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再回首——我的知青岁月

Z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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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来到黄昏之年，渐渐清心寡欲，看淡看空，很少再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气势；因为缺少了对未来的期翼，夜深人静时，脑海中常常浮现往事的回忆与反思。一日与友人天南海北闲谈，偶然聊及半个世纪前，那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满怀敬佩，感慨那位改变了知青宿命的“中国知青第一人”丁惠民。

丁惠民，上海知青，当年与十数万各地知识青年，下乡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因不堪忍受长年边疆闭塞艰苦贫困无助的知青生活，特别是上海女知青难产死于乡村简陋卫生所，发起了震惊全国的万余知青联署签名、罢工罢劳，在昆明卧轨三日、要求上北京请愿等极端行动。终于在1979年开始，中央发布六条意见，默许仍滞留边疆、农村的数百万知识青年，以各种理由离开山乡，返回城市，回归家庭，或安排工作，或自谋出路。这时已有知青艰难困居农村近十年，而国家也已逐渐回归正轨。

我比许多知青幸运些，下乡两年多就招工进厂了，少了很多知青们经历的艰苦无助的磨难坎坷。回首往事，仍是感慨万千。

记忆中，那是1969年的冬天，很冷，很萧瑟。大字报、大串联、“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那些人山人海的场面，像拍岸的大浪汹涌而来又颓然退去。寒风中，小县城的大街上，人们袖着手来往，无所事事，茫然观望。只有少数人没闲着，夺权掌权的美好前景已经展现。

“红卫兵”不再吃香了，现在开始了角色转换，叫“知识青年”!因为造反的使命已经完成，一下子就从“万岁”的“革命小将”沦落为社会闲散人员。TMD，真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卸磨杀驴啊!同学们都感到不安愤懑。不过，我没那么大的反感，我不属于革命的先知先觉者，参加红卫兵造反也属于“胁从不问”类，没什么理想啊抱负呀，自然失落感就小得多。

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是非功过，似乎已有定论，也勿需草民去总结反思。充任了文革急先锋的学生们，特别是几年累积下来的上千万中学生，当“文革”历史性谢幕，而学校停教，工厂停工，百业俱废，反倒成为社会的累赘，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正当人们迷茫惶惑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毫无征兆，最高指示发布了!天大问题迎刃而解!真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决策!要不然，每个城市里充斥着成干上万吃闲饭的、青春迷惘、幻想破灭、失去方向感而又荷尔蒙旺盛的年轻人，会给城市、社会造成怎样的灾难?真是不可想像!

很多辆满载重庆知青，以及他们行李的汽车，开到了县城。广场上搞过隆重的欢迎仪式，就把他们打发到各个农村点去了。县城里也积极行动起来，居委会干部网格化地蓖过凡有知青的家庭，

这些人家几家欢喜几家愁，心态很不相同。母亲忧心忡忡，虽然是城市的贫民，过着艰难的日子，但也没去干过农活，五谷不分啊。梦虫般的娃儿，到了人地两生的乡下，怎么活得出来?就让我躲到远远的亲戚乡下避风头。但不过是初一十五的事，终于不得不下乡去了。

我那时差不多十七岁，所谓“青涩懵懂”吧，少年不识愁滋味，心里竟莫名的有些向往。不知为什么，觉得乡下就是鲁迅笔下少年润土海边月下守瓜刺猹的场面。邻居的女儿年龄和我差不多，以为有伴好互相照应，就跟着我一起下乡去了。我们被安排到了县里最边远的地方—铁佛公社。公社照顾女知青，把她分派到公社驻地附近的生产队，我则被安排到最偏远的生产队，抬脚过去就是仁寿的地盘了。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方啊!

