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博物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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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铸北疆1号展厅内蒙古古代历史陈列旧石器时代至夏商西周时期从漫长的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南融北汇的先民在这里生存繁衍，形成了许多富有地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这些文化对于研究我国北方地区史前人类的演化、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起源、再现北方青铜时代的萌发以及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融铸北疆 内蒙古，这片苍茫辽阔的土地，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华大地的北部边疆。自古以来，这里便是多民族交融的舞台，是草原与中原文化、东方与西方文明交汇的地带。打开历史“界面”，从大窑遗址的人类微光，到红山文化的玉龙初现；从胡服骑射的改革创举，到昭君出塞的和亲大义；从鲜卑南迁的汉化改革，到辽夏金的学唐比宋；从金莲川的大元一统，到元明清的交融汇聚，一张张精彩的历史册页，谱写了内蒙古古代历史的华美篇章，奏响了北疆文化遗韵悠远的融合交响，抒写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史诗。在这片沃土上，北疆文化起于涓微，广纳百川，历经万年风雨，汇聚成一往无前的浩荡渊流,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旧石器时代至夏商西周时期辽阔壮美的祖国北疆大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息的摇篮。从漫长的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南融北汇的先民在这里生存繁衍，形成了许多富有地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这些文化对于研究我国北方地区史前人类的演化，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起源、再现北方青铜时代的萌发以及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根脉溯源内蒙古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迄今为止,内蒙古地区共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近30处，从距今约50万年跨越到距今约1万年，是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器制作技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核——石片技术发展到晚期的石叶——细石叶技术，反映出人类从“直立人”到“智人”连续不断的发展历程。 先民印迹——大窑遗址大窖遗址，距今约50万-1万年，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镇大窖村南，涵盖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旧石器时代中期、旧石器时代晚期三个阶段,是我团目前已知时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器制造场，是我国北方乃至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大窑四道沟地点|内|蒙|古|地|区|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大窑二道沟地点|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走出蒙味——其他旧石器时代遗址内蒙古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相对丰富，时代距今约7万-1万年。此时的人类由早期智人阶段逐渐向晚期智人阶段演化，石器制作也从石核——石片技术发展到石叶——细石叶技术，雕刻、绘画艺术萌芽，原始宗教产生。 乌兰木伦遗址乌兰木伦遗址距今约7-4万年，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乌兰禾伦河崖。石器以石英岩为主要原料,形体普遍较小。出土动物中以披毛犀数量最多，萁次是普氏野马和河套大角鹿等。遗址中发现碳眉、烧骨等人类用火遗迹。 萨拉乌苏遗址萨拉乌苏遗址距今约5万年，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大沟湾萨拉乌苏河两岸，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之一，标志着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开启。萨拉乌苏遗址以细小石制品为典型器物，以范家沟湾地点为代表。遗址出土的烧骨、炭屑和具有人工痕迹的兽骨，说明这里的人类在气候温暖、湖泊遍布、灌草丛生的自然环境中从事渔猎活动。 三龙洞遗址兰龙洞遗址年代最早为距今约5万年，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苏木北部的三龙山上，出土石器类型以厚石片加工的尖状器和陡刃刮削器最具代表。 金斯太遗址金斯太遗址距今约4.7万年至商周时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阿拉坦台力苏木东海尔汗山，是洞穴遗址。洞口最宽16米，深24米，最窄4米。遗址上层为商周时期，下层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至新石器时代。遗址下层石制品整体呈现出从小石器工业到细石叶工业的转化过程，其中出土的石制品具有欧亚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中期勒瓦娄畦技术特征。金斯太遗址对于研究现代人类起源以及东西方石器技术的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作用。 