此件，使其成为亚洲展区的重要展品。 Gallery 224 一对“门神”护法像（Dvarapala）北齐（公元550–577年）或隋代（公元581–618年），即公元6世纪后半叶；石雕，残留有颜料痕迹30-46/1Gallery 224With Dr. Osvald Sirén (1879-1966), Stockholm, Sweden, by November 1930;Purchased from Sirén, through Harold Woodbury Parsons and Langdon Warner,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0. 这两尊护法像原先应立于佛教石窟入口两侧，或置于佛龛内佛像之侧。其肌肉发达的造型特征，源自公元1至4世纪盛行于古代犍陀罗地区（横跨今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的赫拉克勒斯（Heracles）形象。这类造像通常呈现一尊张口、一尊闭口的形态，象征着代表宇宙万物始与终的“宇宙之音”。 中国墓葬俑人们自古以来便普遍相信，雕刻或塑造的人、动物或物品形象能够捕捉其所表现对象的精髓，并能在死者的灵界中替代实物。中国墓葬俑的制作延续了数百年，工艺精湛，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典型风格。这些器物原本均作为随葬品埋入墓中，后经考古发掘出土。 鸟 Bird周 (1045-256 B.C.E.)40-16Gallery 224Dr. Otto Burchard;Purchased from Dr. Otto Burchard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40. 河南郑州曾出土一件类似的陶器，其造型为置于浅盘之上的鸟形（带有双腿与足部）；本件展品则已缺失双腿。器身背部刻有代表盖子轮廓的凹槽，盖钮上塑有一只卧姿小兽；这些特征暗示它可能是作为青铜器替代品的陶制器物。 这一对藏品名叫安足，是安放棋盘的棋托。当然棋托应该有四个，另外两个配套的其实被吉美博物馆买去了。 错金银青铜神兽案足错金银托举神兽案足熊形桌腿 Table Leg in the Form of a Bear战国 (公元前480-221) 公元前4-3世纪31-137/30Gallery 224河南洛阳金村Purchased from Zie Sooey Ko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1. 错金银托举神兽案足熊形桌腿 Table Leg in the Form of a Bear战国 (公元前480-221) 公元前4-3世纪31-137/31Gallery 224洛阳金村，河南Purchased from Zie Sooey Ko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1. 错金银虎头軏饰 A Finial in the Form of a Tiger Head战国(480-221 B.C.E.)河南洛阳金村32-66/1,2Gallery 224Yamanaka & Co.;Purchased from Yamanaka &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2. 用途不明器物錯银青銅器盖带环形钮盖战国时期（公元前477–221年）錯银青銅器47-46，44-4Gallery 224Tonying and Co.;Purchased from Tonying and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47.With Bluett & Sons, London, by December 18, 1943;Purchased from Bluett & Sons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44. 侍从或仆人俑Tomb Figure of an Attendant or Servant战国时期(480-221 B.C.E.)64-27Gallery 224Mary and Vincent Price;Their gif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64. 该俑呈现出奇特的扁平状，这是由于木材干燥收缩所致。其造型与湖南省长沙地区出土的木俑相似。 带钩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鎏金青铜，局部错银藏品编号 33-1471Gallery 224Dr. Otto Burchard;Purchased from Dr. Otto Burchard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3. Chimera汉代 (206 B.C.E.-220 C.E.)青黑色软玉（玉）F88-40/21Gallwry 224Laurence Sickman;His gif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88. 猪和几何猪汉代 (206 B.C.E.-220 C.E.)带褐色纹理的绿色软玉（玉石）带纹理的浅绿色软玉（玉石）F88-40/19, 20Gallery 224Laurence Sickman;His gif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88. 狮形墓俑 Tomb Figure of a Lion三国-南朝 (220-589 C.E.)56-111Gallery 224C. Frances Bieber;Their gif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56. 镇墓兽大概可以算是另一种俑，这种俑不是用来提供娱乐，而是用来做好墓室安保的。其中狮子这个东西从印度传到中国之后就广受欢迎。另外，我们在考虑墓葬时一定要注意它大多不是一种高雅艺术，而是符合老百姓品味的东西，所以中国墓葬中的雕塑和古希腊古罗马的大理石人体在诉求上就是不同的。 杂技俑Wrestler北魏（公元386–534年）至西魏（公元535–557年）陶质，留有未烧结颜料痕迹34-45/2 A,BGallery 224Purchased on the Chinese art market,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4 . 男性人像，呈杂技表演姿势站立；双臂上举，五指紧握；双腿大张，膝部微屈。头部单独制作，可与颈部拆卸分离。头部可活动是其独特之处。蓄有尖形胡须，眉毛浓密，头顶发髻盘结。服饰：身穿长裤，外搭一件带衣领的短袖上衣；腰系宽带，长袍下摆被塞入腰带中并固定妥当。 战士 Warrior北魏 386-584 C.E.32-37/2Gallery 224With Lee Sung Shang, Peiping (modern-day Beijing), China, by January 12, 1932;Purchased from Lee Sung Shang,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and Otto Burchard,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2 面部特征显示其为外族人。肩带及上衣上的压印纹饰表明其身着皮甲。 萨满舞俑Tomb Figure of a Shaman, Dancing北魏 (386-534 C.E.)34-46/4Gallery 224Purchased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4. 两名抬鼓男子Two Men Bearing a Drum北魏 (386-534 C.E.) 六世纪早期32-186/7Gallery 224With C. T. Loo & Co., stock no. 50059, by November 1932;Purchased from C. T. Loo &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2. 战士Warrior北齐 550-57743-7Gallery 224Laurence Sickman;His gif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43. 紧握的右拳留有孔洞，原先可能插有剑或杖（现已遗失）。 .女侍俑一对彩绘木雕隋代（公元581–618年）33-1477, 1478Purchased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3. 此类木俑（包括本组及第4号展品）极为罕见，因为绝大多数木俑在潮湿的墓葬环境中早已腐朽殆尽。 中国古代青铜镜 从战国时期（公元471-220年）到唐代（公元618-907年），中国古代制作的青铜镜种类繁多，设计精美，铸造工艺精湛，用于今生来世。在生前使用时，人们用绳子穿过镜子中央的旋钮携带镜子，或者将镜子放在支架上。人们认为，与死者一同下葬的镜子具有某种精神特质，能够发出光芒或光辉，帮助灵魂踏上来世之旅。 大多数镜子的镜面都朝下。镜子背面的装饰才是它们作为艺术品的魅力所在。这些图案不仅具有视觉吸引力，还蕴含着宗教和超自然的意义。古代中国人对天象、占卜、方位、数字和网格等事物充满兴趣。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圆形镜子，以及更圆润的玉盘，便于描绘宇宙的景象，因此成为墓葬中重要的器物。 这些装饰通常描绘天界，或天上的神灵，例如仙人。方位动物有助于维持墓室四象限的秩序。一种名为“TLV”的图案与一种被认为具有占卜功能的古代棋盘游戏有关。一些学者认为，这些装饰旨在确定宇宙的方位，以利于亡灵在来世的福祉。 神兽纹镜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青铜编号 47-45Gallery 224Tonying and Co.;Purchased from Tonying and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47. 神兽与几何纹镜战国至秦代（公元前221–前206年）青铜编号 33-1470Gallery 224Purchased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3. 镜面上可见两种动物纹样：一种是四只形似熊的野兽，其头部与肢体呈反向扭转姿态；另一种是四只形似龙的曲线状生物。这些动物纹样巧妙地分布在由中央大型四叶纹所构成的各个区域内外。此类带有特定纹饰及微隆镜缘的铜镜，制作于战国时期至秦代之间。 龙纹镜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约公元前5世纪青铜编号 35-76/2Gallery 224Purchased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5. TLV纹四灵镜新朝（公元8–23年）青铜编号 32-46/1Gallery 224With Pai Teh Jen, Peking (today Beijing), China, by January 25, 1932;Purchased from Pai Teh Jen,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1906-1988),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2 [1]. 此类铜镜流行的时期，正值一种名为“六博”的博戏兴起之时。铜镜的布局酷似六博棋盘：中央为一方形区，外围环绕着形似字母T、L、V的纹饰。在这些TLV纹饰所界定的区域内，铸有高浮雕的动物形象，包括龟蛇缠绕、鸟、虎及龙等。这些动物在汉代象征着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同时也与六博游戏中各方位的象征意义相契合。镜背铸有两圈铭文。 第一圈铭文位于中央方框周围，包含代表十二生肖的十二个字。第二圈铭文环绕在TLV纹饰带外侧，内容如下： 王氏作此镜。四夷尽服。愿新朝与百姓安宁。愿夷狄覆灭，帝国复兴。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愿官位显赫，俸禄丰厚。愿父母子孙永受庇佑。 “道教仙人与飞马”纹铜镜东汉（公元25–220年）青铜编号 F86-2James Freeman;His gif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86. 此镜上的纹饰反映了对昆仑山的崇拜；昆仑山被视为宇宙的轴心，也是众仙居住之所。西王母是昆仑山的主宰，她赐予信徒长生不老，并将他们的灵魂登记在自己的仙境之中。镜身下部描绘了西王母与其四位侍从的形象；镜身上部则可见其配偶东王公与四位侍从。在他们之间，两列巨大的带翼飞马从山峦间涌现，围绕着静止不动的宇宙轴心——即铜镜中央的钮——奔腾驰骋。这些图像纹饰外围环绕着一圈铭文： 周氏作此镜。四夷尽归服。愿国家安宁，百姓乐业。愿夷狄殄灭，帝国重兴。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愿双亲永沐天恩福佑。愿子孙后代福泽绵长。 四兽纹镜 Mirror with Motifs of Four Animals东汉 (25-220 C.E.)46-32Gallery 224With Yie Chang-haou 叶长浩, Shanghai, China, by March 1946 ;Purchased from Yie Chang-haou, through the dealer C. T. Lo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46. 根据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档案中的征集文件，叶长浩是纽约古董商卢芹斋的合伙人。博物馆是向卢芹斋支付了该藏品的款项。 亚洲艺术策展人劳伦斯·西克曼在二战结束后，作为美国陆军亚洲民事、新闻与教育部门（该部门成员常被称为“古迹卫士”/Monuments Men and Women）的一员驻扎东京期间，购入了这件藏品。Sickman的职责包括在日本、中国和朝鲜各地进行多次考察，期间他有时会为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购入藏品。这件藏品即是他在1946年3月的一次短期中国之行中购得的。 龙纹镜唐代（公元618–907年），公元8世纪银背青铜40-3/1Gallery 224Yamanaka & Co.;Purchased from Yamanaka &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40. 舞马瑞鸟纹镜唐代（公元618–907年），公元8世纪银背青铜F87-6Gallery 224James Freeman;Purchased from James Free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87. 镜面中央结饰两侧各有一匹骏马，正伴随乐曲翩翩起舞、踏蹄作态，鬃毛与马尾高高扬起，饰带在空中飘舞。上方两只瑞鸟衔着莲枝飞向天际。马匹飞扬的鬃毛以及镜体特有的花瓣形轮廓，均体现了波斯艺术的影响。据传，这种舞马瑞鸟纹镜是为纪念唐玄宗（在位时间：公元712–756年）的诞辰而制作的；唐玄宗在位期间，唐朝国力达到了鼎盛。在寿辰庆典上，皇帝曾将此类金属镜赏赐给朝廷重臣。 中国装饰艺术展区的走廊里还有两个大展柜展出各色蛐蛐罐，这类藏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罕见，也反映了史克门青年时代受到旧北平世家子弟影响。这些珍贵的实物样本，和王世襄的文字记载相互印证，可以真实细腻地复原那个“玩主”们的时代。 这一展柜的蛐蛐罐非常推荐参观。各种虫具精致到不行，从衣食住行上就把蛐蛐的一辈子给安排好了。夏天有供蛐蛐纳凉的房子，冬天有让其保暖的温室，吃饭喝水这种基本日常生活也都如此精致，各种象牙宝石，细腻的雕工。 看了这个就能理解为啥有那么多人玩蛐蛐玩物丧志了。如此有趣的养成类游戏也难怪王世襄老爷爷如此的爱不释手！ Gallery 229 —中国艺术主展厅 墓门西安李宪（卒于公元741年）墓线描图。 构建来世自古以来，中国人便相信人的灵魂在死后依然存在。因此，为逝者营造考究的陵墓，并配备必要的物品以确保其在来世能继续过上舒适安稳的生活，显得至关重要。陵墓通常深挖于地下，并设有长长的斜坡墓道，壁面上绘有描绘礼仪与闲适生活的场景。墓道两侧的壁龛内放置着陶俑，作为逝者的守护者与侍从。在斜坡的尽头，坚固的石质墓门守护着墓室，以防盗墓者侵扰。墓室之内，逝者的遗体或被置于石棺之中，或安放在葬床上，并伴有生前珍爱的物品随葬。陵墓上方筑有巨大的封土堆，石雕像（如本展厅入口处的一对辟邪兽）则沿直线排列，构成了一条通往陵墓的“神道”。由此可见，陵墓不仅是逝者灵魂的安息之所，更是皇室与贵族家族彰显祖先传承的有力象征。 墓门及镇墓兽，北朝（公元368-581年） 这件墓门复原品结合了原本来自不同墓葬的构件——包括拱楣（门上方的半圆形石板）、墓门、门板以及狮形门框底座 (镇墓兽)——并按照典型的六世纪北朝墓门样式进行了组装。组合在一起很好地表现了当时一个墓葬“门面”大致的样子。 无论是拱楣上的怪兽，还是门上的武士和铺首，以及一般安置在墓葬外神道上的石刻，无不是在守卫着一个不愿被打扰的地下世界。 此类墓门将长长的墓道与安放逝者遗体及随葬品的墓室分隔开来。墓门不仅起到封闭墓室的作用，还象征着通往逝者地下宫殿的入口。侧面的铰链和铁环拉手本可供门扇开合，但在实际使用中，一旦丧葬仪式完成，墓门便会被永久封闭。为阻挡入侵者，这道门户由挥舞宝剑的武士形象守护。（雕刻的犬只形象可能是后世添加的。） 照片展示了位于西安的安伽（卒于571年）墓的墓门。 墓门门楣 Tympanum of a Tomb Door北朝 (386-581.)至隋 (581-618) ，6世纪34-72Gallery 229Purchased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4. 该物件是一块呈半圆形石灰岩。其正面中央雕刻着一个面目狰狞的怪兽头像，可能表现的是恶魔或神祇，两侧伴有象征南方的“朱雀”，旨在驱邪避恶。物件表面未见任何原始颜料的痕迹，但在曾进行过清洗测试的局部区域，可见若干呈蓝绿色的涂料或颜料斑点。 墓门 Tomb door北齐 (550-577.) 6世纪65-20/1Gallery 229Purchased fro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65. 此物件是一对石灰岩门扇中的一扇。其正面经过打磨，表面光滑，刻有呈正面姿态的祭司形象，以及一处高浮雕的狮头装饰。祭司与狮子形象上的刻纹线条均填嵌有白色物质，以示凸显。狮子口中嵌有一枚铁质门环，并以铅材固定。在门扇正面的底部边缘处，刻有一只面朝左侧（观者右侧）的犬只形象；其刻纹线条同样填嵌有白色物质。门扇的其他表面均未刻有任何纹饰。门扇左侧边缘呈平直状，而右侧边缘则呈圆弧状。门扇的铰链（现已缺失）原应位于右侧边缘的上、下两端。门扇背面钻有一个直径为5/8英寸的圆孔。在该圆孔内部的锈蚀产物中，依稀可见一根截面呈方形的铁杆所留下的痕迹。该圆孔的位置距门扇顶部约11英寸，距左侧边缘约8英寸。 在门扇正面的底部边缘处，刻有一只面朝左侧（观者右侧）的犬只形象；其刻纹线条同样填嵌有白色物质。 墓门 Tomb door北齐 (550-577 C.E.) 6世纪65-20/2Gallery 229Purchased fro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65. 守护狮 Guardian Lion北朝 (386-581.)，510-540 C.E.40-31/1Gallery 229Purchased from Dr. Otto Burchard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40. 守护狮 Guardian Lion北朝 (386-581 C.E.)，510-540 C.E.40-31/2Gallery 229Purchased from Dr. Otto Burchard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40. 该物件是一块石灰岩石块，其正面雕刻有一尊坐狮像；除狮像后方的一级台阶外，石块的其余部分均未进行雕刻。在狮像后方的顶部台阶上，刻有一个浅坑。狮像表面饰有刻线，用以表现其鬃毛、皮毛及胡须。 狮子并非中国本土动物，其形象源自印度；在印度，狮子既是王权的象征，也是佛教信仰的守护者。 这又是一对混搭风。 乾隆帝之子定亲王陵寝建筑群门楼砖雕 Gateway Tile from the Tomb Compound of Prince Ding, a Son of the Qianlong Emperor清 (1644-1911)， 175032-108.1-5Gallery 229定亲王墓，名永璜；中国北京；Lieutenant James M. McHugh, by 1932;His gif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2. 饰有绿黄琉璃瓦的门楼，门板上嵌有两个花卉团纹。来自清朝定亲王，也就是乾隆的长子永璜的陵墓。 1932年，有人联系史克门，说现在定亲王的后人已经没钱来维护定亲王的坟墓了，于是史克门直接买下定亲王陵的门上的瓦片。 神道石刻 Chimera Tomb Guardian三国 (220-265 C.E.)，3世纪早期44-26/1Gallery 229With C. T. Loo & Co., stock card no. 14507, by 1933-1944 [1];Purchased from C. T. Loo &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44. 神道石刻 Chimera Tomb Guardian三国 (220-265 C.E.)，3世纪早期44-26/1Gallery 229With C. T. Loo & Co., stock card no. 14507, by 1933-1944 [1];Purchased from C. T. Loo &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44. 这对神道石雕来自东汉，一般把这种带翼的神兽被称做石“辟邪”（也有“天禄”和“辟邪”成对的，头上一个角的是天禄，俩角的是辟邪）。两汉时是神道石雕的启蒙期，这个时期的造型带有一种特别的灵动感，真得能让人联想起仙界。 1933年，卢芹斋将这几尊神兽借给了Nelson-Atkins艺术博物馆，用于该馆的开馆展览。在往来信函中，这些石灰岩巨像常被径直称为“狮子”；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这些大型石雕倾慕不已，并极力主张将其购入。然而，由于博物馆理事会与卢芹斋在定价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这几尊神兽最终于1937年12月被退还给了卢芹斋。此事一度被搁置，直至1943年才迎来转机。当时，馆长Laurence Sickman (1906–1988）因战事离馆，其助理Lindsay Hughes (1908–1997）代行馆长职责；Hughes借此临时任职之机，重启了与卢芹斋关于购藏这批神兽的商洽。尽管她极力奔走呼吁，但理事会主席J. C. Nichols与卢芹斋在价格问题上依然僵持不下。然而，1944年7月，当卢芹斋在一次横跨全美的旅途中途经堪萨斯城时，他在Nichols家中进行了一场通宵达旦的激烈商谈；最终，Nichols同意以卢芹斋最初开出的价格购入这几尊神兽。事后，Nichols致信理事会秘书Sybil Brelsford，确认了这笔交易，并在信末附上了一句手写附言：“我希望你能为此感到欣慰，也希望Lindsay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博物馆的这种“错配”，似乎在提示我们，中国的墓葬艺术并不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而是一种延续的、可以自成体系的风格。即使相差了一千多年的两件器物放在一起，即使属于两个先后在这片土地上建立政权的不同民族，即使伴随着时代发展和文明融合各种新思想不断地进入中国人的视域，但当我们审视类似墓葬这样一个文化的载体，依然可以感受它所体现的文化是如何历经千年而绵延至今。墓葬艺术中体现了最直接、最世俗的文化观念，也提示了传统是如何跟随人群的迁徙和社会的沿革而兼容并包，生生不息。 鎏金铜龙形饰件唐代（公元618–906年），7世纪末至8世纪初编号 F98-8Eskenazi (US) Ltd.;Purchased through Asian Art Acquisition Fund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98. 