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镇

善本

一

上顿渡是一个沿河的老镇。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地名，是在抚州市的公交站牌上。

那是七十年代的初期，我父母带着全家人从北方迁来赣东谋生，为了落脚落户，全家人操着外地口音，疲于东奔西走。

那天，是一个微风夹杂着细雨的春日。我们在大街丁字路口等候市郊车，当我看到了这个带着渡字的陌生地名时，就像是嗅到了一种河岸边特有的气息，同时产生了对这个地方的想象，觉得那里，可能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没想到，我们这一去，就在那里安了家，一家人的日子，都和这个镇子绑在了一起。

上顿渡紧挨着宜黄河，虽然这条河也跟它一样，并不出名，但自从镇子被设置成为县城后，居在镇上的人们，似乎也多了几分豪气，尽管镇上还看不到很多引人注目的现代派建筑。

如果简要地给镇子描绘一幅地图，它的主干道大致呈一个"干"字形状，干字出了头，就是防洪墙通向河下的豁口，最上边的这一横，是与河岸和防洪墙并行的狭窄老街，也是我玩耍，上小学，乃至后来上班的必经之处。我家初来乍到时，我到小学插班就读，去了以后更感觉，一个不会说本土话的学生，在班上显得特别另类。那时，我经常一个人，来往于这条街。

沿河的老街是镇上唯一铺有鹅卵石路面的，尽管早已凹凸不平了，但逢上雨季，这条布满了小坑小洼的街，也比小学附近河堤下边的泥泞乡道要好走很多。那时，我的确觉得穿雨鞋是很管用的。

老街向北的尽头，与一条东西向的公路相连，这条路，基本上可算是镇子的北界，它的左边是连通宜黄河两岸的水泥桥，过桥再去六华里，是红旗桥火车站，右边，是通往抚州城区的方向。在道路两边，间或分布着稻田、民居和县镇一些单位的公房。这条道，不仅与我上学有关，更在于这里公路两侧房子不算密集，尤其是桥头，那里视野辽远，多少满足了年少的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向东望去，那是抚州城的方向。大桥西边，有时会隐约传来火车鸣笛声，作为南北地理方位的迁移者，我对这种声音有些耳熟，感到了莫名其妙的亲切，每当听到火车的鸣笛声，就会勾起我对出远门的无限向往。

从抚州开来镇上的公交车，每隔半小时一趟，它会从东边那条街进来，一直插进上顿渡街上的十字路口驻停。在我记忆中，在这里候车进城的人，无论男女老幼，总是没有排过队，每每汽车开过来，尚未停稳，就被蜂拥而上的人堵住了车门，弄得车上的乘客不断地拨开人群才能下车，同时也在嘴里嘟嘟囔囔地抱怨着。但凡是跟着大人们坐公交车进城，我总是站在车上摇晃着过去的，而每当这时，我总盼着自己能快点长高，那样，就可以在这种争抢中拼搏一把了。

十字路口周边的街道，尽管是砂土路，但比起有水泥路面的老街那边，还是显得热闹一些。这里有一座稍晚建成的商场，它有上下两层，一楼卖南货和副食品，二楼卖日用百货。在当年，这个商场也算不上很新，但镇上的人还是叫它新店，以区分老街那边的几个旧店。

在我记忆中，这边的店和摊，大都与吃有关。商场右边有一家环境不错的国营饭馆，每当我放学后饥肠辘辘地走过这里时，从那厨间飘出来的菜香，总引诱着我对自己家里这顿饭的味道抱以莫大的期望，而商场右边是一个洗澡堂，但到了夏天，它就成了冷饮店。

在商场大门的两侧，靠着墙根，摆着一些兜售农副产品的小摊，印象深的是卖甘蔗的那个商场外墙拐角。我经常看到几个小伙伴凑起父母给的零花钱，去那个墙边合买一根甘蔗，然后借用卖主的削皮刀，几个人用一种游戏的方式，每个人单手操刀，控制所削甘蔗皮的长短，依此来瓜分这根甘蔗，叫做"劈蔗"，当然，每个人劈下蔗皮的长短是各不相同的，玩的次数多了，“劈蔗"的技艺也会有所长进。

我也喜欢吃甜食，但实在是"劈蔗"的功夫太差，所以几乎是不会参与这种游戏的，我的零花钱，几乎都给了那个商场的糖果柜台。

在十字街的公交终点站这边，会间或地放映露天电影，每当影讯放出时，同样会引得全镇老少早早地摆上凳椅。有一次，在放映中突然下起了大雨，人们一哄而散，纷纷夺路而奔，忙乱中，我和家人携带的一个杉木方凳被四散的人群挤掉了，我非常懊恼，那凳子虽然显大，但却很轻，平时在家，我总是伏在凳面写作业。