文明曙光——内蒙古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内蒙古地区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和中部两大区域，仅少数典型草原地带保持渔猎生活，其余均属于我国北方旱作农业体系。其中，内蒙古东南部与中南部分别依托西辽河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深厚滋养，各成系统，并行发展，相互交流，成为孕育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摇篮之一。 内蒙古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 龙居山河——内蒙古东部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8000年,在内蒙古东北部仍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候，内蒙古东南部西辽河流域的耜（sì）耕农业经济已经初具规模。这里遗址分布密集，原始宗教一脉相承。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距今约5300年的内蒙古东南部产生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墓葬规模等级有差；逐渐出现以“龙”为代表的图腾聚化形象,用玉礼制初步形成。 大河上下——内蒙古中部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8400年至7600年的裕民文化是内蒙古中部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距今约6800年至6000年,仰韶文化农业人群来到内蒙古中南部的黄河流域，掀起“史前移民浪潮”。此后，这里长期和周边地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形成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地方文化类型。 兴隆洼文化 裕民文化 鲁家坡类型 |仰|韶|文|化|早|期|石虎山类型 |仰|韶|文|化|早|期| 王墓山坡下类型 |仰|韶|文|化|中|期| 白泥窑子类型 |仰|韶|文|化|中|期| “早期中国”三层次文化结构图 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 哈克文化哈克文化距今约7000-4000年，同类文化遗存广为分布于呼伦贝尔草原，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哈克遗址为典型代表。哈克遗址出土大量利用细石叶制成的精美石镞、石钻和石刃，显示出其细石器工艺发展至成熟阶段。哈克文化以狩猎、渔猎为主要生业方式。 红山文化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因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而得名。其范围北部越过西拉木伦河，南界西段到达燕山以南的华北平原，南界东段可达渤海沿岸，东界越过医巫闾山到达辽河西岸。红山文化居民的经济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辅以渔猎。建筑、制陶、玉雕、泥塑等手工业部门兴起，专业分工更细化。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结构分化，出现了掌管宗教祭祀和社会的特权阶层，等级制度确立，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用玉制度，成为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影响深远。 红山文化典型玉器 红山文化陶器器型示意图红山文化陶器按照功能主要分两类；一是用于炊煮、饮食、盛储的日常生活用器，二是祭祀用器。彩陶的出现，改变了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风格的总体面貌。 庙子沟文化 |仰|韶|文|化|晚|期| 阿善三期类型 |仰|韶|文|化|向||龙|山|时|代|的|过|渡|阶|段|阿善三期类型，距今约5000-4500年，是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过渡的重要阶段，分布于大青山南麓地区和南流黄河两岸。其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家畜饲养和渔猎均占有相当比重。聚落群相对独立，成片分布。石围墙和祭坛的发现，为城池和大型祭祀遗址的研究提供了资料。 哈民文化 小河沿文化 南宝力皋吐文化 内蒙古东部小结2018年，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研究成果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文明阶段。据此，西辽河流域成为我国率先启动文明起源进程的三大核心区域之一。内蒙古东南部位于西辽河流域，凭借粟作农业的物质基础，早在距今约8000年就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宇宙观、宗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思想观念揭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序幕。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直至小河沿文化，西辽河流域几干年来生生不息，传承有序，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核心文化区之一。在与仰韶文化、凌家滩文化等周边文化相互交流借鉴的过程中，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流域逐渐迸发出创新的火花。同时，这里天圆地方、敬天法祖、崇龙重玉等传统礼制观念与知识系统，对其它文化区产生深远影响，并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老虎山文化 |龙|山|时|代|早|期|老虎山文化三足器的流传分布斝(jiǎ)鬲(lì)‌文化被学界认为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老虎山文化的斝式鬲由釜形斝发展而来，甗 (yǎn)‌、盉也是在釜形斝或斝式鬲的影响下产生的，改变了之前以平底器作为炊具的局面，显示出划时代的变革。