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的中国藏品——中国庙宇厅

刘海影

<a href="https://www.meipian.cn/5o7v30c2" target="_blank">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的中国藏品 (一)——201至204展厅</a><a href="https://www.meipian.cn/5o9e5zbw" target="_blank">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的中国藏品(二)——221至232展厅</a> Gallery 230 在纳尔逊博物馆众多空间中，“中国庙宇厅”（Chinese Temple Room) 无疑是最著名、也最受观众喜爱的一处。该展厅筹建于1930年至1933年间，汇集了众多享誉世界的中国佛教艺术珍品。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展厅本身这一空间实体，它堪称美国亚洲艺术陈列史上的一个杰出典范。 “中国庙宇”展厅是这个展区的高潮，正中端坐的水月观音是整木雕成并施彩绘，保存完好，造型精准，气质高贵沉静，其年代归属于辽或金（11-12世纪）。两旁还有几尊金代木雕施彩和明代铜铸施彩的观音像。中间观音的背后是来自山西赵城广胜下寺后大殿山墙的元代壁画《炽盛光佛经变》，头顶是来自北京智化寺的明代雕龙藻井及天花板画板和清代平棋，面前的一组共十二扇的雕花格扇门来自北京的一座清代官员宅院，但具体年代及名称已不可考。这些门板将房间与前方较大的中国艺术展厅隔离开来。四周摆放了元、辽、明时期的精美佛造像，壁画和格扇门分别是1932年卢芹斋出售和捐赠给博物馆的，智化寺藻井和平棋都是1931年史克门在中国购买的。南海观音，《炽盛光佛佛会图》，和智化寺万佛阁的楠木藻井成为纳尔逊博物馆内“中国庙宇”中的三绝。 这个展厅也是出自史克门的设计，在1933年开馆时就向观众开放，不过水月观音则是1959年才入藏摆放此处的。这种设计在当时还是非常新颖的，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觉，视觉和空间效果强烈，后来许多博物馆都继承了这一展陈思路，如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都有日本庙宇展厅。 在将部分业务从巴黎迁至纽约之后，卢芹斋与当时刚刚成立的纳尔逊艺术画廊（现为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取得了联系。在1930年圣诞节致博物馆理事会主席Jesse Clyde Nichols(1880–1950年）的一封信中，卢芹斋写道： “依我之见，鉴于当时没有任何国家的博物馆设有专门的中国艺术展厅，我认为，如果您能建造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展厅，特别是将壁画直接镶嵌在墙面上，使其呈现出如同在中国本土时的原始风貌，并配以古老的木质天花板，那么这座展厅将通体洋溢着纯正的中国气息，从而成为未来陈列贵馆中国艺术藏品的绝佳场所。” 卢芹斋所提及的那幅壁画，正是《炽盛光佛会图》。对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博物馆而言，壁画与建筑构件乃是备受追捧的必备藏品。它们可用于构建“时代展室”（period rooms）——这种展陈形式深受欧洲历史建筑风格以及各类世界博览会、展销会陈列方式的启发，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博物馆设计界曾风靡一时（Harris, 2012）。20世纪30年代，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的创办者们正积极着手打造一系列“时代展室”，旨在借此呈现来自多元文化的艺术风貌。 为了确立自己作为“正宗中国风格”权威鉴定的地位，卢芹斋在信函中反复使用诸如“真正的中国画廊”、“纯粹的中国风格”以及“完全中国化的展厅”之类的措辞。他此举或许是为了将其展示历史艺术品的理念，与17至18世纪欧洲盛行的“中国风”（Chinoiserie）陈列风格区分开来，后者往往以宝塔、贴满壁纸的房间以及瓷器室等元素为特色；又或是为了将其与18、19世纪美国收藏界所热衷的亚洲外销艺术区分开来。当时，卢芹斋已在其位于巴黎的旗舰画廊“宝塔”（The Pagoda）中，以充满亚洲情调的室内装饰为背景，展出了当时市面上最顶尖的一批亚洲艺术珍品。 