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恰逢其时，第9章 考场内外

介子

作者：耿顺甫

美篇昵称：介子

美篇号：504271

背景音乐:耿顺甫作词的歌曲不晚

封面与插图：Ai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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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考场内外

1977年12月，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恢复举行。

12月13日，赵远征考完了最后一门科目。他走出考场时，天色已近黄昏。

12月的北大荒，下午4点半太阳就落山了，5点便已漆黑一片。

团部中学的操场上点着几盏汽灯，发出嘶嘶声响，白色的灯光把操场照得如同舞台一般。

灯下围着一群知青，有人欢笑，有人哭泣，有人默默抽烟，有人蹲在地上，将脸埋在膝盖间，肩膀不停耸动。

赵远征穿过人群，未与任何人交谈。他的脑海仍在思索最后一道物理题——一个斜面滑块问题：斜面倾角30度，滑块质量2公斤，摩擦系数0.2，求滑块滑到底部时的速度和时间。

他算了三遍，得出三个不同答案：第一遍是3.7秒，第二遍是4.1秒，第三遍是3.9秒。他不知哪个正确，却已没机会更改。

他走到操场边的一棵老槐树下，蹲下身子，把脸埋在膝盖里。

寒冷刺骨。从西伯利亚吹来的风裹挟着雪粒，打在脸上如砂纸般粗糙。他的棉袄已穿了四年，肘部磨出破洞，棉花从洞中钻出，一团团好似白色蘑菇，在风中瑟瑟发抖。

他裹紧棉袄，缩了缩脖子，可寒冷并非来自体外，而是源自体内，从骨头缝、心口，从那些难以言说之处袭来。

他不确定自己考得如何。语文感觉良好，作文写得顺畅，写放牧点、煤油灯、老曹，还有那头叫小花的母牛。

写作时他没用任何形容词，只是直白叙述，文字平淡如水。

但那些文字连在一起，他自己读完都不禁鼻头一酸。

政治有几道题没把握，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背过却不熟练，写出的答案东一句西一句，宛如散架的积木。

数学最后一道大题只完成一半，卡在第三步，怎么都推导不下去。他在草稿纸上算了20分钟，草稿纸用完翻面再算，依旧无解。

交卷时，那道题只写了一个“解”字和一个公式，公式后没有等号，等号后面空白一片。

他将每一科都回想一遍，越想越觉得处处不对，越想越觉得自己全做错了。

考场上想不出的答案，此刻全都涌入脑海，如决堤之水，挡也挡不住。

物理那道斜面滑块题，他现在知道正确答案是3.7秒了，第一次算的就是这个结果，后来却改了。

为何要改？他想不起来了。改了就是改了，错了就是错了，没有理由。

“赵远征！”

有人喊他，他抬起头，看见陶国良站在汽灯下面。陶国良穿着军大衣，戴着狗皮帽子，嘴里叼着一根烟，烟火在黑暗中一明一暗，像萤火虫。

“陶场长。”赵远征站起来走过去。他腿蹲麻了，走起来一瘸一拐。

“考得咋样？”陶国良把烟从嘴里拿下，弹了弹烟灰。

“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还行。真考砸的人，早哭出来了。”

赵远征没说话。他没哭，但也不觉得自己考得好，只觉得累。这不是干一天重活的累，而是整个人被掏空的累。

四年等待，四个月复习，三天考试，所有力气都在那几张试卷上用完。

他现在只想躺下来睡一觉，睡到天荒地老，啥也不用想。

“走，上车。”陶国良拍了拍他肩膀。

卡车在夜色中颠簸三个多小时。

路不好，坑坑洼洼。车灯照在雪地上白晃晃的，像流动的河。

赵远征坐在车厢，背靠着驾驶室后壁，裹紧棉袄，缩成一团。

风从帆布篷缝隙钻进来，像刀子割脸。他拉上围巾，遮住半张脸，只露两只眼睛。

同车几个知青都在议论考试。有人说作文写偏，有人说数学难，有人说政治几道题没见过。

赵远征没参与，不想说话，连听都不想听。他想把这三天的事从脑子里清干净，像擦掉黑板上的粉笔字。

他闭上眼睛。卡车一摇一晃，像巨大的摇篮。

他迷迷糊糊睡着，梦见自己在放牧点的木刻楞里，面前摊着《高等数学习题集》，煤油灯搁在窗台，火苗一跳一跳。

老曹躺在炕上，咳了两声说：“娃娃，别把眼睛看瞎。”他说：“没事，我还有一只眼。”老曹说：“你两眼都要瞎。”他说：“瞎了就瞎了，我闭着眼也能做题。”老曹放声大笑，笑声在木刻楞里回荡，像敲鼓。

