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恰逢其时 第10章 春天的站台

介子

作者：耿顺甫

美篇昵称：介子

美篇号：504271

背景音乐:耿顺甫作词的歌曲不晚

封面与插图：Ai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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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春天的站台

1978 年 3 月，赵远征离开农场的第一个清晨，周书仪被冻醒了。

自从剃了阴阳头，宿舍里就只剩她和沈玉芬、何小燕三人，刘桂花早就调到别的女生宿舍去了。

昨夜，炉子里的煤烧尽，灰烬只剩一丝余温，根本抵挡不住三月北大荒的倒春寒。

窗户结了层薄霜，在晨光中闪着细碎银光。她缩在被子里，又把棉袄盖在上面。可棉袄不够长，盖住上身就盖不住脚，脚趾冻得发僵，像十截冻硬的树枝。

她蜷着身子，膝盖抵到胸口，如同母亲子宫里的婴儿。

她躺了很久，不想起床。因为一起床就得去卫生所，去了卫生所，就要面对那些熟悉的瓶瓶罐罐、碘酒味和病人的脸。

这些熟悉的东西，以前是她的安慰，是她在黑暗中抓住的绳子。

今天，它们像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她胸口，让她喘不过气。

因为少了一个人。

那个从卫生所门口经过的人，那个低着头假装路过，却每次都会放慢脚步的人。

那个人走了，去了北京，去了北大，去了一个她从未去过、只在课本上见过的地方。

她为他高兴，真的高兴。从他在放牧点的煤油灯下看了四年书起，她就知道他一定会考上。

她知道他不是一般人，是颗被埋在土里的种子，虽被雪压、风吹、石头硌着，但还是要发芽。

没人能挡住他，雪、风、石头都不行。

现在他发芽了，从土里钻出来，绿绿的、嫩嫩的，在阳光下摇晃。

她为他高兴。但心里有个小小的、黑黑的、见不得人的角落在问：他走了，你呢？你还在土里，你的芽、阳光和春天在哪？

她把脸埋进枕头。枕头是荞麦皮的，枕套白色，洗得发白，边角磨出毛边。

荞麦皮在枕头里沙沙作响，像秋天的落叶。她咬着枕套，不让自己哭出声。

不能哭。哭是对离别的不舍，不舍是对他的牵绊，牵绊是对他未来的阻碍。

她不能成为他的阻碍。她要他飞得又高又远，飞到她想都不敢想的地方。

哪怕她在地上看着，哪怕追不上，哪怕他飞着飞着忘了她——她也要他飞。

太阳升起来，阳光从窗户缝隙挤进来，照在她的被子和脸上。

被子军绿色，洗得发白，阳光一照变成浅绿色，像春天的草地。

她睁开眼睛看着那束光，光里无数细小尘埃飞舞，像一群金色的萤火虫。

她伸手去抓尘埃，手伸进光里，手心被照得透亮，能看见里面细细的血管，像张红色的地图。

她握了握拳头，尘埃从指缝间溜走，抓不住。

光抓不住，尘埃抓不住，他也抓不住。

她起床后，将被子叠成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的豆腐块，这是陶国良教他们的军队标准，背包绳勒出的痕迹一道一道还在。

她放好枕头，扯平枕套，又抚平床单褶皱，用手掌一下一下地压，像压一块不平的地。床单被她压得平整，一条皱纹都没有。

随后，她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让她打了个哆嗦。

她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有干草、牛粪、煤烟的气味，还有一丝从食堂飘来的淡淡玉米面糊糊的味道。这些气味她已闻了十年。

以前她觉得这些气味呛人，像一只手捂住鼻子。今天她却忽然觉得亲切，她熟悉它们，它们也熟悉她，不会离开。

她走进卫生所开始一天工作，打开药柜，把药瓶一个个拿出，用抹布擦干净再放回去。

碘酒、红药水、紫药水、酒精，瓶子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

她将纱布一卷卷叠好，叠得方方正正，摞在一起像一堵小白墙。她还用剪刀剪齐纱布毛边，拔掉线头。

她动作很慢，每件小事都做得极为认真，像在完成重要工作。

老魏坐在诊桌后，夹着烟，烟雾在面前弥漫。他看着周书仪的背影。

她背影消瘦，肩膀窄、腰纤细，像没发育完全的孩子。但她已不是孩子，她最好的十年给了这片黑土地。

“周书仪，”他问，“你打算考吗？”