雕花格扇门北京的一座清代官员宅院 Model of the Chinese Temple gallery (partial, three-quarter view)By C. T. Loo & Company, Paris; May 1931Wood, plywood, paper, marbled paper, paint, metal fastenings; 80 x 40.64 x 38.1 cm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issouri (T2017.45)Photo © The Nelson Gallery Foundation Ceiling view of the model of the Chinese Temple gallery Model of the Chinese temple gallery,C. T. Loo & Company (Paris and New York, 1914–1948). May 1931. T2017.45. Photo: Gabe Hopkins 卢芹斋耗费两年时间，才最终说服了纳尔逊博物馆的理事会购入这套“中国庙宇厅”陈列；据记载，理事会起初似乎并不情愿支付卢所开出的高昂价格。在巴黎，卢芹斋与助手们通力协作，制作了一个按比例缩小的三维画廊模型，并亲自携此模型前往堪萨斯城，向理事会成员进行了现场演示。这座制作精良的模型现收藏于该博物馆内，它生动地演示了如何对这三个组成部分进行陈列展示。模型中包含：后墙上的一幅手绘壁画摹本；正面的一组十二扇门板；以及绘有方形几何纹样的平顶天花板。 直到1931年秋季，中国殿堂展厅的潜力才真正得以发掘。当时，该博物馆的亚洲艺术征集代理人——哈佛大学教授兼策展人兰登·华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及其昔日学生劳伦斯·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1906–88），从北京智化寺购得了那座藻井及其毗邻的112块天花板饰板。Nichols对这批天花板的入藏倍感欣喜，遂重新审视了设立“中国式陈列室”的构想。在华纳的协助下，卢芹斋（Loo）成功说服尼Nichols购入壁画《炽盛光佛会图》，并承诺将一套十二扇的门板无偿捐赠给博物馆。随后，这批文物从巴黎启运，经由新奥尔良转运铁路运抵堪萨斯城。 最终落成的展厅呈现出一种严谨的中轴对称布局：视线自入口处延伸，穿过藻井拱顶最高处的巨型龙纹图案，最终定格在墙面上的“炽盛光佛”像上。那些仿照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漆以朱红色的梁柱，进一步突显了这一宏大空间的轮廓与气势；置身其中的参观者无不感到一种由衷的敬畏之情，其感受之庄严，丝毫不亚于身处真正的宗教圣殿之中。 应Nichols之邀，卢芹斋为1933年12月11日的开幕典礼出借了诸多珍贵展品，其中包括一尊木雕造像，就是如今享誉世界的“南海观音”像；该造像于次年被博物馆正式购藏。这尊观音像气势恢宏地端坐于展厅中央，仿佛周身散发着神圣的光晕。自此，陈列于这座“中国庙宇厅”（Chinese Temple Room）内的佛教艺术珍品，便开始享誉全球，为世人所瞩目。 卢芹斋在巴黎开设的亚洲艺术展厅大获成功，激发了他的灵感，促使他开始向各大博物馆推销他独创的“亚洲风格展室”方案，同时也出售单件艺术品。在设计这些展厅的过程中，卢芹斋展现出他在亚洲艺术陈列方面是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人物，堪称当今我们所谓的“博物馆体验式设计”的早期践行者。卢芹斋坚信，营造恰当的展示环境对于鉴赏亚洲艺术至关重要；他认为，凡是在商业展销厅中行之有效的陈列手法，同样也能在博物馆中发挥作用。他为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所构思并实施的两间展室，其陈列布局中均融入了真实的艺术品。然而，每一间展室本身也是由各种不同材质、构件、年代以及产地（或地域）的元素拼合而成的集合体。在卢芹斋看来，一个设计精良的艺术展示空间，即便在史实考据上未必完全精准，依然能够唤起参观者内心深处那种真切而强烈的共鸣。如果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内那两间“中国殿堂展室”与“印度殿堂展室”所享有的极高人气足以作为佐证，那么卢芹斋的这一理念无疑是正确的。 