老虎山文化斝式鬲的发展谱系与后来内蒙古东南部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中原夏、商、周文化息息相连，表明内蒙古中南部的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永兴店文化 |龙|山|时|代|早|期| 内蒙古中南部小结内蒙古中部阴山北麓草原地区早在距今约8400年就出现了新石器时代裕民文化，其经济形态以狩猎采集为主，兼营原始农业。距今约6800年，内蒙古中南部凭借黄河流域“几”字弯的区位优势，吸引了仰韶文化农人沿河迁徙而来开疆拓土，逐渐成为仰韶文化的辐射范围。从此之后，内蒙古中南部一直是我国黄河流域核心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仰韶文化后岗一期、半坡和庙底沟等类型的影响。不仅如此，内蒙古中南部位于陕晋冀地区的仰韶文化区、辽西的红山文化区与陇东的马家窑文化区相交汇的三岔路口上，其文化来源具有多元性，又不失自身特色，从仰韶时代早、中、晚时期至龙山时代早、晚时期，基本形成连续的发展脉络。斝鬲文化被学界认为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内蒙古中南部老虎山文化、永兴店文化在陶斝、陶鬲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地位，凸显出这里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所起到的交流碰撞、萌发创新、融合汇聚的重要作用。 青铜万象——内蒙古中部青铜时代文化内蒙古中部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与中原几乎相当，出现大批典型的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生活在内蒙古中部的北方部落种养结合,农牧交错,同时吸收中原及周边青铜文化因素，为早期北方部落游牧文化的产生奠定基础。 大口二期文化 |夏|代|早|期|至|商|代|早|期|大口二期文化距今约4100-3700年，分布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及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和山西中部。其源于永兴店文化，与同期汾河流域的文化关系密切。居民过着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生产，开始使用铜针等小型青铜器。 朱开沟文化 |夏|代|早|期|至|商|代|早|期| 西岔文化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金声和鸣——内蒙古地区青铜时代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受日趋干冷的气候变化、人群迁徙、文化交流等因素的影响，内蒙古地区在逐渐从农耕向半农半牧转变的过程中，开始步入青铜时代。此后的一千余年之中，这里呈现出多层次的社会结构，聚落分级，城址林立，与中原夏商周文明关系密切，成为早期中华文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吉金铸史——内蒙古东部青铜时代文化内蒙古东部青铜时代文化广泛分布于辽河流域。大量遗址密集分布,聚落形态与社会组织形式规模不一、等级分明，彩绘陶礼器组合丰富，东北系青铜器极具地域特色，地面式建筑形式多样，在我国北方青铜时代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代|早|期|至|商|代|早|期|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约4000-3500年，相当于夏代早期至商代早期，因最初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夏家店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燕山山地、辽西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林立，防御体系严密，规模等级差异明显，彩绘陶礼器器型或纹饰与中原地区夏商器物相似，青铜器以耳环、指环、刀等小件造型为主。 夏家店上层文化 |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夏家店上层文化距今约3000-2300年，相当于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 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内蒙古地区生活着众多北方部族，部分部族在此建立政权，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发展。中原政权也在此设置郡县、移民屯垦,有力地加强了本地区的开发与建设。“秦时明月汉时关”，今内蒙古地区留存的不同时期的众多城池，“北方系青铜器”“单于和亲”瓦当等精美遗物，向我们展示了以“胡服骑射”“昭君出塞”“北魏建立”等史实为代表的历史脉络,描绘了这一时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共存互融，交相辉映的历史画卷。 城彼朔方——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今内蒙古地区的古代北方部族主要有义渠、林胡、楼烦、山戎、东胡、匈奴等，他们先后与中原诸侯国中的晋、秦、赵、燕等国相邻,主要从事畜牧、游牧、狩猎等生产活动，与中原农耕人群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往来。战国中晚期，燕、赵、秦三国更是将其辖境扩展到这一地区,并在此筑长城、郡县，由此开始了中原政权对今内蒙古部分地区的有效治理。 百有余戎莫能相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北方诸部族兴起和日渐活跃的重要时期，呈现出“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的局面。考古发现的遗存面貌复杂,人群体质特征也很复杂，反映出多种人群和多元文化共存与融合的事实。 内蒙古东南部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存多属于山戎、东胡等北方部族。小黑石沟、铁匠沟、井沟子等遗存反映出了农牧结合、游牧及兼营渔猎等多种经济形态。 