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戴家的峰和云

黑白间

　　在我的案头放着一本书，那是一本大K本的书，像杂志那么大，有200多页，书名就是一个大大的“戴”字，淡黄的封面，配一个赭红的字，无论从内容和形式看，都是一本别具一格的书。书的作者叫戴峰云。每当翻起这本书，峰云先生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认识峰云先生已经有二十一年了。2005年11月的一天，我行色匆匆赶去广东佛山参加世界戴氏宗亲总会第五届理事会暨第六次恳亲会。车到广州后转坐地铁，在一个叫“坑口”的站下了车，那里有专车接到南海去。下车后找到了接待处，我们这趟车下来的人不多，大概七、八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瘦高的个子，稍微有点驼，上身着常青的西装，佩戴红色领带，下身着一条白色的裤子，拖着一个拉杆箱，彷佛很重。就是这条白色的裤子，在我看来显得非常特别，以致在一群人当中不会去看别的人了。平素我对穿戴也不怎么讲究，但对这位老者的白裤子觉得穿得不搭，有点刺眼。虽然，他的目光却炯炯有神，而且有点深邃。初次看到也不知道他是谁，互相没有说话，到西樵山宾馆后也各住各的房间。

第二天大会安排了一个“世界戴氏谱牒人物历史研讨会”，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这个会由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戴学稷主持，他可是我们戴家的大学者。学稷首先作“关于谱牒学和编写族谱的问题”讲话，接着北京的峰云、台湾的水源、广东的平宜、福建的玉铸、浙江的世杰和湖北的铎第分别谈论了收集整理戴氏谱牒、人物历史资料的成果与心得。这时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戴峰云，是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副教授。听了他的发言后，感到非常的佩服，因为他的发言与众不同，已经跳出了研究整理一祖一地的戴氏谱牒的局限，而是讲他搜集的“戴氏得姓祖”资料，讨论戴氏是子姓国还是姬姓国，考证戴国古址等等问题，令人大开眼界，觉得戴氏可研究的领域实在很多。也不光是我，与会的代表都有同感。整个研讨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人就是峰云教授了。

会后，我找到熟悉的戴平宜秘书长，向她打听峰云教授的情况，还想对他了解得更多一些。平宜告诉我，峰云是中央民族学院化学系副教授，退休后遵照父亲意愿，致力搜寻戴姓历史和谱牒，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搜寻、查找、核实等工作需要翻阅大量的古籍，这对于一个搞化学专业古文底子较为薄弱的他是个巨大的障碍。在整个过程中，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依靠一部《辞海》，不惜从头学起，硬是攻克了语言难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听了平宜的介绍，我对他更增加了一份敬佩。

也许我跟他有些缘分。在会期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各自都有很多人要见，几乎没有大块时间相识相交，但我们就是交上了朋友。那天吃饭他碰巧坐在我旁边，听到了我的一些奇谈怪论，居然还对这些奇谈怪论感些兴趣，就是从这些话题中我们开始了交流。我还记得那天胡言乱语的内容，起因是我感慨于自己所属的支系脉络的族谱已经没了，文革时被一把火焚烧于祠堂之内，现在来开戴氏这么盛大的会议，看到人家捧着厚厚的谱牒前来，心里是十分羡慕的，也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我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了，说了一些宽慰自己的话。我说了两个内容，一是说这搜寻整理家谱好比是集邮，先集最近的年册，再集JT票，再集编号票、文革票，再集纪特票，以后再深入下去集民国票、解放区票、清朝票，越来越难，永无止境，而永难集齐，越集越让人望洋兴叹。二是说编写家谱其实是一件很沮丧的工作，因为你即便把祖宗十八代，甚至八十代、八百代都搞清楚了，再往前，蓦然发现前面竟是母系社会，竟是一个比父系社会还要漫长得多的母系社会，到了这个时候那个以父系社会为架构的谱牒体系会瞬间轰然崩塌！没想到这些与大会氛围格格不入的语言峰云先生竟有兴趣，他凑过来和我攀谈起来，后来还居然互相留了电话和地址，我和他交了朋友。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微信往来，我们互通书信，通过书信交流彼此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有一次他说想拜托我一件事，问我在宁波能不能找得到一位既热心于戴氏宗族事业又有些空闲时间的人，帮助他一起整理有关戴氏宗族的资料。又说，由于工作量有些大，他会付给适当的报酬。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峰云先生若要找一个帮手，在北京还会找不到吗？何况还是付报酬的。他偏偏舍近就远要到宁波来找，从工作效率来说不也事半功倍吗？再想想，也许他熟识的人没有我多，故不远几千里来找一个帮手。但我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人必须姓戴，还要热爱宗亲事业，这样的人很难找。我便如实告知，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恐怕完不成他的嘱托。

