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战旗】戈壁惊雷～从太行山到罗布泊

清水无香（马到功成）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2周年！

　　戈壁惊雷：从太行山到罗布泊

作者：张广庭 张广云

引子

1938年早春，冀南平原的风还裹着料峭寒意。一份手写的参军登记表，墨迹未干。一名18岁的青年郑重写下“姓名”：张超；“籍贯”：河北威县；“文化程度”：初中。他回头望了望来时的路，作为家中的长子，那里有父母的期望和未竟的学业——随即转身，汇入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的洪流，向着太行山的深处走去。

这是父亲的第一份“命令”，来自一颗被国仇家恨灼烫的赤子之心。

21年后，1959年，六朝古都南京的初夏，蝉鸣阵阵。39岁的父亲肩佩上校军衔参加完军事学院的毕业典礼，手捧“合成指挥系全优学员”的毕业证书，准备回到离开四年之久的老部队——驻防东海前哨的陆军12军报到。

一份绝密的调令，摆在了他的面前。调令上没有具体地址,只写着四个字——“国防科委”。找他谈话的首长说他符合三个条件：“有文化、带过兵打过仗、有机关工作经验”。谈话最后一句是：“祖国需要”。张超毫不犹豫，立即在回执上签了名。

这是父亲的第二份“命令”，来自一个民族挺直的脊梁和军人的使命。

从此，父亲张超前半生轰轰烈烈的战功，被锁进了档案袋，封存起来；而他后半生的名字，被隐没于大西北荒漠无边的风沙里。

一、 太行铸剑

刘师长的铅笔

1939年春，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桐峪镇，129师司令部。劣质烟草的辛辣气味弥漫在屋里，土墙上挂着作战地图，简易桌上错落着电台、电话、望远镜。作为轮值参谋，张超屏息而立，刘伯承师长正在审阅他起草的电报。师长看得极慢，手中的红蓝铅笔时而悬停，时而落下，纸面划过细微的沙沙声，在寂静中宛如惊雷。 “这里”，铅笔尖点在一个词上，“击溃”不妥，要改“歼灭”。张超心头一紧。师长抬起头，透过圆框眼镜注视着他，没有责备，只有一贯的细致和严谨：“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我们参谋的笔下，是千军万马的生死，是根据地百姓的存亡。要‘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就要精准掌握‘五行’即：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师长的铅笔修改的不仅是电文，更重塑了一个年轻军人对职责的理解。此后数十年，无论面对多复杂的战况，“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句话，都如铜浇铁铸般在父亲脑海中回响。他记了一辈子，可见“战神”刘伯承那支“笔”的分量。

香城固的春节

1939年的春节，没有饺子，只有紧急转移的号令。张超跟随129师师部从南宫向东转移，而后在威县以西的荒野骤然停下，寒冷浸透了单薄的棉衣。次日，枪声在香城固方向炸响，那是一场经典的“诱歼战”。386旅旅长陈赓像老练的猎手，在香城固以西老沙河一带设兵埋伏，布下口袋，让旅骑兵连充当诱饵，将龟缩在威县城里的日军引入埋伏圈。经过8小时激战，386旅新1团、补充团和115师韦杰的688团（12军34师100团前身）一举歼灭日军一个加强中队（第10师团第40联队）250余人，击毁汽车8辆，缴获山炮、迫击炮4门，长短枪100余支，子弹3万余发。“香城固伏击战”是冀南平原“反扫荡”的首场胜仗，开创了平原歼敌战的光辉范例，它犹如一针强心剂，增强了华北抗日军民必胜的信心。

庆功阅兵在黎城举行，陈赓旅长任阅兵总指挥。拂晓时分，彭德怀副总司令骑马检阅部队，全军肃立，只有战马的响鼻和旌旗猎猎声。陈赓旅长发出“立正”口令后，即骑马向彭老总敬礼报告。部队没有走分列式，就宣布结束。部队尚未散开，天际便传来“嗡嗡”声——日机临空，众人迅速隐蔽。趴在土坎后的张超和战友，听着头顶飞机掠过的轰鸣，心中没有后怕，只有感叹：胜利的喜悦与死亡的威胁，在这片土地上，从来只有一步之遥！而首长对敌情的预判，精准得令人敬畏。