他醒了，卡车停了，到地方了。

赵远征跳下车，站在院子里深吸一口气。

空气里有干草、牛粪、煤烟的气味，还有一丝从食堂飘来的玉米面糊糊的味道。

这些是他闻了九年的气味。以前他觉得呛人，像手捂住鼻子。

现在他觉得亲切。他回来了，不管考不考得上，都回来了。

这个他曾想逃离的地方，如今像码头，船出海后还要回来靠岸。

“远征！”钱守诚从宿舍跑出来，李国庆和王建设跟在后面。他们围住赵远征，七嘴八舌地问：“考得咋样？”“题目难不难？”“有没有把握？”“能不能上北大？”

赵远征敷衍地一个一个回答：“还行。”“不难。”“没把握。”“不知道。”

他眼睛看向别处，朝着卫生所的方向。卫生所门关着，窗户糊着报纸，看不到里面的人，只看到灯光下有个模糊的影子在晃动。

那影子又瘦又矮，梳着短发，在药柜前走来走去。

“她一直在等你回来。”钱守诚低声说着，拍了拍赵远征的肩膀，“去吧。”

赵远征点点头，朝卫生所走去。

卫生所的门虚掩着，门板上贴着一张纸，写着“门诊时间：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五点。急诊除外”。

字是用蓝黑墨水的钢笔写的，工整漂亮，是周书仪的字，他认得。

他推开门走进去。

周书仪坐在诊桌后，面前摊着一本书，手里拿着铅笔。旁边堆着一摞高高的笔记本，像座小山。

笔记本封面写着“医学笔记”，下面是“周书仪”，再下面是日期，从1971年到1977年，整整六年。

她抬头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

“回来了？”她声音平静。

“回来了。”

“考得怎么样？”

“不知道。”

两人对视着，昏黄的灯光照在她脸上。

她头发长到齐耳，用黑色橡皮筋扎着，露出两只耳朵。她没戴帽子，也没系红头绳。

“我给你煮了碗面。”她转身走到炉子旁，从锅里端出一碗面放在桌上。

面是玉米面的，黑乎乎的，汤很少。上面卧着个荷包蛋，煎得有点焦，边上有一圈黑边，金黄的蛋黄露了出来。

赵远征看着面，喉咙发紧。在这地方，鸡蛋很金贵，他不知道这鸡蛋她从哪弄来的。也许是一天一天攒的，也许是从自己口粮里省下来的，他知道她自己舍不得吃。

“吃吧，凉了。”她把筷子递给他。

他接过筷子坐下，端起碗。面有点坨了，但很热，热气扑在脸上，带着葱花和酱油香。

他夹起一筷子面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

“好吃。”他说。

她低下头，赵远征看到她嘴角弯了一下，成了个小弧度，像一弯新月。

他吃完面放下碗，用手背擦了擦嘴。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放在桌上。“这支笔你用吧，”他说，“我用完了。”

周书仪拿起那支钢笔，拔下笔帽，看了看笔尖，随后合上笔帽，紧紧攥在手心。

“赵远征，”她声音比刚才轻了些，“你要是考上了，就走了。”

“嗯。”

“走了，就不回来了。”

“会回来的。”

她摇了摇头：“考上大学的人，没人回来过。”

赵远征沉默了。

“我不会忘了这里。”他说。

“忘了也没关系。”她低头看着手中的钢笔，“你忘了这里，就忘了那些不好的事，忘了批斗、阴阳头，还有不能看书的夜晚。忘了挺好，你该忘。”

“我不会忘了你。”

