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佛罗伦萨与比萨，十四小时的托斯卡纳漫游

勤力 Sherry

2026年6月29日，罗马的早晨已经很热，我们告别了短暂驻足的永恒之城，拖着箱子走进Termini火车站，搭上驶向海边的列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抵达了Civitavecchia——这个被称为“罗马码头”的地方，其实远在市区之外，与其说是码头的延伸，不如说是一座独立的海滨小城。

买了连票，下火车就有接驳大巴，无缝衔接地把我们直接送到邮轮登船口。登上船的那一刻，旅程的节奏从“看城”切换成了“看海”。

进了船舱，眺望Civitavecchia 海滨城。

邮轮在傍晚缓缓离港。我们站在阳台上看Civitavecchia的灯火逐渐被暮色吞没，海风裹着咸湿的气息扑面而来。

一夜的航行平稳而安静。第二天，船便悄然停靠在了利沃诺码头 Livorno 。7点整，我们已坐在餐厅里匆匆吃完早餐，心里惦记的完全不是今天的海上风光——而是那座藏在托斯卡纳腹地、让全世界的艺术爱好者魂牵梦萦的城市。

下船后搭乘邮轮安排的免费大巴到达利沃诺市区，然后搭乘公交到利沃诺火车站，买票，跳上开往佛罗伦萨的列车。所有动作一气呵成，像是一场被期待感推着走的接力赛。

‍我42年前到访过佛罗伦萨，这是我的第二次来访，而是我先生的第一次来访。对我来说，42年后故地重游也非常有意义，而且是我们夫妻俩的自行游。

在走进佛罗伦萨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Florence）是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首府，阿诺河静静流淌穿越全城。公元前59年，古罗马人在这里建立殖民城，取名Florentia，意为“繁荣兴盛”。中世纪时，佛罗伦萨因羊毛贸易和银行业而富甲欧洲，成为商业和金融中心。15世纪，美第奇家族崛起，大力资助艺术与学术，推动了文艺复兴的发展。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波提切利、拉斐尔等艺术大师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更成为文艺复兴建筑的里程碑。正因如此，佛罗伦萨被公认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1982年，其历史中心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如今，这座拥有不到40万人口的城市，却珍藏着世界上最丰富的文艺复兴艺术遗产，堪称一座露天的艺术博物馆。

在佛罗伦萨下火车后，就近打卡了两个小小的博物馆后，就直奔佛罗伦萨大教堂广场。在穿行狭窄小巷时，视线被两侧高墙挤压成一条缝隙，而就在那缝隙的尽头，大教堂的穹顶和尖塔仿佛是从地砖缝里“生长”出来的一般，那种震撼，让呼吸都为之一顿。

走出巷口，豁然开朗。圣母百花大教堂完整地矗立在眼前，美得令人失语。它如同一本摊开的巨大史书，外墙由白、绿、粉三色大理石拼镶而成，几何纹样精致繁复，在晨光下泛着温润如玉的光泽。这座教堂始建于1296年，凝聚了 Arnolfo di Cambio、Giotto 等数代大师的心血，历时近一个半世纪才于1436年最终落成。

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左侧立面。

左侧

左侧

正面

教堂前面的广场不大，没法拍下整个立面，我只好把三个门户分三个镜头拍下。立面的雕刻繁复精致。

左侧门户

中央门户

右侧门户

立面的视频

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大教堂立面上的一座座浮雕和装饰，先生突然拍我一下，我一回头，目光落在那扇泛着金光的青铜大门上——这便是米开朗基罗盛赞为“天堂之门”的旷世之作。

雕塑家吉贝尔蒂倾注二十七年心血，在十块方形浮雕里，将《旧约》中从创世到所罗门建殿的故事一一刻入青铜。他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立体叙事感。镀金的表面在日光下温润生辉，仿佛每个圣者随时都会从画面中走出来。

‍这是洗礼堂的一个门户。

这扇门因米开朗基罗惊叹“美得足以装饰天堂”而得名，上面精雕细琢着《旧约》故事。其实，当年吉贝尔蒂正是在穹顶设计竞标中输给了布鲁内莱斯基（大教堂穹顶的设计师），但那扇门却让他名垂千古。这对“对手”隔着一片广场相望，本身就是文艺复兴最动人的故事之一。