原文出处: Creating Spaces for Asian Art: C. T. Loo and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陆聆恩 Gustav Ecke (古斯塔夫·艾克) 德国艺术史学家兼学者Gustav Ecke在“中国殿堂展厅”的创建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担任了最初的建筑设计师，还负责了概念草图的绘制工作。 Ecke与艺术品经销商卢芹斋以及博物馆理事J.C. Nichols紧密协作，在古老的中国建筑结构传统与现代美国博物馆空间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931年， Ecke为该展厅空间绘制了基础性的钢笔淡墨立面蓝图。他那些精准的建筑绘图，在概念上构想出如何将高耸的传统中国藻井天花板，在结构上巧妙地融入现代建筑的框架之中。Ecke有意从北京著名的智化寺万佛阁内部陈设中汲取灵感。这一具有历史渊源的设计蓝图，直接影响了该展厅最终的几何布局、空间比例以及采光方案的规划与设计。房地产开发商兼博物馆理事J.C.尼科尔斯将 Ecke绘制的专业中国建筑图纸，转交给了堪萨斯城当地的建筑事务所Wight & Wight公司。建筑师Thomas Wight以Ecke最初绘制的历史复原草图为主要参考依据，最终完成了该展厅承重结构的施工蓝图。 Gustav Ecke（1896-1971），中文名叫“锷风”，生于德国，是世界上研究中国明式家具的重要学者，他早年在大学里攻读美学史和哲学史，并游学欧洲，曾在德国著名的设计师摇篮——包豪斯学校任教，该校在西方构造工艺美学领域，颇具影响力，称为包豪斯学派。 1923年，Gustav Ecke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厦门大学校长陈嘉庚特地高薪挖来的。艾克与鲁迅是同事，交往甚笃。1926年11月，鲁迅收到英译《阿Q正传》后，曾赠予艾克一本，并题字“奉藏艾锷风先生”。 1928年，到清华大学任教，教授德语。他是季羡林的德语老师，并指导季羡林完成了学士论文。 在北京期间，艾克结识了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教授等学术大拿，与他们一同创立了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的 “中国营造学社”，成为营造学社的外籍会员。此期间他还广游中国的名胜古迹，对中国古代艺术精粹仰慕之至，同时开展了对中国古代铜器、玉器、绘画以及明式家具的研究。1937年，艾克还曾为《东方杂志》撰文，向西方读者介绍梁思成等人发现的佛光寺。 1944年艾克出版英文版著作《Chinese Domestic Furniture》(中国花梨家具图考)，是近现代中国明式家具研究的开山之作。这本书以百件明式家具珍品的照片和十幅精美准确的测绘图，展现了明式家具艺术与技术兼容的独特价值。这本明式家具研究的开山之作，从此开启了外国人对明式家具的兴趣。同时，它也引起了中国学者对传统家具的重视。书中收录的有些明式家具范例就是纳尔逊博物馆馆长史克门的藏品。而那个馆藏的明代黄花梨拔步床也收录在这本书中。这个黄花梨拔步床非常知名，几乎所有介绍床的书都会选用这件展品的照片。 彩绘木雕南海观音/水月观音Guanyin of the Southern Sea辽 (907-1125) 或金(1115-1234)34-10Gallery 230With an unknown dealer, possibly Celestin Liu, Peiping (modern-day Beijing), China, possibly by May 26, 1932 With C. T. Loo, Paris, by 1933-1934;Purchased from C. T. Loo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4. 水月观音是整木雕成并施彩绘，保存完好，造型精准，气质高贵沉静，其年代归属于辽或金（11-12世纪）。 根据历史传说，观音菩萨总共有33种变相。但是常见的也就是水月观音，送子观音，鱼篮观音，白衣观音和童子拜观音五种。 水月观音的形象就是表现观水中月影的观音，在宋元的造像里比例很多，一般就是像纳尔逊博物馆这种右腿支起跳街舞状的比较有名。而纳尔逊博物馆的这尊水月观音，几乎可以被公认为海外水月观音形象的No.1了。 这位被描绘为“南海观音”的中国佛教慈悲之神，正以一种“王坐姿”（Maharajalila）的变体姿势，端坐于一处仿造崎岖岩石的基座之上；其右臂轻搭在屈起的右膝上。