她肩膀抖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他，眼里闪着泪光，在灯光下闪烁，却没落下。

她张了张嘴，嘴唇动了动又合上，欲言又止。

门外传来脚步声，有人来了。周书仪把钢笔塞进口袋，转身假装整理药柜。

赵远征起身走到门口，与进来的人擦肩而过。进来的是个感冒咳嗽的老职工。

赵远征走出卫生所，站在院子里抬头望天，星星又多又亮。他深吸一口气。

空气冷如刀子，从鼻腔凉到肺里。他缓缓吐出，那口气化作白雾，像朵小云。

如果考上，他就要走了。

他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知道无论走到哪，都会带着这里的记忆：牛圈的味道、煤油灯的光、玉米面面条的味道，还有她手中旧钢笔的温度。

他转身朝宿舍走去，走了几步停下，回头看了眼卫生所的门。

门关着，灯还亮着。

他转回头，继续前行。

1977 年 12 月下旬，赵远征回到放牧点。

他不能留在农场，放牧点需要人，牛要喂、马要饮、柴要劈。

他走了四天，临时看管的人走了。牛圈里粪积了半尺厚，冻得硬邦邦；马厩里草料见底，马饿得直叫。

他换上干活的衣服，卷起袖子开始劳作：铲粪、铡草、喂料、饮马、劈柴、挑水。干了一天，虽腰酸背痛，但心里踏实了。

干活时，不用想考试、录取，也不用想那些无法掌控的事。干活就是一锹一锹铲、一刀一刀劈。

晚上，他点起煤油灯，坐在炕上翻开《高等数学讲义》，并非为了复习，考都考完了，复习也没用。

他只是习惯了。

四年来，每晚在煤油灯下看书，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

如果不看书，他不知道该干啥。发呆时，脑子里全是做错的题、没把握的答案和可能丢掉的分数。

他不想发呆，所以看书。

老曹死后，放牧点只剩他一人。方圆十里荒无人烟，只有牛、马，偶尔还有从林子里跑出来的狍子。

他有时会跟牛说话。牛听不懂，只会抬起头，用湿润的大眼睛看着他。

有时，牛会走过来，把湿漉漉的鼻子凑到他手边蹭一蹭。

他有时会跟马说话。马即便听懂了也不回应，只是甩甩尾巴，打个响鼻。

他有时会跟煤油灯说话。煤油灯默默燃烧，把光和热给他。

“煤油灯，”他说，“你说我能考上吗？”

煤油灯不言语，火苗跳了一下，又稳住了。

他从陶国良那里要来一个笔记本，牛皮纸封面，里面是白纸。他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他在第一行写下日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接着写：“圣诞节。这里不过圣诞节。牛喂了，马饮了，柴劈了。今天没看书，看了一天雪。雪很大，把门堵了，我花两小时才把门挖开。”

写完，他看了看，然后翻到下一页，没写什么。

但他想了她一整晚。

一九七八年一月，一个消息传到农场：高考成绩出来了。

消息是陶国良从团部带回来的。他开了一整天会，回来时天已黑，没回办公室和宿舍，直接去了卫生所。

“周书仪！”他站在卫生所门口喊。

周书仪正给一个感冒知青打针，听见喊声手一抖，针头差点掉地上。她稳住，推完药、拔针、用棉球按住，动作连贯。然后她走出来。

“陶场长，怎么了？”

“赵远征的成绩出来了。”陶国良脸色不太好。

周书仪心猛地一沉。

“多少？”

“总分三百七十八，全团第三。”

周书仪愣住了。三百七十八？全团第三？她大脑瞬间短路。

她看陶国良的脸色，觉得不像有好消息。要是好消息，他该笑、该拍手。可他只是站着，脸色铁青。

“这个分数，能上北大吗？”她问。

陶国良摇头：“不知道。北大全国招生，分数线没出来。他这分数，全团第三，全师能进前五十，全省……不好说。北大在黑龙江只招十几个人。”

周书仪手在抖，她把那只手藏到身后，攥成拳头。

“他知道了？”

“还没。山上没电话，明天让补给车带信上去。”

“我去。”周书仪说。

陶国良看着她：“你去？六十里山路，天这么冷，又黑了。”

“我要去。”周书仪转身回卫生所，脱下白大褂，穿上棉袄，系上围巾，从抽屉里拿出新电池的手电筒。

“你疯了？”陶国良拦住她，“明天去不行吗？就差一个晚上。天这么黑，路又滑，山里还有狼，你一个姑娘家……”