刺菜粥与三分之一支香烟

最艰难的是1942至1943年。日寇“铁壁合围”，又逢百年不遇的旱灾和蝗灾，太行根据地粮荒到了极限，每人每天定量为半斤小米。粮食不够，便以野菜充饥。老乡说，没有马齿苋、猪毛菜，有种刺菜能吃。于是漫山遍野，都是挖野菜的战士。把挖来的刺菜和小米煮成稀粥，泛着苦涩的绿，每人限三碗。喝下去，扎得喉咙生疼，但胃里有了坠胀感，便能继续行军、战斗。

一次“反扫荡”前，张超为侦察敌情与独立营两个干部登上安阳的清凉山，途中遇见根据地的县长。县长听说他们要去打鬼子，浑身上下摸索，最终从最里层的口袋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烟盒，里面只剩最后一支烟。县长郑重地递上：“犒劳一下同志们！”

三个人，一支烟，没有刀。张超用钢笔尖在烟身上划出两道印，小心地掰成三截。点燃，深吸一口。辛辣的烟雾渗入肺腑，那一刻，所有的苦难仿佛都被这截短短的、共享的烟卷熨帖了。那不是烟，是绝境中相濡以沫的温度，是革命者之间无需言说的默契与支撑。

抗战时期张超在太行山129师司令部

一次特殊任务

1945年8月下旬，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接到延安密电，迅速抢修黎城长宁机场跑道，迎接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代表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滕代远、陈赓、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宋时轮等20多位八路军高级将领，他们将乘坐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返回太行。副司令员杨立三派父亲张超具体执行这个任务，并交待他两点，一是抢修机场跑道，一定要上石磙；二是要准备几把战场缴获的日本军刀，以便送给美军机组人员作纪念。

父亲深知这个任务事关我军高级将领的生命安全，责任异常重大，不能有丝毫闪失！他当即打电话给黎城独立营，传达上级命令：“全营立即出动，抢修机场跑道”。随后，他连夜从涉县赤岸村赶往黎城长宁机场，在现场反复检查施工进度和质量，确保万无一失。

8月24日，延安军委再次来电，飞机定于25日上午起飞。根据首长指示，张超立即通知通讯连、骑兵排做好准备，并调用直属队军马25匹。

25日上午，张超和美军驻太行军区气象观察组空军中尉霍克先行到达长宁机场。李达司令员等首长也于中午到达机场，亲自在跑道边守着。

中午1点30分，一架美国道格拉斯运输机缓缓降落在刚刚抢修好的长宁机场跑道上。见到飞机平安降落，父亲悬着的心才放下。

舱门打开，首先走下飞机舷梯的是刘伯承师长。他高声问：“日本指挥刀带来没有？”“带来了5把，师长。”张超回答。

“那好，赶快送给飞行员。”师长又问；“乘马够不够？”“共25匹”。

美军飞行员见张超拿着日本军刀，几个人上来就抢走了。其中一位没抢到，立即拿出相机给张超拍了一张照片，笑着通过翻译向张超说：“下次来了就以此照片向你要刀。”

首长们稍作休息后，分别骑上马向赤岸村行进。已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的刘伯承走在最前头，表示他是这里的主人，地形熟悉，为客人们带路。副司令员滕代远走在队伍的最后头。

这次利用美军运输机空运我军高级将领从延安返回太行根据地，是毛主席在延安亲自拍板的！这场历史性的“战略空运”将原本需要2个月的时间大大缩短，为随后国共两党的角逐赢得了时间上的先机，加快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从这架飞机走下来的我军高级将领们，在国共两党大决战的解放战争中，成为威镇一方的战将！

在长宁机场安全着陆后合影；站左4刘伯承、左3邓小平、左2陈毅，坐左4聂荣臻、右1李富春、站左1杨尚昆、坐左3蔡树藩、站右1陈赓、右2萧劲光、坐左2李伯钊。（照片来自网络。

　　而父亲张超在完成这个特殊任务以后，从129师司令部调到刚组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第16旅，先后任旅作战科长、团参谋长、团长。在王近山、杜义德、韦杰、尤太忠的麾下，三战陇海、强渡黄河、逐鹿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决战淮海、渡江战役、解放苏浙皖、进军大西南，直至把五星红旗插在国民党老巢——山城重庆。

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中，父亲张超完成了从机关参谋到主力部队团级指挥员的转变，为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奉献了青春的力量！

1950年12月底，张超所在的部队奉命出川参加抗美援朝，编入志愿军三兵团第12军34师。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上甘岭战役、东海岸设防，令他最难忘的是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战。

