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通到黑井

黄河行者

还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曾经从楚雄背个帆布包跑步到广通。因为这里是我要回大理故乡探亲的交通要道。成昆线绿皮车到广通，而广通是向滇西的集散地。那个时代成都到大理还没通火车，下车后再转汽车去大理探望爸爸妈妈。后来工作当中也来过广通甸尾一带回访过工厂的产品质量。后来也骑着一张28大杠永久牌，从金沙江边骑到昆明经楚雄到达大理。这次来参加广通的茶马古道到滇缅公路乡村跑步活动，也算是一次故地重温吧。

跑完步之后又背上行囊向黑井方向进发。全天一共行走了五十余公里山路，一路上大雨倾盆，山洪爆发，看着山间黄龙飞溅，摧枯拉朽，实在有一种触目惊心的压迫感，荒山野岭狂风大作，炸雷翻滚，真让人感受到了命运多舛的危机时刻，着实感受到了这段路程的艰险异常

本来是订好一张6:10分的绿皮车到达广通，可突然这三天停开了，只好另外又坐了一辆高铁到达。事前都想好提前一个小时跑步到火车站。这样无形当中我的费用增加了百多块。

这次来广通跑步也就是为了缅怀父亲那一代修滇缅公路的不容易。父亲说，当年他们在热带丛林里面测绘滇缅路的时候，到处都是大森林，必须有当兵的拿着枪保护着他们，防止大象或猛兽的侵扰。测量队也打死过大象蟒蛇之类的。现在一把小小的水果刀也休想带上车去。

广通历史沿革周代时期，为百濮地。汉代时期，属益州。晋代时期，属宁州。唐代时期，归南诏国。宋大理国，称路欧。元宪宗七年（1257年），称路赕十户。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设广通县，属南安州。明、清时期，属楚雄府。民国时期，废府直属于省。1958年，并入禄丰县改称广通镇。

广通镇地处滇中高原东南部，金沙江水系与红河水系的分水岭地带，地势北高南低。地形为山地、丘陵相互交错。境内最高峰位于雕翎（鹤翥）山，海拔2593.6米；最低点位于龙塘坝，海拔2040米

广通的茶叶贸易史，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作为昆明通往大理、保山、临沧等茶产区的必经之路，广通自古便有“西来之锁钥，九郡之咽喉”的美誉。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到了唐代，随着南诏国与中原的茶叶贸易兴起，广通逐渐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关键驿站。

据《康熙广通县志》记载，明清时期的广通已是“商贾云集，茶盐辐辏”。来自云南西部的茶叶，通过马帮驮运，翻越哀牢山无量山抵达广通，再通过滇西大马路转运至昆明、四川甚至内地。当时广通镇内设有专门的茶叶交易市场，“茶市昼夜喧嚣，马帮络绎不绝”，茶叶不仅是商品，更成为连接中原与边疆的文化纽带

抗战时期，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广通又成为中印公路的重要支线，数十万匹骡马驮着茶叶和抗战物资往返于此，为中国抗战注入了“茶之力量”。这段历史，让广通的茶文化又多了一层家国情怀。

茶香满街：马帮时代的茶贸盛景“运盐出井有驮牛，千里崎岖不记愁。寒夜那曾依店宿，惟寻茂草傍山头。”这首清代古诗，描绘了马帮在广通茶马古道上的艰辛与坚韧。在那个交通闭塞的年代，马帮是茶叶贸易的主力军，而广通则是他们的“中转站”和“补给站”。

走在广通老街上，青石板路上的马蹄印已被岁月磨平，但微风中似乎还残留着千年不散的茶香。这里曾是云南最早的茶叶集散地之一，南来北往的马帮在此停歇，临沧的普洱茶保山的绿茶，下关的沱沱茶从这里走向青海西藏乃至东南亚。作为滇西茶马古道的“旱码头”，广通见证了云南茶叶贸易的兴衰，沉淀着厚重的茶文化基因

每到春茶上市，广通镇便成了茶叶的海洋。临沧的古树茶、保山的晒青毛茶、德宏的滇绿茶……各地茶农通过人背马驮，将新鲜茶叶运到广通。镇上的茶行、客栈鳞次栉比，茶商们在这里品茶论价，马锅头则忙着给骡马加料休整。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广通的茶叶市场“从早到晚人声鼎沸，茶香能飘出好几里地”。

