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的美篇

梁振

七一征文 ▏梁振：忆大伯

入党手记

2004年6月15日下午，营业部的柜台电话骤然响起。我接过话筒，那头传来组织委员的声音：“批了，预备党员。”短短六个字，却像一股滚烫的热流，顺着掌心直抵心脏。彼时全州正值盛夏，空气黏稠得让人喘不过气，窗外的蝉鸣撕心裂肺，一如拉锯般折磨着人的神经。可就在那一刻，我却感到一股凛冽的寒意从后脖颈窜起，沿着脊椎骨向上攀爬，仿佛五十六年前天神岭那场大雪，正穿过时空的缝隙，呼啸而来。

大伯梁莹的头颅，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颗挂在城门垛子上、死死瞪着苍天的头颅，又一次凝视着我。

入党的消息是6月中旬到的，而正式站在宣誓台上，已是半个月后的7月1日。那是党成立八十三周年的纪念日。那时没有高速公路，我们坐着吉普车颠簸在国道322线上。一百二十公里的路程，车子每摇晃一下，我的心也随之震颤。车灯劈开南岭的浓雾，前路晦暗不明，每一次晃动，都像是行走在刀刃之上。

桂林陆军学院的大礼堂内，身着蓝色行服的同事们坐得满满当当。当领誓人念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我的声音并不高亢，甚至有些颤抖。念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时，耳朵里突然“嗡”的一声，周围的面孔如潮水般褪去，视线里只剩下一根孤零零的木杆，一个阴森灰暗的城门洞，以及那颗眼睛从未闭合的头颅。

那一晚，我感觉自己不是在宣誓，而是在替大伯回答。替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替那颗悬在城门上晾晒了三天的头颅，看一看这换了人间的世道。我深知，自己胸前这枚即将佩戴的党徽，是家里十条人命换来的重量。

时光回溯到抗战时期的桂北山村。祖父梁克谦身为甲长，在日军进犯时将妇孺送入深山，自己却守在村口。记得那是血色的一天，两个日本兵在井台边抢劫施暴，祖父就在两步之外，猛然抽出背上的长柄马刀，迎着黑洞洞的枪口砍去。可惜偏了，枪响了，祖父栽倒在碎石堆里，随后几把刺刀捅进来，鲜血流了一地。那一年，家里接连折了六口人。

大伯梁莹没有跑。他亲眼看着父亲倒在血泊中，鲜血灌满了脖子。那股刻在骨子里的血性瞬间炸裂，他将村里敢扛枪的汉子拧成了一股绳，成立东山抗日自卫队。在两河、八百岭一带，他们打伏击、夺战马、抢子弹，让日寇闻风丧胆。抗战胜利后，大伯没有解甲归田，而是将桂师的革命火种埋进土里，从溃兵手中缴获旧枪，变卖田产购置弹药。待到桂北起义爆发，他已是攻打灌阳平板乡的队长。

起义受挫，通缉令贴满了城墙。大伯化名前往临桂两江教书，暗地里接续党的组织。局势稍缓，他又潜回全州，重组队伍，硬是在湘桂走廊撑开了一片天地。那个寒冷的冬夜，他在天神岭交通站歇脚，殊不知早已暴露。凌晨时分，保安队围了上来。惊醒的大伯拔枪还击，直到子弹打光。年仅二十五岁，他就义了。残忍的敌人砍下了他的头颅，悬挂在伪县政府的大南门上，以此示众。

那颗头颅，眼睛始终死死盯着过往的路人，直到腐烂，也未曾合上。

抓不到大伯，敌人便拿家人泄愤。叔祖父梁克伦，也就是大伯的生父，被捆进祠堂。皮鞭蘸着冷水，一下，又一下，抽打在血肉之躯上。敌人咆哮着逼问：“梁莹在哪？”次日，石塘马路桥畔，一声枪响，叔祖父倒在冰冷的河滩上，罪名竟是“纵子为匪”。族人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关押半年，全家被扫地出门，流落四方。

解放战争期间，家里的枪声从未停歇。除了大伯，二伯梁祖生在灌阳新圩突围时，将生的希望让给了指导员，自己端着机枪断后，再也没能从山里走出来。堂伯梁祖德，同样倒在了桂北的崇山峻岭之中。全村十余位族人扛起枪，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游击队。这就是我的家史，也是我入党的“简历”。从举起右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欠着一笔血债，一笔必须用一生来偿还的血债。

1989年，我从基层网点调入信贷岗位，后来担任主管，一干就是三十多年。记忆最深的是天湖水电站的建设，那是世界第三高水头的水电站。为了核实数据，我爬越城岭，上海拔千米的工地。那里零下几十度，风像刀子一样割脸，手脚冻裂了，血粘在手套上，撕下来就是一层皮。我就趴在雪地里，一笔一笔地核对账目。后来大坝蓄水，山乡亮起了电灯，我站在山梁上，望着璀璨的灯火，心里想着：大伯那晚如果有这灯光照明，是不是就不会遭遇伏击，会不会少死几个人？

还有湘山酒厂，车间的地皮常年湿滑，空气中弥漫着酒糟的味道。老师傅常咧嘴对我说：“老梁，这酒是用湘江水酿的，甜！”我看着浑浊的江水，心里却泛起一阵酸楚。这江水，曾经洗过先辈们的伤口，也映照过大伯那双不屈的眼睛。后来参与国道322线的改建工程贷款，恰逢暴雨，车轮陷进红泥里拔不出来，鞋袜里灌满了泥浆，嚼在嘴里都是苦涩的。但路通了之后，全州的橘子、杉木一车车运出去，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那一刻我才真正懂得，金融工作不仅仅是数钱，更是在给老百姓铺就一条活路。