周书仪的手停了一下。她拿着一瓶橡胶瓶盖的碘酒，没握住，瓶子差点掉落。她握紧瓶子，拧紧瓶盖放回药柜。

“考。”她回答。

“考哪？”

“哈医大。”

老魏吸了口烟吐出，烟雾在空气中散开，像一朵灰色的花。他点头，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碾了一下烟头。

“好。”他说，“从今天起，卫生所的事能分给别人就分出去，你专心复习。”

周书仪转身，向老魏鞠了一躬。

从此，周书仪的生活被切成两块：一块是卫生所，一块是复习。

白天在卫生所上班，给病人打针、发药、换药、拆线。病人走后，她就躲在角落看书。书藏在抽屉用纱布盖住，有人进来就合上抽屉假装整理纱布。纱布叠得整齐，摞成一摞像座小雪山。

晚上回宿舍，她继续看书。煤油灯放在桌上，火苗在灯罩里跳动，将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

她将赵远征寄来的五本笔记本摊在面前，逐页翻看。

笔记本封面是淡蓝色的，纸张厚实，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扉页上写着一行字：“给书仪，愿你的笔记比我的厚。”

这是他的字，写得端端正正，正如他本人一样。

她用手指摩挲着那行字，字迹是凹下去的，钢笔书写时用力留下了痕迹。

她翻开笔记本开始书写，把白天复习的内容重新整理，用更清晰的结构和更简洁的语言记录下来。

她写得很慢，每个字都要思索一番才落笔，字迹工整，像雕刻出来的。

墨水一瓶又一瓶地用完，是蓝黑色的，写出来的字在灯光下泛着微光。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吃桑叶，像雨打芭蕉，像风吹过松林。

沈玉芬也在复习，她报考文科，想考师范院校，将来当老师。

两人挤在一间屋子，各占一张桌子，面对面坐着。

周书仪的书桌靠窗，沈玉芬的书桌靠门，两人都不说话，只听见笔尖在纸上沙沙的响声。

有时周书仪抬头，看见沈玉芬咬着笔头皱眉，眉头拧成疙瘩，她便敲敲桌子。

沈玉芬抬头，两人对视一眼，然后继续低头看书。

何小燕不参加考试，她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但每天帮她们打饭、打水，把好吃的留给她俩。

食堂每周炖一次肉，每人一小勺。

何小燕把自己的那勺倒进周书仪碗里，说：“你费脑子，多吃点。”

周书仪推回去，她又推回来，来回推了几次，周书仪不再推，低下头把肉吃了。

她吃得很快，不敢咀嚼，怕嚼出味道，怕忍不住落泪。

何小燕说：“你们考上了，就是替我考的。”

周书仪听了，鼻子发酸，想说“谢谢”，却觉得太轻，便没说出口。

六月的北大荒，白天越来越长。太阳晚上八点才落山，天黑不到五个小时就又亮了。

周书仪觉得时间不够用，她把睡眠时间压缩到最短，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

困了就站起来走两圈，然后接着看。

饿了就喝口水，喝水不管用就啃口馒头，啃完馒头继续写。

她眼圈发黑，嘴唇干裂，裂了好几道口子，一说话就疼。

她手指上有洗不掉的墨水印，蓝黑色的，嵌在指纹沟壑里，像地图上的河流。

赵远征每隔半个月来一封信，信越来越长，从一页变成两页，再从两页变成三页。

他在信里描述北大的生活：未名湖的冰化了，有人在湖里游泳；图书馆的书多得一辈子都看不完；食堂有红烧肉，肥的，很香，他吃了两碗饭。

他写这些时，语气轻松又快乐，就像被关许久的孩子忽然被放出来，看什么都新鲜、都好。

周书仪读着他的信，替他开心，嘴角上扬，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这不是难过，是高兴得想哭。

她把他的信一封封摞起来，用橡皮筋扎好，塞到枕头底下。

枕头底下已有不少东西：那本《简·爱》、《内科学》、红头绳、五本笔记本、旧钢笔。

现在又多了一摞信。枕头被撑得鼓囊囊的，躺上去硌得难受，但她不换。

她喜欢被这些东西硌着，它们让她明白自己不是孤身一人。

六月末的一个晚上，周书仪正在做一套数学模拟题。题很难，是道解析几何，求椭圆上一点到两个焦点的距离之和。

她记得公式，可代入时总算错，算了三遍，答案都不同。

她趴在桌上，用笔敲脑袋，忽然听见敲门声。

她打开门，门外站着钱守诚。他穿着洗得发白、袖口磨出毛边的蓝布褂子，手里拎着一兜东西。

“书仪，这个给你。”他把兜子递给她。

周书仪接过打开，是鸡蛋，十几个，有白皮的、红皮的，大小不一，有的还沾着草屑。

还有一小袋用油纸包着的红糖。

“这……”

