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城残照：赵望云笔下的大同与1934年的中国

刘印军

　　站在操场城南望，眼前是三座城门叠影：最远的武定门，中间的北月城门，最近的便是这大夏门了。赵望云于1934年夏季某个午后，将这一“连环城”奇观落于素绢之上，墨色苍润，线条老辣，却不掩城墙的残破之态。画家未曾料到，他的这幅写生，竟成了大同这座千年古都最沉痛的一帧肖像。

这是长城抗战烽火刚刚熄灭的年份。赵望云放下教鞭，与《大公报》记者杨汝泉一道，踏上塞上写生之路。他的画箱里，没有名山胜水，只有河北的荒村、山西的残垣、绥远的沙碛。美术史家后来将他的这条路称作“走向十字街头”的艺术实践——但在我看来，这更是一场文化苦旅。当他行至大同北门，望见徐达于明洪武五年修筑的夯土城垣已颓败如弃履时，笔端该是何等颤栗。

冯玉祥的题诗像一把匕首插在画侧：“破城墙，大同城，为何不修补，因为属公共，可见我们的自利心。”将军戎马半生，此刻却在诗里计较起“一抱柴”“几根葱”的琐屑，这是沉痛的讽喻。四省沦丧于敌手，国人尚不为所动；若谁动了自己门前一块砖，倒要拼命的。冯玉祥将家国颓败的病因，归结于这深入骨髓的“自利”。这诊断，不只针对一座城。

↑该图出自《大公报》出版的《赵望云塞上写生集》，标题《大同的特殊风光，连环的城》，画中内容为大同北门武定门、北月城门及操场城南门大夏门（视角在操场城内向南望）。《赵望云塞上写生集》是赵望云于1934年创作的速写作品集，由天津大公报社出版部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首次发行，1936年5月再版，后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作者1934年春受《大公报》派遣，与文字记者杨汝泉同行进行的第二次塞外写生活动，历时三个月穿越日军占领区，沿长城沿线及京绥铁路完成实地采风。全书共收录99幅写生作品，聚焦华北矿工劳动场景、塞外牧民生活状态、内蒙牧民题材及塞外风光、动物描绘与抗战遗迹等题材，展现帝国资本压迫下民众的生存困境。每幅画作配有冯玉祥撰写的白话诗，书前收录其撰写的序言及杨汝泉所作的序文。赵望云坚持“不画闲花野草，不画仙山琼楼”的艺术主张，采用国画技法直接描绘劳动人民日常生活。该写生集通过自然质朴的笔触呈现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图景。

　　杨汝泉的说明文字则是一篇浓缩的方志，从春秋北狄一直写到明清府治，如数家珍。当这段辉煌史突然接上“残破不堪”四字时，历史的断裂感刺目惊心。元代的土城、徐达的改建、景泰天顺年间增筑的三座小城，四城相套的“连环”之势，本该是军事防御的杰作，却在1934年沦为“奇观”——一种仅仅供人观看而不再具备实际功能的景观。从“城”到“观”的蜕变，是一个文明失血的征兆。

我忽然想到赵望云的身世。他生于河北束鹿农家，幼年失怙，靠亲戚资助读完中学，又半工半读考入北平艺专。他深知民间疾苦，所以他的画笔从不粉饰太平。塞上写生归来后，他开创了“长安画派”，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这“生活”二字，于他而言，就是大同城墙上那一道道雨水冲刷的沟壑，就是冯玉祥诗中那根属于“公共”而无人修补的城砖。

如今，大同城墙早已修缮如新，游人如织。但重读赵望云的画与冯玉祥的诗，我们仍需追问：那“公共”的痼疾，是否真正痊愈？当四省之失已成历史课本里的一页，我们是否学会了为“公共”而心疼？赵望云留给后人的，不只是一幅写生，更是一面镜子——镜中映着古老城垣的残影，也映着一个民族如何从“自利”的泥淖中挣扎起身的艰难步履。

北门外，桑干河水静静流过七百年。只有画中的残城记得，1934年那个夏天，曾有一位画家与一位将军，隔着纸墨为它长叹过。那叹息之声，至今未绝。

↑赵望云（1906－1977），河北辛集人，现代美术家，长安画派创始人。1925年入北平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28年在北平师范任教，后转入国立北京艺专专攻国画，期间与李苦禅等组织吼虹艺术社推动国画改革。1930年任《吼虹》杂志主编，1931年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1933年作为《大公报》旅行写生记者出版《赵望云农村写生集》，冯玉祥为其配诗。之后还创作《塞上写生集》《黄河写生册》《祁连山写生集》等。抗战期间协助冯玉祥创办《抗到底》半月刊并主编《抗战画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