从“旱码头”到文化地标，广通的茶叶贸易千年茶香并未消散。如今，广通老街上的茶行虽然不如往昔密集，但依然有老茶人坚守着传统技艺。镇上的“茶马古道博物馆”里，陈列着旧时的马帮工具、茶叶加工器具，向世人讲述着这里的茶贸历史。

在广通镇西堡村委会，至今还保留着一段完整的古驿道。青石板路上的马蹄印清晰可见，当年马帮的铃铛声仿佛仍在山谷回荡。沿古道分布的清风桥、胜利楼、镇楚门等古建筑，成为广通茶马古道的活化石。2012年，滇中古驿道（广通段）被列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当地发展文化旅游的重要资源。

漫步在广通老街，看茶农晾晒茶叶，听老人讲述马帮故事，品一杯地道的广通普洱茶，时光仿佛在这里慢了下来。这缕跨越千年的茶香，不仅是广通人的乡愁，更是云南茶文化传承不息的见证。正如明代诗人杨慎在广通留下的诗句：“垂柳阴阴水拍堤，春晴茅屋燕争泥。”茶香与诗意，早已融入这座小镇的血脉。

广通的文物古迹清风桥清风桥位于清风村委会境内，始建于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嘉靖年间（152年—1566年）及清同治九年（1870年）两次重修。桥长12米，宽5 米，拱厚0.8米，桥中心距河床高6米，桥面随拱高出两岸路面呈圆弧形。永定桥永定桥位于平地村委会境内，该桥始建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据传当年红军长征经过此地时，就是踏着这座铁索桥走过彼岸的

‌朱徽煠‌：明太祖朱元璋之孙、岷王朱楩第四子，‌宣德四年（1429 年）封广通王‌（郡王），封地关联今禄丰广通镇；正统年间因兄弟内斗勾结苗民起兵失败被废为庶人

梁雍‌明朝万历年举人（广西柳城人）约 1582 年任‌广通县令‌。他入乡随俗调和民族关系，使当地由“难治”转为“善治”任满后调离；其本人因清廉赈灾、抗疫救人，被家乡广西柳城祀入“乡贤祠”

正德年间贵州最让人头疼的，并不只是山路难行和土司盘根错节，还有一类人身份极其特殊：他们挂着宗室郡王的名号，却把手伸进了地方军政的缝隙里。朱徽煠朱徽焟兄弟就是这样的人。一个是广通王一个是阳宗王，按理说该在宗法秩序里安稳度日，可他们偏偏选择了另一条路：借苗民之力图谋作乱。这里面的门道，不只是“造反”二字那么简单，而是宗室地方势力、个人野心几股力量纠缠在一起的结果。明代中后期，像这样的宗室案子并不少见，但兄弟二王敢把叛乱做到贵州边地，仍然足够刺眼，也足够说明当时大明内部的缝隙已经多深。

事情要从贵州的地理说起。山高路险，州县零散，朝廷的手伸到这里，本就不如中原那样有力。苗民聚居之地，向来有自己的风俗和头领，地方官若处理得当，尚能维持平稳；一旦逼得太紧，便容易出事。问题在于，朱徽煠、朱徽焟并不是单纯利用苗民，而是把宗室身份变成了号召力。

朱徽煠与朱徽焟，同属明室宗亲。宗藩制度本意是“枝叶扶持”，用封王来安抚朱姓子孙，维系皇权续宗。可到了正德年间，一些远支宗室早已和真正的政治中心隔得很远，俸禄田产声望都有限，心思自然活泛起来。这类人未必真有多少政治抱负，更多时候是把“王”的名头当成了可动员资源。对地方上那些不满官府压迫的人来说，郡王的旗号，多少有点唬人

朱徽煠先是暗中联络边地势力，接着与朱徽焟互相呼应，试图把本来松散的地方矛盾拧成一股绳。朝廷最怕的，就是宗室牵头、地方附和、边民响应，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处理起来远比普通流民更麻烦。

造反这件事往往不是一声号召就能成的，背后总要有筹码。朱氏兄弟的筹码，除了宗室身份，还有对苗地现实矛盾的利用。贵州边地长期存在赋役沉重军政掣肘、地方豪强欺压等问题，苗民并非天生要反，只是当生计和安全都被挤压到边缘时，任何一个看似能提供“出路”的人都会顺从