二、 英雄辈出的红二连

1952年9月的朝鲜半岛，秋霜比往年落得更早。在中线金城官岱里以西的763、720、740无名高地上，南朝鲜军第6师构筑的70多个工事像毒疮般嵌在我军前沿阵地前。钢筋水泥浇出的半截坑道连着4座地堡，织成一张喷吐火舌的暗火力网，成了卡住我军进攻咽喉的钉子。

时任志愿军12军34师100团团长的张超，在前沿阵地团指挥所的坑道里，手中的望远镜镜片被炮火震得嗡嗡作响，他的目光死死锁在那片吞噬过太多突击队员生命的山坡。此时，他没想到，这场后来被写入志愿军战史的官岱里反击战（又称红山堡战斗），一个连就出了两个闻名全军的一级战斗英雄。成为100团——这支赓续红军血脉英雄部队的一个传奇。

9月29日下午5时30分，暮色裹挟着硝烟，100团的红军连——1营2连作为团突击连，奉命出击720和740高地，全连分四路同时向两个阵地攻击。1排3班班长、共产党员，四川遂宁参军的伍先华向连长要求担任最艰巨的任务，对720高地敌地堡、掩体实施爆破，为突击队扫清障碍。全班连续爆破炸毁了几座地堡后，敌坑道口的子弹仍泼雨般喷射，突击分队被死死钉在半山腰。眼睁睁看着前面的战友一个个倒下，身边只剩下两名负伤的战士，伍先华抹了一把糊住眼睛的血污，将最后20公斤炸药包搂入怀中，拉开导火索，“嗤啦”亮起的瞬间，他像一支离弦的箭，扑进敌坑道口。40多个敌人连同他们的工事，在巨响中化为灰烬。伍先华用鲜血和生命，为主攻部队炸开了一条生路。

战后，志愿军总部追记伍先华烈士“特等功臣”、“一级爆破英雄”、“模范共产党员”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授他“共和国英雄”称号，并授予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伍先华烈士是与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并列的12个级别最高的志愿军英雄之一。他所在的班荣立集体一等功，被命名为“伍先华班”。

就在同一天，与伍先华同属2连的四川璧山参军的黄家富，接到的任务是向740高地冲击，撕开敌人的火力链，为突击队扫清道路。他与5人爆破小组冒着敌密集炮火向阵地进发，组长钱在潮、副班长熊德山、爆破手董芝田、郑贵福相继负伤牺牲，只剩下黄家富1人。在危机关头，他毫无惧色，从牺牲的同志身上取下炸药包和手雷，连续实施15次爆破，15个明暗火力点接连开花，两个制高点的敌工事被炸得七零八落，200多个敌人未及反应便命丧黄泉。阵地攻下后，黄家富又带着轻伤员坚守阵地，打退敌人7次反扑。身上三处伤口渗着鲜血，耳朵也被震聋了，他咬着牙撑到战斗结束。

战后，黄家富荣立“特等功”，获“一级爆破英雄”和“模范共青团员”称号，被誉为“活着的黄继光”。1953年5月，黄家富在北京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著名作家杨朔深入100团采访了英雄的战友和他的团长，写出了报告文学“黄家富”，刊登在1954年第9期《人民文学》上。在北京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展厅，黄家富的照片和事迹居于十分醒目的位置。

20年后，黄家富担任了34师副师长，但他很少提及当年荣光，常说的一句话：“我是替牺牲的战友活着的。”

英雄连队勇士多！也是在这场战斗中，不满20岁的共产党员杨道根是2连的司号员。那天，他吹完最后一次冲锋号，便扔下军号扛起弹药箱。战友倒下一个，他就顶上去一个。15趟往返火线运送弹药，救助6名伤员，炸毁2座地堡，还指挥炮兵打掉了敌人增援的车队，成为“一兵多能”的典范。战后，杨道根荣立一等功，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称号。2连荣立“集体一等功”。

由于此战空前激烈，山头树木一扫而光，寸草不留，遍山火红，故战士们称这一仗为“红山堡”战斗。一个连级单位，同一场战斗，打出了两个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1个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这在整个志愿军战史上都鲜有记载！

张超（左1）与100团指战员在阵地上。

　　

