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里的山河，为贾平凹正名——跳出标签与偏见的文学回望

《军魂永铸》公众号

文/韩水霖

　　当网络上的议论裹挟着碎片化的情绪扑面而来时，我们常常在流量的狂欢里把复杂的人物简化成单薄的标签：把贾浅浅的诗歌争议直接绑定到贾平凹身上，把《延河》杂志刊名字体的更迭解读成“个人权力的滥用”，甚至用几句断章取义的截图就否定一位作家半个世纪的创作重量。但文学的评判从来不该是情绪的宣泄场，更不该是血缘连坐的审判台。

贾浅浅是一位47岁的独立创作者，她的作品争议本就该由她自己的创作实践去回应，从未该将莫须有的指责强加于父亲贾平凹身上；而《延河》杂志的刊名更换，也绝非某一个人的私意决断，背后是陕西省文联、省作协层层论证的集体决策。要真正读懂贾平凹，从来不能靠几句网络梗、几段截取的文字，而是要顺着他从商洛山里走出来的足迹，沿着他50余年的创作脉络，回到那些被忽略的历史细节里，看见一个把一生都扎在乡土中国里的作家，他的真诚、他的坚守，以及他为当代文学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一、血缘之外：47岁的独立个体，从来不是父亲的附属品

很多人对贾浅浅的关注，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文学讨论的正常轨道。当那些引发争议的短诗在网络上流传时，几乎所有的舆论焦点都没有落在诗歌文本本身的艺术探讨上，而是第一时间把矛头指向了贾平凹：“是他教出来的女儿”“靠父亲的关系才进了文坛”，甚至把对诗歌的不满直接转化成对贾平凹的人身攻击。但很少有人愿意认真去看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贾浅浅出生于1979年，到2026年已经是47岁的成年人，她有自己完整的人生轨迹、独立的学术道路，她的创作选择是属于她自己的表达，从来不该成为绑定父亲的枷锁。

贾浅浅的成长路径，其实是完全独立于父亲的创作脉络之外的。她早年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之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文艺学硕士，后来又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习，毕业后成为高校的文学教师，长期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诗歌创作。她的学术论文、诗歌作品的发表，走的是正常的高校学术评价和文学刊物投稿路径，所有的成果公示都经过了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核，绝非外界臆想的“靠父亲打招呼走后门”。而她的诗歌风格，和贾平凹深耕乡土、扎根民间的写作方向本就有着巨大的差异：贾平凹的文字里全是秦岭的风、商州的泥土味，是乡村人物的悲欢离合，而贾浅浅的创作更多聚焦于当代女性的日常感知、现代生活的细碎情绪，这种创作方向的差异，恰恰说明她没有活在父亲的文学阴影里，而是在走属于自己的写作道路。

贾平凹对女儿的创作态度，从来不是外界传言的“刻意铺路”，反而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距离。他曾在多个访谈里提到，自己很少干涉女儿的写作，甚至不会主动给她的作品提修改意见，他说“写作是最私人的事，每个人都得自己摸那条路，旁人替不了”。早年贾浅浅刚开始发表作品时，贾平凹甚至特意叮嘱刊物的编辑，不要因为他的名字就对贾浅浅特殊照顾，该退稿就退稿，该修改就修改。有熟悉陕西文坛的编辑回忆，贾浅浅第一次向省内某文学刊物投稿时，贾平凹特意给主编打了电话，说“就当她是个普通作者，稿子不行就直接打回来，别给我面子”。后来那篇稿子确实因为语言不够凝练被退回，贾平凹还特意让贾浅浅带着稿子去编辑部听修改意见，全程没有提任何特殊要求。