生产队派来接我的农民非常失望，这也叫“知青”?我那时下身穿一条旧单布裤子，上衣袖子短了接上了一圈，寒风中有些瑟缩。一个小铺盖卷，加一个瘪瘪的旧绿帆布提包，就是我的全部家当。唯一证明知青“身份”的是头上一顶黄军帽。那农民说冬天没菜吃，顺便给我买了一瓶豆瓣酱。那时国家给每个知青四百元的“安家费”，包括在农村建房安家在内。

农民挑着我轻飘飘的行李走在前头，记不清究竟走了多久。这里属浅丘陵地带。斜斜的坡地，大片的冬水田，冷清的农宅，一条石板路蜿蜒前伸。院坝屋前，晒晾着一簸一簸的红苕块。冬季的寒风呜呜吹过，更显得萧条、贫瘠。到了生产队，那是一个大四合院，过去可能是某地主的家业吧，现在住上了十多户人家。一个角上原做的保管室，可能有二十多平方，屋角糊了个泥灶，进门安了张小床 这就是我的“知青之家”？不过我没有资格太挑剔，

我不大善于沟通交际，农民也和我保持着距离。他们会两种语言，不需要我明白时，他们相互就说“湖广”话，很难懂的。寒风嗖嗖的阴冷天里，我扛着锄头之类的农具，跟着他们干过些挖红苕的农活。我渐渐看出农民们虽然很贫穷，默默忍受极其艰难的生活，但一点不傻，不卑微，决不像中年的润土那样低落无奈无助，以他们特有的耐性、忍性顽强地生存。

大概过了一个月，一个下乡在龙结公社的同学来我这里串门，看我这荒凉得拉屎不生蛆的地方，就作主让我转队到他那里去。那晚上，我们两个知青发了神经，大声唱了一晚的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秋水伊人》、还有《国际歌》等等，一会慷慨激昂，一会凄凉悲壮，折腾到天亮。很多年后，当我懂得检讨、反思时 我感到很差愧，在那个寒冷的夜晚

十几家农民上老下小用了多大的耐性忍受着我们一整夜声嘶力竭的鬼哭狼嚎。我们有什么委屈、什么资格不管不顾的发泄?如果道歉还有用，我谨向你们深深的致歉!不过当年的很多人怕早已作古了!我应该道歉的还有那邻居女知青，跟我一起下乡，原想相互有个照应，而我另择高枝时，竟没想到应该给她有个交待!

后来的事不多写了。我新来的生产队条件好了不少，农民们同我们知青相处也比较融洽，我们努力干活，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两年多后我招工进了厂，仍然干的和农村差不多的体力活，只不过身份变了，挣的是硬通货的工资不是虚拟的工分，生存环境好多了。七七年高考前夕，那个来铁佛公社改变了我下乡所在地的同学，写信鼓励我参加高考，我半信半疑听了他的话，努力自学，稀里糊涂考上了大学，再一次改变我人生轨迹。不过我总不大自信，有时觉得是不是那次评卷老师给我加错了分，我才侥幸榜上有名。

现在网上、坊间、圈子里，很多议论否定毛的知青上山下乡决策，认为浪费、坑害了一代人，是伤痕时代，蹉跎岁月。特别是那些五年十年困居远离亲人的偏远农村，过着贫穷艰难的生活，付出了理想青春的代价，更是痛心疾首这段岁月。人们各自境遇不同，认识有异，可以理解。我有不同的看法。大的方面说，国家在那个时代，除了把上千万中学生下乡处理，没有别的选择：小而言之，年轻人多些磨难多些经历也是一种成长，今天许多高官不是都有着知青经历吗？看看今天的年轻人有多脆弱偏颇，那堪风吹浪打，艰难挫折?有句格言说得好：别抱怨多走了弯路，要欣喜多看了风景!农村广阔天地的经历，于我是人生最有意思的一段路（当然，对好多知青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我无怨命运的安排!如果时光穿越，可以有重新的选择，我不会有别的答案。我和一部分像我一样普通贫寒的青年人，那时失无可失，贵贱聪愚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了命运的新选择。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确实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的受益者。

五十来年匆匆过去了，很多经历不着痕迹。但在我深深的印象中，1969年，有个寒冷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