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水那边红一角/中篇小说连载三

烟雨

赣 水 那 边 红 一 角

烟雨·中篇小说

第三章：书耀红星

一

暴动的硝烟尚未散尽，枪杆子夺来了地盘，但要让这地盘长出红色的果实，还得靠笔杆子。廖子清比谁都清楚这个道理。他曾是梅园村私塾里那个教 《论语》的先生，如今，他却要亲手埋葬那套旧书，换上崭新的课本。这不仅仅是教材的更替，更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文化革命。

1930年的秋天，来得似乎比往年更迟一些。暑气未消，但早晚的风里已经有了凉意。在罗田南边那片高地上，曾经香火鼎盛的东平寺，如今已摘下了佛像，换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这座古老的寺院，成了峡江苏区第一所列宁小学的校址。

这天傍晚，夕阳的余晖像泼洒的朱砂，染红了东平寺的飞檐。廖子清与胡冠南踏进了这座由寺院改建的校园。院子里，那棵几百年树龄的古银杏树下，几十个孩子正坐在自制的木板凳上，背挺得笔直，稚嫩的童音汇聚成一股洪流，撞击着古老的墙壁：

“靖卫狗，好残酷，牵耕牛，烧房屋……”

“分田地，打土豪，穷苦人，掌大印……”

这声音，没有之乎者也的迂腐，只有刀光剑影的真实。廖子清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眼眶有些发热。他想起了几年前，自己还在教孩子们“子曰诗云”，那时的书声，是温吞的，是无力的，像是在温水里煮青蛙。而现在的书声，是呐喊，是战鼓，是觉醒的狮子在咆哮。

黑板旁，廖学英正一手提着那盏锃亮的“红军灯”——那是她的命根子，也是这所学校夜晚的光源——一手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用力写下“革命”两个大字。粉笔灰簌簌落下，像初冬的细雪。她转过身，看着孩子们，脸上带着温和而坚定的笑容。她不仅是乡妇女委员，更是这所学校的义务教员，也是这群孩子的临时母亲。

胡冠南粗大的手指划过课本上的一行字，哑声笑道，那笑声里带着一种庄稼汉特有的憨厚与自豪：“子清书记，你来看。这书里写的不是之乎者也，是咱梅园村烧剩的梁柱，是曾吾岗靖卫团的马蹄声。以前咱们的孩子背‘学而时习之’，背得头昏脑涨，也不知道学了有啥用。现在背这些，背一句，就恨得牙痒痒，背一句，就晓得为啥要拿枪杆子。”

廖子清目光温和，顺着胡冠南的手指看去，那课本上的字迹虽然歪歪扭扭，却力透纸背。他抬起头，目光越过窗棂，落在院子里。那里，一群稍大一点的孩子，臂缠红袖章，正在操练队列。他们手里没有真枪，而是扛着削尖的木棍，在一名小队长的口令下，迈着虽然稚嫩却异常坚定的步伐。他们的眼神清澈而炽热，喊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声音虽稚嫩，却有着穿透云霄的力量。

“冠南，你说得对。”廖子清低声重复着县苏的方针，像是在对自己说，又像是在对胡冠南说，“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这些年我们流血打仗，不是为了换个地主继续骑在头上，而是为了让他们——”他指了指那些孩子，“不再背《论语》，不再受愚弄，而是读属于自己的书，做自己的主人。”

他说这话时，脑海里忽然叠上另一个画面——那是半年多前，1930年1月，腊尽春寒，金江乡南湖村“云林公祠”里杉木门板被风吹得吱呀作响。公祠二进一井，上厅板壁挂着一面鲜红的党旗，党旗下正中摆一张案桌。

廖子清自己坐在案桌右侧，左侧是县委书记候选人胡竹青，中间坐着赣西特委派来的代表陈正人——那人刚从井冈山下来不久，灰布棉袄肩头还沾着遂川、安福一路的霜泥，鞋帮上是万安转道而来的黄浆。正式代表十八人，列席七人，分几排坐在稻草铺地的厅里。村口五里外，儿童团员系着红布条在田埂上递哨，防着国民党靖卫团摸进来。

九日上午约十时，廖子清宣布中共峡江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陈正人撑着门板起身，目光扫过一张张被硝烟熏黑的脸：

“同志们，峡江的共产党，今天才算真正扎下根。枪杆子夺了金滩，不等于革命成了。我们要办农会、办苏维埃、办列宁小学、办夜校、办政治训练班——让穷人的孩子认得‘人’字，让种田的晓得《土地法》上自己那一栏该怎么填。书里的红星不亮，山头的红旗也守不住。”

那次会开了五天，成立了中共峡江县委，选出胡竹青为书记，研究了县苏政府、各群团组织、打土豪分田地、扩大地方武装一连串问题。散会时，陈正人把一叠从陂头会议带下来的油印清样塞进廖子清怀里——其中就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节选。