第二天，我听姐姐说，雨停了以后，父亲又悄悄地折回去了，他在泥湿的地里找全了那些被肢解了的凳腿和面板，回到家，冲洗干净，敲敲打打地把它修好了。

现在想起来，这个十字路口的热闹还是有些道理的，它东边紧挨着这块空地的，是一大片低矮的民居，人们叫它余家坊，最东头是县中学，它虽然离我家步行约二十几分钟的路程，但这段不算太长的上学路，我只走了一年，然后就带着少年的梦想去他乡求学了，尽管若干年之后，这里已不再是县城的最东端。

余家坊前面是东西向的马路，马路的南侧是一口很大的水塘，春季下暴雨时，塘里的水会漫过路面，但退水时，有些鱼会搁浅到路面，引得不少赤脚的路人，喜出望外地忙着逮鱼。

镇上的水塘是比较多的，如果以余家坊为中心，细数起来，它的东西南北方向，至少有五个水塘，这些水塘大都有鱼，但数量不多，人们想要垂钓，一般会到镇外的野生水塘去，以小孩子居多，但钓的也不都是鱼类，孩子们要钓的，大部分是“土家崽”，即蛙类的幼崽，捉回家去给家禽当食物。

我好朋友小锦的家，就住在水塘南边的民居里，他父母是早期从北京下放来江西的知识分子，但小锦却是在镇上长大的，说起话来自然是一口的本地腔。我和小锦在小学文宣队互相认识，他高我一年级，个头瘦高。我家和他家相隔不远，一到假期，我几乎是隔三差五地往他家跑。我还记得，他家住的平房里是有架空地板的，这在当时的民房里比较少见，此外，在他家的桌子上，还摆放着一个很漂亮的饼干筒，上面印着一幅彩色的塔形建筑图片，在那时，除了图片中的天安门，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房子。小锦见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饼干筒上的图片，便笑笑地告诉我：“这是天坛，在北京呢。”

我之所以喜欢找小锦玩，很可能是因为他身上有两个特质吸引我，其一，他动手能力强，很会钓鱼，并教会了我自制鱼竿。再者，他还是个书虫，读过不少古典小说，特别是会讲很多三国故事。但是，一旦学校开了学，我们就只能各忙各的了。

再后来，当我离开镇子几年之后，再次返乡时，听昔日的伙伴说，小锦已考上了南方的一所名牌大学。

镇上的干字形街道中间的那一竖，当时是镇里的主干道，现在叫建设路。当年，这段街道也是砂石路，直到我就读的小学搬迁到镇北的桥头堤下以后，这里便开始了水泥路面的升级改造。

我每天上学走过，总是会好奇地驻足观看道路的施工进度，也盼着它快快完工。

但工人们还是不紧不慢地依着自己的节奏干着。他们按工期的先后次序，先用模板把路面切分成一个个方格，再把搅拌了鹅卵石的水泥砂浆填进方格，然后，用一个像无轮平底手推车一样的东西在砂浆上蹭过去，一个人在后面推，另一人在前面用绳子拽着，上边托有一个不断振动的马达，突突作响。说来奇怪，经它碾振过的那层砂浆，竟然像是用泥工刀抹过一般，平整光滑，我感觉很神奇。

道路西头的影剧院紧挨着罗家巷的南口。我小时候的罗家巷，现在，已建成了颇有名气的特色餐饮巷，而在当年，这里却并没有特别的吃食可卖，似乎也没有什么店铺，它只是一条铺着几块青石板的窄巷，一点也不好玩。它对我的意义只在于两方面，一是放学后，可以通过巷子抄近路回家，二是我有几个小伙伴的家就住在里面，到了夏天，我有时会走进去，约他们出来，随着大人们一起去河下洗澡。

前几年，我带着几个同事慕名去罗家巷试吃了一回牛杂，不得不说，连我这地道的上顿渡老阿崽都不习惯了，口味太重不说，也实在是辣得很。

建设路以南，是镇上最大的连片居民区。沿河老街的南段从它的边上绕过，直到河堤那边的洲头脑上。这段老街两边长着茂密的梧桐树，两侧有不少店铺，比如，书店、布店、南货店、五交化店、银行、土杂店等等，再往南去，甚至还有染织厂、皮革厂、花炮厂。后来，我常常觉得，如果把这段老街作为某部怀旧电影的外景地，再合适不过。在当今，又会留有多少单纯为怀旧而保留的老街呢。