朱徽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不轻。他与朱徽煠合谋之后，并非简单等待时机，而是积极拉拢部众，试图扩充声势。对苗民头目来说，跟着宗室起事，至少比单独对抗官军更像一场“有名分”的行动。可这种名分很虚。朝廷讲的是王法边地讲的是现实，等到官军一到，名分立刻变成纸糊的

赌局从一开始就不稳。宗室若真要成事，至少得有周密部署、稳定粮饷和清晰路线，可朱氏兄弟把事情想得太简单。苗民愿意跟随，是因为现实压力，而不是因为真心拥戴。只要局势一变，人心就会散

明廷对边地叛乱的反应，向来不算迟钝。尤其涉及宗室，更是不能拖。因为这不是普通地方骚动，而是宗法秩序被直接挑衅。朝廷很快调兵进剿，地方官也不得不把原本分散的力量收拢起来。官军的优势很明显：有名义有调度，有持续补给。叛军的短板也一样明显：有口号没根基

朱徽煠朱徽焟本想借苗民之力制造声势，结果却陷入了边地作战最常见的困局——山地难守队伍难整号令难齐。苗民善于熟悉山路，却未必愿意为宗室陪葬；而宗室懂礼法，不懂边地风土，双方的配合注定别扭。试想一下，一边是想快速夺取局面的人，一边是只求保住眼前生计的人，这样的联盟能撑多久？答案不难猜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对宗室叛乱的态度比对一般地方作乱更硬。因为宗室一旦失控，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州县，而是整个藩屏体系的信用。朱徽煠、朱徽焟的失败，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宗室在制度上被抬得很高，在现实里却未必真有可用的组织力。一旦越界，反噬来得极快。

这场叛乱的结局，并不出人意料。朱徽煠、朱徽焟最终都没有逃过朝廷追捕。案发之后，相关人等陆续落网，审讯过程也牵连出更多地方关系。宗室涉逆，性质极重，按明代法度，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对这类案件，朝廷一般不会心慈手软，因为一旦开了口子，后面还会有人照样学样。

从结果看朱氏兄弟的下场是注定的；可从过程看他们并非只是“两个坏人”那么简单。明代中后期边地治理已经显出疲态。宗室俸禄体系拖沓，边疆军政结构复杂，土司、流民、苗民、官府之间互相掣肘，谁都不是铁板一块。朱徽煠朱徽焟正是踩中了这些缝隙，才敢谋乱

朱徽煠、朱徽焟案子之所以值得反复提起，不只是因为他们造反，更因为他们把明代宗藩制度的隐患暴露得很直白。宗室在名义上是皇权的延伸，实际上却可能变成边地动荡的变量。尤其到了正德年间，朝廷内部已有不少积弊，地方治理也不再像洪武、永乐时那样有强烈的控制力。边远地区一旦遇到宗室与地方矛盾勾连，局面就会迅速恶化

从朱氏兄弟身上，还能看出一个很现实的逻辑：当制度约束变弱，而身份特权仍在，很多人就会误判形势，以为自己还能靠名头压住局面。可历史反复证明，虚名不是兵，宗室也不是护身符。能不能站稳，终究要看根基和人心。朱徽煠、朱徽焟的故事，正是这种错判最典型的一例。

在禄丰县广通镇清风办事处岔路村旁的小河上，有一座长12米宽5米的单孔石拱桥。桥虽不大，但却是昔日迤西古驿道通往广通的一座重要桥梁。桥始建于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距今已六百余年。古桥在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及清同治九年（1870年）曾两次重修。以清同治九年重修算起，距今也有139年。这座石拱桥最为奇特之处是桥的两边各长一棵当地俗名黄念茶树的大树，树高约20米，粗约3人合围。两棵大树分立左右，如凉亭伞盖荫护石桥，炎夏季节，过往商旅及附近居民都到桥上乘凉观奇。这座桥被称为清风桥和双树桥。旧时《广通县志》曾将清风桥列为广通八景之首，今天的清风办事处也因桥而得名

久闻清风桥的名声，而且得知桥上的两棵大树已经倒了一棵。大树倾倒，树旁的半边桥面必然会被拽塌。倒了半边的清风桥还在吗？它还能经受风雨考验吗？广通寻觅清风桥。很不凑巧，从禄丰到广通，一路下雨。到了广通，雨势更大。冒着倾盆大雨，见到了桥上那棵黄念茶树。大树基部一两米高的树干已经朽空，但却依然枝繁叶茂，隆起的树根牢牢扎进桥基之中，就像粗壮的大手把古桥紧紧抓住。