1959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父亲张超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胜利的反击”，记述了这场难忘的战斗，刊载在12军政治部出版的“建国10周年征文丛书”《光荣的道路》一书中。文中写道:

“望着战士们一张张朴实可爱的面孔，我的心里像潮水似的翻腾着，久久不能平静。我深深地相信，在这些无畏的英雄战士面前，是没有任何困难能挡住他们的……午夜以后，英雄的事迹，像雪片似的飞向了指挥所。有舍身爆破，和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的共产党员伍先华同志；也有连续爆破15次，消灭敌人200多名的爆破手黄家富同志。他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却为祖国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

张超(右)与100团老团长，时任34师副师长蒋国钧合影于朝鲜

在和平年代，红2连依然保持发扬红军传统，英雄辈出。20世纪60年代，享誉全军的“郭兴福教学法”就出自于这个连队，叶剑英元帅亲自到连队视察，给予高度评价，并让郭兴福带领示范小组在全军巡回演示，由此在陆海空所有部队掀起了“大练兵”的热潮。南京军区授予红2连“军事训练先锋连”荣誉称号。

2023年秋天，在纪念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国家荣光”栏目拍摄了《等着我：英雄功臣》系列节目。在“伍先华”这一集，请到了父亲张超当年的警卫员胡海林叔叔、见习排长邱月杭叔叔，以及伍先华烈士生前所在部队（现东部战区某合成旅）的班长和连指导员，用集体记忆再现了英雄的故事和不朽的精神感召力量。

2023年9月，12军34师志愿军老战士胡海林(左5)、邱月杭（左4）与伍先华班班长（右2）、连指导员（右1），以及12军后代清水无香、董莉、林远珊合影于中央电视台《英雄功臣》拍摄现场。

三、 投身国防科技事业

从战火中走出的父辈们，似乎天生便将自己活成了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前半生在战场上把命别在裤腰带上的父亲，后半生又扎进戈壁滩的茫茫风沙里，隐姓埋名，销声匿迹。整整20年与外界失去联系，连他的老首长、老战友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扎根马兰20载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959年9月，张超从江南古城南京来到一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新疆罗布泊，担任国防科委21训练基地试验部首任部长、21研究所（核武器研究所）首任所长，两份任命书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基地所在地叫“马兰”，得名于荒漠中顽强盛开的一种紫色小花；又因紧靠一座孤零零的赭红色山包而称“红山”，与朝鲜金城的红山堡有异曲同工之义。

这里是中国核试验指挥中心和研究基地，被誉为“共和国核试验的摇篮”。自此，父亲张超便在北京和罗布泊两个经度相差30度之间，为铸造强国重器而辗转奔波20个春秋冬夏。

在张超看来，他是奔赴了另一个“战场”！这里虽然没有枪炮声，却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面对的第一个敌人是“恶劣的环境”：夏日，骄阳似火，酷热难耐，地表温度常超过40摄氏度，能烤熟鸡蛋；冬日，寒风刺骨，经常零下30摄氏度。狂风起时，飞沙走石，睁不开眼。住的是“地窝子”，吃的是窝窝头，点的是煤油灯，喝的是苦涩水。民间流传的：“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千里无人烟，风吹石头跑。”是戈壁滩的真实写照。

21研究所的前辈们在《“零时”起爆——罗布泊回忆》一书中讲述了当年的艰苦生活：

“我们住地窖、点油灯，又正遇上国家3年自然灾害，粮食、食油定量标准低，吃不饱饭。冬天没有暖气、热水供应，还要自己动手去博斯腾湖边打柴，用来供食堂煮饭、供地窖取暖及烧水用……夏天蚊子特别多，这里的蚊子像小蜻蜓那样大，黄昏时成群结队出来追着人叮咬。”

“在营区，用水很困难。淡水要靠汽车从几百公里外拉来，因为人多，淡水不够用，只能就近从孔雀河取水。由于孔雀河水镁的含量高，很苦，许多人喝了都拉肚子。至于洗澡，那是很奢侈的事了，在戈壁滩，没人想过。再说吃的，蔬菜很少，只限于土豆、萝卜、大白菜。没有饭堂，风一吹，就把沙子刮倒碗里。”

虽然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丝毫没有影响核试验初创者的情绪和斗志。因为，正是这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才是进行核试验的风水宝地。大家知道：他们正在从事的是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为了祖国的和平和安宁，他们决心克服困难、迎接挑战，誓让这里早日升起中国的蘑菇云。