路南的这一大片街区，由几条弯弯曲曲的长巷连接在一起，那时，我家正租住在毛家塘，位于这些窄巷的北端，从我们家住的大杂院往北走，一出巷口就是建设路，出院门往东或往南走，就可能陷入那些小巷的迷魂阵。至今，我都对这些巷子的布局记忆犹新，甚或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村巷，白墙黛瓦下的青石板，不仅镌刻着父亲和我拎着菜篮买菜的脚印，记录着我好奇地迈入一位又一位同学住家所见，也陪伴了我和同伴约在一起上学，或者去校办农场积肥的岁月。

在这样充满着新奇的日子里，我渐渐地学会了镇上的土话，并不再认为自己是新来的外地人，这种变化，在我的交友和玩耍中，伴生了一种无比的自信。我说话的口音，终于无异于同伴，或许成了毛家塘大杂院顽童中的一个了。

二

我至今都在疑惑，原生家庭这个说法，是否把早年居所的样貌也包括进去了，住什么房子，摆什么家具，有哪些邻居和玩伴，或许在界定你自己时，它们会在个性中打下独一无二的烙印。

家里的亲人还是那些，倘若一家人偶然不是住在那样的房子里，而是在别处，那么，我们肯定不会知道，居家的偶性，会把人的命运引向何方，这同样不能假设。

我们家，租住在毛家塘的一所旧式的宅院里，估计这宅院的原始住家是个大户。解放后，宅院变成了公产，一下子住进来了几十户人家。我家与另一家合租的这一部分，只是旧宅原主人的书房，是砖木结构，它分了上下两层，一楼的中部，是一个厅堂，当时是两家共用的，但都是堆了些木料，鸡舍，自行车等杂物。以厅堂为界，包括楼上楼下，每家各得三间房和一个厨房。对于刚刚迁到镇上的一家人，尤其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宽敞的居家条件，不啻是一个惊喜。

我急急地爬到阁楼上去玩，楼上的这间房门却紧锁着，我好奇地绕到前面去，不想，房前是一个向外敞开的连廊，如果放在当今，叫它阳台也未尝不可。连廊朝西，正对着下面的庭院。我好奇地扒上楼间对着连廊的一排窗户，朝屋内看，屋里堆放了一些木箱和一些家居用品，有的箱子敞着口，似乎露出了一些饰件或玩具。邻居说过，这些东西是前一户住家未及搬走而暂时存放的。

我分明看见了有一个敞着口的木箱，箱口上露出了一个小飞机的模型，隔着窗玻璃看去，那模型是银灰色的，有一种金属的光泽，我盯着它，满心喜欢，脑子不断闪现着把玩它的情形。我很想自己也拥有一个这样的玩艺儿，这实在是出于一个熊孩子本能的占有欲。没过多久，那家便来了人，到阁楼上搬运剩余的家什杂物。我记得其中有一位中年妇女在房间里忙着收拾东西，而我站在门口，探着头往里看，那妇女冲我笑着打招呼，终于，我眼睁睁地看着那玩艺儿被合在箱子里了。后来我才听说，这家人那时已搬去了省城。

我居然有过这样贪心的阶段，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不敢相信了。

那些天，我经常站在阁楼的连廊上，看着下面湿湿的庭院发呆。天正下着雨，在那个时节，天总是下雨。我望着眼前屋檐流下来的雨水，被一个细长的铁皮沟槽接住，水顺着沟槽流向两边靠墙的竹筒里，被引向了地面的暗沟，感觉这种设计很好玩。但是，那高悬在屋檐处的水槽也不免年久失修，上面有多处绣蚀的漏洞，碰上下大雨，水柱便会从那里径直垂落到地面，砸在青石板上，于是，楼上楼下就会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时间一长，吵得都有些烦人了。

哥哥有时会伏在饭桌上给北方的伙伴写信，有一次，被我在一旁看过几行，我隐隐约约地记得他这样写道:"江西这里天天下雨，晴天很少。"

我也的确这样认为，但谁料会碰上雨季呢，即便不下大雨，也是连着十天半个月地阴着天。以前并没有人告诉过我，南方连绵的阴雨天太多了，多到足以令初来乍到的我难以适应，天天呆在屋里看着外面下雨，不能随时跑去露天逛玩了。

显然，我们家里准备的雨具也是不充分的。

我上学不喜欢打伞，因为班上的同学都是戴着大斗笠来上学的，何况家里也没有更多的油纸伞拿给我用，即便这样，我还是有几次把大斗笠遗忘在了教室，放学回到家后才想起来。

我特别不愿意在日常穿着或者在学习用具方面与周围的伙伴有什么不同。我的普通话已很显另类了，再也不想进一步成为怪类。我只想变得和他们一样，包括说话的方式甚至斗笠的尺寸。我要和邻家小孩一样，打着赤脚去上学，从脚被咯得生疼，直到后来脚底磨出了茧子。脚底磨出了茧还不算彻底，还得学会和他们玩在一起。

