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朱向前先生？

巽之先生

　　我为什么要写朱向前先生

谢培选

2021年3月29日，我在日记本上第一次写下"朱向前"三个字。那时我完全不认识他，只是读到唐恒的诗集，看到敖桂明先生写的序言中提到，朱向前将军慨然为这本诗集题词"安源之光，煤海回声"。一个能为素不相识的矿工诗人题词的将军，大约是个有情怀的人。

日记里记下这个细节，也就过去了。

那时候的我，还蜗居在芦溪县城的小书房里，靠着"静坐常思己过"和偶尔写点地方文史文章打发退休时光。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之后，我会成为朱向前先生最密切的对话者之一，更成了他口述文学道路的记录者。

命运就是这样。你想见的人，兜兜转转，终归会走到你面前来。

如今，我记录、书写朱向前先生的文字已超过八十篇，三十余万字。经朱向前先生倾情推荐，我的四篇散文共两万两千余字以《老兵朱向前侧记》为总题目，将在《中国作家》2026年第八期发表；另外两组文章一万八千余字分别发表在《解放军文艺》2026年第七期和《百花洲》2026年第四期。一个退休语文教师，能在这些大刊上发表文章，完全是因为"朱向前"这三个字的分量。

那么，我为什么要写朱向前先生？

我之所以关注朱向前，第一个原因朴素得很——我们是同乡。

朱向前1954年1月生于江西宜春，祖籍萍乡。他的父母分别为萍乡宣风和下埠人。我也是萍乡芦溪人。这种"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情感，是书写的起点。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乡贤"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份标签，而是一种精神坐标。一个地方出了大人物，乡亲们脸上有光，心里有底——原来我们这块土地也能长出这样的苗子。朱向前就是萍乡走出来的那棵大树。他是著名军旅文学评论家，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专业技术三级，文职一级；他是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他是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被誉为"当下解读毛泽东诗词第一人"；他还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俄罗斯，其书法作品曾被当作对外交流礼品“出走”欧美各国。

这些头衔，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分量不轻，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成了一种"现象"。而这个人，是萍乡人。

我记录他为家乡"芦溪县楹联学会"题匾的细节，记述他回乡祭祖、访古宅的行程。这些看似琐碎的记录，其实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萍乡人对乡贤的致敬——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萍乡出了这样一个人物。

但同乡之谊只能解释"关注"，解释不了"持续书写"。真正让我动笔的，是在走近朱向前的过程中，看到的那个名人。

第一次真正见到朱向前，是2023年5月30日。那天萍乡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朱向前以顾问身份出席。他身材魁梧，站姿笔挺——那是几十年军旅生涯刻进骨子里的姿态。头发已经花白，但精神矍铄，说话声音洪亮。他那天讲话很简短，核心意思就一个：为敖桂明站台。他说敖桂明是他的"乡友、文友、酒友"，三个"友"字一出口，满场笑声和掌声。然后他展开一幅自己书写的书法条幅——"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赠给市民协。

那是我第一次听朱向前现场讲话。说实话，跟我想象中那种"文职将军"的威严不大一样，他更多是江湖气。说话直来直去，没有什么官腔套话，张口就是"喝酒""朋友""兄弟"。但在直率之中，又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分寸感——他懂得什么时候该幽默，什么时候该正经，什么时候该把场面撑起来。

真正让我对朱向前产生更深认知的，是2024年10月2日。那天我应敖桂明先生之邀，随萍乡文化界人士参访团，前往宜春朱向前的"听松楼"。"听松楼"其实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院落，朱向前2000年代购得之后，亲手改建、布置、收藏，前后花了十几年时间，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私人老物件收藏馆。但真正让我惊讶的是他的"春山阁"——那是他自己设计、亲自参与建造的一座清代风格小凉亭，全部用老构件拼装而成，没有用一根现代钉子。原中央文化部长王蒙先生来看了之后，说他是"最具有创造力、最具有想象力、最具有执行力"的中国文人。

后来跟他聊天我才明白，他把这些都叫作"玩"。他说自己一生都在"玩"——玩创作、玩评论、玩书法、玩收藏、玩乒乓球、玩围棋，什么都玩，什么都玩成顶流。我一开始觉得他是谦虚，后来才意识到，"玩"是他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不"苦大仇深"，不端着架子，什么都能当成乐趣来做。这种态度让他活得不累，也让他身边的人觉得亲近。

从宜春回来后，我当晚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盛世耆英"——朱向前教授拜访记》，引用了挂在听松楼客厅里的一块清代牌匾上的四个字。朱向前看到后给我发了一条长长的微信，说我"文笔老辣，倚马可待"，又说我笔下"参访团中的每一位的瞬间行状、情态，俱在作者眼里、心中、笔下，错落交织，摇曳生辉"。一个素人写手写的文章能被文坛大家如此郑重地反馈，说实话，虚荣心上的满足之外，更多的是感动——他没有摆架子，对一个素人的写作给予了郑重的回应。这种郑重，在今天的文坛已经很少见了。