‍如今我们眼前的天堂之门已是复制品——原作在1966年佛罗伦萨大洪水中受损，经修复后被妥善保存在主教座堂博物馆里。但即便如此，站在它面前的那一刻，我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穿越时空的震撼：一扇门，十个故事，二十七年，一个人，足以定义一座城市的美学高度。

佛罗伦萨大教堂正门对面这座八角形建筑，正是圣乔万尼洗礼堂（Battistero di San Giovanni）。

如果说大教堂是信仰的巅峰，那这座洗礼堂便是佛罗伦萨信仰的原点——几个世纪以来，所有佛罗伦萨天主教徒都在这里受洗，包括但丁和美第奇家族的成员。它始建于11-13世纪，白绿大理石拼贴的外观与大教堂浑然一体，堪称意大利罗马式建筑的杰作。

我们没有加入进教堂内部的长长队列，而是将这份惊叹留在眼底。顺着人潮前行，很快便来到了共和广场。

这里的气息截然不同。与大教堂的肃穆庄严相比，共和广场更像是一座光影交错的巨大“城市客厅”。这里曾是古罗马时期的城市中心——Forum，后来演变为繁华的老市场，也一度是拥挤的犹太区。19世纪，佛罗伦萨作为意大利首都期间，城市进行了大规模改造，这片区域被重塑，才有了如今宽阔开敞的模样。广场四周是优雅的带有拱廊的建筑，其中最显眼的是由 Vincenzo Micheli 设计的那座巨大的凯旋门式拱廊，上面刻着铭文，纪念着“从旧日的污秽中重获新生”的历史。广场上，Giovan Battista Foggini 创作的“丰饶柱”静静矗立，它曾是古罗马 Cardo 与 Decumanus 两条主街的交汇点。

我们继续前行，穿过几条窄巷，眼前豁然开朗——领主广场（Piazza della Signoria） 铺展在面前，像一座露天的政治与艺术舞台。

广场的绝对主角，是巍然矗立的旧宫（Palazzo Vecchio）。这座建于1299年的粗粝石砌城堡，曾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权力心脏，后来美第奇家族在此遥控政坛近百年，最终将其据为己有，成为公国的权力中枢。它那高耸的钟楼俯瞰全城，锯齿形城垛和厚重的墙体，透着一股不容挑战的威严——仿佛每一块石头都听过密谋与宣言。

广场上人山人海，大部分游客都簇拥在旧宫门口，争相与那尊大卫雕像合影。不过，这尊目光坚毅、手握投石带的少年只是复制品——原作早在1873年就被移入学院美术馆保护起来，以免风雨侵蚀。但即便如此，复制品依然足以让人惊叹米开朗基罗如何把一块废弃的大理石，变成了文艺复兴最完美的肉体。

旧宫门前两座雕塑：左边是《大卫》（David)， 右边是《赫拉克勒斯与卡库斯》（Hercules and Cacus）。

旧宫门前的《大卫》是复制品，真品收藏在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Galleria dell’Accademia）。

‍少年大卫，手握投石带，目光凝视远方。米开朗基罗将《圣经》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刻凝固于大理石中——不是战斗之后，而是决战之前。大卫的故事：少年牧羊人，面对九尺巨人歌利亚，没有铠甲刀剑，只有五块石子与一枚投石带。当所有人都瑟瑟发抖时，他从容上前，一石击中巨人眉心，割下其头颅，拯救了整个以色列。

珍藏《大卫》真品的学院美术馆的门票两个月前已经售完，所以没有机会进去看真品，路过美术馆时，外面排长队等票，但我们由于时间有限，不能花几个小时排队。只好继续往前打卡其他景点。