内蒙古中南部 |岱|海|地|区|在内蒙古中南部尤其是岱海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遗存反映出的生业方式中，畜牧占有主导地位，农业占比较少。人骨鉴定结果也是古华北类型、古中原类型、北亚类型等多人种体质特征，说明本地区产生了不同人群交融的复杂现象。 鄂尔多斯地区桃红巴拉类型遗存分布图 鹰形顶金冠饰战国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墓地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义渠戎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西南部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以东、甘肃省庆阳市西北一带的义渠戎逐渐强大，修筑城池，其首领自封为王，与邻近的秦国时战时和。陇山东西两侧东周西戎文化遗址分布图 车辆复原场景内蒙古博物院所藏青铜车马饰件，经科学分析与器物学比对，确认为战国晚期至秦代贵族车舆上的装饰构件。现参照考古资料复原当时车舆一乘（辆）。此车属礼仪性质，并非实用之器。其车体造型及髹漆装饰体现了中原传统风格，而车身上的青铜饰件则带有鲜明的北方草原特征，应归属于当时活跃在今内蒙古西部及甘肃大部分地区的西戎部族。 |鄂|尔|多斯|地|区|鄂尔多斯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以桃红巴拉类型为代表，其遗物以动物纹装饰艺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最具特征，表现出鲜明的游牧文化风格。动物纹饰牌上的刻字、格里芬、翻转动物纹等形象更是说明这一地区是连接中原与欧亚草原的重要通道。战国时期动物纹装饰器物中的格里芬图案对比图 郡县初设有效治理战国中晚期，燕、赵、秦三国从东到西在今内蒙古地区置有辽西、右北平、上谷、代、雁门、云中、上郡等郡县。当时戍边屯垦的移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秦汉时期这一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在内蒙古地区设立的郡县 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位置及长城分布在内蒙古地区示意图 古城遗址及周边墓葬 战国七雄改革商鞅变法 融铸北疆2号展厅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该基本陈列是“融铸北疆一-内蒙古古代史陈列”第二部分，展线主要分布于第一展厅末尾及第二展厅。年代跨度为“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该部分陈列分“城彼朔方（春秋战国时期）”“开拓北疆（秦汉时期）““融合之路（魏晋南北朝时期)”三个单元讲述了内蒙古地区中原农耕人群与北方部族之间以长城为纽带，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通过“北方系青铜器”、“单于和亲”瓦当等为代表的近500件/套精品文物，向观众展示了以“胡服骑射”“昭君出塞”“北魏建立“等史实串联起来的历史脉络，描绘了这一时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共存互融，交相辉映的历史画卷。 开拓北疆——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此后的四百余年里，秦汉王朝持续在今内蒙古地区置郡县、筑长城、修筑道路、迁徙人口、发展农业，对这一地区实施了有效的治理和开发。游牧、农耕等多种生产方式和多元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向前发展。 舆图一统北土新篇秦朝统一后，匈奴多次南下与秦朝对峙。公元前215年，秦将蒙恬北击匈奴，夺取了“河南地”（今乌加河以南地区，包括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大部分地区）。秦朝的疆域向北方扩展，到达黄河北岸、阴山南麓。秦朝在黄河岸边修筑城塞，设置郡县,对这一地区实施行政管辖。 秦汉时期河套图 经济秦统一后的两项重大经济措施，一是废止六国货币，全面推行“半两钱”，推行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复本位货币制，货币由国家统一铸造，严禁私铸；二是统一度量衡，将商鞅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推广到全国，各地出土的诏版，均明确记载。政治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县下设乡，乡下设里。这种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多年，对中国历代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交通秦朝建立后，修筑了从首都咸阳通达全国的道路，其中向北延伸的秦直道南起咸阳附近的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境内），过陕西省，进入鄂尔多斯市，北抵九原（今包头市九原区境内）,全长700多公里,在今内蒙古的段落全长160多公里。秦直道道路宽阔平坦，南北直线相通，成为连接关中与北方边疆地区最便捷的军事、政治、经济通道。文化统治思想的贯彻、法令的颁布和国家行政的正常运转均需要文字的统一。秦统一后，在全国推行“小篆”，小篆构造简单、易写易认，实现了“书同文”的目的。 移民屯垦固边富边与秦朝相比,汉朝在内蒙古地区设置的郡县数量增加，治理范围扩大，注重将社会管理、军事防御与边疆开发相结合。内蒙古中南部是两汉时期重要的农业开发区，伴随农业兴起，先进生产技术推广，农牧等多种经济方式共同发展，经济日益繁荣。 汉武帝时期国家的治理方略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公元前140-前87），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使西汉王朝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对后世影响深远。 郡县制的推广两汉时期在今内蒙古地区继续推广郡县制。西汉继承了战国、秦朝时期中原政权在北部边疆地区的治理成果，并继续增设郡县、迁移人口、扩大统治范围。东汉时期大体上沿袭了西汉郡县的名称、治所，但有的辖区存在不同程度的变迁。