尽管我们尚不清楚这件器物的具体用途——它或许曾是建筑或家具上的装饰顶饰——但我们依然能领略到它所呈现出的那股充满张力的龙之神韵。其前肢肌肉与筋腱紧绷有力，利爪如钢，仿佛正奋力撕裂苍穹；后肢则全力伸展，助其加速腾飞。修长的龙身如弹簧般紧绷蓄势，盘曲的颈项引领着张开的巨口，喷薄出勃勃生机。 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 丝绸之路是一张连接中国与中亚、印度及地中海世界的交通网络，也是各类商品、牲畜、人员和思想跨越遥远距离进行交流的通道。 尽管早在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中国人便已与中亚开展贸易，但此后中国政局的分裂与短命王朝的更迭（其中不乏由外族建立的政权）反而加深了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丝绸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外销量巨大；进口商品则种类繁多，既包括金银器皿等各类奢侈品，也有马匹等重要物资。佛教虽在汉代传入中国，但直到这一时期才真正扎根，并随之带来了新的建筑与艺术形式。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人并非中国人，而是粟特人，一个使用波斯语系某种变体语言的中亚族群。在唐代（公元618年—906年）都城长安（今西安），粟特人及其商队的身影随处可见；当时的长安与拜占庭并驾齐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国际化色彩的都市。因此，为皇室及贵族陵墓制作陶俑的工匠深受这些异域来客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他们的作品中，粟特人及其骆驼的形象出现的频率，几乎与中国本土人物形象不相上下。 1908年拍摄的照片，展示了探险家Aurel Stein的商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情景。 骑骆驼哺乳妇人俑 Central Asian Caravan Woman Rousing her Camel While Nursing唐 (618-906 C.E.)，8世纪2002.7Gallery 229Purchased from John Eskenazi, Ltd.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2002. 一位来自西亚的女子正袒露左乳哺乳怀中的婴儿，她跨坐在一峰跪卧的双峰驼背上，位置恰在双峰之间。这位体态丰腴的女子具有鲜明的突厥族面部特征：双颊饱满，双眼细小深陷，鼻梁呈鹰钩状，嘴唇微撅。浓密的眉毛、突出的双眼、硕大的鼻子以及浓密的胡须，表明这位骑手是一位来自中亚的异域人士。她头戴高冠，身穿长裤与长靴，这身装束十分契合游牧生活的便利需求。她抬起右手，状似正拉拽驼缰；左手虽怀抱着婴儿，却仍曲指成拳，仿佛正紧握缰绳。怀中吮乳的婴儿身穿开裆裤，露出光洁的小屁股，模样甚是惹人喜爱。这峰双峰驼张着大嘴，其头部、拱起的颈下、双峰之上以及前腿周围，皆塑有逼真的毛发纹理。它身披一条饰有流苏且交织着菱格纹样的鞍毯，鞍毯的剪裁恰好能让双峰从中露出。双峰两侧驮负着沉重的行囊：外层是一条饰有流苏的毯子，覆盖着由铰链相连的木板；木板下方，两根用绳索固定的横杆悬挂着体积硕大的卷毯或帐篷器具。整组行囊由数条绘有彩绘并刻有纹饰的束带紧紧勒住，这些束带横跨过骆驼的颈部与躯干。这组人物群像通体施以赭石色、红色、黑色及橙色颜料。 那些被定格在动态瞬间的日常细节，赋予了这尊随葬陶俑以生动与神韵。其服饰与面部特征的种种细节表明，她是一位突厥人，而非汉人。在商队的世界里，她的职责是照料整个家庭。她面部流露出的那份深切关切，与骆驼所表现出的那种惊恐不安的强烈情绪形成了呼应。通过其高昂的头颅、惊恐圆睁的双眼、张大作嘶吼状的嘴巴以及紧绷的颈项，骆驼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原本有一根绳索从她那高举的右手中延伸而出，系于骆驼的鼻端。从驼鞍毯下方的前后两侧，探出了毡房骨架上那些带有铰接结构的末端；原本应覆盖在骨架之上的毡毯，在此处则被卷起并夹置于骨架与骆驼身侧之间。 像这样的陶制模型，其唯一的用途便是作为随葬品，陪伴逝者前往另一个世界。 来自中亚的胡人和骆驼的搭配体现了这个新时期的对外交流，这个哺乳中的胡人妇女或许更是体现了当时相对开放的思想。 唐三彩中有一件胡妇哺乳驭驼像，表现一位健硕的胡妇骑在骆驼上，敞着怀哺乳，她仅用左手略托着婴儿，右手向后扬起，要把身下跪着的骆驼带起来。婴儿像小猴子一样牢牢地挂在母亲身上，刻画细腻，张口衔乳的细节交代准确。整件作品涉及母子大小二人以及人与骆驼的空间与比例关系，处理手法纯熟利落，细节深入而不琐碎。这个胡妇是我见过的最独特的母亲形象，表现的既不是了无新意的母子柔情，也没有力不从心、顾此失彼的狼狈与愁苦，而是女性的强悍与控制力，这在中国艺术史与妇女史上绝对是个稀罕例子。古代汉族文化的主流是压抑和摧残妇女，而妇女地位较高的情况，往往都出现于游牧民族在军事、政治和文化上对汉族农耕文明及其政权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取代的时期，这件体量不大的作品也可佐证历史之一斑。 载有中亚骑手的双峰驼Bactrian Camel with Central Asian Rider唐 (618-906)54-65Gallery 229Richard S. Davis;Purchased from Richard S. Davis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54. 双峰驼 Bactrian Camel 隋 (581-618 C.E.)-唐 (618-906 C.E)59-63Gallery 229Earle W. Grant;His gif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59. 这件是一头骆驼，骆驼最早来自西域，被看作是丝绸之路的标志。在这件“作品”上，工匠对于瞬间姿势的把握非常到位。 载货双峰驼隋（公元581–618年）至唐（公元618–906年） 陶器，带有颜料痕迹购藏：William Rockhill Nelson Trust编号 31-136/10 中亚猎鹰人隋代（公元581–618年）或唐代（公元618–906年），7世纪；陶制，带有彩绘与鎏金痕迹编号 33-972 尽管这尊陶俑的面部特征并不具有明显的异域色彩，但他所戴的高帽和身穿的紧身长袍表明其身份为中亚人。其右臂的姿态显示他是一位猎鹰人。猎鹰活动在中亚各族群及草原游牧民族中是一项广受欢迎的运动。陶俑领口处残留的鎏金痕迹表明，这曾是一件昂贵且彰显身份地位的器物。 宫廷仕女俑隋代（公元581–618年）陶质，残留有彩绘与贴金痕迹编号 31-128 及 32-171 这两位优雅的仕女身形纤细修长，身着宽袖多层长袍，肩部造型独特（宛如肩章），并梳着繁复精美的发髻；她们展现了隋代及唐初盛行的女性审美理想。 到了八世纪初，审美风尚发生了巨大转变，转而推崇丰腴饱满的体态——展厅右侧陈列柜中那位体态丰盈的贵妇形象便是这一变化的典型例证。 陶马唐代（公元618–906年）陶胎，施白化妆土及铅釉购藏：Hall Family Foundation东方部专项基金，编号 F95-12 本展厅展示的马匹形象，源自中亚Ferghana地区的一个品种。中国本土马匹体型矮壮、躯干修长；当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中国远征军首次在中亚见到这种新品种马时，对其高大的体型、强健的力量与威武的气度惊叹不已。马匹是组建骑兵以对抗草原游牧部落的关键，因此被大量引进。然而，马匹的意义远超交通工具；它们象征着英勇与高贵，并被画家和陶塑工匠赋予了永恒的艺术形象。这匹马的一只耳朵呈现出抽动的姿态。 唐朝陶塑，几个妇女在打马球，神采飞扬，当时社会的风俗和开放程度可见一斑。 牛车 Bullock Cart唐 (618-906 C.E.)，7世纪31-143Gallery 229With C. T. Loo (1880-1957), New York, by September 1931;His gif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1. 一辆由牛牵引的双轮“京式大车”，配有精美的挽具，通体饰以彩绘与金饰。 在汉代的墓葬中经常出现马车，然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1年），牛车似乎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马车。。究其原因很难说，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牛车成本更低，不过也有学者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通过这些相对更考究的牛车明器得出牛车更显阔气的结论。从牛身上精美的挽具以及车轮上的鎏金装饰来看，这实际上是一种虽行进缓慢却极尽奢华的“豪华座驾”。 隋唐开启了中国新的大统一帝国。这时期的器物也确实体现了一种新时代的气度和胸怀。唐代最典型的墓葬陶器就是唐三彩。这里选择的几件虽非典型的三彩陶，但在造型上都各有可圈可点之处。 为来世做准备 这些微型陶器向我们揭示了古代中国人对于地下冥界生活的种种观念。它们专为死者制作，并不适合生者使用。它们并非玩具，而是捕捉了所仿制实物的精髓，在灵界同样能发挥与实物相当的作用。 这些微型器物所呈现的活动，既是逝者生前重视的，也是其在来世将继续进行的。 用于举行仪式的器物包括礼仪用的鼎、香炉和灯具。用于烹饪的有烧柴炉灶；棋盘则提供了娱乐与社交的途径。鉴于当时中国人主要席地而坐，支撑躯干和手臂的靠具便不可或缺。那些带有圆锥形盖子、腹部鼓胀的“粮仓”模型，盛放着用于向冥界官僚缴纳赋税的冥币。带有精美屋顶的建筑模型，其高出地基的部位设有带饰钉的大门，是存放贵重物品的库房。用于收纳衣物的篮筐和盛装化妆品的容器，确保了逝者在仪容仪表上的体面。鞋头圆润上翘的精美鞋履，是朝见王室时的适宜装束；而高帮毡靴则适合在冥界外出或狩猎时穿着。 除了为逝者在来世的持续生活提供装备外，厚待挚爱的逝者还能确保其心满意足，从而避免其魂魄重返人间作祟。 微型香炉 Miniature censer隋 (581-618 C.E.)2006.13.2.3Gallery 229J. J. Lally & Co.;Purchased from J. J. Lally &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2006. 带托盘的镂空莲蕾形微型香炉。 近年来，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的收藏，除了从拍卖行直接购买充实馆藏以外，也从著名的古董商手上购藏，比如这一组隋代墓葬的明器组合，就是数年前购买于美国纽约著名的古董 J. J. Lally。这组隋代白瓷名器一共24件，由于尺寸较小，而且品种丰富，关于这组器具究竟是用于明器还是实用器，专家还存在不同看法。但单论其精美程度，可以说超乎想象，而且十分罕见，在国内各大博物馆都没有这么多的成组的器物，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于这种早期白瓷烧造的窑口，目前大多数学者定于河南安阳的相州窑，或者河南的巩县窑。在此时，隋代白瓷烧造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诞生了一批极为精美的器物，如今也是收藏圈和各大拍卖行的明星拍品， 南宋青白瓷的阴阳瓶墓葬瓷瓶，南宋-元（公元1127-1368年） 这属于一对典型的为墓葬特制的瓷器。最顶上的一对仙鹤象征着永生。下方表现的是墓主人跟随着两条龙（其中一条的头是虎头）去往仙界，最下方是一圈守卫的武士。两个瓶子可能分别象征着阴和阳(魂和魄），可见几千年间虽然融合了许多新的意识形态和表现手法，但是汉族传统丧葬观念的核心依然延续着。 骨灰瓮 Funerary Urn南宋 (1127-1279) 或元早期 (1279-1368)2000.10.2Gallery 229Purchased from Kaikodo America, Inc.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2000 此罐呈圆柱形，器身刻有凹槽，槽间以棱脊相隔。器盖顶部饰有一只长喙鸟雀；罐身腰部环绕着一圈绳索纹，其上立有十二个人物，皆手持长杖；此外，在翻卷的云纹之间，还凸显出一枚圆形饰盘。