‍我42年前也到访过这里，留过影，但那时的我并不知道大卫的故事。

《大卫》的背影。

《赫拉克勒斯与卡库斯》（Hercules and Cacus），巴乔·班迪内利创作于1525—1534年，矗立在佛罗伦萨旧宫正门右侧。雕塑取材于希腊—罗马神话：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追踪偷牛怪物卡库斯，将其制服，为民除害。作品不仅歌颂英雄战胜邪恶，也寓意美第奇家族重新掌控佛罗伦萨后的权威与秩序，因此成为领主广场最具政治象征意义的文艺复兴雕塑之一。

《赫拉克勒斯与卡库斯》侧面

旧宫入口两侧矗立着两尊《美第奇的维纳斯》复制品。虽然看上去双臂残缺，但这是有意保留古代雕塑出土时的历史痕迹。原作收藏于乌菲齐美术馆，是古罗马时期根据希腊经典创作的《羞怯的维纳斯》类型雕像，也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研究人体之美的重要范本。如今，这两尊雕像静静守护着旧宫的大门，仿佛将古典艺术与文艺复兴佛罗伦萨连接在一起。

旧宫左侧还有一组引人注目的雕像群：海神喷泉里，波塞冬驾驭着四匹海马，肌肉贲张，却被佛罗伦萨人戏称为“大白巨人”。

我们穿过旧宫厚重的大门，步入它的内庭。

庭院四面环绕着精美的拱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布满雕刻的立柱——每一根柱身都被繁复的纹饰覆盖，藤蔓、花卉、人物、动物交织缠绕，仿佛不是石头，而是被时光冻结的花园。柱头更是精雕细琢，科林斯式的茛苕叶片层层叠叠，每一片都卷曲饱满、脉络清晰，在光影下显出浮雕特有的肌理感。抬头望去，拱廊上方绘有表现佛罗伦萨城邦荣耀的壁画——但我们的目光始终被那些立柱牢牢牵住，那些密密麻麻的雕刻，像是旧宫沉默的密语，每一刀都刻着文艺复兴匠人对手艺的极致虔诚。

我正在旧宫庭院里聚精会神地拍摄这些精致的柱子时被小偷下手了。

旧宫旁边的佣兵凉廊（Loggia dei Lanzi） 像开放式剧场一样的建筑——敞开的大拱廊，顶部有檐口，里面陈列着一组震撼人心的雕塑。

它的名字由来：“Lanzi”指的是美第奇家族科西莫一世的德国雇佣护卫队（Lanzichenecchi），他们曾驻扎在这里，凉廊便因此得名。这座建筑建于1376-1382年，原本是供执政官和市民集会时遮阳避雨用的公共空间，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一座露天的雕塑博物馆。

雕像——包括珀耳修斯高举美杜莎头颅、强掳萨宾妇女等杰作——就陈列在凉廊的拱顶之下，仿佛舞台上的演员，永远定格在最富戏剧性的一刻。而“舞台”对面，就是旧宫的大卫雕像，仿佛整个广场就是一出文艺复兴的宏大戏剧，佣兵凉廊正是最华美的侧台。

凉廊里的《强掳萨宾妇女》

由于时间有限，我们这次没有参观乌菲齐美术馆（Uffizi Gallery），遗憾错过了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和《春》等文艺复兴杰作。不过，旅行总要留一点遗憾，也给未来再次造访佛罗伦萨留下了最好的理由。

其实，我在出发前就特意列了一份“隐秘的艺术瑰宝”清单——三个离火车站很近的小博物馆，专为弥补没时间去乌菲兹的遗憾。可惜其中一座（Fuligno Museum 的《最后的晚餐》湿壁画）当天关门，好在另外两座都如愿探访到了。

圣阿波罗尼亚博物馆（Museo di Sant'Apollonia） 里藏着一幅《最后的晚餐》湿壁画，出自安德里亚·德尔·卡斯塔尼奥之手，大约创作于1447年。与达·芬奇那幅著名的《最后的晚餐》不同，这里的画面更简朴、更凝重——基督与十二门徒围坐在长桌旁，犹大被单独隔在桌子的另一侧，光影的对比让背叛的阴影无所遁形。整个小厅空无一人，只有我们的脚步在石板地上轻轻回荡。