虽然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小事，过去也就过去了。但是很奇怪，我心里一直耿耿于怀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他是委婉地向我提出来要我来接受帮他的忙。因为经过我不断地回味咀嚼，觉得他提出来的几个条件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我姓戴，热爱宗亲事业，刚退休，以前在家里还办过戴氏家族报，他有我寄给他的合订本，这不是件件符合他提的要求？他的确需要一个帮手，而且他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因为只有这样解释，才是符合舍近求远的逻辑。峰云先生为什么不直接说呢？一定是他不好意思，也许他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达，我能理解并自告奋勇来应允这件事。只是我当时想得太简单了，确实我自己也非常忙，无暇来帮峰云先生，这件事后来成为了我的遗憾。

时间过得飞快，在我们各自的忙碌中，又迎来了2008年的世界宗亲总会第六届理事会暨第七次恳亲联谊会，我又一次去商丘参加活动和拜祖，心里想着这次又可以看到峰云教授了，一定又可以看到峰云教授的研究成果了，我知道他一直孜孜不倦地耕耘着。但是他这次没来，一打听才知是身体不好住在医院，我心里甚觉怏怏。但宗亲大会不经意地给了我一丝安慰，发给我们每人一本《戴》书，这正是峰云教授写的，六届理事会将此作为大会的礼物，赠送给了每个莅会者，并向峰云教授授予了“戴氏历史文化研究贡献奖”。

我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看起这本书来。他对戴氏的起源，时代背景，得姓始祖的功绩作了详尽的介绍，资料详实，立论坚实，功底扎实。而且他并不满足局限在戴姓为止的研究中，还对戴姓前祖的子姓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可以说把整个夏商翻了个遍，使我们对戴姓，对戴姓的始祖子姓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最使我击节叹服的是，他通过对历史的深入了解、考证、对比、分析，居然得出了戴姓宋国始祖微子启的弟弟商纣王帝辛并非暴君，而是一个十分有作为的政治人物的结论，提出要为帝辛翻案；戴姓得姓始祖宋国末代君主戴偃公也不是暴君，历史记载并非史实，有待探讨；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多有失实之处，不能完全照搬。我知道，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何等的不易，没有广泛地博览过，深入地研究过，哪有这样的底气！

由此我又想到峰云教授的拜托之事，感到惴惴不安了。更想不到的是，2009年春节前夕，戴氏宗亲会传来噩耗，峰云教授因病去世了！我闻之如同晴天霹雳，觉得他走得太快了，太突然了，他有那么多新颖的思路，那么多精辟的见解都还未陈述，怎么可以就撒手走了呢？当时，我除了哀悼，还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我要是及时帮了他忙，做了他的助手，一定会产生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的，甚至他也不会因为过分操劳而早逝。

后来我又跟世界戴氏宗亲会第六届的秘书长戴明有了联系，他是和峰云先生接触得比较多的人，还亲自跑到北京去看望过他。他也同样对峰云先生抱有深切的怀念，在峰云先生去世后，写下了深情的《榜样》一文。读着戴明的文章，我更多地了解了峰云先生的事迹，产生了更多的怀念之情。

戴明文章中的介绍，字字戳我的心，句句催我的泪。峰云为了戴氏宗亲的事业，遇到的困难无与伦比，尝到的艰辛无可形容。他学非古文专业，为克服古代文字关，靠一部《辞海》起家；他不会电脑，全靠一支圆珠笔，以低于常人十倍的效率进行巨著的撰写；他身体羸弱，多次住院，为争分夺秒完成《戴》的著作，拒绝了住院治疗顽强写作；他经济条件不好，但他为考察戴氏故址，采集上古历史，探访专家学者，不惜常年奔波，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以致出书都是靠商丘宗亲会承担；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云也不改其乐……

我欠峰云一个请，假如我当时主动要求担任他的助手，帮助他完成浩繁的资料探寻和资料整理工作，想必能完成更多的戴氏研究课题，例如他耿耿于怀的重新评价商纣王功过的宏愿，例如他想去伪存真还原宋戴偃公的真实面貌的夙愿，例如他破除对《史记》的迷信汇编其中失实之处的勘误校正的心愿，等等等等，我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戴明宗长说得好，“泰山之所以巍然屹立、傲然于世，是因为有一块块巨石的支撑；世界戴氏宗亲总会之所以在世界戴氏宗亲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有许多像峰云宗长这样不为名，不为利，默默奉献的人，他们是世界戴氏宗亲总会这座大厦的基石和脊梁！”

在我的眼里，峰云先生就是戴氏群山中的峰，就是戴氏天空中的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