冒雨穿过草丛，穿过长满玉米、水稻的庄稼地，走到小河下游的桥下，终于看清了清风桥的全貌。清风桥桥中心距河床高约6米，单孔石拱桥面随拱高出两岸路面成圆弧形，拱圈最薄处不足半米，显得有些单薄。桥上的大树不见根须，仿佛就是从桥上长出来的，古桥与古树浑然一体。尽管裤脚和脚上的鞋袜早就被雨水湿透，依然十分激动，倾倒的大树并没有使清风桥受到灭顶的灾害，它风韵犹存。回到桥上，有一位年过半百的村民从桥上通过，我们问他桥上另一棵大树是什么时候倒的，他肯定地说："1974年被大风刮倒的。"老人说，两棵树一公一母，倒掉的是母树，留下的是公树。母树比公树大得多。他指了指长着几棵芭蕉的一处缺口说："母树原来就在那里。"言谈中，老人流露出几分遗憾。

太可惜了，双树桥如今变成了独树桥，只有孤单的老"公树"还在默默地守护着百年古桥。人们在古树上挂出了警示牌，古桥已成危桥，禁止车辆通行。从上游看桥，桥完全掩映在树丛之中，很能看清其本来面目。山民祈祷：愿老"公树"与古石桥常相厮守，愿古道上这道古树与古桥融为一体的独特风景永久保留下去。

康熙广通县志，卷数：九卷附加首一卷，作者：李铨修 张雄房纂，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刻本，广通县，元至元十二年(1275)改路赕千户置，属南安州。治所在今云南禄丰县西六十六里广通镇。民国《广通县查报省志资料册》：“元改广通县，虽华言，实以道通西迤，随意名之，无深义可求。”明、清改属楚雄府。民国初属云南滇中道。1929年直属云南省。1953年迁治一平浪镇(今禄丰县西三十六里)。1958年撤销，并入禄丰县。

雄关 豪儒，回蹬关：回蹬关，是古滇迤西道九关十八铺中的第八关。据《康熙广通县志》记载：“回蹬关，县西十五里，原设流官巡检一员，弓兵十四名，明万历年间裁，存土巡检并弓兵。”寥寥三十余字，给人以味同嚼蜡，平淡似水，波澜不惊感觉。

进一步查阅相关历史资料，回蹬关建于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初设流官巡检1员，土官巡检1员。土人杨宝在明征南将军傅友德克云南时，率众投诚，招安人民有功，题授回蹬关世袭第一代土巡检司。关内有士兵150名，弓兵14名，明万历年间裁去流官，剩土巡检与弓兵，清咸丰时，因战争毁关。

明人有诗云：“石蹬迢迢过此关，一重烟雾一重山。昔年回蹬人何在？今日题诗人又还。几架官厅红树里，数株春树白云间。远彝归化边尘净，觅得民兵尽日闲。”诗句证实，昔日回蹬关上修有“官厅”，并有“民兵”把守。

回蹬关南有宝马山，北有重台山，背面有鹅头山为屏障，均在海拔2500多米。左边200米处的山梁上，筑一个烽火台，关前两山夹峙，一条古道石梯回旋而下，疾风劲吹，云雾茫茫。是滇西大马路上重要的险关隘口。

相较于官方的记载，民间的传说更加丰富多彩。相传公元762年，南诏王阁罗凤领兵东征昆明，行至关前大雨滂沱，雷电轰顶，军师将卒劝其回马下岭，故得名“回蹬关”。据说关内有数株古栎树，树干中空，可容2人藏身。又传，明末永历帝西遁，在回蹬关遇暴雨，避古栎树洞中，后人又称为“救驾树”。

古代在交通要塞屯兵把守，设置关隘，一方面是征收关税的需要，二是为了军事防御和控制交通。回登关功能设置也莫如此。说起关隘的军事防御作用，历史上，就有一位状元郎记录了回登关一段腥风血雨的历史。

广通镇“回登关”关隘遗址。在关隘遗址，人们仅寻觅得少许瓦砾残迹，还存依稀可辨三三两两的古驿道铺路石，以及四、五株十来米高，直径二人围不过来的古树和一个100平米左右池塘。如果没有熟人介绍，你绝对想象不到这里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关隘，也想象不到在这里曾是发生过数万人生死鏖战的古战场。