在卡斯塔纽（Andrea del Castagno）1447年为圣阿波洛尼亚修道院绘制的这幅《最后的晚餐》中，犹大被单独安排在桌子的近侧，与其他门徒隔开。这种构图方式在当时佛罗伦萨的《最后的晚餐》绘制中相当常见，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典型手法。

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很直接：让犹大的“叛徒”身份一目了然。艺术史资料普遍认为卡斯塔纽的这幅作品是经典案例。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恰恰是有意打破了这一传统。

另一处是斯卡佐修道院回廊（Chiostro dello Scalzo），距离火车站也不远。回廊的墙壁上绘制了十二幅单色壁画，由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Andrea Del Sarto 和他的学生于16世纪陆续完成，描绘了施洗者约翰生平的故事。没有艳丽的色彩，只有赭石与灰白的深浅变化，却让每一个场景都像石刻般有力——约翰在旷野传道、为基督施洗、最终被斩首……十二幅画面，像一部沉默的默片，在中午的光影里缓缓放映。

这两处小到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坐标的地方，反而给了我一种奇异的踏实感——它们不在任何“必去清单”上，却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完成任务，而是在真正地“遇见”佛罗伦萨。‍

‍我拍摄了这12幅画面：

壁画由十二个场景组成，构成一个叙述，从入口右侧开始。

‍《向撒迦利亚报喜》（1523 年）

‍十二幅壁画从“向撒迦利亚报喜”开始——天使加百列在圣殿中向祭司撒迦利亚显现，预言他将老来得子，那孩子便是后来为基督施洗的施洗者约翰。画面虽是单色的赭石与灰白，却把撒迦利亚的惊愕与敬畏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个场景出自《路加福音》第一章。

《访亲》（1524 年）

‍玛利亚怀有身孕后，前往山区探望同样奇迹般怀孕的亲戚伊丽莎白。两位即将成为母亲的女子在门前相拥，萨尔托用赭石与灰白的单色层次，将那份无声的喜悦与彼此的扶持，凝固成温暖的瞬间。

《施洗者的诞生》（1526 年）

《幼年圣约翰的祝福》（1519 年）

‍身为祭司的约翰父亲撒迦利亚为年幼的约翰祝福。

《耶稣与施洗约翰在旷野中的相遇》（1518 年）

《基督的洗礼》（约 1509-1510 年）

‍施洗约翰为耶稣洗礼。

《施洗者向群众讲道》（1515 年）

《约翰给群众洗礼》（1517 年）

以下四幅画的故事要从希律·安提帕说起。这位加利利的王娶了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违背了犹太律法。施洗约翰在旷野中直言不讳地指责这桩婚姻，触怒了希罗底。希律虽不敢杀约翰，却也将他囚禁在死海附近的马卡鲁斯堡中，只因敬畏他公义圣洁。

到了希律的生日那天，宫廷设宴。希罗底与前夫所生的女儿撒罗米在席间跳舞，舞姿动人，希律一高兴便起誓：“无论你要什么，哪怕是我一半的国土，我都给你。”撒罗米在母亲希罗底的唆使下，冷冷地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

希律闻言，心中虽忧愁，但因已在宾客面前立下誓言，便下令斩了约翰。士兵在狱中砍下他的头，盛在银盘中端上来，少女接过盘子，交给了她的母亲。

这四幅画——从约翰被捕，到撒罗米在希律面前跳舞，再到头颅被斩下，最后是希罗底接过盛着头颅的银盘——萨尔托用单色的厚重笔触，把宫廷的奢靡、舞姿的妖娆、刀刃的冰冷和信仰的悲壮，一一刻进灰白的壁画里。没有鲜血淋漓，却比任何彩色画面都更让人沉默。

《圣约翰被捕》（1517 年）

《撒罗米之舞》（1522 年）

《施洗约翰被斩首》（1523 年）

《施洗约翰头颅的呈献》（1523 年）

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生前备受推崇，在湿壁画、祭坛画、肖像和色彩运用上均造诣非凡，却因同代巨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光环太盛，身后声名逐渐被历史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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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领主广场，我们穿过蜿蜒的中世纪小巷，朝着阿尔诺河的方向走去。远远地，便看见了那座与众不同的桥——老桥（Ponte Vecchio）。