那些把贾浅浅的创作争议全部算在贾平凹头上的言论，本质上是一种极其落后的“血缘连坐”思维。一个47岁的成年人，她的思想、她的创作、她的人生选择，都该由她自己负责，就像贾平凹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文学理想强加给女儿，也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身份为她谋取过任何不合理的便利。我们可以讨论贾浅浅诗歌的艺术优劣，可以对她的作品提出不同的批评意见，但把所有的不满都倾泻到贾平凹身上，甚至用“父债女还”反过来搞“女错父担”，这本身就是对独立人格的不尊重，更是对一位作家的恶意绑架。这种舆论逻辑放在任何一个普通人身上都不成立，却偏偏要套在贾平凹身上，本质上不过是为了制造流量话题，刻意把毫无逻辑的血缘绑定当成吸引眼球的噱头。

二、《延河》的题字风波：集体决策的结果，绝非个人的“私相授受”

关于《延河》杂志更换刊名的争议，在网络上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贾平凹当上主编就把刊名换成自己的字，公器私用”，但这种说法完全是脱离事实的臆想，从来没有人去认真追溯过这次刊名更换的完整流程。实际上，2017年《延河》杂志更换刊名，绝非贾平凹一个人就能决定的事情，整个过程是经过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会议集体讨论、陕西省文联相关部门审核通过，最终才正式落地的，所有流程都完全符合刊物管理的相关规定，是整个编辑部集体论证的结果。

要理解这次刊名更换的背景，首先得回到《延河》杂志70余年的办刊历史里去看。这本1956年创刊的老牌文学刊物，是新中国成立后陕西文学的核心阵地，它的刊名更迭从来都和时代的文学语境紧密相连：创刊之初由首任主编、“狂飙诗人”柯仲平题写刊名，柯仲平作为延安文艺的代表性人物，他的题字带着那个年代独有的热烈气息，完全契合当时《延河》团结新老作家、扎根西北大地的办刊定位；1965年，刊物经过相关审批，从毛泽东的不同手迹里集出“延”“河”二字作为刊名，这套集字从延安时期的文稿里取“延”，从“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题词里取“河”，两个字的笔意浑然一体，几乎看不出拼接的痕迹，之后这套刊名沿用了数十年，成为几代读者共同的文学记忆。

但在1984年到1997年之间，《延河》的刊名其实经历过多次调整，那段时间里，刊物为了适配当时多元化的文学探索氛围，曾短暂使用过其他书法家的题字，甚至在部分期数里用过电脑字体，直到1998年，编辑部经过集体讨论，才重新换回了大家熟悉的毛体集字，一直沿用到2016年。2016年末，贾平凹正式接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同时兼任《延河》杂志的主编，上任之后他首先推动的不是更换刊名，而是对刊物的内容改版：开设新的青年作家专栏，拿出更多版面扶持陕西本土的基层作者，甚至把刊物的定价调低，让更多普通读者能买得起这本纯文学刊物。

关于更换刊名的讨论，是在2017年初的《延河》编辑部全体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当时有编辑提出，《延河》作为陕西作协主办的刊物，历任主编都有和刊物气质高度契合的题字，贾平凹作为从陕西本土走出来、在全国乃至国际文坛都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他的书法本身就有很高的辨识度，带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人意趣，或许可以为刊物题写新的刊名。这个提议当时并没有直接通过，而是被提交到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党组会议上进行集体讨论，参会的所有党组成员逐一发表意见，大家最终形成的共识是：贾平凹的书法风格和《延河》多年来传承的“扎根西北、兼容传统”的办刊理念高度契合，由他题写刊名，既能体现陕西文学的当代传承，也能给这本老牌刊物带来新的辨识度。之后这个方案又上报到陕西省文联相关管理部门，经过审核确认流程合规之后，才最终确定下来。

2017年第7期正式启用贾平凹题写的刊名时，最初的版本里带有他的落款和印章，这其实是中国传统书法题字的惯例，很多刊物邀请名家题写刊名时，都会保留题字者的落款。但后来有部分读者反馈，带落款的设计会让刊物的封面显得不够简洁，2024年第10期，编辑部经过讨论，去掉了刊名旁的签名和印章，只保留了“延河”两个字的书法本体，这个调整也完全是编辑部根据读者反馈做出的集体决策，和贾平凹的个人意愿没有任何关系。而《延河》杂志的公众号封面至今仍使用毛体刊名，也根本不是外界传言的“忘了改”，而是新媒体端的视觉设计团队认为，老读者更熟悉毛体版本的刊名，在新媒体传播里辨识度更高，所以特意保留了下来，这是不同传播端口的差异化设计，根本不存在什么“前后矛盾”的问题。