左臂则倚靠在岩石上，左腿自然垂落，越过假山石，踏在一朵莲花之上。观音菩萨的这一坐姿，传达出一种意境：仿佛菩萨随时都可能从深沉的禅定中苏醒，继而起身下凡。菩萨身上所佩戴的世俗饰物——诸如高耸的宝冠与华丽的项链——均经过精雕细琢、鎏金上彩，呈现出极尽奢华的细节之美。观音像和座下的山石是用一整根木头雕刻而成的。根据博物馆的研究，观音像可能雕刻于金代，风格和陕西富县、延安北宋石窟寺内的观音像非常接近。 这尊雕像是纳尔逊博物馆的南海观音，是一尊彩绘木雕，背景里的壁画是广胜寺下寺后殿的《炽盛光佛会图》。 这件观音像的木雕彩绘，表面的色彩保存的非常好，另外我们从他的胸前和膝盖位置可以看到那种凸起的璎珞，这种璎珞的做法既有浮雕的特点，也有沥粉贴金的特点。还有就是这尊姿态优美的观音像的底座保存得非常完整，不可多得。波士顿美术馆有一尊非常美的水月观音雕像，但底座已经没有了。 在Laurence Sickman的一部未出版回忆录中（该回忆录可能写于希克曼1988年去世前后），Nicholas Pickard博士回忆了他在Sickman晚年与其交谈的一些往事。Pickard写道：“Sickman最初见到这尊[观音像]是在1932至1933年的冬季。当时它被置于一位古董商的后院里，因为其体型过于庞大，无法安放在店铺内部。地面上积着雪，那尊被拆解开来的造像部件正散落在雪地之中。” 事实上，Sickman早在1932年5月26日便可能已向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顾问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提及了这尊雕像；当时他给华尔纳发去一封电报，写道：“有一尊极佳的木质观音像，风格类似波士顿美术馆（MFA）藏品，品相完好，尚存彩绘，高约八英尺，售价两千余元外加运费，请即刻电报回复。”当时，这尊雕像正由古董商Celestin Liu挂牌出售。根据Sickman于1933年6月12日致馆长Paul Gardner的一封信函记载，Sickman曾将这尊雕像的照片寄给华尔纳，希望能促成博物馆将其购入，但华尔纳当时认为其索价过高。 无论Sickman究竟是在1932年5月还是稍晚些时候才首次目睹这尊雕像，他最终还是采纳了华尔纳的建议，未予购藏。然而，Sickman当时并不知道，这尊雕像随后竟被另一位古董商卢芹斋（C. T. Loo）收入囊中。据Pickard回忆，当Sickman于1933年12月抵达博物馆出席开馆庆典时，“他赫然发现那尊观音像竟端坐于馆内的‘佛殿’[展厅]之中，不禁目瞪口呆。原来，那位身在北京的古董商已将此像转售给了卢芹斋先生，而卢先生随后又将其直接转售给了[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 1934年，博物馆又买入了两尊特别重要的佛教雕像。一尊为这座“南海观音”，另一尊就是易县三彩罗汉。 观音背面这尊观音有个有意思的小细节，很多人都只看过其正面的照片，而不知道其背后长什么样。很不幸，当初这尊观音运到美国的时候，因为体量太大，只好一分为二，后面也有个大洞，不是很雅观。 元代山西广胜寺壁画《炽盛光佛佛会图》The Assembly of Tejaprabha元代 (1279-1368)，14世纪早期32-91/1Gallery 230山西洪洞县广胜寺下寺 这幅画作曾被安置于广胜寺下寺的主殿——大雄宝殿的西壁之上，与一幅描绘药师佛的壁画（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编号 65.29.2）遥相对望。寺内立有一通纪年为1929年的碑刻，碑文记载了该寺住持于1927年出售寺内画作，以此筹集资金用于修缮殿宇的始末。 据信，炽盛光佛（Tejaprabha）掌管诸天星宿，并能抵御天象灾变。1303年，一场地震严重损毁了这座寺院；这幅壁画很可能正是为了应对那场灾难而奉旨绘制的。 《炽盛光佛佛会图》壁画高7.13米，宽14.83米，主尊居中，菩萨侍坐，十二天神分班侍立。主尊为手持金轮趺坐于须弥座上的炽盛光佛，与两侧日光、月光二菩萨组合成典型的 “佛三尊” 样式，周围集结天上星界诸神祇及侍从；在佛与菩萨之间，前后左右安排有八位胁侍菩萨，菩萨外侧则是十一曜星神，整幅壁画人物众多却层次分明，疏密得当，营造出宏大而有序的佛会场景，它是元代壁画艺术的杰出代表。画中的线条自然流畅，设色古朴厚重，既烘托了“佛会”的气氛，又突显出强烈的视觉效果。 其中尤以天神部分的表现最为精彩。他们庄严凝重的表情、动逸自如的姿态、手势，乃至于华美的衣饰，飘动的衣带，和永乐宫《朝元图》中的星宿、仙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可见，广胜寺和永乐宫的元代壁画，虽然囿于佛教、道教的题材不同，但是绘画的风格是同出一源的，不愧为元代壁画艺术的双壁。 