它是佛罗伦萨最古老的一座桥，始建于1345年，历经战火与洪水却始终屹立不倒。最特别的是，桥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三层楼房，仿佛一座横跨河面的微型城镇。起初桥上挤满了肉铺和鱼摊，后来美第奇家族嫌气味不雅，下令将店铺统一改为金银首饰作坊——这一传统延续至今，橱窗里依旧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我倚着石栏，看阿尔诺河的水面被午后阳光揉碎成万点金鳞，两岸的彩色房子像一幅油画。

旧桥的另一面

我俩走上了桥。路两边排列着琳琅满目的小店。

旧桥的中段有一处豁口，视野骤然开阔。举起手机，拍下这美丽的风景。

我从老桥上，沿着河岸往西望了一眼——圣三一桥（Ponte Santa Trinita） 优雅的三道拱弧静静地跨在河面上，桥的那头便是圣三一教堂。我原本在计划里郑重地勾过这个地方，因为教堂里藏着一幅壁画，出自米开朗基罗的老师——多米尼科·吉兰达约之手。可看看时间，教堂下午四点才开门，而我们的脚程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佛罗伦萨，再走过去、等开门、再走回来……光是想想，腿就先替我们摇了头。

于是我默契地停在原地，远远拍了张桥的照片，就当是打过招呼了。

留一点遗憾也好。旅行和人生一样，不可能走完所有的路口，错过的那幅壁画反而会在记忆里被反复描摹，变得比亲眼所见更美。何况，四十年前我来的时候，连这座教堂的名字都不知道——这次至少学会了它叫Santa Trinita，知道它藏着谁的笔触。下次吧，下次来佛罗伦萨，再去敲它的门。

四十二年前我也曾站在此处，拍过同一条河、同一座桥。那时是独自一人跟团的“路过”留影，如今身边多了一个并肩的身影。我请路边一位游客帮忙，在桥上拍了一张合影。照片里，老桥的石墙依旧斑驳，河水依旧流淌，而两个人的笑容被佛罗伦萨的日光镀上一层暖色。四十二年间，桥没有变老太多，我却从“路过”变成了“回来”——这大概就是旅行最温柔的注脚。

我在桥上拍完照后，转身看到旧桥上的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雕像。

正午的佛罗伦萨阳光炽烈，阿诺河在桥下碎成万千片白晃晃的光。他就在那里——一尊青铜半身像，目光沉静，望着桥上来往了五百年的行人。

他出生在佛罗伦萨，是金匠，是雕塑家，是斗士，也是越狱者。曾为教皇铸币，为国王雕盐碟，也曾从牢房窗口用床单坠下，摔断腿后爬进夜色。歌德读他的自传，说这是“暴风雨般的生命”。

此刻他静立在旧桥开阔处，身后珠宝店的光影闪闪烁烁，倒像是延续了他当年錾刀下的那点金光。

他一半是匠人的沉静，一半是冒险家的波澜。而我顶着正午日光匆匆一瞥，竟像替五百年后的相遇，轻轻回了一锤。

从老桥跨过阿尔诺河，我们沿着河岸慢慢走了一段。夏日的午后实在闷热，脚也像灌了铅一样沉，刚好河边有家露天酒吧，便坐下来点了两杯冰啤酒。那口冰爽入喉的瞬间，整个人都活过来了，热气和疲惫随着杯壁上的水珠一起滑落。歇够了，发现酒吧门口就有公交站，车正好可以到达米开朗基罗广场的山脚下。我们跳上车，下了车便开始拾阶而上。

爬了大约一半，视野突然从两侧的墙垣之间挣了出来——佛罗伦萨城像一幅被缓缓展开的画卷，铺陈在眼前。

我赶紧掏出手机按下快门，镜头里恰好框进了一座古朴的塔楼式城门。

‍这座塔楼式的城门是圣尼可罗城门（Porta San Niccolò），建于1324年，是佛罗伦萨中世纪城墙仅存的几座城门之一，也是唯一未被削低过的城门，完整保留了14世纪的高度。它扼守着阿尔诺河南岸的古道，当年与河对岸的铸币局塔楼隔水相望，一南一北，守护着这座水上城市的入口。如今城墙大多已消逝，只有它孤零零地立在半山腰，像一位沉默的哨兵，目送着每一个登高的人。