那些把这次刊名更换污蔑成“公器私用”的言论，本质上是故意忽略了所有的集体决策流程，把一个经过层层审批的正常刊物调整，恶意解读成个人以权谋私的行为。贾平凹接任《延河》主编的这些年里，从来没有利用这本刊物为自己谋取过任何私利：他没有在刊物上给自己发过一篇付费的专栏文章，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强行登上刊物的头条，反而把大量的版面留给了刚出道的青年作者、扎根乡村的基层作家。有统计显示，在贾平凹担任主编的前五年里，《延河》推出的青年作家数量比之前十年的总和还要多，很多如今在全国文坛崭露头角的陕西年轻作者，最早的作品都是在《延河》上发表的。这样一本文学刊物的掌舵人，怎么可能会为了“给自己的字扬名”，就破坏所有的管理规则？所有的恶意揣测，在这些实实在在的办刊成果面前，根本站不住脚。

三、被忽略的足迹：半个世纪的扎根，是当代文坛独一份的“长跑”

要为贾平凹正名，最有力量的证据从来不是辩解，而是他留在50余年创作生涯里的那些扎扎实实的足迹。很多年轻读者只在网络段子里听过贾平凹的名字，只知道《废都》的争议，却根本不知道，这个从商洛大山里走出来的作家，是当代中国文坛里少有的、持续写作半个世纪，始终把根扎在乡土中国里的“长跑者”，他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当代乡土知识分子的成长史。

1952年，贾平凹出生在陕西商洛丹凤县的棣花镇，那里是秦岭深处的一个小村落，交通闭塞，早年的生活极其清苦。他的父亲是乡村教师，后来因为特殊年代的风波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改造，一家人的生计全靠母亲纺纱织布维持。贾平凹从小身体瘦弱，干农活比不上村里的壮汉，修水库的时候别人都不愿意和他搭伙抬石头，可偏偏就是在那个工地上，他的写作天赋第一次被看见：他主动请缨办《工地战报》，一个人身兼记者、编辑、美工、刻字、印刷数职，用粗糙的油印机印出来的小报，贴满了整个工地的宣传栏，被大家称为“贾秀才”。1971年，19岁的贾平凹第一次正式向报社投稿，那篇稿子石沉大海，可他没有放弃，之后的一年里，他在煤油灯下写了无数的草稿，直到1973年，他和同学合作的《一双袜子》终于在《群众艺术》上发表，这是他第一次正式以“贾平凹”的名字发表作品——他特意把原名“贾平娃”改成“贾平凹”，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人生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要直面所有的崎岖，踏平坎坷往前走。

1972年，贾平凹被推荐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时候的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泡图书馆，抄录了满满十几本古典文学的笔记，大学三年里他发表了25篇纯文学作品，从诗歌到短篇小说，全是他利用课余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大学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住在只有5平米的小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就只能放下一张书桌，可他却觉得无比满足，因为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安静静写作的地方。1978年，他的短篇小说《满月儿》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个奖项在当时的文坛分量极重，刚满26岁的贾平凹一夜之间被全国读者熟知，可他没有留在西安享受成名的红利，反而直接收拾行李回了商洛老家，一头扎进乡村的田埂里，开始了后来影响整个当代文坛的“商州系列”创作。

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写“商州系列”，贾平凹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徒步走遍了商州的所有区县，几乎每一个乡镇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他跟着山民一起走几十里的山路去赶集，住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听他们讲祖辈传下来的故事，记录下当地的方言、民俗、传说，后来写出的《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完全打破了当时传统散文的写作范式，把中国传统的方志、游记、话本的笔法融入到当代文学创作里，用文字为整个商州大地立传。当时有评论家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让全国读者第一次真正看见了秦岭深处的乡土中国，那里不是被符号化的“落后乡村”，而是有温度、有故事、有烟火气的活生生的土地。

