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连载：我的祖父王庆隆（二十二）

雾锁夔门

第二十二章 凄苦岁月

1969年4月，党的“九大”胜利召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入党章总纲，“左倾”思想不断滋长，阶级斗争扩大化日益严重。社会混乱，物资短缺，城市、农村的日子都不好过，祖父作为管制对象,生活、精神状况更是一言难尽。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特别是“9.13”事件后，国内形势出现了转机，“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斗争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斗争不能生产粮食，工人不能长期离开车间，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民族要生存，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安定团结，吃饱穿暖，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因此批判极左思潮、推动政策落实也就不奇怪了。

那时候，尽管对“黑五类”的公开批斗、精神和肉体折磨没有过去那种形式和烈度了，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基本方针指导下，“地富反坏右”（农村主要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们仍然过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逆来顺受的生活。祖父的精神和身体怎么样肯定无人关心，也不该被关心。凡大队有活要干（非大集体行动），比如修路、 补桥、搬运东西等，都是“四类分子”的“专属权利”，当然不计工分，强制参加。每次接到命令，祖父都不敢怠慢，真心实意参加，而且踏踏实实、不惜力气，再累再难再承受不了都没有一句怨言。自己是地主成分、历史反革命分子，是管制对象，只有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祖父作为读书人，看问题很客观、很理性，对自己有准确的定位。他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馈赠”，坦然地接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拿捏，把洗心革面过程中的每一次神形劳损都看作是自我救赎的积累。因此，对于“劳其筋骨”和大队“杨碧峰”们的呵斥、歧视和冷眼，他很在乎，但不怨恨，不偷懒，坚持完成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

小寺沟大队有一所小学，因坐落在马家庄东坡一个堰滩洼地，大家都叫它东洼学校；是全大队的唯一学府，后开带帽初中。每逢冬季，学校都得生炭火，让教师、学生取暖。炭火自然得有炭，本地不产炭，得去产炭的“东乡”，把炭一担担挑到学校。“是官刁死民。”大队领导自然机灵，这活找义务工去干最划算，既省工分，又能整治和教育“坏人”，挑炭的任务便自然落到了祖父肩上。所谓东乡就是现在的平顶山市石龙区，当时叫韩（庄）梁（洼）地区，在狭长约三十里的山沟里，有多家县营、省营和国营煤矿。因在鲁山县东部的青草岭以东，又不是鲁山的地盘，故曰东乡。

祖父的家距离去东乡挑炭的马道矿大约有35里的山路，要翻过五架山坡，渡过四条小河。一个年近六旬、身体瘦弱的老人，要完成这个任务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祖父总是头一天晚上就备好挑子，天不亮就带着祖母为他准备的黑面饼子上路了。山道弯弯，崎岖不平，一会上坡，一会过河。去的时候还算轻松，回来的路上就不一样了。俗话说“远路没轻重”，意思是只要路远，担负的东西是轻是重，走完这个过程都很累人。因此每次挑炭都几乎是一次冲击身体极限的挑战。祖父心里也打怯，但没有办法逃避，也不能逃避。这是时代强制赋予他的“专利”，无条件可讲，无余地可退，只能硬着头皮“知难而进”。

有一年的农历十月一前夕，祖父又得去东乡挑炭。回程路上，祖父挑着几十公斤的碎炭，艰难地前行着。“十月一儿，棉嘚儿嘚儿。”穿得厚，行动笨，尽管是冬天，也累得满头是汗。特别是上陡坡的时候，每走一步都喘得挪不动脚步。那时候河上没有桥，摆的过河搭石，有不平展的，有光滑的，有不稳当的，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水里。小河的冬天一般水都不大，最多没过脚脖子，可一旦掉进冰冷的河里，鞋子一湿，冻脚打滑，怎么走路？“紧过搭石慢过桥。”祖父有这个生活经验。但由于担子重,走的时间长，又饿又渴，过白河村那条小河时，两腿发软，担子平衡没有掌握好，一侧歪，还是掉进了河里，两只鞋子都弄得水湿。祖父把盛炭的箩头提到岸边的干地，坐在地上脱鞋倒水，水从鞋柯篓里啦啦流出。穿上鞋，祖父强忍着两只脚的冰冷和鞋子水湿的不适，挑担上路，在曲曲弯弯、坑坑洼洼的山坡间小路上坚持前行。到学校交炭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回到家里，祖父瘫了一般，晚上喝碗稀饭，倒头便睡，足足睡到了第二天中午。

除了临时的义务工，祖父还有一项“常务工作”——打扫厕所。东洼学校的厕所归祖父管理，清除大便，覆上沙土，隔一段时间，把收集的粪便作为肥料挑进生产队的田间地头。一年四季，刮风下雨，身体好坏，从不间断。记得一年寒假前，我去厕所撒尿，刚好看见祖父头戴“猛一钻”黑色帽子，上身穿对襟镬头小棉袄，下穿大裆粗布老棉裤，脚蹬一双棉布单鞋，在低头打扫厕所的卫生。祖父干得非常仔细，非常从容，见我进去他抬头望了我一眼，什么没说，继续低头干活。祖父的这一眼，竟让我莫名其妙地尿不出来。我提起棉裤，跑回了教室。