“赵远征走时托我的，说等你复习时给你。”钱守诚挠挠头，“他说你太瘦了，要补补。还说鸡蛋每天早上吃一个，用开水冲，加点红糖，补脑子。”

周书仪捧着那兜鸡蛋，手指轻摸蛋壳。鸡蛋还是温的，像是刚捡的。

她不知赵远征何时托付钱守诚的。

也许是走前那晚把兜子塞给钱守诚，说“等她复习时给她”；也许是在信末加了句“对了，我托守诚给你留了鸡蛋”。

她不清楚，只知道他在两千公里外还想着她。

“谢谢你，守诚。”

“谢什么？要谢谢远征。”钱守诚笑笑，转身要走，走几步又停下。

他站在走廊阴影里，背对着她问：“书仪，你考上大学了，还会记得我们吗？”

周书仪愣了一下。

“不会忘。”她说。

钱守诚挥挥手，消失在夜色中。

1978 年 7 月 20 日，高考。

周书仪起了个大早。天没亮透，东方天际泛起一抹淡得像有人在黑纸上用铅笔轻画的鱼肚白。

她洗了脸，没镜子，就对着水缸里的倒影看了看。倒影里她脸很白，眼下有青黑的影子，嘴唇干裂。

她沾水抿了抿嘴唇。

她梳了头，头发已长到肩膀，又黑又亮，在晨光中泛着光。

她用梳子一下一下从发根梳到发梢，把头发梳通梳顺，然后分成左右两股，编成辫子。

这是她五年来第一次扎辫子。五年前，头发被推子推掉；五年后，头发长回，比以前更黑、更密、更亮。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根红头绳，它已褪色成暗红色，像干了的血。

她咬咬牙系上红头绳，在右边辫梢打了个蝴蝶结。

她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棉袄。虽是七月，北大荒清晨仍凉，气温只有十几度。

她从下往上把扣子一一扣好，将准考证、身份证、钢笔、铅笔、橡皮、尺子装进帆布包，检查两遍。

她走出宿舍，沈玉芬已在门口等她，两人并肩走出农场大门。

考点在团部中学，离农场二十多里。农场派了辆卡车送她们，车上挤满参加高考的知青。

周书仪靠着车厢板，看向窗外田野。

麦子金黄金黄，风吹过，麦浪翻滚如金色的海。

玉米比人高，绿油油的叶子在风中哗啦响。大豆结荚，豆荚鼓鼓的。

她在这片土地生活了十年，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在这里，她学会打针、接生，学会在暴风雪中走路。

她在这里被剃过头、批斗过，被关在屋里不许出门；也在这里爱过一个人，也被那个人爱过。

今天，若考上，她准备离开这里。

卡车在团部中学门口停下。周书仪跳下车，站在门口仰头看着那扇铁门。

门是黑色铁栅栏，上面焊着五角星，上方挂着白底黑字木牌，写着“密山县第三中学”。

她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有青草、泥土和麦田飘来的麦香，还有希望的气味——她虽不知希望是什么味道，但闻到了。

她走进考场，找到靠窗第三排的座位坐下，把准考证放桌角，将钢笔、铅笔、橡皮笔尖朝同一方向摆成一排，然后闭上眼睛。

她默念父亲的话“在任何境遇中都保持尊严”，又默念母亲的话“好好活着”，再默念赵远征的话“你一定行”。

铃声响，监考老师发下试卷。周书仪睁开眼，拿起赵远征给的那支旧钢笔，笔尖分叉，笔杆缠着胶布。

她拔开笔帽，在试卷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周书仪，手没抖。

1978年7月22日，周书仪考完最后一门。

从考场出来时，天正下着雨，不是暴雨，而是那种细细密密、像筛子筛过的毛毛细雨。

她站在学校门口的屋檐下，看着金色的雨丝。

沈玉芬从后面跑过来，抱住她，又哭又笑，两人抱在一起，在雨中又笑又哭。

回到农场时，已是晚上，何小燕已把饭菜备好。

有一碟炒鸡蛋、一碟咸菜、一碗小米粥，还有一小瓶白酒。

何小燕举起酒杯：“庆祝你考完！”

