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童年

李从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和平年代的童年都是幸福的，每天都能看到太阳在头顶上升起，每天都沐浴着阳光的温暖，在红旗下长大成人。然而，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还是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又是学工学农搞教育革命的童年。

科学依据，一个人出生以后，四岁之前的记忆是丢失的，就是说不存在记忆，四岁后的记忆才会保存下来。屈指算来，我是三岁以后开始形成记忆的，我在湖北武昌出生，三岁前跟着父母随军去过内蒙，到过山西，又去过北京，最后落户上海。

父亲离开部队转业后在上海建工局属下的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工作，家属住房建在三门路上，建了几幢很长的砖瓦平房。一年后的1958年才搬到新落成的大连新村居住。一栋楼总共三层，基本上分配给一个单位的职工。人口多的家庭，分给一个带套间的两室户。一楼和二楼的套间都分给了多子女家庭，我们家两个孩子，分到了三楼的套间。我妈认为有一间房子住就够了，空出一间房，只付一间房的租金。于是，房管所就把空出的一间房分给了一对新婚夫妇居住。一套房里住了两个家庭，我妈觉得不方便，找房管所要求分隔，另外开门。房管所答应，说，要走程序，需要时间。二楼北间住户得知此事，游说我妈调换住房，说：“你换到二楼就没有这个烦恼了，又说，北间面积小点，还少交几毛钱房租，多划算。我妈头脑一热，冲动之下就换到了二楼的北间。三个月后，三楼的套间终于解决了分户问题。

为此，我一直耿耿于怀。那时候我才四岁，至今仍然记忆犹新。1972年年底，我被分配到汽车运输公司代培训，不满三年的1975年10月底离开上海，去到了南京梅山企业工作。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父亲作为离休老干部增配到一套住房，才改善了住房条件。

1963年夏季，我七周岁，就读于虹口区第二中心小学。学校离家很近，从家里走到学校大约三五分钟左右。班主任吕嫚云老师，40岁模样，身着蓝色旗袍，教语文课。开学第一天选班长，吕老师叫到一个女生，女生站起身，吕老师说，开始。那个女生轻声说，起立。吕老师不满意，又叫到我的名字，我站直，运足了气等待吕老师发指令。吕老师看我一眼让我坐下后又叫起了另外一个女生。那个女生一站起来立刻大声说，起立！这个女生就当了班长。

幸好我没有当上班长，因为我贪玩，读书成绩不是很优秀。吕老师为了鼓励成绩好的同学，自己掏钱买了很多玩具，成绩在前10名的同学放学后留在教室里玩玩具。一年级放署假前，吕老师宣布，署假结束后，二年级还是由我带班，只有一个男生留级，考试不及格，实在拉不上去。二年级结束后，也有一个女生留级。读到三年级的时候正是1966年。三年级下学期，老师在讲台上讲课，男同学在台下捣乱，打女同学取乐。老师教不下去，气得趴在讲台上啜泣。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学生开始罢课，跟着造反闹革命。一时间，学校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批师道尊严，造封资修的反。闹到后来，课桌椅全被砸烂，门窗玻璃没有一块是完整的，其状惨不忍睹。

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知识分子被戴上臭老九帽子，关牛棚，靠边站。工农成为领导阶级，领导一切。我们小小年纪也在领导阶级的带领下搞教育革命，读书从此跟我们断绝关系，走上了学工学农的道路。

那时候才10岁，全班同学在老师带领下到曙光木桶厂去学工。从学校走过去20分钟左右，穿过姚登阁自然村，一条小路上横七竖八着很多这样的小厂。大连西路以南是大连新村，是虹口区地界；以北是玉田新村，属于杨浦区管辖；向西以北是曲阳路，归属宝山县，那里河道密布，农田纵横交错，一派农村景象。大连西路桥下的河道上不断有装满垃圾的水泥船穿梭而过。

曙光木桶厂是个不足百人的小厂。一台立锯边，一个瘦高个工人师傅不停地锯出木条。我就把锯下来的木条搬到另一个工作场地去。中午我吃完从家里带来的饭，看到工人师傅还在锯木条，地上堆满了，就停下来，自己把木条搬过去。我只好跑过去搬运木条。工人师傅朝我微笑地点点头，又去锯木条了。收工的时候，工人师傅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我。

又到了放暑假的时候，班上几个男同学到曲阳路农村，爬到树上捉知了捉金乌虫；捉蟋蟀要半夜三更，在月光下挖地翻石搬砖。下午的太阳下特别热，曲阳路上一户农家院子里的大树上结了很多又大又黑的桑葚，就爬上去摘来吃。不料响声惊动了屋里的人，一个老头跑出来，冲着我们骂，死小鬼！听口音是山东人，我们在院子外也学老头的口音骂，死老头！