老宅的正房和书房都有不小的厅堂，再加上一个露天的庭院，已经足够我们折腾了。在所有的游戏中，"木头人"和"捉迷藏"是玩得最多的，它们不受天气的限制，下雨天也可以在厅堂里玩，当然也还有其它的游戏，已记不得名子了。

那时，我那么迫切地需要合群，说白了，是对孤独的本能性恐惧。一起玩，在一个正常小孩的意识里，似乎就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需要。回想起来，我是可以长久地捧着小人书神游一整天的，可为什么还会那么在乎一些玩伴的有无。这种性情，我直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在雨季，楼下的房间潮湿得厉害。砖铺的地面黏黏糊糊的，家具和那些木制的隔板墙都像是刚被厨房的湿抹布抹过似的，摸上去也总是潮潮的，加上后屋光线太暗，我只好沿着厅堂后面的楼梯爬上阁楼，在大房间里玩，有时，一呆就是半天。

这间阁楼约有二十平方大小，三面有窗，采光不错，家里后来请木匠上门打的几件家具，也都摆在这间屋子里，地板拖得很干净，便有了第一次进门脱鞋的习惯，不像刚搬来住时，完全是家徒四壁。或许，这也是我喜欢上楼一个人呆着的缘由，又或，只有在这样静谧而又古朴的阁楼上，望着窗口外面的天空，望着邻家青瓦屋顶上的那轮残月，才好让自己沉湎于一个又一个的暝思之境。

搬走的这家的住户，还是在阁楼里留下了痕迹，也许在我们看来，这家人在墙上留下的那些精美的小型招帖画是稀罕物，它们完全没有过时，那些红色的线条和图案，用手摸上去居然是突出来的，像是绒做的，我以前从没见到过，其中有一幅，贴在北墙右边窗口的上方，是长江大桥的图案，忘了是哪座长江大桥了，我没舍得撕掉，而其它的绒画，也全部都留在墙上了。之前，我在跟着家人辗转南北的路途中，已分别在武汉和南京参观过长江大桥，这也是我后来在学小学语文课文时，对关于南京长江大桥那篇课文特别有感觉的原因，再加上阁楼里的这幅画，它们勾起了我对迁徒之旅的一些淡谈的眷恋。

身处阁楼一隅，我会常常探出头去，跟父亲学着指认天上的星座，然后缩回头来，坐在临窗的桌上发一阵呆，间或猜想着，是否还有机会踏上远赴别处的旅程，我猜不出来。猜不出来就不去费脑，只图眼前的惬意也不错。

有一次，我捉来一只小麻雀，它还不会飞，我用小纸盒给它做了一个窝，用一根长长的针线绑住它的一只脚踝，然后把它放到阁楼北窗外面的窗楣上，垂下线在窗前看着，窗外檐角上的麻雀妈妈飞来，正与它一唱一和，说着鸟语，我见线绳还垂在那里，便在屋里没去理会，反正小麻雀还不会飞呢。不一会，我走到窗前，顺着那白线往窗楣上一摸，空空如也，小麻雀和它妈妈早已不知去向了，我至今还在纳闷着，小麻雀究竟是怎么样挣脱那根栓在脚上的白线呢?从这一点来看，它们似乎比我聪明。

朝北的两个窗户，分别对着自家邻家厨屋的瓦顶和烟囱，也对着不远处的广播大喇叭，此外，家里还另接了广播匣子。那架在"抓促部"楼顶的大喇叭，每天早中晚间都会按时响起，它一响，几乎全镇的人都能听到。有了广播，镇上的人们似乎更能体会一种宏阔的当下感。

阁楼的东北角，摆着一个玻璃书橱，橱子里通常摆放着父母买的书刊，大多是一些五十年代出版的老款书籍和一些过期的医学杂志。老款书是父亲年青时买的，以繁体字为多，主要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以及普希金和马雅柯夫斯基的文学作品，从书内容的构成来看，那时作为军人的父亲，是酷爱文学的。在书橱的第一层，码放着医学书籍和专业杂志，那是身为医生的母亲为自己置办的专业用书。

我并非出身于书香家庭，但是，我们家从南方迁到北方，再转回南方的千里辗转，父母居然不辞辛苦，宁愿打包托运这些沉重的书籍，让它们去横跨大江南北，也舍不得丢弃。这完全不似我自己成年之后的做派。直到现在，每当我搬家时，首先清理的东西，就是一堆的书，而每当我这样做时，都在不断地诘问自己:我是否算得上是一个读书人。