与同组的另一只罐相比，此罐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纹饰中包含：一只通体饰有花卉纹样的猫科动物、一个低首俯卧的人物、一个持剑人物，以及一只犬只。 骨灰瓮 Funerary Urn南宋 (1127-1279) 或元早期 (1279-1368)2000.10.1 A, BGallery 229Purchased from Kaikodo America, Inc.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2000 与同组的另一只罐相比，此罐器物高颈之上，盘绕着一条长有尖鳍的游龙；颈部下方饰有一位昂首挺腹、呈俯卧姿态的人物；此外，还饰有公鸡以及龟蛇交缠的纹样。 龙泉窑丧葬用瓶 Funerary Vase南宋 (1127-1279)，龙泉窑33-7/21 A,BGallwry 2291932年8月至1933年间，由纽约山中商会（Yamanaka & Co.）持有，编号 YK 3200 ；1933年，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经由Langdon Warner(1881–1955）从山中商会购入。 位于东南沿海浙江省的龙泉窑以其深沉、不透明的海绿色釉层而闻名。器身呈菊瓣状，肩部饰有盘龙纹；施青绿色釉。在此器物上，釉层从浮雕纹饰处流淌而下，营造出一条巨龙仿佛正从海中破浪而出的视觉效果。 宋（960–1279年）辽（907–1125年）时期的瓷器宋辽时期，陶瓷工艺的探索与创新迎来了一波热潮，中国各地的窑口纷纷开始烧制被称为“炻器”和“瓷器”的高温陶瓷。在某些地区——尤其是由中国东北游牧民族建立的辽朝境内——人们延续了唐代对明艳多彩的铅釉的喜爱；但总体而言，宋代陶工更偏爱色调内敛的单色釉。宋人对自然之美的推崇，催生了花卉枝叶纹饰的流行，使其成为这一时期陶瓷装饰的主流题材。 北宋磁州窑的白地黑花龙纹大瓶龙纹花瓶 Flower Vase with Dragon Motif北宋 (960-1127)35-116Gallery 229河北清河，巨鹿县Purchased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5. 该馆收藏的高古瓷也有很多精彩之作，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这件北宋磁州窑白地黑花的龙纹大瓶。在西方顶级艺术史学界，它还有一个近乎于神话一样的外号，叫做“磁州窑的圣杯”。这件瓶子在陶瓷史上曾经引发过很大的争议，它在上世纪民国时期就流入了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并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这尊高57公分的磁州窑大瓶与宋代五大名窑的极简与克制不同，它极度的张扬，甚至有些野性和狂放，在瓶身最饱满的腹部刻着一条巨龙，一条带着汉唐遗风的矫健游龙，它在白色的化妆土与灰黑色的胎体之间游走，四足腾空，回首怒吼，大爪子带着撕裂空气的张力，特别是龙身上的龙鳞，每一片都完全符合生物的动作规律。 磁州窑是当时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这件龙纹花瓶采用的是磁州窑最耗时、最考验刀工，也最容易报废的剔花工艺。制作时，工匠先在灰色的泥胎上敷上数层细腻的白色化妆土(稀释的陶土)，再涂上黑褐色的釉料绘出龙纹，然后用刀把龙纹以外的空白区域一刀一刀的剃掉，露出底色的白色，最后施透明釉烧制而成。稍有偏差，整件瓷器就会报废。 该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器形与龙纹图案之间达成了绝妙的和谐统一。这种繁复与狂野的结合，证明了北宋民间工匠的审美和技艺一点都不比官窑差，甚至在自由度上还超越了那些被皇家规矩所束缚的官窑。 龙纹出现在一件民窑的作品上，也能感受到宋代社会的自由和包容，让我们对宋代审美的理解呢有了新的认识。 1918年巨鹿出现了罕见的旱灾，人们挖井自救，意外的挖出了这座掩埋了812年的巨鹿古城，当地人开始大肆盗掘古城遗址，大量的北宋古瓷出土，大批巨鹿宋瓷因此流传到世界各地。这件宋代的磁州窑龙纹花瓶，在1935年的时候由纳尔逊信托基金会购买，正式入藏纳尔逊博物馆，成为了该馆最骄傲的亚洲艺术馆藏之一。 整体的瓶子装饰有一条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龙纹，龙纹头部由瓶颈向下做盘旋，直至瓶身下，并在瓶子的足部刻写有“花瓶刘家造”的铭文，上世纪曾经有一些国内的权威学者对它提出疑问，认为它是后世的仿品，并且对于这种落款的方式以及纹饰的特点提出了一些非议，当年曾经引发学术界关于此瓶真伪问题的长期讨论，但是近些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如今学术界已经基本统一观点，将此件花瓶视为宋金时期磁州窑生产的一件供宫廷使用的精品瓷器。 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保存完好的同类花瓶之一。实际上，这是存世唯一一件的孤品。 这件作品尺寸巨大，达到了惊人的56.82cm x 25.4cm，这件作品有着将近100年十分详细的展览和出版纪录。随着磁州窑巨鹿县类型认知的提升，国际藏家开始收集这一类型的器物，日本、欧美都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藏家对巨鹿县的认知和收藏，如今刚刚开始。 另外后来在日本的白鹤美术馆也发现了一件类似的龙纹大瓶收藏，为唯一一件类似的梅瓶，同样为巨鹿县出土。这两件器物经过一个世纪的考验，其艺术造就震惊整个西方世界，并形成极高的共识。 瓶呈栏杆柱形，长颈，圈足外撇；通体饰有一条独龙及花瓣纹样，纹饰系采用剔地填彩（Sgraffito）工艺制作而成。 磁州窑龙瓶为什么重要？ 一、巨鹿县不可复制，承载着历史事件，封存了宋徽宗宣和年间漳河泛滥事件，封存的艺术瑰宝被称为中国的庞贝。 二、龙纹的装饰出在一件民窑的作品上，是对”宋代五大名窑”概念的一个疑问。 三、藏家和学者都可以从这件作品上，感受到宋代社会的自由和包容。其存在让美的边界和可能性被拓宽，让今人对宋代的对美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 何谓美，何谓宋人之美？ 宋磁仿如一本教科书，明代人提出的“五大名窑”的概念，在如今已逐渐被庞大的宋代磁器体系逐渐击溃，多样性、可能性的宋代主题，吸引着无数的藏家打开自己的双眼，拓宽对美的认知边界，通过对文化的理解和深入，连结真正的宋代精神世界。 与同时期大多数陶瓷器物不同，这件花瓶在底部的花瓣纹饰上刻有陶工的署名：“刘家造花瓶”。 北宋乾隆题字的钧瓷带御题钧瓷款盘 Dish with Imperial Inscription北宋 (960-1127)，钧窑瓷器73-22Gallery 229Dr. and Mrs. Maurice H. Cottle;Their gif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73. 北宋乾隆题字的钧瓷。乾隆真是手把手教你破坏文物。 在这件瓷盘烧制完成约五百年后，它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当乾隆皇帝细赏其淡紫色釉面时，定是满怀喜爱地将其在掌中反复摩挲。乾隆皇帝集诗人、书法家及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收藏家于一身，对于在其藏品上题字留款有着近乎痴迷的执着。为此，他下令宫廷工匠刮去瓷盘表面的釉层，显露出下方的陶胎，并刻上了一段文字，这极有可能出自皇帝本人的御笔：“千峰翠色。奉敕题于丁酉春日（1777年）。” 梅瓶北宋（960–1127年），磁州窑铅釉炻器编号 33-11/10With C. T. Loo & Co., New York, no. 65077, by January 25, 1933 Purchased from C. T. Loo &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3. 这种宽肩、收腹、圈足内敛的器物，通常被称为“梅瓶”。尽管在后世它或许确实被用作花瓶，但在宋代，此类器皿很可能是用来盛酒的。其花卉纹饰采用“剔花”工艺（即在白色化妆土上刻划直至露出胎体），随后施以含氧化铜颜料的铅釉。 卵形罐北宋（960–1127年），磁州窑施白化妆土炻器编号 70-3Gallery 229Nagatani, Inc.;Purchased from Nagatani, Inc.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70. 这件罐身完美展现了宋代陶工描绘花卉纹样的精湛技艺。罐身上优美的折枝牡丹纹采用“剔花”工艺制成，即在施过化妆土的器坯上刻划纹样，露出底层的胎体。有时工匠会将背景完全剔除，但在此例中，工匠选择保留背景，并利用工具在背景处刻划细密的小圆圈，以此凸显主体纹样。 易县辽三彩罗汉 Luohan辽金 (907-1234)河北易县Gallery 229 罗汉（梵语：Arhat）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指已获得彻底解脱、远离尘世以专心证悟的修行者。这尊造像出自河北省易县高崖洞窟中发现的一组罗汉像，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几尊之一。罗汉端坐于风化岩石底座之上，双手结禅定印，彰显出其深沉的定力与超凡的精神气度。这尊略大于真人尺寸的雕塑展现出肖像画般的特质：雕塑家细腻地刻画了人物庄严的神态与威仪，并逼真地呈现了柔软厚重的衣褶质感。 纳尔逊博物馆所藏的是保存状况和艺术水准最优的一件。三彩陶器做得这么大而没有变形和烧裂，发色纯正，显示了辽金三彩工艺的高超水准。它的风格与山东长清灵岩寺北宋罗汉彩塑近似，以逼真写实和世俗生活气息著称，但胜在不像泥塑那样要遭受后世重装涂饰。 了解更多美国博物馆收藏的易县罗汉，请戳下面链接:<a href="https://www.meipian.cn/59s9nlvh" target="_blank">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中国圆厅的藏品</a> 观音菩萨像元代（1279–1368），约1298–1299年青白瓷（施釉瓷器）编号 35-5Gallery 229Purchased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5. 这尊慈悲观音菩萨像面容慈祥，佩戴着精美的珠宝饰物，呈“自在坐”（Maharajalila，意为“王者般的安逸姿态”）坐姿。观音的头饰虽已残损，但仍可见阿弥陀佛（与观音关系密切的佛陀）的小型形象。雕像下部未施釉，这可能是因为原计划进行彩绘，也可能是因施釉工艺不当所致。底座上刻有相当于1298–1299年的纪年款识，这对于断定一批同类瓷塑的年代具有关键意义。 元—清观音菩萨漆金泥塑像元代（1279–1368年）或更晚时期；木胎泥塑，表面髹漆贴金编号 35-36With C. T. Loo & Co., by April 1935;Purchased from C. T. Loo &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5. 这尊慈悲的佛教神祇——观音菩萨像，传统上被定代为元代（1279–1368年）作品。然而，近期的科学分析结果可能指向不同的结论。对雕像外层有机材料的检测显示，其年代约为1700年至1900年间。不过，该雕像内部还包含一层可能制作年代更早的结构，但这部分尚未经过检测。我们眼前的这尊造像，很可能是一尊年代较早的雕像，在18或19世纪又被加覆了一层泥塑与漆层。无论其确切年代为何，我们依然能够欣赏其慈祥的面容与优雅的姿态。 Gallery 230 在纳尔逊博物馆众多空间中，“中国庙宇厅”（Chinese Temple Room) 无疑是最著名、也最受观众喜爱的一处。该展厅筹建于1930年至1933年间，汇集了众多享誉世界的中国佛教艺术珍品。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展厅本身这一空间实体，它堪称美国亚洲艺术陈列史上的一个杰出典范。 点击链接了解更多中国庙宇厅，南海观音、智化寺藻井、广胜寺壁画《炽盛光佛佛会图》::<a href="https://www.meipian.cn/5o73ybm2" target="_blank">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的中国藏品——中国庙宇厅</a> 立姿菩萨 Standing Bodhisattva金 (1115-1234)51-42Gallery 230山西平顺大云院(?)Purchased from Alvin Gregory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51. 