廖子清后来把那份清样藏在东平寺观音龛的夹层里，直到边金元从芳洲村带回头油印本，才敢拿出来对照着教人。南湖村祠堂里定下的那句“办列宁小学、办夜校、办政治训练班”，便顺着赣水，一路漂成了东平寺眼前的书声。

正想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只见边金元风尘仆仆地从戈坪乡芳洲村赶来。她的裤腿上沾满了泥浆，头发被汗水黏在额头上，显然是抄了近路，一路小跑过来的。她看到廖子清和胡冠南，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顾不上擦汗，就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小本子，郑重地塞到廖子清手里。

“子清书记，给你！芳洲村的‘干货’！”边金元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

廖子清接过那个还有些温热的小本子，小心翼翼地剥开油纸。里面是一本油印的《政治训练班讲义》，纸张粗糙，油墨的味道扑鼻而来。封面上，用红色墨水写着几个大字：“中共峡江县委干部政治训练班教材”。

翻开第一页，是毛泽东那篇著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节选，字迹虽然有些模糊，但每一个字都像烙铁一样，烫在廖子清的心上。他指尖摩挲着纸边，忽然觉得这油印本和南湖村祠堂里陈正人塞给他的那叠清样，墨色竟是一脉相承的。

“边金元，你从芳洲回来了？训练班怎么样？”胡冠南凑过来，好奇地看着那本讲义。

边金元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跳，开始讲述她在芳洲村的经历。她的声音不大，却字字千钧，仿佛把那个艰苦却又充满希望的学习场景搬到了众人面前。

“子清书记，冠南哥，这次训练班，是我这辈子最开窍的几天。我们在芳洲那座老屋里办班，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大家就坐在稻草堆上，膝盖就是课桌。晚上没有灯，我们就点松明。那松明烧起来，烟大，熏得人流眼泪，可大家谁也不肯挪地方，都凑在那点儿亮光底下记笔记。

教员头一天就讲：咱们这套办夜校、办列宁小学的路子，不是拍脑袋想的——今年正月南湖村云林公祠开一大，赣西特委陈正人亲自到场定的调。陈代表说，干部是革命的筋骨，筋骨不硬身子就塌；书里的红星不亮，山头的红旗守不住。我们这些田埂上爬出来的泥腿子，心红根正，只要把道理装进肚子里，就能把红旗插遍赣西。”

她顿了顿，指着讲义说道：“训练班上讲，干部是革命的筋骨。筋骨不硬，身子就塌了。我们在那老屋里，点着松明，一字一句地学《土地法》，学怎么划分阶级，学怎么在靖卫团眼皮底下恢复支部，学怎么发动群众，怎么搞统一战线。教员说，我们这些从山沟里、田埂上出来的干部，虽然文化不高，但有一条，心是红的，根是正的是。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些道理，我们就能把红旗插遍赣西。”

边金元的语气变得激昂起来：“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想，我们回去后，就要像学英姐这样，晚上办夜校。这盏‘红军灯’，不能只照亮我们几个人，要照亮全村。我们要在灯下算账——算曾吾岗的血债，一笔一笔，记在心里；也要算明天分田的册子，一户一户，落到实处。要让每一个穷人都晓得，这天下，以后是我们自己的！”

廖学英一直静静地听着，此时，她伸出手，将“红军灯”的灯芯捻亮了一圈。那橙黄色的火焰跳动了一下，光芒瞬间扩散开来，把灯影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像一团跳动的心火。

她望着眼前这群播撒火种的人——脸上带着倦容却目光坚定的廖子清，憨厚耿直的胡冠南，风尘仆仆却满怀激情的边金元，轻声说道：

“东平寺的书声，芳洲村的夜课，南湖村祠堂里陈正人那句‘书里的红星’，曾吾岗听着是逆耳惊雷，恨不得一把火把我们连同这声音一起烧了。可在我们听来，这却是赣水那边，一点点红起来的光。这光，从书本里透出来，从讲义里渗出来，从南湖村那面党旗下渗出来，从每一个觉悟了的穷人心里冒出来。只要这光不灭，曾吾岗就算把天烧塌了，我们也看得见路。”

四下里一片寂静，只有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和松明燃烧时细微的噼啪声。廖子清紧紧攥着那本油印的讲义，感受着纸张的粗糙和油墨的芬芳。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本书，这是火种，是武器，是未来。他抬起头，望着窗外那轮渐渐升起的月亮，心中默默发誓：无论前路多么艰险，他都要守护好这盏灯，守护好这书声，守护好南湖村祠堂里点起来的、这赣水那边一点点红起来的光。

二

自那天边金元带回《政治训练班讲义》后，东平寺列宁小学的气氛更加火热了。白天教孩子，晚上教成人，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红色熔炉。

廖学英将夜校的开办时间定在了每晚戌时（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点，农民们刚忙完一天的农活，吃过晚饭，正好有空闲。起初，来听课的人并不多，许多农民心存疑虑，有的觉得累了一天，不如早点睡觉；有的觉得读书识字是读书人的事，和自己无关；还有的害怕被靖卫团知道，招来杀身之祸。

