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母校(三)

峰回路转

　　三，风雨送春归

一一大教室

"鱼儿离不水"，说白了人更离不开水。吃过饭后，穿过校园中那片高高的白杨树去打水。在食堂正前方约30米处是学校茶炉房，它位于校园的中心位置，有两位工人师傳专门负责拉水烧水，服务全校师生喝开水，洗脸（习惯称呼、也包括洗脚但不能洗浴）洗衣服用水。师生们自觉珍惜"水师傅"的劳动，深知滴滴皆辛苦，用水方便但很注意节约。

　　教室自然是学校的重点建筑。原一中的四排教室介于学生宿舍与教工办公区之间，初中三个年级12个班的教室在茶炉房东面的两排，三个高中班的教室及图书室、理发室、医务室在西面两排。教室南北两面窗明几净，光线充足，室内按50人的建制布局，宽敞宜人，1966年入校时，200名初一生编为4个班，即从初56班到初59班。我们57班教室是东一排二教室。 教室是师生之间教与学的主要场所。在教育要革命中，教室的功能又增加了新内容。

入学三个月后，我们的学生身份有了新变化，戴上红袖章成了红卫兵，加入了学校的各种战斗队，投入到了运动的洪流中。"革命"成了主课，教室成了''革命''的战场，学"革命"理论、写大字报、参加大批判代替了上文化课；喊口号、大辩论，代替了朗朗书声。其实，我们这些刚入校的新生，并不知道校领导执行了什么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也不知那个老师是'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等，只是跟着高年级瞎嚷嚷，他们喊打倒xxx，让xxx低下狗头，我们跟着喊“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幸亏也就是喊喊口号，真要都去踩一脚，还不把人踩死。天下是"造反派"的天下，学校是红卫兵的学校。校名随运动深入也改为县红卫中学。这是学生们最“自由"的时候，校领导被打倒夺权了，老师们被批斗靠边站了，出入教室没有了纪律要求，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来也没有人管。''不做作业不考试，不如回村挣工分''。渐渐地来教室的学生越来越少了。我是家中的"老大”，弟妹还小，也经常回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就这样，我们这一届，在革命运动、复课革命、回村劳动的交替中，渡过了初一、初二。

1968年夏，学校迎来了亲人解放军，军代表进校执行"支左"、“军训"任务。学校成了"军营"，师生们按军事编队，教职工队伍编教工连。我们57班整编为二连，连长、指导员分别由两名解放军战土担任。教室成了连部，我们成了不穿军装的士兵。每天上午的前两节课，指导员在讲台上操着浓重的邯郸口音领着我们"天天读"，后两节课则交给学校老师讲政治数学语文及工农业基础知识。代课老师不固定像走马灯一样变换，这节数学是戴新民老师讲，下节王学信老师不教俄语了由他给我们上数学课。孙锡哲老师教我班语文，也可能是闫旭老师来上课。王嘉伟老师说他的物理课课时少，不好讲，先教你们实用的吧；他把半导体收音机拆开，介绍每-个元件的名称及功能，然后又组装好。他说，只要掌握了操作步骤，可到县五交化公司买齐元件，回家自已学着装。这课上的有兴趣也实用，我们班还真有两位同学造出了"五七"牌半导体收音机。

下午两节课交给了连长。连长给我们先讲军事常识，然后带连队到操场上进行实地军事训练。吸引我们的是连长指导员腰间别着的那支手枪，从没见他们拔出来比划一下，就是讲课，也是在黑板上画了个手机轮廊，讲解构造瞄准扣动扳等要领，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有严格的管理纪律。训练的重点不在武器在队型和步伐上，因为''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连长说，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洪亮的口令，才显出军人的气势。我们以前练过的立正、齐步走、正步走等，看似很简单的动作，在连长眼里都不合格。他像老师提问一样，要求单个''出列‘’，手把手腿踢腿脚碰脚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纠正，现在想起来，当时严格的也有些像训练国旗班的战士。连长不厌其烦地重复纠正每一个"战士”的每一个动作，汗水渗出军帽顺着脸颊脖颈流下来，鲜红的阳光照在“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的绿军装上，更显得英俊潇洒、光彩照人。短短三个月的军训，我们懂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个人形象也一改过去拖沓随意而有了"军人风度”，尤其是两位年轻帅气的战士给同学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更坚定了我们毕业后男要参军、女生"嫁人要嫁解放军”的信念。

解放军刚离校，工人宣传队进驻登上了教室讲台。工宣队队长据说是县五五铁厂的工人，约40出头，瘦高个，文化程度不高，但嗓门高，有点`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劲。师生们对他很尊重，见他迎面走来，能躲则躲、躲不开低着头走过。至于人家参与了学校什么大活动，我们并不清楚。只知道，他每天清晨早早就站在了操场上，等待出操的师生，他常叫停最后一个迟到者，“过这儿来，站着别动"，有张飞喝断当阳桥的威力。迟到者罚站，看着大部队操练完毕才能旧队。这一招挺管用，增强了全校出操的紧张性，起床铃响过，大家赶紧往操场跑。队长不仅管出操还管我们地里劳动、工厂做工，每逢整队出校，他总站在一侧喊口令，那样子也像个带兵的班长。队长常进我们教室，背着手左看看右看看就是不说一句话，他绕场一圈，然后回头一摆手，就走出了教室。有时队长也给我们上政治课，他认识到位，“在工厂要会做工，在学校要会讲课，可文化课我不会讲。那是大学生教师们的事，但”讲政治是我的强项”。他说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学校也一样好。我小时候不好好学习，小学没上完就回村劳动去了。不过歪打正着，赶上厂里招工，我成了有文化的学徒工，加入到了工人阶级的行列。队长本质好为人好，学校成立革委会，他以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结合进了领导层。

　　进入第三个学年，“老三届"毕业已全部离校，我们这批1966年入学的"老一届"经过两年的洗礼，约有四分之一已成为公社社员，不愿再回学校当学生。新成立的校革委会整顿教学秩序，决定我们这一届再延长一个学期，把三年的课程压缩在一年半内学完。为便于管理，剩下的学生重新编了班，因此，我们也离开了原来的教室。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1969年的冬天，在紧张的补课、复习、考试中结束了。刚刚跨入70年代的初春，我们领到了盂县红卫中学初中毕业证，在万千纠结中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可爱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