“他等了四个月。”周书仪说，“多等一天，就多煎熬一天。我去告诉他。”

陶国良看向她的眼睛，那眼里的光他见过，是他在战场上看到的、一个人将生死置之度外时的光。他放下手。

“带上这个。”他从口袋掏出一把皮套磨得发亮的匕首，递给她，“山里有狼。”

周书仪接过匕首塞进靴筒，推开门冲进夜色。

六十里山路，她没走过。不过，在夜里，她走过一次雪夜。1973年冬天，她去给难产孕妇接生，那次差点死在雪地，多亏赵远征把她从雪里刨出来。

那次她明白了，暴风雪里不能停，停下来就起不来了。这次她不会死，也不能死，她要活着告诉他：你考了全团第三，有可能上北大。

此时正值严寒冬季，气温零下40多度，大地被大雪覆盖，北风卷着雪粉。雪不大却很密，像盐粒子打在脸上。

她打开手电筒，光柱穿不透雪幕，只能照亮眼前两三米。她弯腰低头，一步一步往上走。雪没过脚踝，每一步都要用力拔出来再踩下去。

她不敢停，一停身体、血、心都会冷，冷了会困，困了想睡，睡了就醒不来。

走了约两小时，到了半山腰，手电筒光变弱。电池快没电，灯丝发出暗黄色光。她拍了拍，光闪两下又灭了。使劲拍几下也不亮，她拆下电池捂了捂，手和电池都凉，捂不热。

她把手放嘴里哈气，再捂电池，装回去，拧开后盖刮了刮铜片，拧上打开，亮了。十几分钟后，彻底灭了。

她站在暗夜里，远处一片漆黑，没有尽头；近处借着雪光能隐约看见地面。风在耳边嚎叫，像无数只狼，又像无数人在哭。

她从靴筒抽出匕首握在手里，刀刃在暗光中闪着冷光，这能让她壮胆。

没有光，雪粉飞扬，她视物模糊，只能用脚摸索着前行。脚踩下去，硬的地方是路，软的是雪，虚的则是沟。

路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会发出“咚”的一声；雪松软，踩上去是“噗”的轻响；沟是虚的，踩上去脚会陷进去，得赶紧拔出来。

她小心翼翼地走着，有些地方每一步都要试探好几次。

也不知又走了多久，她看见了光。

那光很小，在远处的山腰上，像一颗快要熄灭的星星，在黑暗中闪了一下，又闪了一下。

不是幻觉，是真的。那光是黄色的，暖暖的，是放牧点的煤油灯。

赵远征还醒着。

她朝着那点光走去。走近后，看到了木刻楞的轮廓：低矮的屋顶，圆木的墙壁，烟囱里正冒着烟。

还看见了栅栏，以及马厩里透出的暗黄色光。她推开木刻楞的门走了进去。

赵远征坐在炕上，面前摊着一本书，煤油灯搁在窗台上，火苗被风吹得东倒西歪。

他只穿了一件单衣，棉袄搭在腿上，手里握着一支铅笔。

他头发很长，胡子也许久没刮了。

他抬起头，看见她，愣了一下，然后猛地站起来，炕沿磕到他的小腿，疼得他“嘶”了一声，却顾不上。

“你怎么来了？”他声音有些发颤。

“你的成绩出来了。”周书仪站在门口喘着气，她脸冻得发白，嘴唇发紫，眉毛和睫毛结了一层厚霜。“三百七十八分，全团第三。”

赵远征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脑子一片空白。三百七十八分，全团第三。他听懂了，却没什么感觉，既不高兴，也不失望，仿佛这消息与他无关，他只是旁观者。

“全团第三？”他重复了一遍。

“全团第三。”

“能上北大吗？”

“不知道，分数线还没出来。”

他慢慢坐回炕上，动作像电影慢镜头般迟缓。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上有冻疮、老茧，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泥。

这双手，在放牧点劈了四年柴，铲了四年粪，铡了四年草；也在煤油灯下写了四年字，算了四年题，翻了四年书。

如今，这双手告诉他：你考了全团第三。

他开始颤抖，不是微微地抖，而是剧烈地抖，从手指蔓延到手心、手腕、胳膊、肩膀，直至全身。

他牙齿打颤，“咯咯咯”响，不是因为冷，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情绪从心底涌出，压抑了四年，终于找到了出口。