廖子清决定亲自出马。他带着胡冠南、边金元，挨家挨户地去动员。他们不讲大道理，只讲最实际的好处。

“张大伯，你来夜校学几个字，以后分田的榜文贴出来，你自己能看懂，不用求别人，也不会被人蒙骗。”

“李嫂子，你来学算账，以后卖粮食，自己能算清斤两价钱，不会再被奸商克扣。”

“王老弟，你来学写名字，以后当了红军，立功受奖，领津贴，签字画押，不用再按手印了。”

这些实实在在的话，打动了不少农民。加上边金元、胡冠南这些本地干部的现身说法，来夜校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夜校的课堂，就设在白天孩子们上课的教室里。没有课桌，大家就自带小板凳，或者干脆坐在稻草堆上。照明工具，主要就是廖学英那盏“红军灯”，后来又添置了几盏桐油灯，虽然光线昏暗，却足以照亮每个人的脸庞。

廖学英是夜校的主要教员。她先从最简单的开始教起——教大家写自己的名字，认“人”、“手”、“足”、“刀”、“尺”这些常用字。她拿着那根短短的粉笔，在黑板上用力写着，一遍又一遍，直到每个人都学会为止。

“大家看，这个字念‘人’。”廖学英指着黑板上的字，耐心地讲解，“一撇一捺，相互支撑，这就叫人。为什么我们要革命？就是因为曾吾岗那些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把我们当牛马。今天我们学写这个字，就是要记住，我们是人，不是牛马，我们要站起来做人！”

接着，边金元也开始讲课。她讲的是《土地法》和分田政策。她拿着那本油印的讲义，用最通俗的语言，把复杂的条文拆解开来，讲给大家听。

“乡亲们，这上面写着，‘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边金元指着讲义上的字句，“什么叫‘没收’？就是把曾吾岗、王瑞昌他们抢去的田，强行拿回来。什么叫‘分配’？就是把这些田，按照人头，分给咱们每家每户。以后，这田里打的粮食，就全是咱们自己的了，不用再给地主交租子！”

讲到这里，台下的农民们眼睛都亮了。他们听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们听得懂“分田”这两个字。这可是祖祖辈辈的梦想啊！

胡冠南则负责讲军事常识和时事政治。他虽然文化不高，但打仗的经验丰富。他教大家怎么识别枪械，怎么挖战壕，怎么在紧急情况下疏散转移。他还经常给大家讲红军打胜仗的消息，讲井冈山上的斗争形势，鼓舞大家的士气。

“大家不要怕曾吾岗。”胡冠南挥舞着拳头，“他现在有枪，有炮，看起来很厉害。但他代表的是反动派，是少数人的利益，不得人心。我们代表的是广大穷苦农民，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没有打不垮的敌人！毛委员、朱总司令在井冈山，我们在这里，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廖子清则不定期地来做形势报告。他讲得最深，也最远。他不仅讲峡江的形势，还讲全国的革命形势，讲军阀混战，讲帝国主义侵略，讲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他的话语，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农民们封闭的心灵，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乡亲们，我们现在的斗争，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一个村子。”廖子清站在讲台上，目光扫视着台下那一张张质朴的脸庞，“今年正月，南湖村云林公祠开中共峡江一大，赣西特委陈正人亲临指导，定下一条死规矩：枪杆子夺来的地盘，要靠笔杆子长出红色果实。我们今天在东平寺办列宁小学、办夜校，就是落实南湖村祠堂里那面党旗下的决议。我们是在为中国四万万同胞谋幸福，为子孙后代谋未来。我们今天在这里读书识字，明天就要拿起枪杆子，保卫我们的家园，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是伟大的，是一定会胜利的！”

夜校的课程虽然简单，却非常实用。农民们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算简单的账目，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了为什么要革命，知道了苏维埃政权是自己的政权。他们的思想觉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提高，对共产党的认同感也越来越强。

除了文化知识和政治理论，夜校还教唱革命歌曲。 《国际歌》、《红军歌》、《少年先锋队歌》等旋律，每晚都在东平寺上空回荡。这些歌曲，旋律激昂，歌词振奋人心，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每当唱起这首歌，农民们的眼中都会闪烁着泪光。他们或许不完全理解歌词的含义，但他们能感受到那种磅礴的力量，那种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

这歌声，成了他们精神上的支柱，支撑着他们在艰苦的斗争中坚持下去；而南湖村祠堂里点起的那颗书里红星，正借着这歌声，一寸寸红过赣水，红进金滩镇每一扇糊着麻纸的窗。

三

夜校办得红红火火，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最大的问题，是师资力量的匮乏。廖学英一个人，要教白天的小学，还要教晚上的夜校，实在分身乏术。边金元、胡冠南虽然有热情，但文化水平有限，只能讲一些简单的课程。随着学员的增多，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廖子清意识到，必须培养一批自己的教员。他决定，从夜校的学员中，选拔一批文化程度稍高、思想进步、有一定表达能力的学员，进行短期培训，让他们成为新的教员。