但我依然不想做叶公，更不想以书籍做为家居装饰，那种书饰当然不单是展示给别人看的，更多的时候，是让那些摆件来暗示自己:我被知识了。

阁楼书橱里的书并不是我的，我只有小人书，它们当然不好摆进书柜，去作为饰品。书刊是大人们的，虽与我无关，但并不妨碍我偶尔抽出一本《普希金文集》图个新鲜，我翻开封面，书上呈现出一个瘦瘦的，长着大胡子的外国人的黑白肖像，我觉得有些怪异，放下，接着又抽出了另外一本，是《马雅可夫斯基诗选》，翻开，这回也是一个外国人，他穿着西服，倒是没留胡子，但一只手却插进了自己西服前排的扣子里。我继续向后翻看，见书里面的那些诗句，大都是两三个字或三五个字一行，一句话要断成好几行才能说完的，这与普希金的诗行排列很不相同。我觉得这些书有些怪异，也许，这种直觉是正常的，我那时正在上五年级，我记得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不少写儿歌的作业，我写的那首儿歌里有这样句子:"小扁担，咿呀响，小伙伴，送肥忙，不怕脏来不怕累，越挑心里越亮堂。"如果这样的儿歌也可以算作诗类，那么我当然有理由，对阁楼上的那些用繁体字印刷的诗集感到诧异和不解了。

我们的家舍，当然不限于这个阁楼，但这个阁楼，它不仅承载了我们家人的起居及日常生活，更伴生了我对大千世界无处不在的约定，它庇护了我的成长，也见证过我的惆怅和迷惘。

三

出了家门，我可以去镇上的任何地方游逛，往南再西拐，是那条通往露天菜市场的居民巷，除了早起跟着大人买菜，以及特意到巷子里的同学家里去之外，平时上街是不太路过这里的。

所谓菜场，只是民宅之间的一片空地，早市的时候人流多一些。菜场周边零散坐落着一些公共机构，比如镇派出所，镇法庭等单位，在离派出所不远的巷子口，还有一个敬老院。

那时，我们学校正在开展学雷锋活动，老师像布置家庭作业一样，要求我们去校外做好人好事，为此，大家颇费了些脑子。回到班上报告时，有人拾金不昧，有人搀扶老人，而我既没见到过地上的分币，也一时难以遇到要搀扶的老人。我只能与几个同学相约，带了笤帚，穿过那些间或贴着大批判标语口号的街巷，去敬老院帮老人们扫地。事先没有预约，但我心想，只要脸皮厚一点就行吧，我们是在做好人好事呢，为什么要害羞啊。可是，那个院子，真的需要我们几个小孩去打扫吗，是我们帮了院子里的老人，还是他们为了成全我们的好人好事，满心欢喜地欢迎我们这些小学生呢。

我的害羞，在走出院门之前一直持续，但是，老人们那挂在脸上的笑容，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在这个空旷的市场闲逛，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个好选择，因为那地上总是散落着一些烂菜叶和捆菜的稻草，空气里还弥漫着一股腐臭的味逆道。卖肉的铺子里空空荡荡，即便刚上了猪肉，人们除了花钱，也还是要凭票供应的。有时，一堆人在那里挤来挤去，挑肥拣瘦，好不容易挤到摊前，全凭那个嘴里叼着烟卷的剁肉人下手时偏倚。

菜场西口紧挨着沿河老街的南段，右拐北去，便会来到比较热闹的影剧院和新华书店，在这里，我几乎每次都会见到一对摆着水果和杂货摊的老年夫妻，在热天，他们会随着太阳光影位置的不同，移动摊子摆放的地方，摆在书店对面沿河街边的时候居多，整条街上，占路的摊点极少，一天下来，就只看见他俩坐在摊子后边守候着。

老汉的模样，我现在还能想得起来。他看上去有六、七十岁，个子不高，人比较瘦小，脸上的颧骨有点高，在冬天，时常戴着一顶黑色的棉帽，坐在那里不苟言笑地做着生意，而他老伴的样子，我已想不起来了，隐约记得，她是要富态一些的。

我几乎每天都会路过这个摊点，印象较深的水果却总是柿子，我捏着口袋里的那几枚硬币，买柿子吃是不够的，尽管那些柿子码放很整齐，又摆在了最前面。直到无数次的路过之后，眼见那些柿子，随着天气渐热而变得红润无比，似乎软得不敢再用手用力捏了，我这才慢慢打消了要吃它们的念头，不知道的是，柿子要挑软的吃。我也很纳闷，这些软得快要出水的柿子，看上去都快腐坏了，会有人买吗，这一对晨起暮归的老两口，也实在是辛苦呀。