张超作为首任试验部部长兼研究所所长，他要协调各科研单位攻关，解决设备经费，购置特殊仪器，保障生活物资……事无巨细。

戈壁滩广袤无垠，极容易迷路。一次，张超陪同程开甲院士等几个专家勘察地下竖井核试验的选址。一大早，2台吉普车按照地图行进，一路向南。不久，在浩瀚的戈壁中迷失了方向，从清晨转到日落，越转越觉得不对。突然，远处升起一颗信号弹，怕有敌特活动，又没带电台无法与部队联系，气氛有些紧张。在听从程老“顺着旧车辙印痕返回”的建议后，他们才侥幸找到归路。天就要黑了，终于发现前面有个黑点在移动，大家欢呼起来。这辆场部派来搜寻的救援车，成了大漠黄昏中最美丽的风景。

张超（前左3）与陈开甲（左2）等21研究所战友合影。

　　

没有硝烟的战斗

在这个全新的“战场”，父亲张超的“武器”，不再是步枪、手榴弹、火炮，而是成堆的技术报告、协调会议和数不清的精密仪器。

1963年国庆节前，聂荣臻元帅和张爱萍将军来到21研究所，张超和程开甲迎出门口。“聂帅、张副总长，请到办公室坐吧。”张超招呼道。

“忙啥子，领我们先去看一下各个研究室嘛。”

大家谁也没想到，聂帅和张副总长会来，每到一个研究室便引起一阵激动。聂帅问：“怎么样啦？党中央等着你们的喜讯哟。这些仪器能不能用？”

在会议室里，张超简略汇报了试验准备情况。张爱萍副总长说：“这是一次模拟试验，虽然性质为普通化学爆炸，但测试系统按核试验要求布置。目的有两个，一是检验各类设备的可靠性；二是取得感性认识，为制定核试验程序提供经验。”

1963年10月，各种试验检测监控设备陆续在京郊八达岭外军用试验场部署完毕。靶场中心堆起了一座炸药小山，上面用崭新的油布遮住。

一天中午，张爱萍将军再次到达试验场，详细询问了各项工作后，他下达指示：“一切按计划实施”。

不久，京郊八达岭外的一场爆炸，揭开了中国原子弹爆炸试验测试工作的序幕，各种仪器准确记录了这次爆炸的实况。

此后，21所连同各协作单位一连进行了十几场1吨当量TNT炸药爆炸的化爆模拟试验。检测了除核物理、核化学以外的大部分控制和测试仪器的工作，掌握了核试验场控制与测试的初步经验，增强了参试人员完成第一次核试验的信心。

　　 首次核爆设备进场

1964年5月，用于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1700多台（套）仪器设备，在一级保密的情况下，经火车、飞机、汽车，安全运抵罗布泊试验场。据说，新疆只有自治区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开国中将）知道。

同时从中国科学院、哈军工等26个单位抽调的，参加安装调试的6000多名技术和保障人员也陆续进驻基地。原本寂静的戈壁滩一下子成为人山人海的“战场”，一场没有枪声的“沙漠大会战”开始了。

当年担任720主控站主控组组长的曲养深前辈在《“零时”起爆——罗布泊回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中写道：

“1964年5月，我们在石家庄国防科委10院19所接受了主控设备。其中，主控等精密设备，用火车加空运运往核试验场区；而机箱、机柜、备用部件等器材，则由石家庄直接用火车运往吐鲁番，再用汽车运往核试验场区……

一路上的长途运输、保密、防盗等安全任务很重。好在21所科技处、基地司令部作训处等部门对控制任务的运输十分重视，预先作了很好的计划，协调安排，使整个运输任务完成的很顺利。

精密设备的运输比较复杂，先从石家庄装火车运输到新疆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的空军机场用飞机运到马兰机场，然后再用直升机空运到场区720主控站。”

如此庞大的设备数量，如此众多的工作人员，要在5个月的时间内，完成所有设备的安装调试，对试验部部长张超来说，无疑是一场“硬仗”。他深知：这是关系到第一次核试验成败与否的最后一步，责任重大，一定要使这庞大的系统严丝合缝地运转，绝不能有任何一点疏漏！

基地司令员张蕴钰按照周恩来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精神，制定了：战前动员、统一思想、明确职责、团结协作的方案。