看着关隘山脊两边，楚雄石涧坝子和广通坝子中铺满金黄的稻穗，行驰于盘山公路的汽车，掩映于天际婆娑的绿黛，我不由想起杨慎那首脍炙人口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史已远去，雄关古道，如今已被岁月的风尘抹平，留在人们心中的，只有那停留在古籍中的深深记忆。

黑井镇因盐而兴，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发现卤泉，南诏时期成为王室贡盐产地，明清鼎盛时盐税占全省64%。现存古建筑群包括武家大院、贞节牌坊、大龙祠及防洪工程庆安堤，保留传统煮盐工艺与马帮古道遗迹。古镇制盐采用薪炭法，经四次过滤和石膏吸附处理卤水，清末因海盐冲击衰落。现代依托盐文化发展旅游业，建成数字孪生管理平台和井盐历史博物馆，复原古法制盐场景

由于文风昌盛，历来尊师重教，黑井得以人才辈出，单清朝就有8人考中进士，元代至民国年间，共有进士13人，1人被皇帝钦封为“武功将军”。还有传言说，何家的四子何良，更是应招入宫参与编写《四库全书》的作者之一。至民国年间，黑井的书院还担负为陆军讲武堂输送人才的任务，后黑井果然出了5位将军，1位议会议长，4位县团级军政长官

黑井的发现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据《康熙黑盐井志》记载，彝族姑娘李阿召在放牛时，发现一头黑牛总舔舐一处岩石，追踪后发现那里有卤水自然溢出，从此先民开始采卤制盐 。考古发现这里早在‌32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活动，出土的石器、陶器、铜器证明当时已有少数民族祖先在此生息 。因为发现者是彝族，且彝族尚黑，这口井就被叫做“黑牛盐井”，后来简称“黑井”

黑井盐在‌南诏时期‌成为王室贡盐，盐质洁白味美，只有南诏王室能享用 。‌元代‌中央开始直接管理，设立威楚路提领管黑盐井盐运使司 。‌明代洪武年间‌设正五品盐课提举司，直隶于省，从应天府迁来64名灶丁大力开发 。‌清朝‌是黑井鼎盛时期，素有“千年盐都”“富甲两迤”之美誉 。明清两代黑井出了13名进士，建有寺庙56座、文笔塔5座，文化教育相当发达

黑井的大龙祠里有一座云南最大的、保存完好的古戏台。古戏台与大龙祠连为一体，合为一座走马转阁楼式建筑。滇剧是黑井的主打剧种，其演出规模和水平都是一流的，当时黑井已经具备了与昆明相同的演出条件，滇剧的行头，昆明有一套，黑井必有一套。昆明所演出的曲目，在黑井都能完整地演出。而老黑井人欣赏滇剧的水平更是一流，当时在昆明排演的大戏，都要先到黑井演出，过得了黑井人的眼，才向其他地方推广。

清末民初开始，‌海盐大量涌入云南市场‌，加上一平浪盐矿创新出成本更低的制盐方法，黑井盐逐渐失去竞争力 。民国时期盐业生产转移到一平浪，黑井虽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盐业已式微 。1952年当地成立禄丰黑井盐厂，但‌2006年盐厂关闭‌，黑井彻底告别大规模制盐历史 。如今黑井转型为‌历史文化名镇和4A级旅游景区‌，武家大院、庆安堤、古盐井等30余处文保单位得到修缮保护，盐文化通过博物馆和旅游体验继续传承

黑井产盐的历史悠久。在距今4000年前的，彝女阿招在黑牛的引导下，发现河边山脚处有卤泉自然溢出。从此，黑井先民采卤而食；青铜器时代，他们掘池储卤，用原始的薪炭法制盐；南诏时期，掘池汲卤，用釜煎盐，黑井盐成为专供王室的贡盐；元代，中央置威楚路提领管黑盐井盐运使司。但在这两千年中，黑井仅仅开挖了两三口盐井

黑井另外一个让人自豪的方面，是丰富的宗教文化。远在南诏时代，佛教就已传入黑井，随后道教、伊斯兰教也相继进入。小小的一个黑井镇上，大小寺庙庵堂就有56座、文笔塔5座、石牌坊5座，历代遗留碑刻65块。除此之外，小镇上还分布着密如繁星的戏台、书院、藏经楼、公学、私塾、孔庙……