冬天一场大雪，放寒假，也去不学工学农了。我每天到楼下住套间朱家去晒太阳。我站在窗台下，一边晒太阳一边看放在床上的几本杂志。朱家孩子多，有的已经在读中学了，会把文学杂志带回家。看到知名作家的文章就借回家去抄到信纸上。记的曾经抄过周立波的小说“霜降前后”等知名作家的几篇文章。我虽然只有小学二年级半的文化水平，还能勉强看懂一部分文字。

小学六年级后，却被拦在了中学门外，中学大门紧闭，学校里死一般的寂静。被小学校赶回家，在社会上混着，算是七年级。这时候，我们又长高了，很有些天不怕，地不怕了。我们几个男生到曲阳路去玩，在大连西路桥边，正好有一条装满垃圾的水泥船驶过，一个同学朝撑船的年轻人吐了一口痰。船上的年轻人被激怒，要从船上跳上岸来打我们。我们被吓住，飞一般逃之夭夭。

第八年的1969年迎来了“复课闹革命”的机遇，于是进入北郊中学读初中。由于跟不上初一课程，老师一边补习一边教课。可是好景不长，初一没上完又开始了学工学农接受再教育的劳动，先后不间断在上海汽车电机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劳动长达一年多，又到崇明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半年多；学军更可笑，进行长途拉练，要求走完100公里，累到走不动为止。1971年暑假期间又被北郊中学赶回家，在社会上混到1972年年底，直到分配工作为至。

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放弃了文化学习。有些同学在家长的指导下搞起了手工制作。有个同学会用铜版纸折叠飞机汽车大炮等模型，我也被吸引加入其中。需要用到透明胶带，我们几个男生就从大连西路一直走到四川北路桥下的中央商场去买处理品胶带。商店里卖一角二分，处理品卖八分，我就买了一卷。回到家里才发现不够用。如果乘公交车来回要一角八分，我咬咬牙，一个人又去走了一趟。

我到南京梅山企业工作后才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实在太低，一封家信错别字连篇，父亲每次回信都要纠正我很多错别字，后来父亲送给我一本四角号码词典。我时不时就会去翻看，差不多快要把这本词典翻烂了。如今，纸质书成为累赘，很多书都处理了，唯独这本词典还留着。在梅山工作的时候，有个同事天天看新华字典，几年看下来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被称为活字典。

改革开放后，高考开禁，大学校门对有自者洞开。1977年首考，此刻我才如梦初醒，措手不及地错过；经过几个月的准备，第二年的1978年去赶考。可想而知，一个半文盲也想读大学，名落孙山是意料之中的结果。我并不死心，得知可以在杂志上读“刊授大学”，如饥似渴读了一年，经过考试，拿到了几门课程的结业证书。第二年没读完，“刊授大学”突然就关闭了。从此就走上了自学考试这条路。在我的坚持不懈努力下终于拿到了华东师范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

如今的曲阳路上高楼林立，宽阔的马路已成为虹口区的城区主干道。大连西路桥也加宽加高，河道两岸已被钢筋水泥封住，湿地没有了，被一人多高的围墙拦着，站在桥上看到发黑发臭的河水，以前碧绿的河流变成了一潭死水。大连新村以南的几个自然村也不复存在，河道都被填没，那条小路上的诸多小厂早已不见，那一片全部建成了工人新村住宅小

童年时光的无忧无虑，不学无术，像一颗小苗自由自在生长着，无拘无束地长大，这样的童年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美满的。如今回想起来，小学三年半的读书才是最宝贵的财富，那种紧张而又充满欢乐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下课前，吕老师不会忘记说一句，大家按次序去喝沙滤水。所谓的沙滤水就是自来水经过黄沙过滤后的净水。女生用自带的小搪瓷杯接水喝，我们男生就直接对着水笼头喝，文雅一点的用手掌捧着喝。可能是心理作用，这水特别甜，都想多喝点。特别是每天要做假期作业，由于贪玩，会把拖欠下来的作业补上。一但静下心来写作业，看着作业本左下角的插图：水面上的一张荷叶上趴着一只碧绿的青蛙，岸上立着一间小木屋，天空飘落下点点小雨珠……看到这样的画面，会感到特别温馨。大自然是有生命的存在着，走进去，眼界顿时开阔，胸襟也会豁达，从而享受到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