这尊金代造像保存完好，品质上乘，堪称典范。人物身形饱满，飘逸的衣袍和缠绕的披巾赋予其庄重的动感。精湛的雕刻和高浮雕的衣褶营造出光影交错的戏剧效果，与丰富的色彩相得益彰，使人物形象既威严又温和，充满人情味，令人赏心悦目。 菩萨中空的背部有装脏，即在造像背面一个密封的凹槽中发现一份折叠紧密纸质手稿，其中的一页写有清晰的墨书，共九行八十字，文字记录木雕，元至正九年（1349）修复并重新上色佛、菩萨三尊。手稿中列出了工匠和捐赠者的姓名，以及寺庙名称——太云禅院。太云禅院便是今天山西临汾洪洞县广胜寺镇石桥村北的泰云寺，距广胜寺下寺仅8公里。重妝意味着木雕早于元至正。 菩萨装脏的墨书将木雕的年代下限划在了元代，但博物馆将木雕的年代定在宋金时期，这应该参考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M）的一对观音和大势至菩萨木雕。 而“中国庙宇”展厅中的《炽盛光佛说法图》壁画正是来自广胜寺下寺后殿，是博物馆1932年从卢芹斋手中购入的。所以当博物馆1951年从Alvin Gregory手中购入这木雕，木雕和壁画可谓山西老乡海外相见，原来你也在这里。 观音菩萨头像南宋(1127-1279) 13世纪62-2Gallery 230With C. T. Loo & Cie, Art Ancien de Chine, Paris, by September 13, 1961;Purchased from C. T. Loo & Cie by J. T. Tai & Co., Inc., New York, no. YT-4287B, September 13-November 27, 1961-1962Purchased from J. T. Tai & Co., Inc.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62. 观音菩萨 Guanyin Bodhisattva元 (1279-1368)Gallery 230Robert E. Curtis Ltd (Kyoto, Japan);Purchased from Robert E. Curtis Ltd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59. 这尊造像与对面的一尊菩萨立像以及右侧立柱上的菩萨头像，同属中国北方山西省兴盛一时的重要佛教造像流派。与大多数造像严格的正面姿态不同，该造像的身躯微微向右扭转，暗示其原为“三尊像”组合中的一员，位于主尊像的左侧。胸前及左肩处的结带、以及垂于右肩的发束，其线条处理流畅优美，工艺尤为精湛。宝冠上雕有一尊微型阿弥陀佛像，由此可确认其身份为观音菩萨。 明持莲菩萨立像明代（1368–1644年）铜鎏金（局部可见鎏金痕迹）编号 39-26Dr. Otto Burchard;Purchased from Dr. Otto Burchard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9. 站立像，双脚踏于莲花底座。右臂下垂，可能握有瓶子。左手上举，持莲花。菩萨冠冕、珠宝等饰物。衣边饰有雕花图案。 这尊菩萨像装饰华丽，左手持一枝盛开的莲花。这种手持莲花的姿态通常是“持莲手菩萨”（Padmapani）的特征，但其头冠上饰有微小的日月图案，这些纹饰可能表明它代表的是另一位佛教神祇。 Gallery 231 奢华与陵墓约公元前300年——约公元200年 陵墓是逝者灵魂的安息之所，其建筑与陈设须与其生前的身份地位相匹配。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初期，新型陵墓形制开始涌现，逐渐取代了此前作为主流的木椁土坑墓。皇室陵墓有时开凿于山体之中，形成庞大的墓室与通道网络；而其他各类陵墓则多采用烧制陶砖与石板构建，并饰以各类吉祥图案。为了让逝者在死后世界延续生前的生活方式，墓中常随葬各类生前享用的珍贵物品，如鎏金铜饰件、玉器、漆木器、玻璃器及丝织品等。与早期那种风格庄重肃穆的礼仪青铜器（参见232展厅）不同，这些奢侈品选材名贵、质感细腻、造型优美，既旨在彰显威仪，亦意在取悦观者。然而，并非所有生前物品都能尽数随葬，因此人们专门制作了被称为“明器”（意为“明亮之物”或“灵明之器”）的替代品用于陪葬。在南方地区，木质侍俑较为常见；而在其他地区，人们则使用陶俑及各类陶制模型作为象征，既以此彰显逝者的财富，又祈愿其在来世继续享有安乐与尊荣。 玉佩西周（公元前1046–771年）至战国（公元前475–221年）时期；玉（软玉）从上至下：52-46；35-88、34-56、50-21、47-33Gallery 23152-46: J. D. Chen;His gif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52.35-88: Purchased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5.34-56: Purchased on the Chinese art market,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450-21: Mrs. Chang, by March 1950Purchased from Mrs. Chang, through C. T. Loo, Inc., New York, no. c-20,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50.47-33: With Robert Rousset, Paris, by 1947;Purchased from Robert Rousset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47. 玉石既坚固耐用又珍贵无比，往往在入土随葬之前，便已历经数代、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流传。尽管这些玉佩制作于不同时期，但它们完全有可能像此处展示的那样被串联起来，作为胸饰佩戴。最上方的两件玉片和一件玉璧，其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4至3世纪。从上往下数的第三件玉饰工艺相对粗犷，年代可能稍早，约为公元前4世纪。最下方玉佩上的龙纹与鸟首造型，则具有西周中晚期（约公元前10世纪末至9世纪）的典型特征。 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公元前3世纪玉（软玉）编号 50-43Gallery 231With C. T. Loo & Co., Paris and New York, stock no. 85440, by June 1936-1950 Purchased from C. T. Loo, Inc.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50. 玉环常悬挂于腰带或腰饰之上，但像这件作品这样饰有精美镂空工艺的实物却极为罕见。其纹饰由交织的带状纹样与鸟首构成，线条流畅灵动，似乎模仿了南方楚国漆器的风格。玉石呈现出的深绿色调也是该地区的典型特征，这进一步印证了该器物极有可能出自楚国工匠之手。 洛阳金村蟠龙纹玉壁龙纹玉璧 Ritual Disc with Dragon Motifs (Bi)东周(公元前771-256)玉(软玉) Jade (nephrite)33-81Gallery 232With Dr. Otto Burchard, Peking, by December 23, 1932;Purchased from Burchard,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3. 这件玉璧是现存最著名的中国玉雕之一，据传出土于周朝都城洛阳周边的王室墓葬 (金村大墓)，被学术界公认为是金村战国古墓出土古玉中质量品格第一的绝世重器，周天子墓的龙纹玉璧。此作雕琢得薄如蝉翼，令人叹为观止，可能是该墓出土古玉中质量最好的一件；然而，其上的龙纹却呈现出极强的立体感与生命力，让人难以置信它们竟是由那坚硬难琢的玉石雕刻而成。据载，这种带有圆孔的玉璧（即“璧”）曾被用于祭天仪式；但就这件作品而言，其备受珍视的原因，恐怕与其作为礼器的功用相比，更多地在于其自身的绝世之美。 1928年，洛阳突然下了一场暴雨，东周王陵地区的洛阳金村塌出一个大洞，人们在洞中发现有古代文物，就此金村大墓就被系统的挖掘，众多文物被收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哈佛美术馆，巴黎吉美博物馆。而史克门是1931年才来到中国，但是被他捡漏，在北京遇到一个卖金村玉璧的卖家。 琉璃厂是当时北京的主要古玩书画交易地，买卖时通常都要讨价还价，有时花费几个小时、喝几壶茶后才能成交。史克门1933年买的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双龙玉璧就是漫长讨价的成果。据史克门说他当时软磨硬泡，害怕这件宝贝从手里溜走，就跟卖家磨了一个又一个小时，在喝了几加仑的茶后才拿下。 这块现世的天子玉璧表面以极其细密的阴线浮雕了满满的谷纹，似乎是寓意着五谷丰登，又或者是寓意着宇宙天体的运转，在同时代出土的玉璧中属于是最大规格的天子级礼器。而且它还被称为形同双壁。因为在玉璧正中的中间圆孔内部，工匠以镂空拉丝工艺雕琢了一条极具延伸感，回首蓄势的螭龙，龙身蜿蜒灵动，完美的契合了内缘的弧度，在玉璧的圆形外缘，工匠又用透雕手法雕刻了两条正在并肩腾跃，但体态、神情大小各异的镂空螭龙。而这两条龙身体极度的扭曲舒展，龙首回盼，形成了极富浪漫主义的抱臂龙的视觉。这种将平面仪式感与三维立体动感完美融合的构图，代表了中国古代玉器雕刻史上的最高巅峰。 一对饰件（可能用于战车）青铜鎏金嵌玻璃珠车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公元前3世纪鎏金青铜镶嵌玻璃Eskenazi (US) Ltd.;Purchased from Eskenazi (US) Ltd.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2000.2000.15.1,2Gallery 231 这对构件铸有相同的鸟兽纹饰，且呈左右对称布局。兽首的眼部与躯干部位均镶嵌有饰以白色旋纹的蓝色玻璃，称为"蜻蜓眼"，是来自西亚，这种车马器为先秦王器。构件一端呈分趾蹄状，蹄跟造型精美，中心镶嵌着旋纹玻璃；另一端则为开口，用于套接杆体。构件的主体纹饰为一只凤凰，其尖喙微张，长尾向上卷曲延伸至蹄部。在蹄部下方，一只猴子蹲踞在一条龙形生物的尾巴上；这条龙形生物沿构件蜿蜒盘绕，其行进方向与凤凰相反，并与其他动物纹样相互交织。 仔细观察，可见龙与鸟相互交织，缠绕着一条倒置的鹿腿。龙身呈倒置状，从底部向上仰望。在顶部、即蹄部下方，一只猴子坐在龙尾上，同时将手臂搭在鸟的尾羽上。尽管我们尚不清楚这些饰件的具体用途——它们可能是战车部件——但如此精美的器物很可能彰显了其王室所有者的身份。 带盖陶碗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施釉并镶嵌玻璃的陶器编号 34-157 A,BGallery 231With Dr. Otto Burchard, Beijing, until 1934;Purchased from Otto Burchard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4, through Lawrence Sickman. 战国时期，玻璃珠日益流行，并开始被镶嵌在其他器物上作为装饰。通常，玻璃珠多用于装饰青铜器等贵重材质的器物，而这件作品则是一个罕见的例子：它利用玻璃珠来点缀质朴的陶器，从而提升了器物的格调。这些玻璃原本呈现出光滑亮泽的深蓝色，但在两千多年的地下埋藏过程中，因材质劣化而转变为浅绿松石色。 这组墓室砖为一对，原本位于一个墓室的门楣上。至今有一块上还保留了部分彩绘。龙在墓室中既是守护神兽，也可能起到引导灵魂升仙的作用。 这对砖块最初绘有鲜艳的色彩，曾作为一座墓室的门楣。 墓室砖 Tomb Brick战国(公元前480-221)，公元前三世纪35-323 BGallery 231 Purchased through Law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5 墓室砖 Tomb Brick战国(公元前480-221)，公元前三世纪35-323 AGallery 231 Purchased through Law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5. 