选拔的标准很简单：一是识字，至少能写自己的名字，认识几百个字；二是思想进步，拥护苏维埃政权，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三是热心教育，愿意为大家服务。

经过筛选，第一批选拔出了十名学员。他们中有农会骨干，有赤卫队员，也有普通的农民。虽然他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但学习热情都非常高涨。

培训班就设在东平寺的一间偏房里。廖子清亲自担任班主任，廖学英担任主讲教员。培训的内容，包括教学方法、识字教学法、政治理论常识等。

廖学英把自己在教学中的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们。她教大家怎么备课，怎么写教案，怎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生字，怎么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她还带着学员们去听她的课，进行现场观摩教学。

“教农民识字，不能像教私塾那样，死记硬背。”廖学英对学员们说，“要结合他们的生活实际，用他们熟悉的事物来打比方。比如教‘田’字，就指着窗外的田地；教‘牛’字，就学牛的叫声。这样，他们才记得牢，学得有兴趣。”

廖子清则负责讲授政治理论常识。他把那些深奥的理论，掰开了，揉碎了，用最朴实的语言讲给学员们听。他还教大家怎么组织讨论，怎么引导学员思考问题，怎么把政治理论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

“我们当教员的，首先要自己明白道理。”廖子清对学员们说，“自己是一碗水，才能给别人一碗水。自己是一桶水，才能给别人一桶水。所以，你们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教好书，育好人。”

培训班的学员们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他们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就来听课学习。没有课本，就自己抄写讲义；没有纸张，就在地上、在木板上练习写字。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们的成长，关系到苏区教育的未来。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培训，第一批学员顺利结业。他们被分配到了各个村的分校，成为了新的教员。虽然他们的教学水平还有待提高，但他们的出现，极大地缓解了师资短缺的压力。东平寺列宁小学的经验，开始在峡江苏区推广开来。

除了培养教员，廖子清还着手编写适合本地特点的乡土教材。县苏统一编写的课本虽然好，但有些内容并不完全符合峡江的实际情况。廖子清决定，组织一批有文化的干部和教员，编写一套峡江版的列宁小学课本。

编写组由廖子清牵头，廖学英、边金元、胡冠南，以及新培养出来的几位教员组成。他们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收集素材，结合峡江的地理、历史、风俗和革命斗争的实际，编写课文。

课文的内容丰富多彩。有描写自然风光的，如《赣水》、《玉峡》、《梅岭》；有讲述革命故事的，如《金滩暴动》、《梅元烽火》、《曾吾岗的罪行》；有普及生产知识的，如《种稻》、《织布》、《养猪》；还有进行思想教育的内容，如《为什么要革命》、《苏维埃政权是我们的》、《红军是我们的亲人》。

编写的过程非常艰苦。没有参考资料，大家就凭着自己的理解和记忆来写；没有稿纸，就用废纸背面、树皮、甚至树叶来代替；没有墨水，就用锅底灰、植物汁液来代替。但他们热情高涨，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这篇课文，要写出我们峡江人的骨气！”廖子清对编写组的成员说，“要让孩子们读了，就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先辈受过什么苦，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套三册的《峡江列宁小学课本》终于编写完成。这套课本，语言朴实，图文并茂，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它不仅是孩子们的教科书，也是广大群众学习文化、了解革命的启蒙读物。

课本印刷出来后，受到了广大师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孩子们爱不释手，争相传阅；大人们也纷纷借阅，从中汲取知识和力量。这套课本，成了峡江苏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也为后来苏区的文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四

随着东平寺列宁小学和夜校的不断发展，一个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单纯的识字教育和政治教育，已经不能满足革命斗争的需要。苏区急需一大批懂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知识的干部，来充实各级苏维埃政权，领导各项建设事业。

廖子清向中共峡江县委提出建议：在原有干部政治训练班的基础上，创办一所更加正规、系统的干部学校，专门培养苏区急需的各类干部。

这个建议得到了县委的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在戈坪乡芳洲村，创办“峡江苏区干部学校”。之所以选址芳洲村，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相对隐蔽，群众基础好，而且有现成的房屋可以利用。

干部学校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廖子清兼任校长，负责全面工作；边金元任教导主任，负责教学管理；胡冠南任总务处长，负责后勤保障。教员则由县委领导、经验丰富的干部和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担任。

学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各区乡苏维埃的干部、赤卫队骨干、农会积极分子，以及少数表现优秀的工人和农民。学制暂定为三个月，开设的课程包括：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法令、军事训练、经济政策、文化工作等。

1930年11月，峡江苏区干部学校正式开学。开学典礼简朴而隆重。没有彩旗，没有锣鼓，但学员们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他们穿着朴素的衣服，背着背包，带着干粮，从各个地方汇集到芳洲村。

廖子清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创办干部学校，是苏区建设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干部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举措。他要求学员们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把自己培养成德才兼备的红色干部。

