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知青篇）

李唐

　　本文原作于2023年，收集于拙著《天若有情》一书中，今稍作改编，增加了图片，独立成集，以飨同是天涯知青人。

五十七年前的那天，天色凄凉，秋风萧瑟。上海北站四周红旗飘扬，锣鼓喧天，高音喇叭一遍遍的慷慨激扬的播放着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 ”

此时上海市第一列满载着赴大兴安岭知识青年的列车就要出发了，车上车下一片哭声，带着红袖章的工宣队师傅忙不迭的一会儿抚慰前来送行的父母，一会儿哄说着抽抽泣泣的即将离开家乡孩子。

……

　　五十七年过去了，回忆那远去的岁月，我没有遗憾。在那个时代，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一切，有人说，那是个错误的年代，毁了一代人，知青是悲惨人生。不，我不这么认为，不管那是个什么年代，我们的青春绽放着我们那个时代的壮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生活，大革命时期浴血奋斗的青年，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青年，六十年代赴边疆建设的青年都有着他们那个时代的苦和乐，我们也同样如此。我们的青春年华只属于我们自己，只属于我们那个年代，我们不能要求2000年的青年有我们那个年代的思想，过我们那样的生活。同样，我们也不能用现在的思维去审视过去的一切！

一代知青，知青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知青这一代人是史无前例的，也希望是后无来者的。无论过去、现在、将来历史会怎么评说。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当事人。

还历史一个真相，给自己一个总结，是这一代知青的责任。

八千里路云和月

（知青篇）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是岳飞《满江红•写怀》中的一句。不知怎么，只要一提起知青岁月，提起大兴安岭，我的脑海里就会闪现出“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七个字。处在那个“翻天覆地的年代”，经历过史无前列的“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有过“惊涛骇浪似的跌宕起伏的生活”，我的确也有“仰天长啸”的感觉。

（一）上海出发

1969年11年5日第一批上海赴大兴安岭的知青将从上海北站出发，我是其中一员，而且是年龄最小的三人之一。和众多知青与父母相拥而泣不同的是：我默默地伫立在车窗旁， 无喜无悲；更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是喜是悲。到大兴安岭的名额是我自己争取而来的，当时能够去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知青，都是通过政审的“红五类”子弟。在校狂热的中学生，都以能到祖国边疆去为荣。我也曾是学校的红卫兵，也曾一腔热血积极报名去黑龙江， 但是突如其来的惊天变化让我一下子从高高的云端打入到地底。我那常常被学校请去讲演革命史的英雄母亲，当年是共产党浙东抗日游击区的地下联络站站长，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后在党的营救下出狱。这一段本来是无比光荣的历史，却被“造反派”一句“其他政治犯为什么不能放出来，你为什么可以出来？肯定当叛徒了”莫须有的罪名抓进单位隔离审查。于是，我也从堂堂的“高干子弟”跌落到准“黑五类”。黑龙江兵团用体检不合格理由婉言拒绝我，投亲插队（当时大多是无路可走的选择）“太丢人”我不干，学校已把我推向社会。恰逢此时，大兴安岭来上海面向中专技校招人，名额分到区里，我报名力争，终于得行。这应该是喜事吧？可喜悦不起来。“战上海”战役结束后，投笔从戎的父亲随陈毅将军组成的四人小组接管了上海文化出版系统，后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任总编。那个动乱时代，更是属于“臭老九、走资派”，被送到奉贤“五七干校”，母亲在“隔离审查”也不能回家。家中我老大，十七岁，弟妹三人，幼妹才七岁，以后谁照顾？忧心忡忡。

那一年，家里只剩我们姐弟4人临别合影

看站台上，车厢里，到处都是女儿抱着爸妈，母亲拉着儿子， 或抱头痛哭，或掩巾而泣。我父母都不在，小弟小妹太幼小，我坚决不让来，只有大弟弟和邻居小伙伴送我。临行前，我很“严肃”地和弟弟、小伙伴说：“不准哭，哭就不准来送我。”此时，站在窗前，我也无从悲起。当站台第一声出发铃声响起，小弟满头大汗的钻过对面火车，从拥挤的人群缝里钻过来，拼命忍住挂在眼角的泪水，递过一个小小军用书包，告诉我里面有5斤炒面粉，爸爸吩咐说，留着身体不好的时候吃。我心好难受，默默接过背包，在小伙伴禁不住泪流满面的道别声中，在弟弟们忍不住又非要忍住的无声惜别目光中，离开车窗再也不敢回头。

稚嫩的中学生

女孩的忧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