周书仪不会喝酒，但这天她端起杯抿了一口。

酒很辣，辣得她直咳嗽，咳得弯下腰，眼泪都出来了。她擦了擦眼睛，笑了。

那晚，她喝了大半瓶酒，醉了。

她趴在桌上，脸埋在臂弯里，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话。

沈玉芬凑过去听，听到她说：“赵远征，我考完了。”

1978年8月，录取通知书到了。

那天周书仪正在卫生所给一个病人换药。

病人是老职工，手上划了道很深的口子，缝了三针，这天是拆线的日子。

她用镊子夹着线头，一针一针地拆。

陶国良忽然猛地推开门，门撞在墙上“砰”的一声。

他手里举着一个白色大信封，左上角印着“哈尔滨医科大学”几个红字。

“周书仪！哈尔滨医科大学录取通知书！”

周书仪手一抖，镊子夹着的线头滑了出来。

她稳了稳，拆完最后一针，用碘酒擦了伤口，贴上纱布，然后转身看向陶国良手里的信封。

她接过信封，撕了好几下才撕开，里面是一张印着“录取通知书”几个白底黑字的纸。

她看了三遍：“周书仪同学，经批准，你被录取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系学习。请于1978年9月5日前来院校报到。”

她把纸贴在胸口，纸很薄，能感觉到心跳。

从1968年下乡到现在，整整十年了。

她在北大荒待了十年，在卫生所学了五年，在煤油灯下看了五年书。

她学会了量血压、打针、接生，还学会了在暴风雪中走路。

现在，她考上了。她睁开眼，发现自己在哭，眼泪流进嘴里，咸咸的。

“陶场长，谢谢您。”

“谢什么？是你自己争气。”陶国良眼眶也红了。

老魏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根没点的烟。他看着周书仪，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

他转过身走开，走了几步又停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周书仪看到老魏的样子，懂他的心情。

眼泪要流出来，她忍住了。

她紧紧攥着一支钢笔。

钢笔笔身黑色，笔夹银色，笔尖金色，笔杆上有个小小的凹痕。

她拔开笔帽，金色的笔尖露了出来，在灯光下闪着光。

她把笔尖凑到鼻子前闻了闻，没有味道。

但她闻到了别的东西——岁月、等待，还有一个老人的沉默。她合上笔帽，将笔攥在手心里。

“谢谢魏医生。”她说。她知道他听不见，也知道他不需要听见。

1978年9月3日，周书仪离开农场，前往哈尔滨报到。

那天早晨，天还没亮她就醒了。她坐起来，从枕头底下一件一件拿出东西。

那本《简·爱》，墨绿色封面，烫金的字已模糊不清。

那本《内科学》，蓝色封皮，边角磨得发白。

那五本笔记本，淡蓝色封面，扉页写着“给书仪，愿你的笔记比我的厚”。

那根红头绳，褪成暗红色，还系成了死结。

赵远征的几封信、姜桂兰的帽子，还有那支钢笔——赵远征送她、老魏帮她找回的钢笔。

她把这些东西装进帆布包，一本本、一件件地放。放好后按一按，再接着放。

帆布包装得鼓鼓囊囊，拉链拉不上，她用绳子捆了一圈。

她走出宿舍，院子里已站了不少人，有沈玉芬、何小燕、钱守诚、李国庆、王建设，还有好多知青。

唯有刘桂花，远远地站着

陶国良站在旗杆下，穿着军大衣；老魏站在卫生所门口，手里拿着根没点的烟。

姜桂兰也来了，穿着灰布褂子，头发全白了。

“书仪，到了哈尔滨，记得来信。”沈玉芬抱着她哭。

“不会忘的。”周书仪拍着她的背。

钱守诚走过来，塞给她一兜东西，有鸡蛋、馒头和几个青苹果。

“路上吃。”他说，眼睛红了，但没哭。“告诉远征，我也在复习，明年我也考。”

“好。”

陶国良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是路费和第一个月的生活费。”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到了学校，好好学，别给农场丢人。”