他把脸埋进手心，手心滚烫，脸却冰凉，冷热相触，让他有了一种活着的感觉，一种“我还在”的感觉。

他的肩膀一耸一耸的，却没有声音。

周书仪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她没说话，也没碰他，只是坐在那儿陪着他。

煤油灯的光洒在两人身上，在墙上投下两个模糊的影子，一高一矮挨在一起。影子在墙上微微晃动，像两棵在风中摇曳的树。

过了很久，赵远征抬起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你走了多久？”他声音沙哑地问。

“不记得了，大概五个小时……”

“你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

“不怕吗？”

“怕。”她把匕首放在炕上，“所以带了刀。”

他看着那把匕首，又看了看她。她脸色依旧苍白，嘴唇依旧发紫，但眼睛亮闪闪的，像煤油灯的火苗。

他忽然想起四年前那个暴风雪之夜，他把她从雪地里刨出来时，她也是这般脸白、唇紫、眼亮。

两人有很多话想说，却觉得此时说什么都多余。他们就那样站着对视，目光始终没离开过对方。

“你今晚别回去了，”他说，“外面太黑。”

“嗯。”

他把炕上的军用被子铺好，被子已洗得发白。又从柜子里拿出一床老曹留下的褥子。

他把褥子铺在炕的另一头，离被子远远的，说：“你睡这边，我睡那边。”

“好。”

她脱下棉袄叠好当枕头，躺下来，用围巾盖住脸。

他吹灭了煤油灯，屋里陷入黑暗。灯罩还热着，发出“滋滋”声。

两人躺在同一铺炕上，中间相隔不到一米。

赵远征能听见她轻柔且均匀的呼吸，能闻到她身上碘酒和雪的味道，冷冽又干净。

窗外狂风呼啸，大雪纷飞。雪落在屋顶上，发出“噗、噗、噗”的声响，像无数只飞蛾扑扇着翅膀。

“赵远征。”她在黑暗中轻声唤道。

“嗯。”

“你要是考上了，去了北京，还会记得这里吗？”

“会。”

“记得什么？”

“记得煤油灯，记得牛圈的味道，记得老曹，也记得你。”

她沉默片刻。

“那支钢笔，你会带走吗？”

“不会。”

“送给你了。”他说，“那支钢笔是我爸给我买的，我用了三年后又送给你，也过去几年了。我不知道它写过多少字，但它懂你心里所想。”

她没再说话。

过了很久，久到赵远征以为她睡着了。他听见她的呼吸变得缓慢而悠长，像一条平静的河。

忽然，她的声音响起，轻得像风吹过松针，像雪落在雪上。

“赵远征。”

“嗯。”

“我喜欢你。”

他愣住了。九年来，他等这句话等了太久。

在暴风雪中等待，在煤油灯下等待，在放牧点的日日夜夜等待。在给牛接生时等待，在劈柴时等待，在翻书时等待。在每个醒来的清晨，在每个难眠的深夜。

他以为听到消息会高兴、会激动、会跳起来。

但他没有。

他只觉心里有东西碎了，又有东西长了出来。

碎的是一层冰，硬邦邦裹在心脏外，已裹了九年。

这层冰，在他被调到放牧点那天开始凝结，在老曹去世那天加厚，在每个想她的夜晚又添了一层。

现在，它无声无息、干干净净地碎了。

长出来的是一棵草，嫩绿嫩绿，在春风中摇曳。

“我也喜欢你。”他说。

声音平静，像无风的湖面。但湖面下，有鱼游动，有水草生长，有暗流涌动。

黑暗中，他听见她轻轻笑了一声。笑声极轻，像雪落在雪上，像叶子落在水面。

笑声短暂，不到一秒。却在他耳边久久回荡，如山谷里的回声。

“睡吧。”她说。

“嗯。”