灌阳县撤并行时，清收不良贷款成了难啃的硬骨头。我主动请缨上了前线。面对赖账户堵门谩骂，甚至人身威胁，我也有过委屈。但每当夜深人静，想起天神岭上大伯的坚毅，想起新圩阻击战中二伯的牺牲，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后来我拿了先进标兵，得了成就奖，但那些奖章都被我锁进了抽屉最深处。比起二伯留在山里的血肉，这点铜牌，轻如鸿毛。

2004年，机构改革，支行需要瘦身。我找到领导，直截了当地说：“把主管岗让给年轻人吧，我申请分流去市区，从头干起。”大伯那颗头颅教会我的第一课是“接”——接住血债，接住党旗；如今，它要我补上第二课，那就是“让”。

离开全州那天，妻子抹着眼泪。百岁高龄的外婆拉着我的手，神志不清地喃喃自语：“娃儿，去城里当官啦？”我点点头，却不敢看她的眼睛。转过头，十几岁的儿子站在墙角，眼神空洞。我蹲下身，紧紧搂住他，心里像挨了一记重锤。我在他耳边轻声说：“伢子，党员不能光为自己活，有时候，得学会为别人让路。”这话是说给他听的，也是替长眠地下的两位伯父再说一遍。

到了市区支行，一切归零。我从柜员重新做起，跑营销、推ETC、办社保卡、办信用卡。为了拓展业务，我进社区、摆地摊，甚至被同业当成骗子，扭送进了派出所。遇到客户理财亏损，拍着桌子谩骂，索要赔偿，我一遍遍解释，受尽委屈却从不吭声。因为我想起大伯那颗头颅，比起他所受的酷刑，这点闲气又算得了什么？

生活给予我的考验远不止于此。儿子如今在城郊的洗车场擦车，偶尔去公园打零工。周末回全州老家，看着他满手油污、直不起来的腰，当爹的心里如同被重锤砸烂。我对得起单位，对得起党旗，唯独对不起这个孩子。爱人留在全州工作，夫妻两地分居，平日里疏于照顾。她两次跌伤住院，需要做手术治疗，我在桂林脱不开身，连一杯水都没能端到床前。她总是宽慰我说：“你守大家，我守小家。”可我知道，这枚闪亮的党徽背后，烙印着她吞下的所有委屈。

父母年迈，我请了双护工照料。我自己也是一身病痛，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缠身。心脏做手术那天，麻药过后，刀口疼得彻夜难眠。我就盯着天花板，心想这皮肉之苦，跟大伯挨的那一刀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术后还没养好，我又咬着牙回到了岗位。疫情期间，我曾遭遇碰瓷勒索，那时身子骨本就吃不消，怕节外生枝耽误工作，只好扫码付了几百块钱，权当破财消灾。

但我从未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柜面上，我几次三番拽住要转账的客户，硬是将他们从ATM机前拉回来，前后挽回了几万元的损失。事后，这些案例被写成报道登在报上，只为给大伙提个醒。退休后，仍有老客户打电话来：“梁老，帮我看看这笔业务？”我都婉言谢绝，笑着告诉他们：“老了，得按规矩办，不能再插手公家的事了。”电话那头传来叹息，但我知道，这份信任，是我这身工装没白穿的证明。

这些年，我笔耕不辍，写下了二十多万字的文章，帮父亲编纂了《风雨湘江》《我的人生感悟》，部分篇章被收入《中国金融文库》。我重走了老山界、脚山铺、新圩、光华铺，踏遍湘江战役的四大渡口。1991年秋天，我陪同时任工行湖北分行副行长王铁生重走长征路，在脚山铺旧址缅怀先烈。我也多次参加桂北游击队纪念活动，踩着先辈的脚印，抚摸他们靠过的老墙，试图将那些快被风吹散的名字，一个个重新焐热。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湘江战役纪念园后，我以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参加了《当代广西》杂志组织的全州采风活动。同年，我加入了桂林市作家协会、广西金融作家协会。作为桂北游击队的后代，我多次走进桂林图书馆，宣讲家中长辈的革命故事，只为让那颗没闭眼的头颅，让那一段血与火的岁月，被更多人看见。

后来，我常去才湾镇脚山铺的湘江战役纪念园。风裹挟着江水的水汽，扑打在英名墙上，凉丝丝的，像极了1948年冬夜天神岭的寒风。有人指着浮雕上那个背着布包的交通员，问我有何感受。我没有绕弯子，只是平静地说：“墙里有我的亲人。大伯的头颅曾在城门上挂过，二伯为了让路再也没走出来……但他们没有白死，这盛世，他们都看见了。”

有一次，我推着九旬的老父亲去大平渡口。老人摩挲着栏杆，对着滔滔江水，一遍遍地呼唤：“爹……大哥……二哥……祖德……日子好过了，你们看得见吗？”

大伯那颗悬在城门上七十多年的头颅，并不需要一句“安息”。它所要的，是活着的人将这副担子继续扛下去，是这人间烟火不再辜负曾经的牺牲。

2025年1月，我正式退休了。回望2004年6月15日，那通电话的余温，似乎还粘在指头上。从核贷到清收，从全州到桂林，从国道颠簸到退休赋闲，我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在回答天神岭那声凄厉的枪响。

别问我“那年我入党”。对于别人，那或许只是一个年份；但对于我，2004年6月15日，柜台电话响起，话筒烫手——从那天起，我就没打算卸下这副担子。这枚党徽，浸透了血锈；这份忠诚，需要用一生来偿还。只要我还活着，就得替大伯看着这人间，替那颗眼睛从未闭过的头颅，见证这盛世长歌。

（作者系工行桂林分行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