继续往上爬，终于登上了米开朗基罗广场的顶端——那一刻，所有的台阶和汗水都值了。

整个佛罗伦萨就在脚下，像一座被时光轻轻托起的模型。圣母百花大教堂那巨大的砖红色穹顶稳稳地坐在城市中央，布鲁内莱斯基的杰作在午后的光线下泛着柔和的暖意，乔托钟楼像一支白色石箭插向天空。阿尔诺河蜿蜒穿过城心，老桥错落的屋顶清晰可辨，两岸的暖色楼宇层层叠叠地向远方铺去，直到被托斯卡纳的丘陵温柔地收住边界。手机取景框里的画面怎么也装不下这种辽阔——我索性放下手机，就这么望着，望了很久。风从山丘那边吹过来，带着松木和干草的气息，整座城市像在静静呼吸。

旧宫的钟楼和圣母百花大教堂的钟楼遥遥相望。

从米开朗琪罗广场俯瞰佛罗伦萨，阿诺河畔那座高耸的哥特式尖塔便是圣十字圣殿（Basilica di Santa Croce）。这座始建于1294年的教堂不仅是方济各会在佛罗伦萨最重要的教堂，更因安葬了米开朗基罗、伽利略、马基雅维利、罗西尼等意大利文化巨匠，而被誉为**“意大利的先贤祠”**。站在高处眺望，这座古老教堂静静矗立在红瓦屋顶之间，仿佛仍在守护着这座文艺复兴之城。

‍这座教堂本来例如我的攻略中，但因不顺路，就没有去。站在这高处眺望到它也算和他打了个招呼。

圣母百花大教堂

视频

我转过身，朝广场的另一侧望去——一段灰褐色的古城墙沿着山脊蜿蜒伸展，像一道被时光磨钝的刀刃，静静地嵌在托斯卡纳的丘陵之间。那是佛罗伦萨最后一道中世纪城墙的残段，建于14世纪，如今大部分已被拆除或隐入民居，唯独这一段还倔强地攀在山坡上，墙垛残缺却轮廓清晰，一侧远处是百花大教堂的穹顶与钟楼交错的轮廓，另一侧是粗粝的石墙与荒草，古老与古老隔着几百年相望，像这座城市在沉默地照镜子。

我拉进焦距把城墙拍得更清晰一些。

我陶醉在了佛罗伦萨的景色之中，差点忘了，广场正中央还立着一座大卫的青铜雕像，直到先生提醒我去看大卫雕像。和领主广场那座白色大理石复制品不同，这一尊是古铜色的，在阳光下发着沉稳的光泽。

这尊青铜大卫的制作，背后有一段有趣的历史：1858年，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二世下令，用青铜复制一尊大卫像，准备替换领主广场上历经风雨磨损的原作。然而计划几经波折，最终原作被送进了学院美术馆保护，而青铜像在1866年由铸造大师克莱门特·帕皮完成铸制，1873年被安放在这座新落成的米开朗基罗广场上。广场由建筑师朱塞佩·波吉设计，初衷是打造一座纪念米开朗基罗的露天博物馆，虽然博物馆没能建成，但大卫站在这里，与远处的百花大教堂穹顶遥遥相望，本身就是对那位文艺复兴巨匠最好的致敬。

我俩相互在给对方拍照，一位热情的游客主动问是否要她帮我们拍一个合影。真感谢这些热情的游客，我们才能一路留下一些合影。

我绕着青铜像走了一圈，又回到栏杆边。远处是大卫曾经凝视过的城市，脚下是大卫铜像投下的影子——四百多年的时光，浓缩在这一抬眼之间。

米开朗基罗广场是我们计划中的最后一站。当时才下午三点半，山头上的阳光烈得像要灼穿皮肤，温度高得让人站着都出汗。虽然佛罗伦萨还有许多角落值得探访，但腿脚已经替我们做了决定——累了，该往回走了。巧的是广场上正好有一趟开往火车站的公交，我们毫不犹豫地跳了上去。