他闭上眼睛，听着她的呼吸渐趋均匀，从湍急的河变为平静的湖，再变为如镜的水面。

她太累，睡着了。他没睡，睁着眼，望着黑暗中的屋顶。

他伸手进口袋，摸到那几绺头发。头发还在，软软细细，缠在指缝间。

他把头发放鼻下闻了闻，没了味道。时间太久，什么味都没了。

但他闻到了别的——煤油味、干草味，还有她身上的碘酒味。

他把手缩回被子，闭上眼。

这一晚，他没做梦。

第二天一早，赵远征送周书仪下山。

天刚破晓，东方天际泛出一抹淡如铅笔轻划的鱼肚白。

雪停了，风也小了。山路上新雪皑皑，柔软洁白，如一条干净无脚印、无车辙的白色地毯。

两人并排走着，默默无言。

树枝挂满雾凇，白绒绒的在晨光中闪着细碎光芒。偶尔有雪团从枝头掉落，“扑”的一声砸在地上。

赵远征在前面踏雪开路，她踩着他的脚印一步步跟随。

他脚大，她脚小，她的脚印套在他的脚印里，恰似一大一小两个模子。

“你什么时候能下山？”她问。

“补给车来的时候，大概半个月后。”

“分数线那时候该出来了。”

“嗯。”

走到山脚下，她停下脚步。

“别送了，你回去吧，牛还没喂。”

“不急。”他说。

“回去吧。”她推了他一下。

他站在原地，看着她渐渐走远。走着走着，她忽然停下，转过身，朝他喊了句话。

风太大，他听不清，只看见她的嘴一张一合。

她喊的是什么？他猜了猜，也许是“好好看书”，也许是“别想我”，也许是“我等你”。

可他终究没猜出来。

她朝他挥挥手，转身离去。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他一眼，然后转回去继续走，再也没回头。

他也挥了挥手，转身没直接上山，而是拐了个弯，走到老曹的坟前。

坟头木桩还在，却被风雨蚀得发黑，上面的字已模糊。

“老曹之墓”四个字只剩浅浅凹痕，像有人手指在泥地书写，被雨水冲刷后仅留痕迹。

坟头长满枯黄的枯草，在风中瑟瑟发抖。

赵远征蹲下，拔了拔枯草，又用手扫了扫坟头的雪。

雪很凉，冻得他手指发僵。他从口袋掏出那颗扣子，白色四孔，边缘有些毛糙，是周书仪衣服上掉的，他于1968年12月20日在火车上捡到，至今已九年。

他把扣子放坟前，用块小石头压住。

“曹叔，”他说，“我可能要走了，这个留给您，替我看着她。”

他磕了三个头，额头碰到雪地，雪凉如冰。

他起身，拍了拍膝盖的雪，转身离开，没有回头。

1978年2月，分数线公布。

陶国良从团部带回消息：北大在黑龙江的录取分数线是360分，赵远征378分，过了线。

消息中午传来，陶国良直接把卡车开到农场大门，按了三下喇叭。

他从驾驶室跳出，手里举着一张纸。

“赵远征考上了！北大！378分！过线啦！”

整个农场沸腾了。

知青们从宿舍、食堂、厕所跑出来，涌到陶国良办公室门口，里三层外三层，问这问那，比过年还热闹。

有人让赵远征请客，有人想让他“介绍经验”，有人甚至问“北大是不是在北京”。

农场早给站点增派人手，赵远征能放心回农场办事。他站在人群中，脸上挂着笑。那笑是真的，却很浅，只在脸上，没到心里，他心里想着别的事。

他在想周书仪。

她知道这消息吗？她高兴吗？她会不会觉得，他走了就不回来了？

他穿过人群，来到卫生所。卫生所门开着，但周书仪不在。老魏坐在诊桌后抽烟。

“她呢？”赵远征问。

“去团部了，”老魏拿下嘴里的烟，“说是要办什么事。”

赵远征在卫生所门口等了一下午。

他蹲在门口，手里握着一根树枝，在雪地上划来划去。雪地洁白，树枝乌黑，黑白分明。他划着，一个又一个“周书仪”出现在雪地上。

不一会儿，地上便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写满后，他用脚蹭掉，雪地上留下一片灰色痕迹。接着再写，然后又蹭掉。