明洪武年间，黑井设正五品的盐课提举司，直隶于省。中央从应天府迁来64名身份非同一般的灶丁，大力开发黑井。经过数百年发展，到清朝，盐业到达鼎盛，盐税竟占到云南盐税64%。解放前黑井设场务公署，但海盐“入侵”，使昔日富甲一方的盐都，因失去支柱而走向衰落。

斗转星移，沧桑变迁。“盐城”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却留下了古色古香的具有唐宋风貌坊巷，颇具明清风格的民居，碑刻、石雕、古塔、石牌坊、古戏台，以及古寺庙、古盐井、煮盐灶户等，特别是享誉省内外的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典型的武家大院，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游客。

自明朝以来的教育至上的风气，黑井出了数不胜数的知识分子。百姓教育程度高了，整个黑井的社会风气也比其他地方更好，整个黑井的民风都相当淳朴。黑井人很推崇文化及忠、义、孝这些品德。镇上的人写字都鲜有行书、草书，而是以正楷居多，取其堂正之意。另外至今仍为黑井人津津乐道的一点就是，哪怕在黑井盐业最为鼎盛、黑井每日迎来送往数万马帮和生意人的时候，黑井也没有一间青楼。

“王”字型的武家大院豪宅、贞节牌坊、道光皇帝的御笔、飞来寺、以前曾产过盐的盐井及卤水池子仍留在那里。在龙祠内悬挂着雍正皇帝所题写的牌匾，上书“灵源普泽”四个大字。此匾长2米多、宽80厘米，匾上雕有9个龙头。

“灵源普泽”四字也正是雍正皇对当时黑井卤水惠泽普天下的评价。还有始建于明末，完工于清道光年间，至今仍发挥着防洪作用，护卫着黑井镇的安全的黑井庆安堤，也是一个不可不去的地方。那些古盐井，煮盐灶，仿佛在向人们倾诉着历史的久远和沧桑的变迁……

教书更是成了武家代代相传的家训：即武家每一代的长子都必须从文，参与黑井的教育事业，清朝的一段时间里，黑井几乎充满了李、武两家的学生。两家的老师在黑井本地十分有威望，民间甚至还流传着“不知官府、只知李武”的说法

古巷幽幽，木刻花窗，雕梁画栋上附着的蛛网尘丝，青石板路上的深深蹄印，无不在诉说着它的历史与曾经的辉煌……与丽江古城的小桥、流水不同，黑井古镇则多了几分古之悠悠，情之绵绵

龙川江穿城而过，红砂石铺就的汉代马帮道与城中的街巷相依相偎。月朗人寂的晚上，红砂石砌成的石碑坊漠然矗立，五马桥边的万家灯火，叙说着一个遥远深邃的繁华世界。绵绵秋雨中，伍家大院风化的石柱脚、黑井文庙中斑驳的石墙…

在黑井，现存的铺台大约有160多个，有的仍在使用，绝大部分已废弃。所谓铺台，就是当地住家在自己临街街面用青石板砌出的一个平台，并将各种物品摆在台上出售，买卖一目了然，十分方便，赶马人牵着马便可以买东西。有的店铺为吸引顾客，还在铺台上放一瓦罐水和一把木瓢，供顾客和赶马人解渴。

如今，昔日宁静的古镇也成了游人不断到访的名站。爬山去看飞来寺，下山去吃“黑豆腐”，夜晚街巷的篝火晚会、四弦琴，好客热情的黑井村民时时显现着他们的淳朴和善良。

黑井地下之所以有那么多盐，是因为古代云贵地区是一片汪洋，因地壳运动的作用，原本的海底上升变成高山，而海水里的盐分也就沉积在了山底。每隔一些年，地壳运动一次，这些盐分便沉积一层

黑井的地下200米到3400米之间存在着3个岩层，地下水在渗透过程中将盐层溶解于其中，便成为了造福黑井的宝藏——卤水，也就是盐水。卤水并不能直接煎制成盐，而是需要经过四次过滤，并用石膏、木炭等吸收分解毒物才可放进锅里煎煮

据《黑井盐志》记载，黑井有盐最早始于唐代：黑井当地人李阿牛在山里放牛，一只特别肥壮的黑牛走丢了，李阿牛寻找黑牛到了一处井边，黑牛舔了舔井边的地面，便现出盐来。

为纪念这头黑牛的功绩，此地以后就被称为“黑牛盐井”，后称“黑井”。事实上，自汉代起，黑井先民就开始采卤而食了，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元代黑井就设有盐课提举司，元明清均称黑井。