我是曾向他们买过东西的，或许也偶尔买过水果吧，都没什么记忆，所记得的，是在摊子上买过钓鱼线、鱼钩和橡皮筋，那都是在小锦的指导下，买来自制鱼竿用的。

摊子上的各种小杂货都在一个扁平的大木盒里放着，大木盒里边又被分隔成若干个小格，用以盛放和展示不同的售买品，最上面有玻璃盖，要买什么，可以隔着玻璃盖挑选。我要买的那几样物件，就是老汉小心翼翼地从这些格子里边掏出来的。

当然，我能够自做钓鱼竿，制作材料的易得是一个重要原因。除了要去外面设法"弄"回一根像样的竹竿之外，我制竿的自信，都来自小锦以及摆在梧桐树荫里的小格子。

随之而来的是，我学会了花钱。

会花钱倒不是坏事，但最让父母担心的是乱花钱，好在他们控制着我零用钱的总量，再加上我是一个那么胆小的孩子，倒不用担心我会干出偷和抢的事来。

除此之外，我也的确有在街摊上乱花钱的经历，但那个诱使我花钱的摊点，却绝不会让我这样的小孩这么认为。

一个摆在影剧院大门前水泥台子上的汽步枪摊，是放学时必定经过的地方，但那个架着的靶箱的左右两侧的板子上，各自竖写着一句口号，一边是:练好本领，另一边:保卫祖国。这样一来，谁再用汽枪去射靶箱里排列的一个个红布圈，就似乎与乱花钱没什么关系了。

这个枪摊，是一对中年夫妻在经营着，但我总是碰到那个女的守在枪架边上。女摊主有着与大多数镇上女人一样黝黑的皮肤，梳了一根粗粗的辫子垂在脑后，右手的中指上，总是套着一支金属的小插棒，用来捅插枪管里的射针，而那些射针，是用来代替汽枪铅弹的，所以，她站在枪架边上，每次帮着玩家把枪管掰下来换弹时，嘴唇总是横叼着一枚射针，而沿着嘴角露在外面的，是针尾的一小撮黑色线头。玩家把射针射向靶箱里的布圈，射中后，布圈便会翻倒下来，如果未中靶，射针就会被针尾的线头挡在靶箱后的白布上，方便拔出来重复使用。

我隐约记得，花一分钱只能打一枪，打中了靶标，还可以再奖励一枪。看来，摊主立的这个游戏规则真是厚道，但是，也有不少年纪大一些孩子一边打着，一边抱怨着枪上的准星不准，虽是这样说，也多有打中的时候。

摊主到底会不会在准星上做手脚，这事对于爱玩射击的我，始终是个迷。如果我没打中，究竟应该怪谁呢。

让我噎脑的，是那两句写在靶箱两边的标语，起先，总觉得在枪摊上见到这些字挺滑稽，标语写在这种地方，会给人一种掩饰摊主赚钱意图的感觉，但是，那两块靶箱板子总要写点什么才觉得正经，除了标语和口号，还能写什么呢。玩久了，我慢慢地觉出了深意，那样写，是一举数得的事，既玩了射击，又练就了保卫国家的本领，还给摊主正了名，重要的是，我的那点零用钱，花对了地方，心安理得。

但是，无论小孩衣兜里揣着多少钱，一不小心还是会被骗走的。行骗者的对象似乎不是单是小孩子，不少大人也难免花钱买教训。

在枪摊北边，有一家比较老的饭店，位于沿河老街上，是两层楼房，再往北，就挨着轻化厂的大门了。何谓饭店，不外乎指称有饭吃的店啊，我总这样认为。直到有一天，当我路过饭店大门时，才从门口一个卖"狗皮膏药"的人嘴里听到了新解，他就住在身后的这家饭店里，当然，他这话是对着一大圈围观他表演的人说的，不知是真是假，而那时，我才算弄明白，饭店不光是用来卖饭吃的呢。

他当然是外地人，不然不会住饭店。他操着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大声演说着，手腕上戴着一款小巧的方型小表，脚下是黑色尖头皮鞋，这种穿戴，在上顿渡街面上，算是稀罕。

这样划圈为市的行商，老街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一两个，但兜售的东西各有不同。

这一次，那个穿尖头皮鞋的人卖的不是膏药，而是"牙虫药"。人们的蛀牙，俗称"虫牙"，我那时已经知道，多吃糖会坏牙，因为大人们哄小孩时，绝不用牙菌这个说法去哄，而是说牙里会生小虫，像肚子里会长蛔虫一样，所以，牙虫也是喜欢吃糖的。我虽然这样听说过，但糖也没少吃，甚至有时还偷着舔食家里的红白砂糖。