也就是从这时起，我渐渐成了朱向前的"真实拥趸"和"文字助手"。他开始把自己的一些回忆口述给我，由我整理成文。直到有一天，我们之间很自然地感觉到，我可以成为朱向前文学道路的记录者。

要写一个人，首先要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值得写。

朱向前只读了六年书——小学五年，初中一年。一个只读六年书的人，后来成了中国军旅文学评论的扛鼎之人，成了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成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评委，成了莫言研究的权威专家，成了毛诗研究演讲书写第一人。这决不是靠"勤奋"二字就能做到的。

他的成就，随便举几件都令人惊叹。

预言莫言获诺奖。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向前就曾断言：莫言必定会成为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第一人。1993年，他发表近四万字的长文《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首次提出"三剑客"之说。在军艺的课堂上，他面对学生大胆预言："如果中国未来有人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个一定是莫言。"2012年莫言获奖当晚，解放军艺术学院一位党委常委给他发来信息："朱副院长，您在20年前的预言今日真的应验了。"莫言自己也在文章中写道，朱向前的文学批评"是才气横溢的，是有胆有识有灵魂的"。20多年来，他写过的莫言评论文章超过13万字。他是莫言最早的"伯乐"，也是最权威的评论者。

军旅文学史论的开创者。他主持完成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军旅文学50年（1949—1999）》，共53.7万字，由解放軍出版社首版後，即獲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獎又由學習出版社再版。他还主编了《新世纪军旅文学概观》和11卷本的《新锐军旅作家"向前"丛书》。《萍乡人物》曾对他有三个"中国第一"的定评："军旅文学史论研究第一人"，"演讲毛泽东诗词第一人"，"预言莫言必获诺奖第一人"。这些评价，不是自封的，是学术界和文学界公认的。

毛诗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從未研究過毛詩，因完成任務，到國防大學“龍虎班”開講一炮而紅，直至講上央視七套“講武堂”乃至清華、北大以及全國各地論壇，后来成为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20年主讲毛泽东主题讲座500余场，被誉为"毛诗研究演讲书写第一人"。著有《诗人毛泽东》《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江山如此多娇——毛泽东诗词书情画意》等5部研究著作。2023年12月，《江山如此多娇》新书首发式暨"向前学毛诗"书法展在宜春美术馆举办，书中收入29首毛泽东诗词、29篇赏析文章、近百幅朱向前书写的毛泽东诗词书法。他不是为了跟风或站队才研究毛诗，他说："我研究毛诗，是因为它确实好，不是因为它是谁写的。"

一个只读六年书的人，能有这样的成就，除了天纵之才，还靠什么？

我仔细梳理过他的来路，发现答案藏在几个具体的维度里。

先说他的本职工作。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他从一名普通教员做起，因教学能力突出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员"——这是军队教育系统的行业天花板，不是谁都能拿到的荣誉。后来他从系主任一直干到副院长，几十年间官声甚佳，口碑甚好。学院上下提起朱副院长，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一个当官能当到人人说好的人，靠的绝不是手腕，是实打实的做事和为人。

再说他的业余评论。大家耳熟能详的军旅作家，多半是专业作家，写作就是本职工作。但朱向前的身份是教授、是领导，评论写作全靠业余时间。将近二十年，他每天吃完晚饭先睡觉，十点起来写到凌晨两三点，日日如此，雷打不动。就这样写出了六百多篇评论，多数在国家級报刊发表，若干次在《光明日报》《中国艺术报》《文艺报》等国字号报纸上发表整版万字长文。这些文章已结集出版二十八种专著和文论集。有了这些沉甸甸的积累，才有后来那些评委头衔、那些学术影响——它们是果，不是因。

然后是他的业余爱好。书法、乒乓球、围棋、收藏，什么都玩，什么都玩到一定水平。书法写得让王蒙赞叹，乒乓球打到军艺教职工比赛冠军，围棋下到业余高段，收藏搞得宜春博物馆都想搬走他半个院子。这些爱好看起来是"闲事"，其实是一个人生命力的外溢——他不把自己局限在文学评论这一个窄巷里，而是活成了一个开阔的人。

说到底，这些维度合在一起，指向的是三个词：勤奋、认真、天赋。朱向前把这三种东西揉成了一股力，探手即高，落笔即深。他谦虚地说"我不是天才，我就是肯下功夫"，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既下得了苦功夫，又担得起"天纵之才"四字。没有天赋的人，再勤奋也写不出那些洞见；只有天赋而不勤奋的人，到不了他今天的高度。而他偏偏两样占全，还加了一样凡事较真的劲儿。

但真正让我觉得"非写不可"的，是朱向前的人格。

2025年5月6日至9日，我在芦溪与他见面，集中为他做了四天四夜的口述史录音整理。这四天是我认识他以来最深入、最密集的一次接触。每天上午八点开始，他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我坐在他对面，手机录音开着，相机架在旁边。他从少年时期讲起，讲他十岁那年如何给半个村庄的人讲《西游记》，讲他十二岁随红卫兵徒步上井冈山，讲他十六岁参军、二十岁在部队写诗、三十岁因莫言而"改行"做评论，讲他和徐怀中、王蒙等人的交往，讲他如何从文学评论转型毛诗研究，讲他退休后的"员外郎"生活……