西汉时期在内蒙古地区设置的部分那县 龙首青铜灶内蒙古博物院藏 嵌贝鹿形青铜镇汉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八拜墓地出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西汉中后期地图（公元前127年一公元8年） 两汉时期内蒙古地区移民情况列举 城池障塞汉武帝时期，西汉收复“河南地”,在阴山以北修筑了两条新的长城，即汉外长城北线和南线。西汉时期的烽火预警体系可以从边境一直通达首都。 经济繁荣汉朝收复“河南地”后，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农业经营。其兴修水利,移民屯垦等开发活动,使“河南地”鄂尔多斯天及河套地区人口增长，财富增加，成为宜于农耕、繁荣富庶之地，可与“秦中”相媲美，获得“新秦中”之名。鄂托克旗凤凰山汉墓壁画 胡马汉关共沐春风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的移民迁入今内蒙古地区，参与边疆建设、农业开发等活动。同时，也有大量的匈奴、鲜卑、乌桓等部众进入边郡。内蒙古地区尤其是中南部成为各部族共同生活繁衍的家园，呈现出一幅多民族杂居融合、和谐相处的生动画面。 管理机构两汉时期，活跃于内蒙古地区的北方游牧部族主要是匈奴、鲜卑和乌桓，他们与汉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朝对其采取“因俗而治”政策，设置属国、护乌桓校尉、使匈奴中郎将、度江将军等机构和官职，管理归附的部众并处理相关事务。 “单于和亲”瓦当汉包头市九原区召湾墓地出土一级文物内蒙古博物院藏 昭君出塞西汉武帝时，通过发动对匈奴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实力，匈奴主力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其后匈奴内部出现五单于争位及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兄弟之争。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并在汉朝支持下重新统一匈奴各部。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向皇帝请求做汉家女婿，汉元帝以官女王嫱(字昭君）嫁于呼韩邪单于。和亲巩固并维护了宣帝以来汉匈间和平友好关系，汉代北部边疆出现“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之景象。东汉时期北匈奴西迁和南匈奴入塞路线图 丝绸之路联通东西在绿洲丝绸之路开辟前，草原丝绸之路是中原地区与中亚、欧洲等地交往和联系的重要通道。绿洲丝绸之路开通后，草原丝绸之路被生活在大漠南北的不同游牧部族控制、利用、扩展和延伸，与绿洲丝绸之路交相辉映。 汉代交通示意图草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主要分布在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包括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阴山河套地区等地，向西北穿越蒙古高原，绵延于南西伯利亚、中亚北部、里海和黑海北岸、地中海等欧洲东部地区，是欧亚大陆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汉代墓葬出土的金饰品、蒙古国诺彦鸟拉、高勒毛都等墓葬出土的棺椁葬具、汉代织锦、希腊风格毛毯等都是草原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证。绿洲丝绸之路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新的通道—绿洲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从汉长安城出发，经河西走廊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的绿洲城市，穿越葱岭，进入中亚，再经波斯，抵达地中海沿岸。内蒙古地区陆续发现的具有中亚、西亚及希腊文化因素的金冠、金饰片、金耳饰及“来通”杯等青铜器，与阿富汗席巴尔罕“黄金之丘”（贵霜王朝时期)出土的器物风格相似，表明了东西方文化在绿洲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融合。 融合之路——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公元589年）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乌桓、鲜卑等北方部族相继南迁至阴山南北活动，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使这一地区形成了多民族交错杂居的面貌，民族之间的融合力度进一步加大。之后，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政权，统一中国北方。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革，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进程。 鲜卑南迁营居盛乐拓跋鲜卑初起于大兴安岭森林中，后南迁至河套以北的阴山地区，加入了檀石槐部落联盟。公元258年，其首领力微迁于定襄之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及其附近地带），逐渐形成了以鲜卑拓跋部为核心，包括匈奴、丁零、柔然、乌桓及东部鲜卑等不同部族在内的部落联盟。4世纪初，首领猗卢自称代王，建立“大代”政权，以盛乐为北都。至此，今呼和浩特一带成为拓跋鲜卑统治中心，为后来北魏建立奠定了基础。 南迁匈奴故地公元前1世纪，拓跋鲜卑在宣皇帝推寅的带领下，走出大兴安岭，南迁“大泽”，来到呼伦贝尔草原，实现了由游猎经济向游牧经济的转变。东汉晚期，拓跋鲜卑在第二推寅带领下再次南迁，最终抵达了河套以北地区，加入了檀石槐部落联盟。至力微继首领位初期，拓跋鲜卑在长川（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境内）一带驻牧，与汉、匈奴、东部鲜卑等部族不断融合，发展壮大。 拓跋鲜卑南迁路线示意图 “晋鲜卑归义侯”金印西晋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小坝子滩窖藏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鹿角金步摇饰魏晋包头市达茂旗东黑沙图村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统一北方迁都中原北魏建立后，先以盛乐为都城，后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逐步统一中国北方。