该物件是一件低温烧制的三角形陶瓷构件。其顶面刻有龙与武士的纹样，四周环绕着模印的波浪与绳索纹边饰。纹样内部未见任何颜料痕迹（尽管档案记录显示存在红、白两色颜料的残留，但在显微镜下检测时并未发现）。其背面似乎覆盖着一层连续的石膏层，内部可能嵌有铁筋作为加固。该构件通过螺钉固定在一块厚约四分之三英寸的木板上；这些螺钉穿透了背面的石膏层，并可能已直接钻入陶瓷构件本体之中。 龙是神权的象征；尽管不生双翼，它们却能腾云驾雾，翱翔于九天之上。在墓室的语境中，龙的形象不仅代表着一种守护之力，或许还充当着墓主灵魂通往天界旅途的载体。其修长飘逸的形体与富有弹性的轮廓，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些神兽所蕴含的磅礴动势。 酒杯耳杯（或称羽觞）秦代（公元前221—前206年）黑红漆48-36/4Gallery 231 盗墓来到秦汉。有秦代的漆器。 杯口配件与杯架 Rim Fittings and Stand for a Cup西汉 (公元前206 -公元9 世纪)鎏金青铜，配现代仿制有机玻璃杯2006.12.A-CGallery 231 这些饰件最初镶嵌在一件漆制的“耳杯”或“翼杯”上，正如邻近展柜中所陈列的那些器物一样。此类杯具通常用于宴饮场合，但鉴于这些饰件及底座的尺寸异常硕大，这件器物或许还兼具某种礼仪用途。其爪状足部造型，可能象征着一种具有生发活力的神秘云气——即所谓的“气”。 盗墓来到秦汉，有汉代的杯子。 阔步之龙 Striding Dragon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9年）32-185/8Gallery 231Yamanaka & Co., New York, until 1932.Purchased from Yamanaka &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2. 修长的线形龙纹，颈部呈弓形，右侧肢体向前迈出，尾部向后扫出。 公羊造型的灯 Lamp in Form of a Ram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9年）青铜35-218Gallery 231Purchased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5. 汉语中“羊”与“吉祥”谐音，因此羊的形象在汉代艺术中十分常见。 羊的背部翻转过头顶，形成一个盛放灯油的容器。灯芯可能延伸至后方，使灯体开口处可作烟灰缸使用。 这一组是西汉时期的墓室砖。这种大块的空心砖是当时建造墓室的流行材料，价格上也比石材要优惠。老虎和鸟可能是表示方位的白虎和朱雀，下面那块中心的树可能是扶桑，两边执着戟状兵器的可能代表着墓室的护卫。 墓砖像 Tomb Brick 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9世纪)33-8/9Gallery 231Yamanaka and Company, New York, until 1933;Purchased from Yamanaka and Company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3. 汉代墓葬建筑中所用的大型空心砖，常饰有寓意吉祥的主题纹样，旨在为墓主带来愉悦与庇佑。其中的虎与鸟纹样，可能分别象征着神话传说中的“四方神兽”之二；而那株繁花盛开的树木，或许意指神话中的“扶桑”或“桑树”。马匹作为自中亚地区引进的生灵，被视为权势与勇武的象征。至于那些装饰在竖向砖体上、 墓砖像 (局部) 墓砖像 Tomb Brick 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9世纪)33-8/12Gallery 231Yamanaka and Company, New York, until 1933;Purchased from Yamanaka and Company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3 墓砖像 Tomb Brick 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9世纪)33-8/13Gallery 231Yamanaka and Company, New York, until 1933;Purchased from Yamanaka and Company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3 墓砖像 Tomb Brick 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9世纪)33-8/14Gallery 231Yamanaka and Company, New York, until 1933;Purchased from Yamanaka and Company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3 身着宽袍大袖的人物形象，因其手持一种刀刃呈杏叶状并装有长柄的“戈”（即长柄短刃斧），故可判定其身份为墓葬的守护者。 墓室包砖 Casing Slab of a Tomb Chamber东汉 (25-220)34-73Gallery 231 东汉时期，石板常取代砖块，成为墓葬建筑的首选材料。刻于石板之上的浮雕，往往描绘神话场景或上层社会的生活图景。 这是汉代代表性的画像石。汉代画像石不但时间跨度大，地域分布也很广，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中心。 这块画像石分成三个场景，上层画面刻有一只长翼之鹿及一匹长翼之马，旁有一人物正欲跨骑其上；其上方则刻有一只奔跑的老虎，以及一个长翼、呈下坠之势的人物，此人或为杂技艺人。中层画面展现了一位舞者与一位正在弹奏“琴”的乐师；下层画面则刻有两位骑马者，推测应为官员。这些都是汉画像石中的典型元素。 汉代人的死亡观念是二元的，一方面相信死后灵魂会“升仙”，所以墓室中会表现出神仙异兽这些祥瑞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也相信死后还有一部分会延续和生前基本一致的生活，所以墓葬中又会有许多和日常生活类似的场景，如宴饮、歌舞、出行等。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下，墓室成为了一个微缩的宇宙观，最高层为“天”和统治四方的神灵，中间是灵魂可以去往的仙界，而最下面（被认为是地底下）就是亡魂存在的世界。 墓室砖 Tomb Brick东汉 (25-220)35-287/5Gallery 231Purchased through Law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5 这块巨大的砖块原本应是某座墓室上部墙体的一部分。其顶部模仿了建筑的屋檐造型，可能是用于墓门处；正面则饰有种种吉祥纹样，包括：鹿首（或许寓意长寿）、钱币（象征财富）、具有辟邪功效的怪兽面具，以及骑马和乘坐马车的各类人物形象。这块烧制而成的墓室砖因其突出的巨大神兽造型而显得更加威严。 墓室砖 (局部) 墓室砖 (局部) 铜铺首锁孔盖与圆环拉手 Escutcheon and Ring Handle汉 (206 B.C.E.-220 C.E.)2000.9.1 A,BGallery 231Purchased from J. J. Lally &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2000 铺首是中国建筑中一个颇具特色而且经久不衰的装饰，这个铺首可能用于墓葬，也可能用于当时的宫殿建筑。后来这个衔着环的家伙渐渐被“龙生九子”中的“椒图”代表了。 这块饰板，亦即防护盾，最初应是附装于墓门或宫殿大门之上的。其上的龙形纹饰双目圆睁，眉毛浓密，周身覆满鳞甲，生有一对尖耸如狼耳般的耳朵。在双眼下方，龙爪紧扣着上颌，仿佛正与自身搏斗；而其外露的尖牙则紧紧咬合着那枚环形拉手。此类龙形饰板显然蕴含着强大的辟邪神力，能够抵御一切入侵者，无论其为凡人抑或精怪，从而守护其身后的空间。 中山王刘胜（约卒于公元前113年）墓中室一景。 前景中陈列着各类祭祀用器。 后方可见石门，门后安放着身穿玉衣的墓主遗体，以及漆器、玉器和鎏金铜器等珍贵随葬品。石门上装有铺首衔环，其样式与本展厅内展出的一件实物相似。229号展厅内还展示了一座复原的完整墓门。 东汉大型陶楼多层塔楼模型 Model of a Multi-Storied Tower东汉 (25-220 C.E.)1世纪33-521.1-18Gallery 231With Liu Li Ch'ang, Peiping (modern-day Beijing), China, by August 28, 1932 [1];Purchased from Liu Li Ch'ang, through Dr. Otto Burchard and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3. 汉代时期，贵族阶层居住于以宏伟宅邸为核心的大型庄园之中，这些宅邸往往包含多层的木质高楼。这些高楼兼具防御与彰显威望的双重功用：从许多模型中可见其设有弓箭手，而在建筑设计上，它们则以铺瓦屋顶和由精巧斗拱支撑的飞檐为特色。这一建筑风格在当时的诗作中屡被提及，尽显尊贵气派。这座宅邸模型门扉及侧壁上精美的彩绘纹饰表明，当时的真实宅邸或许也采用了类似的装饰风格。楼阁之上端坐的人物形象，很可能代表着这座宅邸的主人。 此类陶楼象征着永恒的居所，专为随葬而制，为研究汉代已消失的建筑形式提供了重要线索。其对称的布局与成对的塔楼结构，令人联想到当时的豪宅或宫殿。瓦顶与挑出的屋檐由木质斗拱支撑。该模型的一大特色在于其外部彩绘，这些图案可能描绘了建筑装饰、周边的树木或墙壁壁画。 这座陶楼模型由可拆卸的部件组装而成。它很可能产自中国中部的河南省，因为其风格与体量特征与许多汉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十分相似。 这件东汉大型陶楼，正面左右两壁各画有一棵树，树上画有棲鸦，业师薛永年教授在早年的访美纪行文章中称为《双树棲鸦图》，并誉之为存世最早的独幅花鸟画。仔细观看，发现它是五层彩绘陶仓楼，楼前带有半圈院墙，院墙和楼体基层外都绘有树木，提示这些画出来的树木更可能是表现院外围绕的树木实物，而非外墙壁画装饰。 这件陶楼显然是早年被盗掘出土的，地点不详，年代归属于公元1世纪，应为新莽到东汉前期。近年曾见到河南省焦作市白庄西汉晚期墓中出土的一件五层彩绘陶仓楼（河南省焦作市文物工作队藏，2011年首都博物馆“百工千慧——中国文物保护和科学技术成果展”展出，院内陶楼底层门口带有俑人、陶狗等附件），体量、造型、绘饰、年代都与纳尔逊藏陶楼极为相似，可以互为参证。这件考古出土品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理解纳尔逊陶楼外墙的画树是“拟真”而非“图绘”，一方面也提示纳尔逊陶楼的出土地点很可能也在河南。这些西汉晚期到东汉初年陶楼上的树木画法都已经相当成熟，作为早期花鸟画的佐证材料，是弥足珍贵的。 东汉大型陶楼 (局部) 东汉大型陶楼 (局部) 陶制托盘东汉（公元25-220年），二世纪34-218Gallery 2311934年购自荣古斋 我们深知，这件托盘并非为日常实用而制，因为其表面的颜料是在烧制完成后才涂绘上去的，因此极易磨损脱落。事实上，它是一件随葬明器，旨在替代那些由漆器等更为昂贵的材质制成的实物托盘。托盘上描绘的纹饰，寄托了生者对逝者在来世继续享有繁荣昌盛的希冀。这些纹饰包括四位呈跪姿进献供品的侍者形象，其间穿插着绵羊、公鸡、猪和鸭的图案；而在托盘的中央，则绘有一只鸬鹚和一条游鱼。这件托盘很好地体现了明器的概念。 辟邪（神兽）三国时期（公元220–265年）鎏金铜编号 32-200Gallery 231Purchased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2. 古人席地而坐，这件神兽雕像很可能用作席镇。它的形象与中国传统龙迥然不同：体态更为敦实，更具猫科动物而非爬行动物的特征，且长有双翼——这些都是中国龙所不具备的。此类神兽的造型灵感可能源自西亚地区的带翼猫科动物，被认为具有辟邪（驱除邪祟）的功效。 