周书仪接过信封，鞠了一躬。

她上了卡车，卡车发动，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

她站在车厢里，扶着车厢板，看着农场一点点变小，房子、旗杆、人都变小了。

沈玉芬的手还在挥，越挥越小，最后看不见了。陶国良的军大衣变成一小块绿色，像片叶子；姜桂兰的白发变成一根银丝。

最后，整个农场变成一条灰白色的线，横在黑土地和蓝天之间。

她转回头，看着前方。前方是哈尔滨，是大学，是她等了十年的未来。

风吹着她的头发，辫梢的红头绳在风中飘着。

1978年9月5日，哈尔滨火车站。

周书仪从出站口走出来，背着帆布包，拎着网袋，茫然地站在广场上看着四周。

哈尔滨火车站很大，广场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她从未到过哈尔滨，既不知学校在哪，也不知该坐哪趟车。

她放下网袋，从帆布包里掏出录取通知书，又看了一遍地址。

她正打算找人问路，忽然听到有人喊她名字。

“周书仪！”

她转过身，只见一个人从人群中跑来。他身着白色衬衫、蓝色裤子，脚穿一双黑色布鞋。

他头发理短了，既瘦又黑，但眼睛依旧明亮。

是赵远征。

她愣住了，心想：他不是在北京、在北大吗，怎么会在哈尔滨？

他跑到她面前，气喘吁吁，额头满是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滴，落在白衬衫上。

“你怎么在这儿？”她问。

“我来接你。”他弯着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喘气，“你不是说九月五日报到吗？我请了假，从北京坐了一夜硬座火车，整整十二个小时。”

“你……你怎么知道我被录取了？”

“陶场长打电话到学校告诉我的。”他直起身，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他说你考上了哈医大，还说你一个人路不熟，怕你走丢。”

周书仪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脸，确实瘦了，但眼睛里有光。

那光，她曾在煤油灯下见过，在放牧点的风雪夜里见过，在她被剃阴阳头时台下的眼神里见过。

那光还在，并未熄灭。

“你的钢笔，我用它考的试。”她从口袋里掏出钢笔，递给他看。

他接过钢笔，摸了摸笔杆上的小凹痕，又把钢笔还给她，说：“你留着用，用它写笔记、写信、写处方。”

她接过钢笔，攥在手心里，钢笔还带着他手心的温热。

“它走了很远的路。”他说。

“嗯。”她应道。

两人站着对视。虽未能考入同一所大学，但他们的心已相融。

阳光透过火车站的玻璃穹顶洒在他们身上。

赵远征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她手心里，是一颗白色四孔、边缘有些毛糙的扣子。

这颗扣子是1968年，在开往北大荒的火车上，从她棉袄上掉下来的。他捡起来，藏了十年。

“这个也还你。”他说。

周书仪把扣子紧紧攥在手心里，许久后低下头，这颗扣子曾缝在衣服领口第二颗扣子的位置。

那是妈妈缝的，用的是细细的白线，一针又一针。扣子钉上又掉了，十年后，它又回来了。

她看着眼前的赵远征，鼻子一酸。

“走吧，我送你去学校。”他拎起她的蛇皮袋，背在肩上。

两人并肩走出火车站。九月的哈尔滨，天空高远湛蓝。

路边的杨树开始泛黄，金黄色的叶子一片片在风中飘落。

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将影子投在地上，一长一短。

“赵远征。”她忽然唤他。

“嗯。”

“你说，我们这十年，算晚吗？”

他思索片刻，答道：“不晚。”

“为何？”

“因为我们还有一辈子。”

她停下脚步，他也跟着停下，两人站在一棵杨树下。

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下，斑斑驳驳地落在他们身上。

她伸出手，与他十指相扣。

她的手凉，他的手暖，凉与暖相触，生出一种活着的感觉，一种“我们还在”的感觉。

他握紧她的手。风吹来，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太阳岛的花香，还有一个崭新世界的气息。

周书仪把辫梢的红头绳往上推到最末端，以防滑落。

赵远征看见了，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鲜亮的大红色红头绳，一看就是在北京百货大楼买的。

“旧的该换了。”他说。

周书仪接过新头绳，解下旧的。旧头绳已褪色成暗红色，像干了的血。

她系上新头绳，大红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她把旧头绳折好，塞进口袋，与那支钢笔、那颗扣子放在一起。

他们走进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大门。阳光照在校牌上，“哈尔滨医科大学”几个字熠熠生辉。

1968 年到 1978 年，十年间，赵远征从十七岁到二十七岁，周书仪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

他们在北大荒的风雪中相遇，在煤油灯下相知，在高考考场上相望。

他们失去了青春、头发、钢笔、父亲，但也收获了知识、勇气、信念和彼此。

所有的等待，都会在最好的时候开花，恰逢其时。

——第一卷《萌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