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我和王高工的湛江中试行

吴克平

1974年，我和王高工的湛江中试行

纪 实

吴 克 平

1974年10月中旬，武昌火车站。我和王昌煌高工登上了开往湛江的绿皮火车。那一年，我26岁，王工年长我一些，他是湖南人，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我们代表武汉市化工研究所甲萘酚小组，奔赴湛江农药厂，进行200吨级工业化中试。

任务很明确：把我们在实验室里做成功的甲萘酚工艺，搬到真正的工业装置上去。之前，我们经历了小试、10升放大、100升中试，均已过关。但200吨，是真正的大考。

火车一路南行。途经桂林时，王工说想去看电影《车轮滚滚》，我则想看看桂林山水。于是我们各自行动——我去爬了独秀峰，他去了图书馆和电影院。那是我们南下途中唯一一次“分头行动”，也是紧张任务前难得的一点个人时光。

到达湛江时，这座上世记70年代的城市还带着明显的南方旧貌。霞山与赤坎之间，隔着大片农田和甘蔗地，路上能看到黄牛拉车。当地有“十大怪”之说：赤坎霞山分二块，房子朝着一边盖，男人穿裙女穿裤，人打赤脚牛穿鞋，东边下雨西边晒，马路汽车跑不快，牛车上面谈恋爱，……对于我这个从武汉来的年轻人，一切都新鲜而陌生。

但真正让我紧张的，是走进湛江农药厂看到那套200吨装置的那一刻。

中试的核心是“控制”——控制原料质量、控制反应温度、控制压力、控制反应速度。每做一批中试前，原材料样品必须分析合格；反应过程中，温度、压力、搅拌速率严格执行工艺指标；产品出来后，再分析成品参数。化工分析是一门专业，它就像工艺的“眼睛”，没有准确的数据，调整参数就是盲人摸象。

而真正让整个实验走上正轨的，是产品分析环节的加强。起初，我们只有车间常规的检测，中间体质量和成品纯度的把控的检测还欠缺实际经验，后来，所里及时派来了分析经验丰富的杨师傅，她带着专业的分析方法和严谨的检测标准，一头扎进化验室，从反应中段的组分变化，到最终产品的每一项指标，都给出了及时、准确的数据。有了这些数据，我们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看着"仪表盘"开车。哪个环节出了偏差，第一时间就能调整；哪个批次质量稳定，也能及时总结经验。效果，立刻就不一样了。

我记得有一次，产品有一项控制指标不合格。我和王工，还有当地的工技人员一起排查原因。大家围在装置旁，反复比对数据，最终发现问题是出在温度控制不稳定上。调整之后，产品质量和成品率明显提高。那次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化工生产，反应温度是最关键的条件之一，而放大到200吨级，传热和搅拌带来的“放大效应”会成倍放大偏差，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整批产品。

我们一共进行了四批次中试，基本成功。每做完一批，都要分析、总结、调整，再继续下一批。

王工是总工程师，负责技术路线把关，我则负责具体操作和现场分析。他讲湖南话，当地工人听不太清楚时，我就当“翻译”。我们俩配合默契，分工明确——他把握方向，我执行细节。三个月的朝夕相处，让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如何在现场压力下保持冷静，如何在数据异常时快速判断原因，如何把理论公式和阀门温度计一一对应起来。化工产品就是一个不断放大控制的过程——从小试到中试，从实验室到车间，每一步都在考验人对工艺的理解、对设备的敬畏、对数据的诚实。

1975年春节前，我们完成了全部中试任务，乘火车返回武汉。回所后，张菊生所长听取了汇报，对我们给予了表扬。更让我意外的是，他鼓励我去上大学——那个年代，这既是荣誉，也是期待。

但无论后来走上教育岗位多少年，1974年湛江那个冬天，那套200吨甲萘酚装置的中试实验过程，始终是我工程认知的起点。

王昌煌总工对科研工作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精神，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刻苦钻研，不断创新的科学态度，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2026年7月28日于汉口

　　当我再次翻出这张泛黄的52年前的老照片时，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到1974年的那个冬天。

那天，老同事胡昌荣来参观我们甲萘酚小试装置的。站在实验台前，我向他详细讲解着这套小试装置的工艺流程：从原料的配比、反应温度的控制，到中间产物的变化规律，再到每一步操作的关键点。他听得极为专注，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虚心提问。我拿起一只烧瓶，指着里面正在反应的料液，向他解释着这个反应阶段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和应对方法。他频频点头，眼神里满是求知的渴望。

照片真实地纪录下两个年轻人之间的经验交流的瞬间。

湛江火车站。

武昌~湛江绿皮火车的车票。（网上图片）

湛江海边。

湛江的街景。

化工车间的主要装置。

武汉市化工研究所旧址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