从1970年代末到今天，贾平凹的写作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他几乎每两三年就会推出一部长篇小说，50多年里写了20多部长篇，还有数不清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这样的创作耐力，在整个当代文坛都是极其罕见的。他自己定下了规矩，每天晚上八点准时到工作室写作，一直写到凌晨十二点，一年四季，逢年过节都不会中断。哪怕是后来年过七十，他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写不满意的稿子就直接撕掉，一晚上能废掉半摞稿纸，他自己说“晚年写作最费纸，没有从骨头里渗出来的东西，就不能往纸上写”。

他的写作从来不是闭门造车，每一部作品都扎根在现实的土壤里。为了写《秦腔》，他回到棣花镇住了整整一年，每天蹲在村口和老人们聊天，记录下乡村里正在慢慢消失的秦腔戏班的故事，记录下城镇化浪潮里乡村人物的命运变迁，这部后来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被很多评论家称为“为中国乡土树起的一块碑”。为了写《高兴》，他跟着进城拾荒的农民刘高兴一起在西安的城中村生活了好几个月，跟着他一起去废品站卖破烂，听他讲从乡村到城市的漂泊经历，把一个底层农民工的喜怒哀乐写得入木三分。为了写《山本》，他翻阅了大量的秦岭地方志，走访了几十位当地的老人，把秦岭近百年的风云变幻，都浓缩进了那部厚重的作品里。2025年，73岁的贾平凹还推出了笔记体长篇小说《消息》，2026年又出版了《西路上·贾平凹散文精选》，直到今天，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敏感，永远觉得“还有好作品等着我去写”。

四、那些被刻意遗忘的荣誉：他的文学成就，早就走出了国门

很多网络上的批评者，为了制造攻击贾平凹的噱头，故意对他所有的文学成就视而不见，把他丑化成一个“靠关系出名的作家”，可只要稍微去翻一翻当代文学的史料，就会发现贾平凹获得的荣誉，分量重到远超很多人的想象，这些荣誉从来不是靠什么关系就能拿到的，是他用半个世纪的扎扎实实的创作，一步一步挣来的。

早在1980年代，贾平凹的《浮躁》就获得了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这是中国作家最早获得的国际文学奖项之一，当时的颁奖词里写道：“贾平凹用文字捕捉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里，普通人内心的躁动与坚守，为世界打开了一扇看见中国乡土的窗口。”1997年，《废都》获得了法国费米娜文学奖，这个奖项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获奖作品会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欧洲传播，当时法国的文学界评价贾平凹，说他是“最懂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当代作家”。后来他的作品陆续被翻译成30多个语种，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出版，《废都》《秦腔》的外文版本，在欧洲、东南亚都拥有大量的读者，很多外国读者正是通过贾平凹的文字，第一次了解到中国西北大地的乡土故事。

在国内的文学奖项里，贾平凹更是拿到了几乎所有的顶级荣誉：他是中国作家里面少有的，同时获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奖的作家，除此之外，他还获得过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施耐庵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等50多个国内重要文学奖项。2008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时，评委会给出的评语是：“贾平凹以对故乡的赤子之心，以史诗般的笔触，记录了中国乡土在时代变迁中的疼痛与坚守，是一部具有深厚历史感的作品。”2019年，他的《秦腔》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和《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作品一起，被纳入当代文学的经典序列。

除了创作之外，贾平凹为中国文学的传承做的贡献，也很少被人提及。他不仅担任《延河》的主编扶持青年作家，还创办了《美文》杂志，这本以散文为核心的刊物，创办30多年来，推出了无数优秀的散文作者，很多如今活跃在文坛的散文家，最早的作品都是在《美文》上发表的。他常年在西北大学带研究生，教年轻的写作者扎根生活，不要写飘在半空的文字，很多他的学生后来都成了文坛的中坚力量。他还把自己多年收藏的大量书画、文献资料，捐给了陕西的多家文学馆，用来支持本土文学事业的发展。2024年，作家出版社推出30卷本的《贾平凹文选》，这套文选是他自己用几年时间亲手编选的，筛选掉了早年不够成熟的作品，留下的都是他半个世纪创作里最有分量的文字，这套文选的出版，被很多评论家称为“当代文坛的一件大事”，是对一位作家50年创作生涯的完整总结。