基地后勤部提前在试验场区附近建起了食宿大本营和办公室，搭建了日用商店和电影放映场，为所有工作人员提供衣食住行。

21研究所作为核试验的主力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张超所长和政委秦国才、副所长陈开甲组织研究所的专家，对所有任务进行了预先规划、精心组织、全面协调、通力合作，以确保各项系统准确无误。

现场安装调试工作，是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要经历夏季戈壁滩酷热的考验。

从5月到10月，罗布泊的地表温度常常高达50摄氏度左右。空气干燥，骄阳似火，晒得脸上脱皮，嘴唇出血。参加试验场工作的几千名技术人员，全部按照分工，井然有序地进驻各个工号岗位。他们恪尽职守、争分夺秒，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每个节点都2人一组，反复检查，再三核对。务必做到防患于未然，确保核爆试验万无一失。

父亲 张超始终坚守在第一线，保障协调试验场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至国庆节前，第一次核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精准稳妥地完成。

　　

向周总理汇报核试验准备情况

张超作为首任试验部部长，他组织负责了多次核爆炸试验。每次，都是根据中央定下的核试验任务，提前进入试验场区。待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他和基地领导等相关部门同志飞回北京，当面向周总理和中央专委汇报准备情况。

每次回京向周总理汇报前，张超会像当年背诵作战地图一样，将汇报稿反复诵读，直至每个数据、每项进展都烂熟于心。因为他深知，周总理日理万机，他的时间是以分计算的。

在父亲张超的记忆里，周总理知识渊博，记忆力特别强。每次汇报，他随时会插话、询问有关细节。他关心场区的参试人员是否还住在帐篷；关心气象情况和试验安全问题；关心下风区居民的生活和安全。

21所的王可定前辈回忆了他跟随父亲向周总理汇报的情景：

“1973年6月27日，我国进行了一次大当量的空中核试验。在此之前几天，我作为随从人员与核试验基地张超副司令员、研究所程开甲所长一起回京参加了汇报。我们到会是以防万一，因为大家都知道周总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要是问起很具体的事情来，就得由我们懂专业的人员来回答了。

6月20日晚上7点50分，在听取其他单位汇报之后，周总理在福建厅听取我们的汇报，这次是由张超副司令员汇报场区准备情况，由总参气象局杨萌华汇报气象情况。

张副司令刚开始讲，周总理就问：‘都进场了吗？’答：‘进去了。’每次核试验前夕，全场仪器都要进行好几次联试，以检验设备情况。

当张副司令汇报到全场第二次联试，几千台仪器只有2台出故障时，周总理很高兴，幽默地笑着说：‘只有2台，少点儿了‘……汇报后的第二天，我们就乘飞机回到了正在紧张准备任务的戈壁滩。”

曾担任主控站站长的于冠生前辈回忆：

“1975年一次空爆试验时，我担任主控站站长，经过一系列联试和最后的冷试后，等待正式“零时”任务。这次试验的基地领导是张超副司令员，经他提名，让我参加北京的汇报会。赴京的进程是这样的，先由201简易机场，搭乘伊尔-14飞机，当晚飞抵马兰；第二天，在马兰机场搭乘朱光亚(国防科委副主任)专机直飞北京。到京后，由国防科委机关工作人员安排在总参海运仓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上午，便乘车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中央专委汇报会。由于当时周总理已经生病住院，会议由叶剑英元帅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多位中央领导同志……

会议开始，先由九院（二机部）同志汇报产品情况，由于这次试验产品中有许多重大变化，所以，他们的汇报再加上讨论占了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基地张超副司令员只简单汇报说：‘场区工作已完全准备就绪，处于待命状态……‘最后叶帅作了指示发言。

会议期间，我看到邓小平同志坐在不远处，因他复出不久，就没有讲话。在会场对面的沙发上，还有毛主席的长女李敏也在座，当时她是国防科委的领导之一。

当天上午会议结束，下午我们便立即搭乘朱光亚专机飞回马兰。第二天，热试便正式进行了。”

我们5个孩子从小不知道，常年不回家的父亲究竟是干什么的。父亲每次回京汇报工作都是来去匆匆，有时连家门都不进，一年也见不到他几天。记忆中只有一次，母亲接到通知让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一起去东郊机场。到了机场见到张爱萍、张蕴钰等首长，他们和父亲一起来到家属队列，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登上飞机，向我们挥手告别。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飞机，既兴奋又有些疑惑，以前可从没让我们来机场给爸爸送行。过了没几天，就传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搞原子弹的。那次让我们去机场送别，是怕万一他回不来了……