但黑井还有另外一个美丽的名字“烟溪”。在武家大院对面开客栈的老板李云松说，以前黑井日日煮盐，小镇上空永远漂浮着煮盐产生的气体，这些烟雾降落到田间路边的沟里，久久不散，便形成了一条烟雾溪，因此被人称为烟溪。在曾经的烟溪黑井，因这煮盐的气体，小镇“四季无霜、春夏无蚊”。

黑井盐超好，坊间的流传可作参考。传说上世纪30年代，民国要选全国最好的盐出国参展，便取各主要产盐地的盐，分别放置在一摞豆腐最上层，最后只有放黑井盐的那摞豆腐从最上面一层到最下面一层的咸味都很均匀。且不论这传说的真假，随便在云南问一问老人，他们都会告诉你，黑井盐腌出来的泡菜特别鲜美

武家大院的武家，在黑井又被称为下武家。之所以加个下字，是为了区分位于黑井镇以外的村子里、同是盐商的上武家。武舜碧就是上武家的后人，多年来，他走访黑井坊间的老人，收集所有留下来的文字和记忆，并从1997年开始，自封导游，向游客讲解这些历史

明洪武年间，来自大半个中国的64户灶丁奔赴黑井大力开发盐业。有传言称，这些灶丁其实都是因为犯了错被贬到黑井的，但无论真假，这64户人确实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的努力为黑井的发展乃至最终的辉煌提供了深厚的经济基础。

风光一时的武家：武家的起源如今已不可考，曾有人说武家就是洪武年间入黑井发展盐业那64户之中的一户。但黑井知名的老导游武舜碧肯定地说，这64户的名单他曾仔细看过，并无武姓在其中。还有一种说法是，崇祯时期，因张献忠的残暴统治，武家在离黑井不远的水田村躲了几年，后落户黑井。武家在黑井初期也做过教书先生，后来才开始做生意

明朝永乐帝抢下建文帝的江山后，建文帝不知所终，成为史上一大悬案。但武舜碧说，在黑井的坊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即永乐四年，正四处流亡的建文帝曾带着随从到过黑井，并办起了黑井的第一所书院——烟溪书院。一年后，建文帝离开黑井继续逃亡，但跟随他办学的李氏一家，则留在了黑井继续教书。武舜碧说，这李家，就是黑井的第一代教书先生。李家至今还有一位叫李炎的后代留在黑井，靠打零工为生。

清朝乾隆年间，黑井流传着“黑井五子”的说法：武家的银子、何家的儿子、张家的胡子、杨家的才子和李家的租子。由此可见，当时武家的财富就已经在镇上独占鳌头了。如今黑井最气派的老房子武家大院，就是清末武维扬的父亲武继祖所盖

当时武家的生意如日中天，为显示富甲一方的气派，武继祖所建的大院依山就势，108道门、99间房、三檐六滴水表现得极为张扬，房屋装饰极尽奢华，还建有隐秘的防御、逃逸设施，隐含有“六位高升、四通八达、九九通久、王隐其中”之意

卤夫这份工作也像是个金饭碗，需要执行世袭制。李云松的外公，就是一个卤夫。李云松说，当年外公和几个卤夫干脆就合伙供养起一间寺庙，干完活之后便上寺里去玩耍，吃住都由寺庙提供。

到了武维扬这辈，更是继续炫耀着自家的财富。同是黑井的盐商，武维扬家却自己养着一队保商队，全副武装，甚是神气。作为一个弹丸之地的商贾，武维扬甚至领先于全云南的商人，成为当时继云南省长之后第一个拥有小轿车的人。

不过，武家并非一直是黑井首富。武舜碧说，民国后期，武维扬家吃过几次官司，花掉不少钱，家道便已开始走下坡路。而传说武家所捐的那架飞机，武舜碧说应该是出于无奈才捐的，之后武家便基本空掉了，家里只能现赚钱现吃饭

而与之相对比的是，当时的另外一家盐商李家光是袁大头就装了七八个汽油桶。那时比武家有钱的盐商其实不少，只不过大多不张扬。

关于武维扬家，还有一些不好的说法。据说，武家后期之所以暴富，是因为他们在向外贩卖私盐的同时，还会换回鸦片牟取暴利。这也是为什么武舜碧说武家虽然有钱，但在黑井却并不受人尊敬的原因