他获得的国际荣誉里，还有法国颁发的“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这个勋章是法国政府用来表彰在文学艺术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国际人士的，贾平凹是最早获得这个荣誉的中国作家之一。2023年，他还获得了首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这个奖项专门用来表彰在世界华文文学领域有深远影响力的作家，评委会认为，贾平凹的写作，接续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文脉，用极具个人风格的文字，构建出了一个独属于他的文学世界。

五、跳出断章取义的陷阱：真正的文学批评，从来不是人身攻击

今天我们回望贾平凹的创作生涯，从来不是说他的作品就完美无缺，不能被批评。文学创作本来就是开放的，不同的读者完全可以对他的作品提出不同的意见，有人不喜欢他的写作风格，有人对某部作品有不同的解读，这都是极其正常的事情。但所有的批评，都该建立在完整阅读文本、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靠几句断章取义的截取、毫无根据的恶意揣测，就对一个作家进行全方位的人身攻击。

很多人对贾平凹的恶意，从一开始就不是针对他的作品，而是针对那些被刻意制造出来的“标签”：拿早年《废都》的争议大做文章，故意忽略这部作品后来在文学史上获得的高度评价；拿贾浅浅的创作争议强行绑定他，用血缘连坐的逻辑制造话题；拿《延河》刊名的正常调整编造谣言，把集体决策污蔑成个人以权谋私。这些言论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本质上是流量时代的恶意狂欢，他们不需要了解贾平凹的完整人生，不需要读完他的任何一部代表作，只需要用几个吸引眼球的关键词，就能煽动起大量的负面情绪，为自己赚取流量。

可我们必须明白，评价一个作家，从来不能靠碎片化的信息去下判断。贾平凹这一辈子，扎根陕西乡土50多年，他的文字里写的全是中国大地上最普通的农民，写他们的生老病死，写他们在时代变迁里的挣扎与希望，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精英作家，一辈子都保持着山里人那份朴素的真诚。他在访谈里说过，“写作要有两个最基本的东西，一是巨大的真诚，二是巨大的感情，这两点做到了，作品才可能立得住”。他这一辈子，就是用行动践行着这句话，哪怕经历过再多的争议，再多的误解，他从来没有停下笔，始终在写，始终在往生活的深处走。

我们不该用几句网络谣言，就否定这样一位作家半个世纪的重量；不该把47岁独立女儿的创作争议，强行绑架到父亲的身上；不该把经过集体论证的正常办刊调整，污蔑成个人的私货。文学的世界本该是宽容的，我们可以不喜欢一个人的文字，但我们该尊重一个人一辈子的坚守；我们可以提出不同的批评意见，但绝不能用毫无底线的人身攻击去毁掉一个人。当我们跳出那些被刻意制造出来的偏见，真正走进贾平凹的文字世界里，就会看见，他笔墨里装着的，是整个秦岭的山河，是几代中国农民的悲欢，是当代文学里一份从来没有被稀释过的、沉甸甸的乡土情怀。这份情怀，不该被流量淹没，更不该被谣言抹黑。

70多岁的贾平凹，至今依然每天晚上坐在他的工作室里，一笔一划地写着新的故事。窗外的西安城灯火通明，远处的秦岭安安静静地立着，就像他这一辈子的写作，不吵不闹，却扎扎实实，在岁月里留下了永远不会被抹去的痕迹。而那些喧嚣的谣言，总有一天会随着流量散去，真正留下来的，永远是那些扎根在泥土里的文字，是那些被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的作品——这才是对所有恶意揣测最有力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