当然，无论有无蛀虫与否，我的乳牙早已更换完毕，倒可以安下心来看着尖头皮鞋的表演。

他满怀激情地说着，从人群中请出了一位围观者，观其牙齿后，认定此人有牙虫，然后他要当场用药来驱掉这些虫。只见他撕开举在手上的小包，将一包白色的粉末倒进那位观众嘴里，让他闭上嘴，过几秒后，又令其微微张开，然后假咳嗽一声，伸出舌头，在人前展示，只见那粉红的舌面上布满了小米粒大小的白色的东西。尖头皮鞋一边说着，一边拿起一根筷子，把舌面上的东西刮在纸片上，一边走一边托着拿给人看，"看看，这就是牙虫，都被药死了，好厉害呀，好厉害。"他信誓旦旦地重复又重复着。

那一回，不记得有多少人买了他的牙虫药，反正，我没买。我已没了虫牙，但确实也抵不过好奇，总想买一包回家试试，无奈身上没有足够的钱，刚刚在枪摊上又打掉了一些，只好当成热闹看了。

那条街的热闹远不止这些。有的场景虽然算不上热闹，但足以充当人们的谈资，而能充当人们谈资的事情，都与不同的人，以及他们所干的那些不寻常的事有关。

在那些日子里，我司空见惯的很多街边情形，随便取来一段，再被当下的自己重新理解一回，都可归于不可思议的事，只是我已不愿意再把这些记忆的堤坝剖开，不愿意让那些不合时宜的街边所见，去冲击当下平静的心绪罢了。

四

在不断寻找奇闻异事的年纪，我的日子过得似乎并不很赶，但不觉间，就到了该去就读城东那个县立中学的年龄了。

​​​​​​​那年的夏天，气温似乎有些特别，不光热，而且很闷。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一些大事，一些消息接踵而来，不知何时有尾。而我所知道的一些大事情，都是在夜间躺在家门口的竹床上，从"抓促部"楼顶的大喇叭里听到的，比如，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

而那时，我正怀揣着一张入学通知书，要去城中学报到。

第二天下午，我穿过大杂院北边的连廊，出侧门来到建设路，然后拐向东，经公交站广场和余家坊的半边街，终于走到了中学的围墙下面。这条绕着围墙去校门的路实在是窄，窄到两个相逢的冤家都免不了皱眉，而我以前却常在这条路行走，东面是饶家村和它的水田，我与玩伴去那里的沟渠里玩水，或扛着鱼竿经这条窄道去找鱼，碰到认得的长辈，想躲都躲不掉。这次，我将从这条道，堂而皇之地迈入自己的下一个学校，它的大门就在那里。

我对学校的楼屋并不陌生，尤其熟悉食堂前面的小竹林和那几棵高高的毛栗子树。当年，为了制作钓鱼竿，我曾潜到竹林里面掰过一根细竹。因为嘴馋，我还约过几个玩伴，用弹弓把栗子射下来剥了生吃。后来，学校有了看管植被的工友，人们便很难去随意糟蹋它们了。

我照着入学通知书上的提示，在食堂连廊教工宿舍的一个房间里，找到了传说中的校园诗人熊老师。他的名气和才气，是我从邻家的玩伴那里才知道的。

熊老师看上去三十岁上下，留着青年发型，就是头顶的头发朝着一边梳的那种。他见我进来，并没有吭声，我叫了他一声，他点了点头，默默接过通知，铺在书桌上，便龙飞凤舞地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子，然后，他一边递回给我，一边交待了来校时间，这样算是办完了报到手续。再看那字，真是签得漂亮。我猜测着，他就是我未来的班主任。

九月一日，新生到了班上集中，那时，我才知道，他并不是我的班主任，我甚至也没在别的新生班上看见过他。但是，报到那天算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是有所期盼的，所以，学校的报到安排，对我那失望的小心思而言，又是一种值得猜测的事了，以至后来想起时，也觉得自己多生了狐疑。

那一年的冬天，似乎也特别寒冷，镇上的雪下得特别多，一场接一场，积雪很厚。宅院的天井，外面的马路，校园的操场，都呈现着耀眼的雪景。后来，我终于有所体会，这些地方，存有我故乡记忆中最厚的积雪。但积雪总是融化得太快。在学校礼堂的东墙角，积雪和被敲落在地上冰棱，被师生们来往的脚步压实后，形成了一小段不易融化的冰雪滑道。下课后，我和其它一些低年级的学生一样，总会赶到那里去玩耍，我们借着几步助跑，争着蹭到那条窄窄的冰道上溜出去几米，而那仅有的一小段滑动，却带给了我瞬间的快乐。我不愿积雪融得那么快，盼望着再来几场大雪，一点也不在乎上学时踏雪赶路的踉跄。