回码头的火车要经过比萨，我临时做了一个决定：今天就把比萨斜塔看完，明天就不用像接力赛一样再专程跑一趟。于是我们在比萨下了火车，穿过闹市区，沿着街巷往北走，一路欣赏比萨的风光。

我们来到横跨阿尔诺河的中桥（Ponte di Mezzo）。

彩色楼房整齐地立在两岸，倒影在河面上被风揉成深浅不一的色块，像一幅被水浸润过的托斯卡纳水彩画。

穿过桥头继续往北，路边有一座伽利略的青铜雕像，基座是灰色卡拉拉大理石，高两米多，重三百多公斤。左手握着望远镜，那是他在17世纪初亲手改良的仪器，让他第一次看清了木星的卫星和月球的山脉；右手托着一个地球仪，象征着他用观测推翻旧天文学、为日心说奠基的壮举。伽利略1564年出生于比萨，在这座城市度过了早年岁月，据说曾在斜塔上做过那个著名的自由落体实验。雕像将他塑造成正值壮年的学者，目光笃定，仿佛刚刚完成一次改变世界的观测。

再往前走，路边又出现一座青铜雕像——乌利塞·迪尼（Ulisse Dini）。他是比萨本地人，生于1845年，是19世纪末意大利著名的数学家和政治家。

这座雕像由雕塑家莱昂纳多·比斯托尔菲于1927年完成。迪尼一手轻按胸前，另一手扶着石台，仿佛刚刚从阅读中抬起头来，微笑着转向路人。他曾长期在比萨大学任教，后来担任比萨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同时活跃于政坛，成为意大利王国参议员。雕像底座刻着比萨市民献给他的铭文：“杰出的数学家，比萨学府的荣耀，意大利的骄傲”。

和伽利略一样，他也是比萨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儿子。

我们从雕像前转过身，继续往北走，很快就来到了骑士广场（Piazza dei Cavalieri）。这是比萨仅次于奇迹广场的第二大广场，但在中世纪，这里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政治心脏。

广场上有两座建筑格外引人注目。

广场右侧这座带有拱门和钟楼的建筑，是时钟宫（Palazzo dell'Orologio）。它的历史远比外表看起来要沉重——这座宫殿融合了两座中世纪建筑，其中一座是著名的“饥饿之塔”（Torre della Fame）。1289年，乌戈利诺伯爵和他的子嗣被囚禁在这座塔中活活饿死，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记述了这一悲剧，让这座塔永远留在了文学史上。16世纪，瓦萨里规划了广场的整体改造，这座建筑在1605至1608年间通过一座带时钟的拱门将两栋楼连接在一起，成为如今的模样，并一度作为骑士团的医务室使用。

左侧这座立面布满精美壁画浮雕的宏伟宫殿，是骑士宫（Palazzo della Carovana）。它由文艺复兴著名建筑师乔尔乔·瓦萨里于1562年至1564年间设计建造，将原有的中世纪长老宫彻底改造，成为圣斯德望骑士团的总部。宫殿的名字“Carovana”指的是骑士团新成员为期三年的初学培训期。立面装饰着瓦萨里亲自设计的寓言人物、黄道符号，以及美第奇家族和骑士团的纹章，楼上的壁龛里安放着历任托斯卡纳大公的半身像。如今，这座宫殿是意大利精英学府——比萨高等师范学校的所在地。

我们穿过这条步行街。

穿过一条两侧挤满摊位和游客的步行街，街道的尽头突然敞开——比萨斜塔就那么毫无预兆地出现在眼前。比想象中更白，更斜，也更安静。

其实它只是比萨大教堂的独立钟楼，始建于1173年。开工仅仅五年后，当工人建到第三层时，南侧的地基就开始沉降——那片土壤是黏土、沙土和贝壳的混合物，软弱得撑不住这座近万吨的石塔。工程因此中断了近一个世纪，这反而给了地基稳定的时间。1272年复工后，建筑师故意把上层几层的南侧建得更高，试图用弯曲的轮廓“纠正”倾斜，但塔身依旧不听话地逐年偏转。最终在1350年完工时，塔顶已向南偏离了约1.4米。