Gallery 232 陶鬶（guī）——礼仪用三足注酒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1900–1700年）浅黄褐色陶土；采用泥条盘筑与拍打成型工艺2006.13.1Gallery 232J. J. Lally & Co.;Purchased from J. J. Lally &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2006. 此类三足注酒器常见于中国东北及中部地区的龙山文化墓葬中。其空心的足部设计便于在火上加热液体（很可能是谷物酿造的酒）。由于器形高挑、重心不稳且质地脆弱，不适于日常使用，这类器物很可能用于礼仪场合，或许是向祖先进行祭酒仪式时所用的器具。 本展柜内所有展品均为玉器。 礼仪用戈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前1046年）玉制刃部，青铜柄茎编号 35-78 A, BGalkery 232Laurence Sickman;Purchased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5 柄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公元前10世纪49-2Gallery 232With C. T. Loo, Inc., New York, by 1949;Their gif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49. 蝉形饰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编号 2003.15Gallery 232Guiseppe Eskenazi (US) Ltd.;His gif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2003. 鸟龙合体纹饰片Plaque with Composite Bird and Animal Forms西周早期（公元前1046—前771年），公元前10世纪50-45Gallery 232With C. T. Loo, Inc., by September 1950Purchased from C. T. Loo, Inc.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50. 礼仪用戈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前1046年）49-25Gallery 232With C. T. Loo, Inc., New York, stock no. 46345, February-March 1949, as Large chicken bone blade;Purchased from C. T. Loo, Inc.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49. “钺”式斧首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至前1046年），青铜编号 35-77Gallery 232Purchased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5. 此类斧头曾用于斩首人牲。斧柄连接处（内）中央刻有一幅象形图案：左侧绘有一人，其颈部正被右下方伸出的一只手所持的斧头刺穿。 右侧展柜中那尊跪姿人像，很可能代表了一位即将面临此种命运的俘虏。 卜骨残片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2至11世纪牛骨（肩胛骨）35-115/7,9,11,12, 50-31Gallery 232购藏:35-115/7,9,11,12: Zhang Naiji (张乃骥，张叔驯，1899-1948), Paris and New York, by 1948 [1];Acquired from Chang Nai-Chi’s estate by Arthur B. Rothwell (1906-1994), New York and Dallas, TX, 1948-October 25, 1960 [2];Acquired from Rothwell, by exchange,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60.50-31:With Oriental Fine Arts, Inc., New York, by March 24, 1950Purchased from Oriental Fine Arts, Inc.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50. 商代贵族利用牛的肩胛骨和龟的腹甲向祖先问卜。当灼热的金属棒触碰骨或甲的背面时，正面便会出现裂纹。这些裂纹被解读为对所提问题的回答，而问题与回答通常会被刻写在裂纹旁边。这些刻辞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实质性文字实物。展厅墙上的引文展示了其中的部分问卜内容。 张叔驯，名乃骥，英文名 Nai Chi Chang 或 N. C. Chang，字齐斋，南浔张石铭第七子。抗战前其父去世，他分得了二百万家产，成为房地产巨商，收集古钱有了充足财源。和天津方药雨，四川罗伯昭号称“南张北方巴蜀罗”张叔驯不但是古钱收藏家，也是著名藏书家。 张乃骥是一位收藏家兼古董商，曾在巴黎经营古董店“通运公司”（Tonying & Company）。他于1939年移居纽约，并继续从事收藏活动。张乃骥曾先后供职于纽约的卢芹斋公司（C. T. Loo & Company）以及由Arthur B. Rothwell拥有的“东方美术公司”（Oriental Fine Arts）。在1960年11月18日致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长Laurence Sickman的信中，Rothwell描述了自己获得这批甲骨文的经过：“这些刻字骨片等物品原属于我已故的同事张乃骥先生的藏品，我是从他的遗产中购得的。由于他去世得非常突然，未能留下关于其个人藏品及画廊藏品后续研究所需的大量信息。恐怕我并不清楚这些物品的具体购入时间和地点，但他许多古玉及其他藏品都是在1947年和1948年两次赴华进行长期采购期间获得的。” Arthur B. Rothwell于1906年出生在Oldham，早年曾任扬子贸易公司（Yangtze Trading Company）的进口经理。他曾在纽约担任“东方美术公司”（Oriental Fine Arts, Inc.）总裁数年，直至1949年关闭画廊并移居巴拿马。到1959年，他已定居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并在Cheyenne石油公司从事石油行业工作。在1960年10月25日致Laurence Sickman的一封信中，Rothwell提议进行一项交换：用他收藏的骨雕残片，换取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馆藏中的一件冗余藏品。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用于交换的这件藏品是一只定窑杯，该杯系博物馆于1935年经由西克曼购入。这批新入藏的甲骨沿用了原定窑杯的入藏编号“35-115”。 剑战国时期（公元前475–421年)，公元前5世纪青铜，镶嵌金与绿松石编号 8.2008.2Lent by The Robert Tang Family Trus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2008. 至公元前5世纪，剑已广泛流行，既是武器，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此剑很可能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合金铸造而成：剑脊与剑柄使用高铜合金以确保韧性与强度，而锋利的刃部则使用高锡合金。剑身上镶嵌的金饰与绿松石，加之剑柄上原有的丝带缠绕，使这件武器成为一件奢华之作。剑身两侧均有金质错铭，内容如下： “吉日壬午，造此以供正义之用。剑脊覆以纯金。吾亲名之曰‘小X’。” 方罍 Lei 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2-11世纪青铜54-26Gallery 232With J. T. Tai (Jun Tsei Tai，戴润齐，1911-1992), Shanghai, China, by March 1949;Purchased from J. T. Tai by C. T. Loo & Co., New York, NY, stock no. 46413, March 1949-1954Purchased from C. T. Loo Chinese Art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54. 与附近展柜中的斛 (Hu)和卣 (you)一样，方罍也用于盛酒。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这三种器皿的具体功能有何不同，但可能每一种都与特定的仪式相关。此方罍的器身饰有各种鸟龙纹饰，每个图案都经过精心设计，占据了一定的空间。方罍的常见特征是，其盖上的面具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朝下。顶部的把手饰有一只小蝉，或许象征着再生。 青铜礼酒器（壶）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2至11世纪青铜55-52Gallery 232J. D. Chen;Purchased from J. D. Che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55. 该器物以其丰富多样的纹饰和细腻繁复的质感而著称。器身腹部饰有一组硕大的兽面纹（牛面纹），其特征包括突出的双眼、下颚及利爪；与上方兽面纹各部位相互连结的形态不同，此处的兽面纹各要素呈现出彼此独立、互不相连的特征。在腹部纹饰上方，饰有一组高浮雕的似羱羊（ibex）兽面纹，两侧各伴有一条龙纹。器身的最上层与最下层区域，则饰有与背景平齐的各类龙纹变体。器身两侧设有系耳，原应穿有绳索以便提携。 青铜饪食器（鬲Li鼎）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前1046年）公元前12世纪末期至11世纪早期青铜35-250Gallety 232Ni, Beijing, China;Purchased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5 该器物结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三足器形特征：即“鬲”的分裆袋足与“鼎”的实心柱状足。每条腿上方居中饰有一张兽面纹（饕餮纹），口沿下方的带状区域则饰有较小的S形龙纹。器身设有提梁（或耳），便于将其从火上移开。 青铜盛酒器（尊）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前1046年），公元前11世纪青铜50-67Gallery 232Tonying and Co.;Purchased from Tonying and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50. 扉棱突显了这件“尊”式酒器起伏有致的轮廓。尽管“尊”的外形酷似加宽版的“觚”，但它属于一种独特的器型，且很可能承担着不同的礼仪功能。器身主体及下腹部的纹饰由居中的兽面纹及其两侧的小龙纹构成，其上方狭窄的带状区域内则饰有小鸟纹；颈部的纹饰带上，形态奇特的龙纹呈纵向向上攀爬。 青铜礼器“觚” Gu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至前1046年），公元前12至11世纪青铜编号 34.244Gallery 232With Liu Shih-an, K’ai Feng-fu, Honan (Kaifeng, Henan), China, by June 12, 1934;Purchased from Liu Shih-an,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4. “觚”是一种用于盛酒祭祀的常见礼器。在大型墓葬中，曾一次出土多达50件此类器物。该器物的底部始于腹部下方的收束处，因此其实际容酒量相当有限。