太阳从东边移到西边。他蹲得腿麻了，站起来走两步，再蹲下继续。

傍晚时分，她回来了。

她从团部方向走来，穿着灰蓝色棉袄，围巾在风中飘扬。她手里拎着个鼓鼓的帆布包，脸被冻得通红，鼻尖也是红红的，头发从围巾里露出来，被风吹乱了。

她看到他蹲在卫生所门口，脚步顿了一下，随后继续往前走。

“你知道了？”她走到他面前问道。

“知道了。”

“恭喜你。”

“谢谢。”

两人站着，相隔两步。风卷起他们之间的雪沫，打着旋儿，好似小小的龙卷风。

“我去团部办了点事。”她边说，边放下帆布包，蹲下拉开拉链，“报名了。”

“报名？报什么？”

“高考。”她从帆布包里拿出一本书，蓝色封面印着“政治复习资料”几个字。

“今年高考改到夏天，七月。我还有五个月。”

赵远征看着她，她眼中有光，不是煤油灯那种，而是更亮、更热的光，像炉膛里的火，似初升的太阳。

“你能考上。”他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是我见过最倔的人。”他想了想补充道。

她没笑，但眼睛亮了，那亮不是光，是泪水在眼眶里反射的光，不过没掉下来。

“你什么时候走？”她问。

“等通知书，快了。”

“走之前，来卫生所一趟，我有东西给你。”

“什么东西？”

“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978 年 3 月，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

陶国良亲自开车送到放牧点，那辆破旧的解放牌卡车在山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到的时候已是下午，西斜的太阳将雪地染成橘红色。

赵远征正和新到站点工作的小丁在牛圈铲粪，听到车声，他抬起头，看见陶国良从驾驶室跳下，手里举着一个大信封。

信封是厚厚的牛皮纸质地，上面印着红色的“北京大学”四个字。

“赵远征！你的录取通知书！”

赵远征把铁锹往地上一插，飞奔过去，在雪地里跌跌撞撞。他的手抖得厉害，撕了好几下才撕开信封。

里面有一张纸，白底黑字，印着“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几个字。

他看了三遍：第一遍看字，第二遍看章，第三遍看字和章之间的空白。

“我看看。”陶国良拿过通知书念了一遍，“赵远征同学，经批准，你被录取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请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前来学校报到。”

念完，他把通知书还给赵远征，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小子，你出息了。”

赵远征站在那儿，手里攥着那张纸。纸很薄，薄到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像有人在敲门。

他低着头看着纸，纸上的字在眼前模糊了，变成一团团黑色的墨迹。

他哭了，哭得像个孩子，鼻涕眼泪一起流，肩膀一耸一耸的。

四年前，他被调到这个放牧点，以为这辈子完了；两年前，老曹死了，他一个人守着这里，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半年前，他走进考场，手在抖、心在跳，以为自己在做梦。

现在，录取通知书在他手里，纸是硬的，字是黑的，章是红的，不是梦。

陶国良没劝他，站在旁边点了根烟，吸一口、吐出来，等着。等赵远征哭够了，他把烟递过去，说：“擦擦。”

赵远征接过烟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咳得弯下了腰。

“小丁可以顶你工作了。走，下山，今晚给你开欢送会。”陶国良说。

赵远征擦了擦脸，把通知书折好，贴在胸口，塞进棉袄内侧口袋。

口袋是母亲生前缝的，在棉袄里子上，专门放重要东西。以前放家里钥匙，后来放母亲照片，现在放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

他收拾好，上车前转过身，最后看了一眼放牧点：木刻楞、牛圈、马厩、煤油灯，他住了六年的地方。

他让陶国良把车开到老曹坟前，跪下磕了三个头，说：“曹叔，我走了。我考上了。”

然后他跳上车。

欢送会在食堂举行。

陶国良让人杀了几只鸡，炖了一锅土豆，还开了几瓶白酒。

鸡是老母鸡，肉很老；土豆是去年的，发了芽，把芽抠掉还能吃；酒是地瓜烧，烈，辣喉咙。

知青们围坐在一起，轮流给赵远征敬酒。有人端搪瓷缸子，有人端饭碗，有人端茶杯，没有酒杯，什么都能当酒杯。

钱守诚喝多了，搂着赵远征的肩膀哭：“远征，你走了，我怎么办？”

他的眼泪滴在赵远征的棉袄上。

李国庆说：“你怎么办？你也考啊！”

