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文革风云 . 激情澎湃的岁月之十七 ： 毕业分配的博弈

商子周

　　人生之路，关键莫过几步。大学毕业分配，便是我此生至关重要的一步。

一九七〇年八月，久盼的毕业分配终于尘埃落定。所有在校的大学生勿论是否毕业，一次性全部分配。西安医学院学制6年，有63、64、65年入学的三届学生，我们30期（63年入学）在校读了7年，32期（65年入学）学制尚未修满，（只读了5年），亦随大流同期分配。

在那个特殊的动荡年代，世道颠沛，国运浮沉，万千苍生命运尚且身不由己。更何况我们这批文革前旧教育制度培养的、为数不多的、旧学制最后的“遗少”，尽早离开学校，实则是一代人青春学业的无奈落幕，也算是给建国二十年间所谓“封、资、修”的旧教育画上句号。最是可叹，寒窗七载，大好年华皆耗于动荡岁月，荒废学业、虚度光阴，只能慨叹身处乱世，生不逢时。

分配事关日后前程，历来是暗流涌动、博弈激烈。然历经数年文革风雨，目睹上山下乡、医护人员下放农村等诸多时代运动，我们早已身心俱疲、心气磨平。人人心知扎根乡野、服务基层，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个人微力，终难抗衡时代大势，无从抉择。只求顺应时局、早日履职，开启人生新途。故而分配期间诸多纷争、矛盾尽数消解，毕业分配反倒安然平静、波澜不惊。

分配工作正式启幕，动员大会之后，学校首先开展“一颗红心，两套准备”的思想教育，继而进入个人自我总结环节。总结核心重在梳理在校始末、尤其是文革期间的言行表现，个人自述必经同窗评议、过关，最后才是最熬人心神的个别谈话与分配结果公示。

此间，校园广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声不绝于耳，各类学习、讨论皆围绕奉献基层展开，通篇皆是务虚说教。学校年年送旧纳新，深谙分配套路、熟稔处事章法，玩得得心应手。学习讨论阶段，负责分配的辅导员对具体分配方案三缄其口，吊足你的胃口，锉尽你的耐心。更因文革初期，学子年少激进、意气锋芒，曾让诸多师长饱受委屈。今时势逆转、身份更迭，昔日师生境遇互换，“小样儿们”，也该让你们领教领教，什么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无奈与被动。

及至个人总结环节，实则为走过场。同窗七载，朝夕相伴，并无深仇宿怨、重大过节。乱世之中，无人愿行损人不利己之事，彼此宽厚相待、互相成全，故而人人评议顺遂、悉数过关。十余日的动员学习期，终是平安落幕，未起波澜。

当年二附院毕业分配方案，由学院院部、工宣队、二附院革委会三方共同拟定统筹，具体经办人员为工宣队易建春、蒋佩娟，一位四川籍王姓女师傅，以及二院郭绒霞老师。与我谈话的是院部药理教研室马幸福老师。先生中等身形，性情温和、温文儒雅，曾为我们班授小课，素来谦和可亲。彼时，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或有男女朋友关系、或是西安城市生源的学子，大多被分派至陕南、陕北边远之地。这些人，“根不正，苗不红”，更需要去艰苦地区改造思想，接受教育，而情侣同赴一地，亦能相互照拂、安定扎根。在当年，这种做法理直气壮，名正言顺，无人以为有何不妥。

我与华明皆家居西安，又系情侣，深知家庭境遇寻常，毫无周旋与讨价还价之余地，故而心境淡然、坦然处之。与马老师谈话之时，唯有诚心表态，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一切听凭安排、顺天由命。

彼时分配方案并不公开张榜，去向归属全然隐秘。得优渥去处者，暗自珍藏、不敢张扬，唯恐招致非议、横生枝节；被分派偏远艰苦之地者，唯有暗自怅然、隐忍不语，羞于与人言说。故而每个人领取派遣证后大哭也罢、骂街也罢、无奈也罢，窃喜也罢，悲喜哀乐、唏嘘愤懑，皆为一己心绪、无人共鸣，纵有万般情绪，亦不过徒劳宣泄、于事无补。

绝大多数同学在办理离校手续后自顾自己，拿到派遣证，便作鸟兽散。昔日交好者依依不舍、互道珍重；寻常同窗则默然辞别，形同路人。一纸派遣证，吹散数年同窗情，众人各奔东西、自此天各一方。

我与孙华明最终被分配至榆林地区靖边县。此前从未听闻此地，翻阅地图方知，其地处陕西极北，毗邻内蒙，乃榆林最偏远的边城。初见此陌生去处，前路茫茫、未知几许，心中难免怅然郁结、心绪难安。后问询陕北籍同窗方知，在苦寒贫瘠的榆林大地，靖边已然是相对安稳宜居之地。

可谁曾想，这一纸薄薄的派遣证，寥寥“榆林地区靖边县”，竟定格了我十八载青春韶华，承载了我半生蹉跎岁月。回首往事，不胜唏嘘。

此番毕业分配，表面看似风平浪静、顺遂无争，实则背后利益博弈、暗流汹涌。校中领导早有周全考量，为关联子弟暗留退路。部分背景特殊、需要暗中照拂，却碍于时局瞩目、不便公然优待的学子，被统一安排赴农场锻炼一年。此举看似公平公允，实则暗藏玄机：既免于下乡劳作的艰苦，得以安稳饱腹度日，又避开众人瞩目、非议纷杂的时局。待锻炼结束再行二次分配，彼时人少事简、无人非议，一切安排皆冠冕堂皇、无可指摘。最终，所有赴农场锻炼的同窗，尽数留驻城市、分派各大医院，得偿所愿、安稳立身。

经年之后方才知晓，当年亦有少数同窗不甘分配境遇，或拒不服从安排，或赴任之后不堪艰苦、折返校园，执意请求重新分配。校方起初置之不理、任其奔走哭诉。待其余学子尽数离校、尘埃落定，唯独少数人滞留申诉，僵持日久，校方终究妥协，予以改派调剂。至此方知，世人所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竟是乱世求学择业中，颠扑不破的现实真相。

八月末，辞别故土西安，远赴全然陌生的陕北边城，前路漫漫、吉凶未知，心中满是茫然忐忑。为应对异地未知的艰苦、抵御来日无依的困境，我与华明暗自商定，先行申领结婚证，秘而不宣、低调自持，待时局安稳、时机成熟，再告知家人。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日，我们二人在西安市东风区（今新城区）东方红路（今西五路）中段公社革委会，正式领取结婚证。彼时华明祖辈早已离世，父亲身陷牛棚困境，我亦未告知家中母亲。一纸婚书，无至亲见证、无亲友祝福。别离故土的眷恋、前路未知的迷茫、乱世浮沉的无奈，交织于心。彼时无新婚之喜、无相守之欢，唯有满心寒凉、一腔戚戚，藏尽一代人的身不由己与岁月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