该壁画的绘制技法以粗劲流畅的墨线勾勒轮廓，内部填以鲜艳的矿物颜料，尤以朱砂红和孔雀石绿为主，并辅以点睛般的淡蓝色高光。画中人物造型庄重厚实，却又与飘逸流畅的衣纹、飞扬的彩带以及通透的光环相映成趣，赋予了整幅壁画一种轻盈灵动的优雅之感，以及一种强烈却又内敛的内在张力。 众所周知，唐代是中国壁画创作的黄金时代。元代则是唐代之后，壁画艺术发展的又一次高峰。以纳尔逊藏的这幅《炽盛光佛经变》为例，它传承了北朝以来《说法图》的基本构图，场面极其的恢宏和壮观；笔法上以工笔线描加上色彩渲染，虽然承袭了宋代佛道绘画的传统，但是在技法上更加娴熟，设色也更加大胆。浓艳的红色，明快的绿色，和深沉的蓝色，配以佛殿中明暗交映的自然光线，既烘托了气氛，又突显了绘画强烈的视觉效果，令人赞叹。 1934年7月，史克门专程赶到山西晋南，目的地是赵城（今洪洞县赵城镇）的广胜寺。此时，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恰好也在晋南一带调查，同样去了广胜寺。和梁、林考察古建筑的目的不同，史克门是去调查广胜寺壁画的。两年前，古董商卢芹斋向纳尔逊博物馆兜售一幅中国古代的佛教壁画。理事会最初并无兴趣，但卢芹斋专程赶到堪萨斯城，精于推销的他最终说服理事会买下了壁画。 对于壁画的题材以及绘制的年代，博物馆一无所知，卢芹斋只含糊其辞地表示，壁画出自山西或者河南的某一佛寺。史克门靠自己在琉璃厂古董商中建立的人脉，终于打听到壁画有可能出自赵城的广胜寺，因此去山西实地调查。在广胜下寺中，他找到了记录着出售始末的石碑，确认壁画绘于元代，来自下寺大殿的东壁。三十多年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入藏了大殿西壁的另一铺壁画。大都会的研究员利珀终于准确释读出两铺壁画所绘制的题材：纳尔逊所藏的是《炽盛光佛佛会图》，大都会所藏的是《药师佛佛会图》。 请戳如下链接了解更多美国博物馆收藏的广胜寺壁画:<a href="https://www.meipian.cn/350v0zzt" target="_blank">漂泊在美国的中国艺术(一)—美国博物馆收藏的佛教及石刻艺术</a> 炽盛光佛主尊为手持金轮趺坐于须弥座上的炽盛光佛。 炽盛光佛细节 日光菩萨 月光菩萨 主尊炽盛光佛与两侧日光、月光二菩萨组合成典型的 “佛三尊” 样式。主尊居中，菩萨侍坐。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炽盛光佛佛会图》局部 北京智化寺万佛阁藻井天花彩画 北京智化寺万佛阁藻井Coffered Vault with Carved Dragons, China, Beijing, Zhihua Temple1444北京智化寺万佛阁Gallery 230 水月观音的上方，是北京智化寺的藻井。这个藻井同费城艺术博物馆的那个智化寺的藻井相似，不过悬挂的位置较高，近视眼都看不太清楚。 <a href="https://www.meipian.cn/5j9iflf3" target="_blank">智化寺与它流落美国的藻井</a> “印度神庙厅”（Indian Temple Room） 鉴于“中国神庙厅”广受好评，馆方决定从卢芹斋处购入第二个亚洲艺术展厅。1933年1月，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购入“印度神庙厅”（Indian Temple Room），以备同年晚些时候开馆之需。除了20世纪80年代为展示印度青铜器而增设的壁龛外，这个展厅的样貌与1933年首次布置时几乎别无二致。 这一私密空间从地面到天花板均覆以雕花柚木和mahwa木。天花板采用藻井式设计，由126块饰有抽象莲花图案的嵌板构成，覆盖了整个房间的顶部。在天花板下方，四条饰有莲花与抽象纹样的窄带环绕着一圈由128块浮雕板组成的带状装饰（frieze），这些浮雕板环绕展厅四周，描绘了印度教神话中的诸神形象。视线由浮雕带向下移动，可见十三根附壁柱有节奏地排列在展厅墙面上。这些柱子顶部饰有菠萝状的柱头装饰，并配有托架；托架上交替雕刻着跃起的骏马与骑手，以及旨在驱邪避凶的复合神兽——“维亚拉”（vyala）。两扇由精美木雕构成的门框完善了展厅的内部装饰。这些构件源自不同渠道：门楣似乎来自印度的木结构建筑；浮雕带及带托架的立柱购自南印度的神庙巡游车；而木质护壁板则产自欧洲，是为与印度的木构件相匹配而专门选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