“同志们，你们是苏区的精华，是革命的火种。”廖子清看着台下的学员们，深情地说，“你们学成之后，将奔赴各个岗位，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建设我们的家园。你们的肩上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希望你们，要像东平寺的灯火一样，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要像赣水的波涛一样，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干部学校的教学条件非常艰苦。校舍是几栋破旧的民房，教室就是堂屋，宿舍就是通铺。没有课桌，就用木板搭成；没有板凳，就坐稻草墩。照明用的是松明和桐油灯。教材是油印的讲义，纸张粗糙，字迹模糊。伙食更是简单，一日三餐都是糙米饭和青菜萝卜，偶尔能吃到一点咸鱼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却空前高涨。他们深知，这样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他们白天上课，晚上讨论，深夜还在油灯下读书写字。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互相交流工作经验，探讨革命理论。

政治常识课，由廖子清亲自讲授。他系统地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和政策。他的讲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学员们的欢迎。

党的建设课，由县委组织部长讲授。主要讲解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怎样开展支部工作等内容。这门课对于加强苏区的党的建设，提高党员的素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苏维埃法令课，由县苏司法部长讲授。主要讲解《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苏维埃法令。学员们通过学习，掌握了法律知识，能够更好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群众的利益，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

军事训练课，由胡冠南和红军派来的教官负责。主要进行队列、射击、刺杀、投弹等基本军事技能的训练，以及游击战术、侦察警戒、防空防毒等军事知识的学习。这门课对于提高学员的军事素质，增强苏区的武装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政策课，由县苏财政部长讲授。主要讲解苏区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土地分配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的知识。学员们通过学习，掌握了经济工作的基本方法，能够为苏区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文化工作课，由廖学英和边金元讲授。主要讲解如何开展文化宣传、办夜校、编演文艺节目、破除封建迷信等内容。学员们通过学习，掌握了文化工作的基本技能，能够推动苏区的文化事业发展。

除了课堂教学，干部学校还非常重视实践教学。学员们经常深入农村，开展社会调查，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他们还参与组织群众大会，宣传苏维埃政策，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学员们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提高了工作能力。

干部学校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也充满了快乐。学员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经历，但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走到了一起。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晚上，大家围坐在桐油灯下，读书讨论，歌声嘹亮。节假日，大家组织文艺晚会，自编自演节目，歌颂革命，赞美生活。这种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氛围，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人。

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931年2月，第一期学员圆满毕业。毕业典礼上，学员们纷纷表示，要把学到的知识和本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为苏区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有的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有的被分配到新的地区，有的被选调到县苏机关。他们像一颗颗红色的种子，撒向了峡江苏区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峡江苏区干部学校的创办，是峡江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干部，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素质，加强了党的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推动了苏区的各项事业发展。它为后来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

东平寺的书声，芳洲村的灯火，构成了峡江苏区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这书声，是觉醒的呐喊；这灯火，是希望的明灯。它们不仅照亮了苏区人民前进的道路，也孕育了伟大的苏区精神。

然而，这光明并不是没有阴影。随着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和破坏。曾吾岗和靖卫团视东平寺列宁小学和芳洲村干部学校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

他们派遣特务混入学校，刺探情报，散布谣言，破坏教学秩序。他们焚烧学校的校舍，抢劫学校的物资，杀害学校的师生。他们还利用封建迷信思想，欺骗群众，阻挠群众送子女入学。

一次，靖卫团纠集了上百人，偷袭东平寺列宁小学。当时，廖学英正在上课，听到枪声，她沉着冷静地组织孩子们疏散。她把孩子们藏在神龛后面，用木板挡住，自己则提着“红军灯”，站在门口，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幸亏胡冠南带着赤卫队及时赶到，击退了靖卫团，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还有一次，芳洲村干部学校遭到敌人的围困。学员们在学校里坚守了三天三夜，没有粮食，就吃草根树皮；没有水，就喝屋檐水。他们利用地形地物，顽强抵抗，直到援军赶到。在这次战斗中，有几位学员壮烈牺牲，他们用年轻的生命，捍卫了学校的尊严，保护了同学们的安全。

敌人的破坏，虽然给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带来了损失，但也更加激发了苏区人民办学的热情。他们没有被吓倒，没有被征服。学校被烧了，就在废墟上重建；教员被害了，就再培养新的；课本被抢了，就再油印新的。他们坚信，只要火种不灭，光明就在。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苏区人民创造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学形式。除了正规的学校和夜校外，他们还办起了识字班、读报组、俱乐部等。这些形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学习需要。

识字班主要针对那些因为家庭负担重、不能参加夜校的妇女和老人。教员利用中午或晚上的时间，上门教学，或者把几个人集中在一起教学。这种形式非常受欢迎，许多妇女和老人都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认识了一些常用的字。

读报组则是由有文化的干部或教员，定期组织群众读报。报纸的内容主要是红军的胜利消息、苏维埃的政策法令、各地的革命经验等。通过读报，群众了解了国内外的形势，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

俱乐部是集文化娱乐、宣传教育于一体的场所。里面有图书室、棋牌室、乒乓球室等。群众可以在这里看书读报、下棋打球、唱歌跳舞。俱乐部还经常组织文艺演出，自编自演反映革命斗争的节目，深受群众的喜爱。

