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连载：我的祖父王庆隆（二十三）

雾锁夔门

第二十三章 负重跋涉

好像是巴尔扎克说过：家庭的核心永远不是情感，而是经济。我的理解，当生存不下去的时候，什么情感、感情都显得很虚无和苍白，怎么能够活下去才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第一位的重大事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无“仓廪”、少衣食的时候，什么面子、贵贱、活计、衣着、苦累，都得为活下去让路。

在那个一切都紧缺的年代，手里没有一点零钱更难。平时的点灯、吃盐钱可以靠几只鸡嬎蛋去解决，但其他生活问题就不是几只鸡的事了。如，那时候每人每年有7尺布票，这只是买布的资格，没有钱怎么去买？为了维持一家人的最低限度的吃穿用度，祖父不时转换着自己的角色。

织布上机前的染线、浆线、络线等环节，祖父是祖母的帮手。布织成了，需要上颜色，祖父又成了染工。下膏子、烧热水、翻煮、漂洗，哪一样活都得祖父上手。

秋天苘麻熟了，收割后先得在污水里浸泡。等泡到一定程度，捞出来剥皮，晒干后自己打成麻绳。剩余的苘麻杆覆上草木灰晒干，用于火镰打火的引火，抽旱烟时代替火柴。

生产队分给一棵弯腰柿树，是柿子中比较好的品种“雁过红”。每年柿子成熟后，祖父都会爬到树杈上把柿子摘下来，然后做成漤柿挑到集市上卖。有一年，为了卖个好价钱，祖父起五更挑着漤柿去鲁山县城，十二岁的我跟在祖父的后面。家里距县城约40多里，要走差不多五个小时。十点多，祖父才把柿子摆在了西关口的一个空地。一毛钱四个，祖父卖柿子，让我左右守着两个装有柿子的箩头，生怕被不自觉的城里人趁卖主不注意顺走几个。卖柿子的过程中也有挑挑拣拣、讨价还价的，祖父尽力应对，总是笑脸相陪，中午连饭也顾不上吃。到了下午近三点，柿子也没有卖完。眼看时间不早了，祖父就以三毛钱的价格，将剩余的大概20多个柿子趸卖给了一个中年妇女。祖父买了两个蒸馍，我俩一人一个，瞬间吃完。出西城门路过三里河，喝了几口河水，往家走去，到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1974年的中国，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农民生活过得很苦寒。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养猪。在人的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年代，养猪也很困难，一般家庭每年能养成一头猪已经很不容易。那时候没有饲料和添加剂,猪吃的主要是草和刷锅水；那年月刷锅水也是“徒有虚名”，猪也“饥肠辘辘”啊。每年喂成的猪也只有百十来斤。品公司收猪的人也有点当官者的风度，说一不二，经常压级压价，卖猪户有苦难言。那年深秋，好像对猪的管理稍有放松，听说将肉拉到县城去卖每斤能多卖2毛钱。当时国营食品公司供应的猪肉价格是每斤0.72—0.78之间，纯肥肉可能贵一点。如果是80斤肉，到县城去卖就能多卖16块钱。这可不是小数，在当时可以买工字牌香烟94盒、火柴80包、醋400斤、白菜800斤，800斤白菜相当于家里20年买的白菜的总和。鉴于这样的情况，祖父祖母决定，请人帮忙把猪杀了拉到县城去卖。

去卖肉的这天，鸡不叫就出发了。祖父拉着架子车走在前面，我揉着惺忪的眼睛跟在后面，上坡时候在后面搊车。去县城下坡多，相对快些，不到九点到了县城。摆好摊位拿出砍刀和木杆铁钩称，祖父也不会吆喝，这就悄无声息地开张了。那时候，县城的居民也不富裕，问价钱的多，真正买的不多，临近中午才卖了20多斤，照这速度恐怕两天也卖不完。祖父不时东张西望，盼望有人过来买肉。

那时候县里已经恢复了高中教育，父亲也调到了县高中任教。提前知道祖父今天来卖肉的父亲，中午骑自行车过来了，带来了几个蒸馍，算是我和祖父的午餐。父亲看肉卖得很迟，就对祖父说，我看看学校伙房能不能平价买了。说罢骑车走了。眼看快四点了，肉还剩的不少，祖父一脸着急。一会儿，父亲来了，他说给学校伙房说好了，按平价买了。说罢就把剩余的猪肉固定在自行车的后座带走了。父亲走后，祖父让我坐在架子车上，一路沿西关大街而去。快到西城门时，见路旁有个冲汤绿豆丸子摊，一毛钱四个，祖父买了两毛钱的，我俩分别喝了起来。热乎乎的汤，红鲜鲜的油泼辣椒，碗里漂着油花，感觉味道很奇妙，从来没有喝过如此美味的汤，也没有吃过如此香软的丸子。那味道当时就刻在了记忆的深处，至今也没有忘记。

小路不好走，到了周庄，祖父决定走大路。过了平安村，天下雨了。深秋时节，已有凉意，小雨沥沥，行路更难。祖父拉着架子车，戴上来时就已经准备好的雨淋帽，艰难地走在湿滑的路上。平路时祖父让我坐在车上，上坡时我下来在后面搊车。

马瘦怕负重，人困嫌路长。过了鲁嵩口离家也就十来里了，可这段路感觉特别漫长。在曲曲弯弯、上上下下的公路上，祖父吃力地拉着架子车，我在后面使劲搊着，小雨的沙沙声和车轮滚珠发出的哒哒声交织在一起，仿佛时钟的秒针，在催促着这一老一少伸头行进的人影向前快点移动。

终于到了南坡，隐约看见家里透出的微弱灯光。不用说那是祖母在家焦急地等待着祖父和我卖肉归来。见我们回来，祖母也没有顾上问卖肉的情况，急忙去灶火热了两碗稀面条，算是对祖父和我的犒劳。

后来经过算账，这次“卖肉行动”，除去人情，净赚了7块1毛钱。尽管与预期的16块差距很大，但祖父祖母还是很高兴，这毕竟是他们“苦心谋划”的胜利成果。

有一次，祖父去董村集上卖“好麻”（合成细绳可以纳鞋底子的那种麻，我们老家叫它“好麻”），路上正好遇到他当年的“护兵”，现在董村公社场房沟的郭先生。他小祖父几岁，因为出身好，当“护兵”的历史就被视为反动派欺压百姓的罪状，没有受到牵连。二十多年没见面了，时代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相互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从何说起才好。他见祖父擓着的篮子有两把“好麻”、一把辣椒，知道是去集上换钱，心里泛起的复杂的涟漪难免反映到脸上、眼中。祖父也看出了他的心思，惨然一笑对他说：“没事呀！身体还行，自食其力，新社会了，啥都得适应。”看着祖父虽通身瘦弱但精神还行，郭先生也笑着连声说好。

就这样，靠祖父母的勤劳和苦苦支撑，总算度过了那段最黑暗、最无助、最痛苦的“悲惨岁月”。逐步懂事的我，也慢慢知道了祖父母的苦难、坚韧、无奈和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