有谁能够把这个拾粪老头和当年那个头戴礼帽、一身制服、拄着文明棍、跟着“护兵”的镇长联系在一起呢？

1971年的我，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历史上的事情尽管不懂，也不知道祖父过去有哪些“滔天罪恶”，但我知道祖父是“坏人”，自己是“黑五类”的后代，是地主羔，面对种种语言、行为、规则上的歧视，也只能把委屈咽下咽喉。

记得有一年的春天，忘记了谁犯了什么错误，需要群众进行批斗，自然又是祖父陪斗。会场就设在学校北面一排瓦房教室的门口，参加的人有大队领导、本校学生、各个生产队派出的代表。这次批斗会大队领导没有大声吆喝，祖父也没有被绳捆索绑，而是哈着腰、低着头，站在人群的对面，聆听干部对他人的批判。我站在人群中透过大人的缝隙看见了祖父的样子，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说有点平静，可能是因为这次对祖父比较宽容；说有点难受，可能是因为祖父在同学们面前的“灰头土脸”。好在这次陪斗时间不长，一会就结束了。

那个年代靠工分分粮食，一般是人六分四或者人四分六，就是工分和人头在分粮食时候所占的比例。祖父是十个工分的劳力，因经常出义务工，不计工分，一年到底，积累的工分少于常人。母亲在学校当民办教师，可以折合一些工分，一家在生产队靠工分吃饭的五口人只有两个人挣工分，所以每年分得的粮食从来就不够吃。有一年全家分到的小麦只有68斤，玉米180多斤，稻谷50斤左右，全家平均每天不到九两粮食，五口人平均每天不足2两粮食。如果没有红薯，饿死不饿死还很难说。

农业学大寨也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好多年了，且不断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每逢平整土地、改造河山，总是红旗招展，气势宏大，可每年生产的粮食不见增长。总量一直上不去，就是工分挣得再多些，也依然是食不果腹啊！

祖父所在的生产队属于淹没区，好地淹了，剩余的都是坡上比较贫瘠的山岗薄地，大多只能种红薯或撒点绿豆。政府为了解决库区百姓的生计问题，定量给的有统销粮，但少得可怜，不足以维持正常的填饱肚子的需要。记得有一次祖父去仓头公社的粮店买统销粮，来回十几里，背回来的也只是十几斤的玉米。

为了生存，为了活下去，得想尽一切办法支撑。主食不够就吃红薯，没有菜就吃红薯叶，就连现在稀松平常的凉拌萝卜丝也很少吃到。吃饭，对当地大自然的恩赐真的做到了“物尽其用”“暴殄天物”。每一年都把小叶杨的叶子、榆钱、桐树花、槐花、洋槐树叶、棉花籽、萝卜缨、小麦麸子、刺脚芽、面条菜、构棒、马齿菜等一切可以吃的吃了个遍。现在这些东西是城里人的稀罕物，吃这些东西是“换换口味”“尝尝新鲜”，那年代可是“换口，未”“尝新，嫌”啊。如果真的万物有灵，一定会对人类的残忍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并伺机进行报复。可老天哪里知道人间的苦难，不是残忍，是没有办法啊。

在我和祖父共同生活的那些年的记忆里，只有每年春节的初一、破五、十五吃回白面馒头，每年吃肉的次数屈指可数，而且量少得可怜。偶尔吃一次面条，也是红薯面包皮面条，量不够，还得擦点红薯丝做搭配，浇点蒜汁。每天给我最突出的感觉就是饿、饿，饿啊！

每年的初秋，最盼望的就是生产队能提前刨点红薯分给大家。那时节，盼望吃红薯如同盼望过年。饥饿时的人没有更多的奢望，他们的愿望都很短见、都很现实。那时候，唯一有可能让你充饥的就是红薯。别说“四类分子”家庭，就是贫下中农之家，红薯也是命根子啊。

对于吃红薯的过往，好多当年的河南人都不愿说起，一提红薯起胃里就泛酸水。由于每个人身体都有差异，我对红薯的感觉和喜欢一直没变。去矿区当了煤矿工人后，每次回老家，只要祖母问我吃什么，我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红薯、红薯面、红薯叶稀饭。这个“三红汤”至今是我的最爱。

十几年后，当我了解了红薯的历史，更加感谢那个让红薯进入中国的陈振龙先生。要是没有红薯在中国大规模的种植，中国的人口不一定能发展为世界第一，像祖父这样的“贱民”以及那些好出身的平民，也不一定能活到丰衣足食的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