这些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构成了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生动画卷。它们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到苏区的每一个角落，把文化的种子播撒到每一个人的心田。

六

1931年春，赣水之滨，春寒料峭。但东平寺列宁小学的校园里，却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柳树抽出了新芽，桃花绽开了笑脸。孩子们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书声琅琅，歌声嘹亮。

廖子清站在校园里，看着这一切，心中感慨万千。他想起了两年前，金滩暴动时的情景，想起了那些为了革命事业牺牲的同志，想起了办学过程中的种种艰辛。如今，看到这些孩子们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看到苏区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他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

他走进教室，廖学英正在给孩子们上语文课。黑板上写着一首新学的诗：

“赣水那边红一角，

工农翻身乐陶陶。

拿起枪杆保家乡，

拿起笔杆把字抄。

东平寺里书声朗，

芳洲村中灯火高。

红色江山万年长，

革命火种永不消。”

这首诗，是廖子清写的，也是苏区现实的写照。它写出了苏区人民的喜悦，写出了他们的决心，也写出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

廖学英看到廖子清，微笑着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她继续给孩子们讲课：“同学们，这首诗写得非常好。它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了，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孩子们齐声回答：“好！”

下课铃响了，孩子们涌出教室。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跑到廖子清面前，仰着小脸，天真地问：“廖叔叔，书上说，赣水那边红一角，那红色是什么颜色的红呀？”

廖子清蹲下身子，抚摸着小女孩的头，深情地说：“孩子，那红色，是红旗的红，是鲜血的红，也是希望的红。它像东平寺的灯火，像芳洲村的松明，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你们要记住这个颜色，把它永远记在心里。”

小女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跑开了。廖子清看着她的背影，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知道，这红色的种子，已经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里。只要这种子不灭，红色的江山就将万年长青。

他走出校园，径自来到朱家的赣江边上。江水滔滔，奔流不息。对岸，一轮红日正喷薄而出，把江面染得通红。他想起了一句诗：“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是的，风景这边独好。这好风景，不是山清水秀，不是鸟语花香，而是这书声，这灯火，这觉醒了的人民，这蓬勃发展的红色事业。它们是赣水那边最亮丽的一角，也是中国革命最坚实的根基。

廖子清从怀里掏出那本边金元带回来的《政治训练班讲义》，翻开封页，看着那几个熟悉的大字，心中默默念道：“书里红星，光照千秋。革命的火种，必将燃遍全中国！”

赣水滔滔，向东流去。东平寺的书声，芳洲村的灯火，将伴随着这江水的流淌，永远传唱下去，成为一曲不朽的英雄赞歌。

七

书声并未隔绝战火。1930年的赣西大地，正处于“风展红旗如画”与“十万大军压境”的交织之中。就在东平寺的孩子们诵读着“靖卫狗，好残酷”的同时，远在百里之外的吉安城，正被红军层层围困。著名的“九打吉安”战役，已进入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阶段。

峡江苏区，作为吉安外围的重要屏障和前沿阵地，瞬间从“后方”变成了“前方”。廖子清清楚，东平寺的课本里教的是道理，但要让这道理落地生根，还得靠枪杆子去捍卫。于是，一场“前方打仗，后方办学”的双线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这年八月，红四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及红十二军等部，遵照毛泽东、朱德的命令，开始对吉安形成合围之势。中共峡江县委接到赣西特委紧急指令：峡江赤卫队全员出动，配合主力红军，切断吉安与南昌、赣州的联系，并担负起运输弹药、救护伤员、坚壁清野的重任。

消息传到东平寺列宁小学，正在上军事常识课的胡冠南猛地站了起来，拳头砸在讲桌上：“同志们，真刀真枪的时候到了！曾吾岗躲在吉安城里当缩头乌龟，这回我们要去掀他的王八盖子！”

教室里炸开了锅，小学员们年纪虽小，但个个摩拳擦掌，嚷嚷着要去前线。廖子清快步走进教室，压住了躁动的气氛。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温和，而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严厉口吻说道：“打仗，是男人的事，是大人的事。你们的任务，是把书读好，把身体练好，将来接我们的班。现在，学校成立‘儿童团战时服务队’，负责站岗放哨、送信带路、慰问伤员。谁也不许上前线！”

随后，廖子清召集了紧急干部会议。东平寺的大殿里，灯火通明。廖子清摊开地图，指着连接峡江与吉安的驿道和水路，沉声道：“这次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不是小打小闹。我们要面对的，是邓英旅的正规军，还有曾吾岗、罗普权这些地头蛇的反扑。我们的任务是‘三保’：保运输线畅通，保伤员安全，保粮草供应。”

毛泽江一拍胸脯：“子清书记，你放心。我带赤卫队第一中队，负责打援。只要靖卫团敢从巴邱出来增援吉安，我就叫他有来无回！”