其后,孝文帝通过“太和改制”，实行一系列汉化政策，并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使中原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开启了走向中原的崭新时期。 北魏建立公元386年，拓跋珪在牛川（今呼和浩特市西南）大会诸部，即代王位，改元登国，建都盛乐，不久后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北魏建立后，先后兼并了黄河流域及辽西地区的其他地方政权，统一了中国北方。北魏统一历程时间线 北魏对内蒙古地区的管辖北魏迁都平城后，通过设置军镇和州郡县两种建置实现对今内蒙古部分地区的行政管辖。在长城沿线地区先后设置了“六镇”。地方建置有恒、云（朔）、夏、凉诸州及其所属郡县。北魏六镇地理位置图出于巩固统治和防御柔然、敕勒等族的需要，北魏修筑了东起今河北省赤城县、西抵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的绵延2000余里的长城，并在长城沿线地区先后设置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军镇，史称“六镇”。北魏在迁都平城后不久,就在旧都盛乐大兴土木、营造宫室、建立宗庙、祭祀祖先。以后的历代皇帝也曾多次回到“故地”，到盛乐、云中一带祭拜金陵。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拓跋宏准备迁都洛阳，于七、八月间北巡盛乐及阴山地区，期间举行了祭祖、祭天、讲武、安抚北镇军民等活动。位于阴山山脉中段大青山之巅的坝顶遗址，经过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9-2022年为期四年的考古发掘，初步推断为孝文帝北巡路线上遗留下来的重要遗存，应与“行幸阴山，观云川”祭天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经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汉、柔然、敕勒等共同为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开发贡献了力量。中原地区与内蒙古地区经贸往来日渐频繁，经济方面的交流与交融逐步加深。北方民众有的从事农业生产，有的以游牧为主。采取不同生产方式的各族人民，最终在长期共处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上的互融。 文化交融多元一体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蒙古地区的诸族与中原民众在衣食住行、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领域互融互通，使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发生着全方位、多层次的碰撞和交流。文化面貌既保持了多样多元，又合流发展，域外文化的输入更是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生活习俗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内蒙古地区活动的鲜卑、敕勒等，衣皮革、披毡裘、食畜肉、饮渾酪、住穹庐，衣食住行很有特色，与中原民众互相学习又保留了自身特色。各族服饰互相借鉴、融合，对于中华服饰文化影响深远。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中漆屏风上的人物服饰宁夏固原北魏墓中漆棺画上的人物服饰 宗教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此消彼长，互相借鉴。新传入的袄教带来了新的文化因素。传统的萨满教在鲜卑等族中仍有较多的信众。内蒙古地区出现了以佛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 佛教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繁荣和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北魏王朝崇尚佛法，入主中原后，更把佛教定为国教，大加倡兴，形成了社会各阶层皆崇佛的局面。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城西16公里的武州（周）山南麓，开凿于北魏时期（约公元460-524年）。石窟现存洞窟254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云冈石窟早期以壮丽的皇家风范造像独具特色，胡风胡韵最为浓郁；后期营造的石窟引领了中国佛教艺术本土化、世俗化、民族化的新风尚，是东方石雕艺术的精魂，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典范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等朝代，持续营造400余年。龙门石窟佛像造型及龛饰壁雕，都具有中原文化的特征，其中的古阳洞、宾阳洞等洞窟是北魏王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集中反映了北魏王朝举国崇佛的情况和北魏时期高超的雕塑艺术水平。 萨满教萨满教是拓跋鲜卑等游牧部族在发展历程中长期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主要包括图腾崇拜、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各时期拓跋鲜卑墓葬中出土的鹿纹牌饰、翼马形象等都有可能是图腾崇拜的物化。北魏皇帝的北巡祭祖、祭天之礼也是拓跋鲜卑萨满教精神信仰的继承和表现。拓跋鲜卑墓葬中出土的鹿纹牌饰道教道教是起源于中国的本土宗教。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改造和加工，道教融合卜筮、占星、服食、导引、辟谷、行气、炼丹等中国古代宗教迷信和神仙方术，从民间宗教转变成适合上层统治需要的官方宗教。北魏太武帝崇尚道教，任用崔浩、寇谦之对道教进行改革，并改年号“太平真君”。山西大同沙岭北魏慕中与神话传说及祥瑞有关的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