李家作为黑井知名的书香门第，自然不屑与武家交往，就连武家的本家上武家也渐渐与之疏远。不过在黑井镇文化站工作、对地方历史颇有研究的李明华说，虽然武家确有贩私盐一说，但因武家并非扰乱地方的乡间恶霸，且赚来的钱也会用于乡间建设、帮助解决镇上居民的生产生活，因此武家才能在当地立住脚，并且与官府关系始终不错。

武家甚至与省里的关系都很不一般。据传武维扬被枪毙时其实省上的领导是要保他的，只不过文件下达没能赶上行刑的速度

不管民国末期的武家是否如传言所说已经外强中干，反正解放后，随着武维扬被认定为黑井最大最恶的地主被枪毙，武家所有的财富都被没收充公，武家的族人也纷纷出逃。至今，黑井已经再无这第一盐商后代的踪迹。

几起几落的制盐业：从明朝到民国时期的500多年间，黑井制盐业也是经历了几起几落——从默默无闻到全省独大，其间贩卖私盐一直难以禁止，甚至几度难以控制

明正德年间黑井更是受到特别“照顾”，每取7石盐的盐税要高出其他地方1两银子。所以尽管当时工艺落后，但所缴盐税却是黑井史上最高

清朝嘉庆后期，黑井盐在产量上又达到一个顶峰。民国1936年到1938两年，因为受到战争影响，黑井的盐税一加再加，一个盐商一年要缴的盐税约75万个袁大头，换算成银子近12万两，如此重税也让不少盐商撑不住而破产。

不管各个时代如何变迁，从明朝黑井隐藏在深山内的宝藏开始被挖掘起，之后的500多年间，黑井的盐的确卖到了滇东北、滇南、四川、湖南等地，而走私的黑井盐，更是远销到越南、缅甸、尼泊尔等东南亚国家

黑井人也因此而“一夜暴富”，成就了云南盐业史上的一段传奇。根据史料记载，曾有101名流官到此任提举，明朝、清朝中期至清末民初，黑井上缴的盐税分别占到云南盐税的64%、50%和46%之多。

古盐井洞口杂草丛生：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清康熙30年，中国的盐务政策一直是官卤、民煎、官收、商运、商销。康熙30年以后直至嘉庆年间，最后两个环节也由官府掌控，变成官运、官销。嘉庆2年，因为地方盐官需要产盐量来加官进爵，便拼命生产盐

政府收足官盐后的余盐才卖给百姓吃，这些余盐甚至会掺30%的泥巴。时间一长，百姓不干了，便打进了衙门，朝廷这时才赶忙安抚百姓。事件平息下来后，云南巡抚就首先在当地执行民运民销——虽然所有灶户生产的盐还是统一称为官盐，但灶户也可以参与卖盐从中牟利了。

民运民销开始后，黑井的灶户们便将自己的致富之路延伸到了黑井以外的地方，上武家、下武家、两个李家就是当时几乎垄断了黑井的灶户，并且同时在外面经营盐号和其他生意的几家大盐商。那时，黑井商人在昆明开的盐号和其他商号，几乎都集中在拓东路及武成路上。

作为国家财产，盐井都属于国家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有百姓想做制盐的灶户，就可以投资打盐井，几人合资是当时常见的方式。盐井打好后，官府会派人检验该井内卤水的浓度，登记在册，然后选择灶户，给予其在此井取卤的资格。打井的人也有可能无法成为这口井的灶户。灶户资格往往都是世袭，新的灶户想要得到官方认可，就需要达到官方要求的标准。

每家灶户可以在哪几口井取卤、每天取多少桶都是由官府定好的，根据取卤的多少，官府会规定每日灶户要交出多少盐巴。灶户的盐巴出锅上交前，也必须印上该灶户的印章。交出该交的盐之后，如果灶户还有剩余，便可自行处置了。

谁不想靠这些余盐赚钱？而想要有剩余，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卤夫在挑卤水的时候，尽量装满，而且在回来的路上尽量不洒。由此，卤夫的地位便可想而知，即使是再大的灶户，也要讨好卤夫。所以，看上去是低下的苦力活，但黑井的卤夫只要上午挑完卤水就有一枚“袁大头”的收入，足以养活一家人之外，还可以攒下钱来置家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