还是在那个冬天，我再次被招进了学校的文宣队，参加排演《长征组歌》，但这里毕竟是中学，有自己的师生管弦乐队，学校还特招了一个"文艺班"，其阵仗比我原先就读小学的文宣队强大太多。他们把合唱节目《长征组歌》进行了歌伴舞式的再度创作，并献演成功。在那几个月里，演出主题的变换有些频繁，从缅怀伟人到庆祝十月的胜利，歌单从《绣金匾》到《洪湖水浪打浪》，一下子就冒出来那么多深情、好听的歌曲来了。

尽管大礼堂热闹如此，在教学楼那边，该上的课还得上，学习笔记还得照做。与小学时的语文和算术两门主课相比，初一的课程忽然增加了许多，这令我有些好奇和兴奋。除了物理和化学以外，当下高考的科目，它全部都有了，而当下的生物科，大约可以类比当年的农业基础知识科。这种课程气氛足以让我掉入知识营造的想象中，我甚至没有去分辨，究竟是对知识的样态有兴趣，还仅是对知识的人文氛围有兴趣，如果是前者，我可以向往当一个科学家或文学家，但是，自己要当什么专家，也是对某种专家的名份或生活样态有兴趣，说到底，还是自己想主动去营造一种以脑力劳动而谋生的生活。

这样生活与我处的动荡年代，与小人书以及影剧中的情节和画面相关，大概与探索知识奥秘的僻好不是一类倾向。但我发现，"又红又专"这几个字，常常挂在老师的嘴上，也常常出现在一些学生的范文里。

这一年，初一的新生班级不少，共有八个班，全部集中在"十七教学楼"里，我猜想，这栋两层的筒子楼，大概容纳了十七个教室，所以才这么叫的。

在教学楼的左前方，有一个大公厕，也是我和同桌伙伴黄贵上劳动课时常去掏粪的地方。我们从家里把尿桶和扁担带到学校，然后把大粪掏到尿桶里，两人一前一后，把它扛到五、六里远的火焰山，因山全为红壤而得名，山上，有校办农场。

黄贵的家在离菜场不远的那条巷子里，他每天上学，都会路过我家门口，也经常进院子里来，约上我一起走，放学也是这样。我们都喜欢把好朋友往家里带。记得有一次，他来家约我上学，碰到我还在赶吃早饭，便坐在边上稍等了一会，事后，他在路上问起我:"你吃腌蛋都是这样大口的吗?"我答道:"是啊，我是不太怕咸的。"他接着说:"我家很少吃腌蛋，有时吃一点，都会大口地往嘴里扒饭。"我听了，不知道该怎样接他的话。其实，在那个年代，我们家也不常吃腌蛋，特别是大咸鸭蛋。对我而言，这些东西，也是不常有的美食。

在与黄贵一起约着上学的日子里，除了挑肥上山之外，我还很痴迷初一年级开设的那些课程。心中有求知的萌动，似乎这样做，才会融入我在自家阁楼上的那些妄思之境，同时也想在以往参加文宣队获得的虚荣之外，另外辟出一条被人认可的自我满足之途，那就是设法去"又红又专"，至少，要做一个父母和老师眼中的好学生，这当然是我的一种不太明确的隐思。但是，我明显地觉出了自己的脸皮在慢慢变厚，对于这种厚，我给自己找了一些正当的理由，那就不光是要考试高分，还要给自己以高分的荣誉。我居然，在一个春雨霏霏的周日，打着伞，拿着作业本去学校，去找任课老师指教难题。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许并不那么求知真切，而是自私到了家。脸皮至厚，厚到可以罔顾事理，求知而得愚的地步了。但老师们却没有什么觉察，我依然感到一种持续的善意和包容。班主任黄老师荐我去参加全年级的作文比赛，那次，我得了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总算没让他太失望。

天气越来越热了，我对镇上的梅雨季节早已适应，但在接下来的这个夏天，我还是要急不可耐地离开这个就读不久的学校，离开ABC，离开X+Y。我那萌于春季的智性之芽，难以经受一个顽童本能的来袭。我破了防，不对，这简直是无防无忌，也许我正等着这种机会呢，而我等到了，也等到了离开书包，离开与黄贵一起上学的日子。我知道，在离县镇不远的一处神秘的乡间，一种新的学习生活在等着我。

我应该，或许必须把自己交给无数个偶然的机缘，比如，父母偶然的相识，自己偶然在那个宅院和阁楼的栖居，甚至在街巷间游移的，那种不确定落在何处脚印。这些，都那么地不可预知，更何况家人和自己这次的选择呢，而这一切，正如自己无数次的遭遇一样，在不经意间，就成了一种值得回味的记忆。

不知怎的，我现在还会想起黄贵，想起他的长相和声音，以及他家住的那条长长的巷子。我思忖着，到了高中毕业的那年，他也应该考上某个学校了吧。

我曾就读的，那个中学的高考成绩是如此地靓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