钱守诚摇摇头：“我考不上，我不是那块料。”

赵远征拍了拍他的背：“你行，你比我行。”

老魏也来了。他端着一杯酒，走到赵远征面前说：“远征，到了北京好好学，别给咱们农场丢人。”说着，他举起酒杯，碰了下赵远征的杯子。

“不会。”赵远征回答。

“周书仪那丫头，你多写信。”老魏说完，一口把酒干了。

赵远征点点头。

姜桂兰没来，托人带了句话：“让他好好学，别想家。”

赵远征端着酒杯，走到卫生所门口。门关着，灯亮着。他敲了敲门。

“进来。”里面传来回应。

他推开门进去。

周书仪坐在诊桌后，面前摊着一本书，手里握着那支旧钢笔。她抬头看着他问：“通知书到了？”

“到了。”

“给我看看。”

他把通知书递给她。

她接过，看得很仔细，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像读文章一样。看完一行看下一行，看完正面翻背面。

背面空白一片，但她仍看了许久，好像空白里藏着字。

看完，她把通知书还给他，站起来从抽屉拿出一样东西放桌上，是一双手套。灰色毛线织的，很密实，针脚整齐得像印刷的。

每一针大小均匀，每一行排列齐整，收边精细，没线头没毛刺，跟六年前送他的那双手套一样，只是颜色更深、线更粗、织得更密。

赵远征拿起手套摸摸，毛线柔软又温暖，带着淡淡肥皂味。

他翻到里面看，同样没线头没毛刺。

他试着戴上，左手大小合适，右手也一样。

低头，他看见手套里缝着张小纸条，字迹小，挤在一角，像怕被人看见，上面写着：“北京也冷，戴上。”

赵远征把纸条读了三遍，戴上手套，握了握拳，手套贴合得像皮肤，温暖又柔软。

“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没长大？”

“人的手二十岁就定型了，你的手不会再长大。”她回答。

两人对视着，昏黄灯光洒在她脸上。

她头发长到肩膀，用黑色橡皮筋扎着垂在脑后，没戴帽子，也没系红头绳。

“周书仪，你七月考试，我在北京等你。”他说。

“你先走，不用等我，我随后就来。”

“我等你，不管多久。”他坚持。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把旧钢笔攥在手心，笔杆上胶布翘起来，她用拇指按了按说：“走吧，明天还要赶路。”

他点头，把手套放进口袋，转身离开。走到门口，他停下，没回头。

推开门，他走了。

第二天一早，赵远征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站台上挤满了人，有陶国良、钱守诚、老魏、李国庆、王建设，还有好多知青。

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喊“到了来信”，有人喊“别忘了我们”。

陶国良把赵远征拉到一边，从口袋掏出一个信封塞进他手里，说：“这是路费，别省着。”

赵远征说：“陶场长，我不能要。”

陶国良说：“拿着，等你出息了还我。”

赵远征把信封揣进怀里，贴着录取通知书。

赵远征站在车厢门口挥手，眼睛在人群中搜索。他一排一排地看，一个一个地找，却没找到她。

她没来。

汽笛响了，列车缓缓启动。站台往后退，人的脸模糊了，房子、旗杆变小了，整个农场都变小了。

他看见钱守诚在哭，陶国良高高挥手，老魏像木桩般一动不动地站着。

他转回头走进车厢，找到座位坐下，座位靠窗。他把帆布包放在腿上，从口袋掏出那双手套戴上。手套很暖，暖得手指发痒、鼻子发酸。

火车开了一个多小时，窗外景色从雪原变成田野，从田野变成村庄，从村庄变成城镇。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几绺头发。头发还在，软软细细，缠在指缝间。

他想起昨晚她在耳边说的“我喜欢你”。

他把额头抵在车窗上，玻璃很凉，凉得他打了个哆嗦。

玻璃结了层薄霜花，他用手指画了个圈。圈里透明，能看见外面的雪原；圈外雪白，什么也看不见。

他在圈里看见了自己的脸，瘦且黑，眼睛下面青黑一片。

他在心里说：“周书仪，我在北京等你。”

火车“哐当哐当”响着，窗外雪还在下，细细密密。

他闭上眼睛，耳边又响起那句话：“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同一个校园里看书。”

他信。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