如今我们看到的倾斜角度约为3.97度，塔顶偏离垂直线近4米。从底层到塔顶，共有约294级台阶。整座塔通体由白色大理石砌成，共八层——底层是封闭的拱廊，上面六层由一圈圈大理石柱廊环绕，顶层的钟楼悬挂着七口大钟，最大的那口铸于1655年，重达3.6吨。伽利略是否真的在塔上做过自由落体实验，历史学家至今争论不休，但这座塔的斜，却让它比任何一座垂直的钟楼都更清晰地写在了全世界的记忆里。

我站在塔下仰头看了很久。它斜得那么从容，仿佛从不急于站稳，只是用一种近乎固执的姿态，静静地倾斜了八百多年。

此处最能看出比萨斜塔倾斜的角度。

其实，比萨斜塔并非孤身而立——它只是奇迹广场（Piazza dei Miracoli） 上三座白色大理石建筑中的一员，旁边就是比萨大教堂和洗礼堂。

比萨大教堂（Duomo di Pisa） 始建于1063年，是比萨罗马式建筑的巅峰之作。

‍这是教堂的背面，我绕着教堂转了转，拍摄各个立面。

从大教堂的后侧望过去，教堂与斜塔形成完美的韵律呼应，鲜明的对比。

大教堂的一角。

我绕到了大教堂的另外一面。

洗礼堂（Battistero di San Giovanni） 则位于大教堂西侧，始建于1152年，是意大利最大的洗礼堂，圆形的体量巧妙地融合了罗马式底层的厚重与哥特式上层的尖拱装饰。最特别的是它的穹顶并非完整球体，而是一座截顶圆锥——下半部由皮萨诺完成，上半部则在一个多世纪后才由切利尼添加上去，造就了一种优雅的不对称。

比萨大教堂一侧的视频

比萨大教堂的另外一个侧面和比萨斜塔。

再往西边走才能看到大教堂的正面。

从这一边看洗礼堂更漂亮，在夕阳的辉映下洗礼堂外墙的雕刻历历在目。

再往西走，三座白色大理石建筑静静铺展在翠绿的草坪上，斜塔偏出一角，仿佛在侧耳倾听大教堂千年的弥撒。

洗礼堂在夕阳的辉映下，显得格外绚丽。

走出奇迹广场，我们搭上一趟沿阿尔诺河行驶的公交车去火车站，窗外的河水被夕阳染成蜜糖色，两岸的彩色楼房缓缓后退，像是托斯卡纳在向我们挥手道别。我们出行偏爱公交，很少打的——摇摇晃晃的车厢里，能听见当地人的闲聊，能看见上班族的神态，比任何景点都更接近一座城市的呼吸。

这一天格外漫长。从米开朗基罗广场的山顶烈日，到比萨斜塔下的驻足仰望；从旧桥的金光闪闪，到骑士广场的石板路。腿是酸的，皮肤是烫的，但心里是满的——一天打卡两座世界级名城，看似匆忙，却每一步都踩在盼望已久的点上。

跳上返程的火车，在利沃诺下车，再转公交、再搭乘邮轮的大巴，等我们终于回到船上时，时钟已指向晚上九点。浴室里冲掉一身汗和尘土，躺在床上翻看手机里的照片，大教堂的穹顶、老桥的合影、斜塔的倾斜、阿尔诺河的波光……一张张划过，仿佛这一整天的记忆又被重新点亮。

谁说旅行一定要慢悠悠的？像这样把自己丢进一座又一座城市，走痛了脚，晒红了脸，却看饱了眼，装满了心——也很值得。佛罗伦萨和比萨，我们打卡成功，今晚船不离港。明天，我们将放慢脚步悠闲地在港口城 Livorno 市区逛逛。

图片拍摄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和比萨，2026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