其优雅的喇叭形口部适于倾倒酒液进行祭祀，若直接就口饮用则极易洒漏。 青铜酒器（斝，Jia）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至前1046年）公元前12至11世纪青铜58-9Gallery 232With C. T. Loo, Inc., New York, stock no. G9136, by February 1951-1958;Purchased from C. T. Loo Chinese Art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58. 尽管通常被称为“酒”，但中国古代的酒实际上是由谷物发酵而成的——北方多用粟（小米），南方则多用稻米。在寒冷的季节，人们习惯温酒饮用，并使用“斝”（jiǎ）等器皿在火上加热酒液。器身腹部饰有怪兽面纹，纹饰由一道中央棱脊分隔，两侧各有一条以鼻尖着地站立的小龙。 青铜礼器（鼎）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前1046年）公元前13—12世纪青铜33-1467Gallery 232Purchased on the Chinese art market,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3. 被称为“鼎”的三足器皿用于烹煮肉类和谷物祭品。早在公元前四千年，人们便已制作陶质鼎；后来，鼎成为青铜礼器组合中不可或缺的器类。在这件鼎上，纹饰因其较大的螺旋纹样而与底纹区分开来。口沿下方的纹饰带设计巧妙，呈现出一种有意为之的模糊性：既可解读为侧面相对的龙纹，也可看作正面的兽面纹。 西周带盖方彝 yi礼酒器 Ritual Wine Vessel西周 (1045-771 B.C.E.)，late 11th century B.C.E51-28 A,BGallery 232Low-Beer & Co;Purchased from Low-Beer &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51. 此类器物典型的屋顶状盖子表明，其造型灵感或许源自建筑。其纹饰保留了商代常见的兽面纹、龙纹和鸟纹等母题，但风格已变得更为繁复华丽，布满了各种钩状与卷曲状的纹样；而那些分隔器身侧面并突显棱角的尖刺状扉棱，可能纯粹是出于设计美观的考量，并不具备特定的象征意义。 青铜礼器“簋”（guǐ）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前771年）青铜F77-41/1Gallery 232C.T. Loo;Milton W. McGreevy (1903-1980), ca. 1940s – 1977;His gif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77. “簋”是用于盛放谷物类祭品的礼器。尽管商代已有“簋”的制作，但它在西周时期变得更为重要，反映了礼器重心从酒器向食器转移的整体趋势；事实上，周人曾批评商人过度嗜酒。该器物主体纹饰带上的盘龙形象，其躯体带有棱脊，长吻酷似象鼻。 遽(Ju)伯寰簋谷物供奉器 Offering Vessel for Grain西周(1045-771 B.C.E.)，公元前11世纪晚期—公元前10世纪早期47-26Gallsry 232 带有铃铛的遽伯寰簋，这个被认为是草原文化同青铜文化的结合，祭祀的时候叮当作响非常有仪式感。 这件气势恢宏的器物，堪称西周早期崇尚华丽造型与纹饰的风格。为增强视觉上的厚重感与张力，该器配有方形底座，并装有硕大的耳饰。与商代常见的精细螺旋纹饰不同，此器通体以素面及粗犷的浮雕纹样为主。器内底铸有一篇铭文，记载了名为“桓伯”者耗资十三串贝币（即当时通行的货币单位）铸造此器的始末。 该器物中空的底座内悬挂着一枚小铃铛。由于只有在移动器物时铃铛才会发出声响，我们可以推断，在某种仪式活动中（例如列队行进时），该器物曾被携带移动。 兽形螺旋 Zoomorphic Spiral西周(1045-771 B.C.E.)，公元前九世纪32-44Gallery 232Mr. Pai Teh Jen, Beijing, China;Purchased from Mr. Pai Teh Jen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2. 这件非凡的器物呈龙形，龙身盘绕于头部四周，吐出的长舌恰好构成了螺旋的末端。龙首饰以镂空角饰，这些角饰本身亦呈小龙之形。其具体用途至今尚不明朗；它可能曾用作战车车辕的顶端饰件，但鉴于其重达近20磅，无论在体积还是重量上，都远超现存的其他同类实例。因此，它似乎更可能是一件建筑构件，或许与宗庙建筑有关。 成王方鼎 Ch'eng-wang fang-ting祭祀炊具 Ritual Cooking Vessel西周(1045-771 B.C.E.)，公元前11世纪41-33,Gallery 232 这尊鼎以其内壁铸刻的一段简短铭文而闻名，内壁有“成王”3字铭文，为西周皇室祭祀成王的礼器，为镇馆之宝之一。铭文中记载此鼎乃为尊崇周朝第二位君主周成王而铸造。该鼎极有可能铸造于成王辞世后不久，它完美地体现了当时盛行的“周式”新风格：即以繁复的高浮雕装饰纹样为主导，从而塑造出器物的整体造型。 虎形牌饰东周时期（公元前771–256年），公元前6至5世纪青铜器35-61Gallery 232Purchased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5 这只老虎转头面向观者，尾巴弯曲搭在背上，脚下踩踏着一头鹿；鹿的头部和鹿角显露在老虎的前后肢之间。这种表现动物搏斗的主题，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里盛行于居住在欧亚草原及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游牧民族之中。像这样的饰牌，原本应是固定在衣物、帐篷或马具等便携物品上的。 祭祀用器皿（鼎）东周时期（公元前770-256年）公元前6世纪末或公元前5世纪铜质，铜镶嵌31-136/21Gallery 232With Celestin Liu, Peking (modern-day Beijing), China, by July 27, 1931;Purchased from Celestin Liu, through Langdon Warner (1881-1955),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1. “鼎”是一种用于烹煮祭品的三足器皿。这件鼎原属成套器物之一，成套鼎的数量体现了器物主人的等级地位。按礼制，九鼎之制仅限周天子享用，但到了这一时期，其他诸侯国的统治者已僭越使用了这一特权。器身上的纹饰由长有巨角、身躯相互交错的龙首构成。 礼乐钟（甬钟）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公元前6世纪末至5世纪初青铜41-34Gallery 232With C. T. Loo & Co., stock card no. 81926d, by March 1939-1941 Purchased from C. T. Loo &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41. 音乐在周代的礼仪活动中不可或缺，而大型编钟则是礼乐乐队的核心。中国古代钟的横截面呈杏仁状，这种独特构造使其能够根据击打位置的不同，发出两种不同的音调：击打钟体下部中央时发出一种音调，而击打侧缘附近时则发出另一种音调（音高比前者高出一个大三度或小三度）。这些钟通常成套铸造，旨在演奏复杂的旋律，音域可跨越五个八度。 双耳罐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或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深灰色陶器F98-9Gallery 232J. J. Lally & Co.;Purchased from J. J. Lally & C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98. 该器物醒目的轮廓与黑色器身特征，与中国西部的四川地区有着密切联系；在当地，此类器物常作为随葬品与死者一同下葬。其复杂的造型制作工艺如下：首先在陶轮上粗制成型，随后通过模制与雕刻精修器身，使其横截面呈现杏仁状，最后加装双耳。器表经过了磨光处理。 unclear location 早期的墓葬当然是商周的青铜器，我在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其中一期讲过端方收藏青铜器最终被后代卖掉的故事。而纳尔逊博物馆也正好捡漏收藏了很多端方留下来的珍贵青铜器。 咱们先从命运曲折的颂簋开始讲起。 话说那是西周晚期，一位叫龚颂的官员突发奇想，铸造了一组珍贵的礼器，来拍周天子的马屁，祈求周宣王万年长命，祝愿家国康乐大福。大家可能对周宣王不是很熟悉，但他儿子周幽王那是人尽皆知了。就这样，西周就这么被龚颂同学拍马屁给拍死了，这组礼器也就从此长眠于地。 直到清朝的一天，这种礼器在陕西被挖出来，很快被各大喜好金石的清朝官员学者给一一分走。因为是一组，人们就以“颂”来命名，颂鼎，颂簋，颂壶又被称为三颂。 纳尔逊博物馆的这件颂簋的流传可谓传承有序。 打一开始，这件颂簋就落入了收藏大师张廷济手中，他死后再传到端方那，之后流传到美国纳尔逊。而其它三颂也是各自经过名家收藏，最后不是到了北京或台北故宫，就是到了上海博物馆。 Not on View Portrait of Prince Guo (1697-1738)莽鹄立 Mangguli (Manchu, 1672-1736)清 (1644-1911) 172933-1534Not on view 如果大家看过《甄嬛传》，可能会知道果亲王允礼这个人。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参与九子夺嫡的残酷，所以雍正并没有除掉允礼，而是对这个老十七分外喜爱，对其予以重用。 正因为兄弟二人关系很好，常在宫廷切磋，所以才有甄嬛传中果亲王为哥哥戴绿帽的桥段。 很不幸，果亲王墓随着清朝的灭亡，在抗战前夕惨遭被盗，墓中出土的两件珍贵文物就这样跋山涉水来到纳尔逊博物馆。一件就是御用画家莽鹄立绘制的果亲王像，保存十分完整。 果亲王，名胤礼，康熙帝第十七子，身着紫袍，端坐于庭园之中，置身于山石树木之间。 果亲王作为清朝连续三位皇帝的儿子、兄弟及叔父，曾身居数个朝廷要职。这幅肖像画是现存作品中，展现其在艺术与文化修养方面造诣的画作之一。满族高官兼画家莽鹄立在描绘果亲王的五官时，运用了源自欧洲的明暗晕染技法；而在衣纹的处理上，画家则沿袭了传统的中国式勾勒笔法。画中的亲王端坐于一堆假山石之上，这种假山石正是典型的文人园林造景元素。背景中的修竹则象征着高洁的品格。在画作的题跋中，果亲王抒发了自己寄情山林溪水之间的雅兴。在传统观念中，中国文人往往视此类山水意境为修身养性的理想之所。 百鹤吉袍袍 One Hundred Cranes Imperial Robe清代 (1644-1911)，17世纪晚期35-275Not on view果亲墓 还有一件是允礼身上穿的百鹤吉袍服。 御制高士雅集图笔筒 Imperial Cylindrical Brush Holder with Scenes of Refined Pastimes清乾隆(1736-1795)76-10/1Not on viewBronson Trevor, until 1976;Their gift to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76. 其他著名的收藏包括:🔺国宝级文物唐代陈闳的《八公图》🔺南宋陈容的《五龙图》🔺洛阳金村错金银青铜器等 其中来自末代皇帝收藏的有— 南宋仿郭忠恕《雪霁江行图》水墨绢本卷（上有乾隆和宣统藏印），— 明陈淳《荷花图》设色纸本卷（上有嘉庆和宣统藏印）— 清金廷标《竹溪六逸图》彩墨绢本卷（上有乾隆和宣统藏印）。 购自美联邦大法官罗伯特（Owen Roberts，1875—1955）— 传唐周昉《宫妓听琴图》设色绢本卷（宋仿，梁清标等旧藏），— 南宋夏圭《山水十二景》水墨绢本卷（南宋内府旧藏，邵亨贞、王谷祥、董其昌、王翬、端方等题跋钤印）。 购自纽约山中商会— 传五代徐熙《牡丹图》设色绢本斗方册页（签名臣徐熙，12世纪）— 仿北宋崔白《汀苇雁鵞图》设色绢本团扇册页（12世纪至13世纪）。 购自藏家的— 元《鹰击野鹅图》设色纸本轴。 史克门在北京购买了— 清代莽鹄立《果亲王像》（1729）设色绢本轴— 清《仕女图》设色绢本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