四天里，我对他有了更深的认识。

他让我最敬佩的，是不随波逐流的文人风骨。

2009年春天，中国文坛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人民日报》前首席编辑李辉发表长文，向素有"楚辞泰斗""国学大师"之誉的文怀沙提出"三宗罪"的公开质疑。网络上，某门户网站的投票显示，超过九成网友相信文怀沙造假。"倒文风潮"排山倒海，那些曾经与文怀沙交往的文化人纷纷噤声，唯恐被卷入旋涡。

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出现了。2009年3月16日，《海南日报》刊登了一篇访谈——《文老有错，错不当诛——关于文怀沙"三宗罪"答〈海南日报〉记者魏如松问》。受访者，是刚刚从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岗位上退休两个月的朱向前。

他与文怀沙素昧平生，没有任何私交，没有任何利益关联。但他偏偏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在访谈中，他没有回避问题，承认文怀沙"有错"，比如在年龄问题上可能有水分。但他同时指出，不能因为一个人有错就全盘否定其价值，文怀沙在国学传播方面的贡献是客观存在的。在舆论"一边倒"的时候，敢于说出"有错，但错不当诛"这样的话，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是一种独立的判断力。

后来他又跨界公开评论歌手刀郎、艺人安万，同样引发热议。某次會議講話即興評論刀郎，被人悄悄錄發短視頻竟意外火爆，三天流量過200萬。他说刀郎的歌词"诙谐幽默，有苏东坡的遗风"，符合"中国气派、民族风格"，是"接地气，正视生活"。一位文学评论家评价一位流行歌手，看似跨界，实则展现了他不画地为牢的审美视野和独立品格。

我对朱向前先生的持续书写，离不开广大读者的鼓励和支持，离不开萍乡文化界人士的密切关注。我的美篇读者甚广，每篇关于朱向前先生的文章，点击率都在一万以上，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的浏览量。更让我感动的是，朱向前先生的友朋很多是各界大家，如原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原《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原江西省省委宣传部长著名散文家刘上洋、著名作家李荃、文学大咖唐栋、周文等等，他们在朱向前先生朋友圈看到我写朱向前的文章时，往往"出手阔绰"，大加称赞，令我感愧，给我鼓舞！我知道，我这是沾了朱向前先生的光。但我更知道，我们萍乡出了这么一个文学大家，应该有人书写，应该有人研究，应该在高校或文化机关成立专门机构，对朱向前作全面而立体的研究。这对萍乡的文学事业应该有一个极大的促进和提升。

写到这里，我想说最后一个原因——我个人的志趣。

作为一个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我一辈子跟文字打交道。退休之后，我仍然保持着记录和写作的习惯。由于敖桂明先生的介绍，我得以荣幸地结识朱向前先生。而这种以文字记录时代人物的自觉，也许来自职业的惯性，也许来自内心深处对"留下点什么"的渴望。

我将朱向前视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值得被记录，值得被记住。我用文字为这位同乡、同时也是为这位文坛巨擘"立传"，既是我个人的莫大荣幸，也是对乡贤的深沉致敬，更是在为当代文坛留下珍贵的侧写，为文学萍乡留下荣耀的瞬间。

宜春一位老教育工作者高秉庚先生曾评论说："坚持下去，巽之先生可以成为研究'向前现象'的独家权威专家！"感愧之余，我回了一句："朱向前先生乃文坛大家，其名如炬，凡笔墨述其风骨者，皆得刊行之径。"这句话是场面话，更是真心话。

2021年3月29日，我写下了"朱向前"三个字。到今天，我的日记里提到他的名字已经超过一千次。

这个人从"一个名字"变成了"一个熟人"，从"一个熟人"变成了"一个话题"，又从"一个话题"变成了"书写的主人公"。整个过程，像一条河慢慢流过几道弯，每一步都不觉得突兀，回头看却已经走了很远。

我常常想，如果那天没有读到唐恒那本诗集，如果看到"朱向前"三个字时只是随手翻过，如果没有市民协敖桂明主席介绍朱向前先生——那么我后来所有的这些经历、这些文字、这些夜晚，都不会发生。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不经意的念头，把你引向一条未曾设想的路。而路的尽头，站着一个值得被书写的先生。

朱向前就是那位先生。

他活得很具体。他会为一篇文章改六遍，会为一个错字打电话过来，会在酒桌上为一个段子拍桌子大笑，会在夜深人静时写下"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这种句子送给一个根本当不起这句话的芦溪同乡。

他不是神，不是大师，不是那种挂在墙上让人瞻仰的画像。

他是一个大名人。又是一个会笑会骂会喝酒会写字会想孩子会怀旧的老兵。

我写他，是因为他值得被萍乡记住；而我，只是一个恰好拿着记录笔的萍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