边金元则咬着嘴唇，眼神坚定：“我负责妇救会，组织担架队和洗衣队。这回，我也要跟着去前线，伤员抬下来，得有人包扎，得有人喂水。”

胡冠南被任命为峡江赤卫总队副总指挥，协助毛泽江指挥作战。他粗中有细，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子清，咱们赤卫队的家伙什太差。除了那支汉阳造，全是鸟铳、梭镖。正面硬拼，吃亏。得用咱们的老法子——游击战，麻雀战。”

“没错。”廖子清点头，“我们不与敌人争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要像钉子一样，钉在敌人的补给线上。我们要让吉安的敌人饿着肚子打仗，让增援的敌人走在路上提心吊胆。”

部署完毕，一场波澜壮阔的后勤保障战打响了。

八

配合“九打吉安”的关键一环，是水上运输。吉安城临赣江而建，红军围城，国民党军困守孤城，粮弹补给全靠水路从南昌、樟树方向运来。峡江段赣江，水流湍急，险滩密布，是必经之地。

廖子清亲自点将，让熟悉水性的胡冠南带领一支由三十多条渔船组成的“红色水上运输队”。这支队伍名义上是运输队，实际上是一支精悍的水上游击队。

白天，他们伪装成打鱼的渔民，在江面上撒网捕鱼，实则侦察敌情，监视国民党军的运输船队。晚上，他们则化身为“水鬼”，驾驶着无声无息的渔船，对过往的敌船实施突袭。

一次，侦察员报告，国民党军一艘满载弹药和药品的汽艇，将从樟树开往吉安，预计半夜经过峡江境内的“老虎滩”。那里水流最急，也是视野最盲区。

胡冠南挑选了十条最快的渔船，每条船上安排三个水性最好的队员。他们卸下了沉重的渔网，换上了锋利的鱼叉和绑着棉被的盾牌（用来防弹）。胡冠南自己则抱着那支视若珍宝的汉阳造，趴在领头船的船头。

月黑风高，赣江水拍打着船舷，发出哗啦啦的声响。队员们屏住呼吸，耳朵竖得像天线，捕捉着远处引擎的轰鸣声。

来了！

远处，一道微弱的光柱在江面上晃动，那是敌艇的探照灯。引擎的轰鸣声越来越近，震得人心头发颤。

“沉住气，放近了打！”胡冠南压低声音，像一头蓄势待发的豹子。

敌艇毫无察觉，大摇大摆地闯入了“老虎滩”水域。就在距离渔船仅有五十米的时候，胡冠南猛地扣动了扳机。

“砰！”

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夜空的寂静。子弹准确地击中了敌艇驾驶舱的玻璃。紧接着，十几条渔船如同离弦之箭，从芦苇丛中冲出，向着敌艇包抄过去。

“打！”胡冠南一声令下，鱼叉、石块、土制手榴弹，像雨点般砸向敌艇。

敌艇上的士兵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蒙了，慌乱地开枪还击。子弹嗖嗖地打在渔船的船帮上，激起一串串水花。胡冠南身边的队员老张，胳膊中了一枪，鲜血直流，但他咬紧牙关，没有吭一声，继续奋力划桨。

“靠近它！”胡冠南大吼一声，扔掉了手中的空枪，抄起一根带铁钩的长竹竿，猛地甩向敌艇。竹竿上的铁钩牢牢地挂住了敌艇的栏杆。他借着惯性，纵身一跃，像一只敏捷的猿猴，跳上了敌艇的甲板。

接下来的战斗，变成了残酷的白刃战。胡冠南挥舞着一把从渔船上拔下来的砍柴刀，与一个试图阻止他的敌兵纠缠在一起。刀光剑影，血花飞溅。其他的赤卫队员也纷纷跳上敌艇，用鱼叉、船桨，甚至牙齿，与敌人搏斗。

这场战斗持续了不到十分钟。当最后一丝抵抗被粉碎后，胡冠南浑身是血地站在敌艇的甲板上，看着满地的敌尸和缴获的弹药箱，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奶奶的，这买卖划算！曾吾岗，这回老子送你的‘礼物’，你可收到了？”

这次截击战，不仅缴获了大量的弹药和药品，更重要的是切断了吉安守敌的一条重要补给线。消息传到红军指挥部，朱德总司令特意表扬了峡江赤卫队的英勇行为，称他们是“赣江上的红色蛟龙”。

九

前方的战斗如火如荼，后方的东平寺和芳洲村，则成了救治伤员、转运物资的大后方。

边金元带领着妇救会的姐妹们，在东平寺设立了临时救护所。她们没有专业的医疗器械，就用煮沸的盐水代替消毒液；没有纱布，就撕碎自己的衣服和被单；没有麻醉剂，就让伤员咬着木棍忍受剧痛。

伤员们大多是峡江本地的赤卫队员，也有不少是来自湖南、湖北的外地红军。他们有的缺胳膊，有的断腿，伤口化脓，高烧不退。边金元和姐妹们日夜守护在他们身边，喂水喂饭，擦洗身体，更换敷料。她们的双手，因为长时间浸泡在血水和盐水中，变得红肿皲裂，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一位名叫小石头的小红军战士，只有十六岁，在攻打吉安外围据点时，小腿被子弹打穿，伤势严重。由于缺医少药，伤口感染了，高烧昏迷。边金元守在他身边两天两夜，用湿毛巾不停地给他物理降温，喂他喝下仅存的一点稀粥。第三天清晨，小石头终于醒了过来，看着满脸疲惫的边金元，虚弱地叫了一声：“大姐……”

边金元背过身去，偷偷抹了一把眼泪。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她不仅是救护员，更是这些远离家乡的红军战士的母亲。

与此同时，芳洲村的干部训练班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停课。相反，战争的实践成了最生动的教材。廖子清调整了教学计划，把课堂搬到了战地救护所，搬到了支前粮站。

“同志们，请看，”廖子清指着堆积如山的稻谷，“这就是我们苏区的命脉。前方的红军要吃饭，后方的伤员要吃饭。我们在这里学习《经济政策》，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要实实在在地管好这每一粒粮食。我们要建立严格的粮食征集、保管、分配制度，杜绝贪污浪费，确保每一粒米都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学员们一边学习，一边实践。他们帮助农民收割稻谷，组织妇女加工军粮，建立秘密粮仓，防止敌人破坏。他们还协助边金元处理伤员登记、物资调配等工作，在实践中锻炼了能力，增长了才干。

一天晚上，战斗间隙，毛泽江从前线回来汇报情况。他满身硝烟，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眼神依然明亮。他走进芳洲村的课堂，看着正在学习的学员们，感慨地说：“以前我觉得，只要枪法准，胆子大，就能打胜仗。现在我才明白，打仗，打的是后勤，打的是人心，打的是脑子。你们在这里学的东西，比我们手里的大刀长矛更重要。”

廖子清拍了拍他的肩膀：“泽江，你说对了。我们打仗，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而建立新世界，靠的不是枪杆子，而是你们这些人，是这些知识，是这些道理。所以，东平寺的书声，芳洲村的灯火，和前线的枪声一样，都是革命的一部分，缺一不可。”

十

1930年10月4日，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经过长达数月的围困和多次激烈的战斗，红军主力对吉安城发起了总攻。

是夜，月黑风高。红军战士们在“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口号声中，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攻势。峡江赤卫队作为助攻部队，被配属在城北一线，负责牵制和骚扰。

毛泽江带着赤卫队员们，在吉安城外的堑壕里，架起了所有的鸟铳和土炮。他们没有收到总攻的命令，就一直静静地潜伏着，像一群等待猎物的狼。凌晨时分，城内突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那是红军突击队爆破城墙成功的信号！

“冲啊！”毛泽江大吼一声，率先跃出战壕。赤卫队员们挥舞着梭镖、大刀，呐喊着冲向城墙缺口。他们虽然装备简陋，但士气高昂。在红军主力的强大攻势下，吉安城头的国民党守军全线崩溃。

天亮时分，鲜艳的红旗终于插上了吉安城头。这座被反动派盘踞多年的赣西重镇，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消息传来，整个峡江苏区沸腾了！东平寺的钟声敲响了，列宁小学的孩子们欢呼雀跃，芳洲村的学员们奔走相告。廖子清站在赣江边上，望着南方那片被朝霞染红的天空，眼眶湿润了。他想起了牺牲的战友，想起了那些在后方默默奉献的乡亲，想起了无数个日夜的期盼。

曾吾岗，这个作恶多端的靖卫团头子，在红军攻城前夜，就带着残兵败将，乘着一艘小火轮，仓皇逃往南昌去了。他的老巢巴邱镇，也随即被峡江赤卫队收复。

几天后，廖子清带着毛泽江、胡冠南、边金元等人，随同县委领导，前往吉安城参加祝捷大会。走在宽阔的街道上，看着满街飘扬的红旗和欢呼的人群，他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豪和喜悦。

在吉安城的中山广场上，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出席了大会。虽然没有机会单独汇报，但当听到主持人介绍峡江赤卫队在配合主力作战中的英勇事迹时，廖子清分明看到，主席台上那位身材高大、面容慈祥的红军领袖，朝着峡江代表的方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回到峡江后，东平寺列宁小学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廖学英教孩子们唱起了新学的歌曲：

“红旗飘飘军号响，红军攻下吉安城。曾吾岗，吓破胆，夹着尾巴逃南昌。东平寺里书声朗，赣水滔滔向太阳。红色政权万年长，革命鲜花遍地香。”

歌声嘹亮，回荡在赣水两岸。廖子清站在孩子们中间，看着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他知道，吉安的解放，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前方的道路依然漫长而曲折，但只要这书声不断，这红星不灭，革命的火焰就永远不会熄灭。

赣水那边，那一点点红起来的光，如今已汇聚成了耀眼的曙光，照亮了整个赣西大地，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而东平寺的灯火，芳洲村的课堂，将继续在这曙光中，默默地燃烧，照亮一代又一代人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