戈壁惊雷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罗布泊，720主控站。空气凝固了。所有人屏住呼吸，戴着护目镜，背对距离20多公里之外的爆心方向。

广播里传来清晰的倒计时：“……5、4、3、2、1，起爆！”

一道超强闪光，一声惊天巨响，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腾空而起，形成一团蘑菇云不断攀升，刺向湛蓝的天穹。历史在这瞬间定格。

许久，广播里传出允许转身的指令。顿时，试验场沸腾了，人们如潮水般涌出。大家忘却了防护规定，情不自禁地跳着，喊着，相互拥抱，泪流满面。

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拿起专线电话，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报告总理，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了！”

电话那头，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总理，第一句话平静而严肃：“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这次爆炸是核爆炸，爆炸当量（TNT）为2万吨。”直至得到专家们严谨的数据确认后，周总理才于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了这一震撼全球的消息。

那一刻，父亲张超绷紧的弦才松弛下来。

现场几千人，从士兵到将军无不欢欣鼓舞、激动不已。那些熬过的夜，流过的汗，所有的艰辛、困苦、寂寞在这一刻全部化作了喜悦的泪水。能亲身参与、经历、见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怎么能不激动、不欣喜呢！

令父亲张超和21所科研人员自豪的是：第一颗原子弹采用百米高塔爆炸方案是由程开甲院士提出，由21研究所自主设计的；核爆炸可靠控制和联合测定爆炸威力方法等也是所里的年轻人自主设定的。起爆时，自动控制系统在十几秒时间内，启动了1700多台仪器运行，全部获取到测试数据，97%的仪器记录下完整数据。而美国、英国、前苏联在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时，只拿到很少的数据，法国甚至没拿到任何数据。

当天的《人民日报》第一次发了红色号外：“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是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17日，核爆炸成功的第二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扩大会议，听取周总理关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情况报告，他庄严指出：“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除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参与核试验的全体同志的贺电。指出：“这次成功的试验，标志着我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对美帝国主义核垄断、核讹诈的政策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从此，中国人打破了西方的核垄断，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1966年聂荣臻元帅（前中）与21基地官兵合影。前排左2为基地副司令员张超，右2为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将军。

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我国第一次、第二次核试验的有功人员合影（前排右起：12周恩来、11林彪、14邓小平、16贺龙、9李先念、8薄一波、17聂荣臻、19罗瑞卿、2杨成武、7程开甲、10朱光亚、13王淦昌、15张蕴钰、18彭桓武、20郭永怀、21张爱萍、23刘杰、25罗舜初，后排左10为张超）。

尾声：寂静的归途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1979年，父亲张超离开了他工作生活了20年的马兰基地，调回北京军事科学院。

没有盛大的欢送，一如当年他悄无声息地到来。

从1959年39岁走进戈壁滩，到1979年59岁离开21基地，父亲把他的后半生全部奉献给了我军国防科技事业，甘于寂寞，无怨无悔！

20年间，父亲张超全程参与了原子弹试验基地的建设以及试验部和研究所的组建；参与并组织了十几次核试验；亲历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等重大核武器的试验过程；亲眼见证了我国核试验从无到有、独立自主、自主创新、跨越式发展的光辉历程。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搞核试验是绝密任务，要严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保密要求。“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已经渗入到每一个马兰人的血液里。军人的家国大义，赤诚忠心，从不是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奉献。

父亲他们这代人确实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为了国家利益，父亲缺失了我们5个孩子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的母亲吴恒玲今年90多岁了，1949年渡江战役时她正在安徽合肥读初中，瞒着家人虚报年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分配在二野12军34师担任文化教员。随军参加了千里追击国民党残匪、解放大西南和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父亲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母亲转业在南京，那四年是我们一家人团聚最久的时光。

父母1950年冬赴朝前合影于重庆

自 1959年父亲去新疆21基地后，20多岁的母亲独自一人撑起了这个家。她又要工作又要养育我们5个子女，其间的甘苦艰辛可想而知！但她从不抱怨，从不拖后腿，默默履行一个母亲、妻子的爱和责任。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咱们军人的孩子也早当家！我们5个子女从小就住校，早已习惯了父亲长年不着家的生活。凡事都靠自己，独立、自强，没有一个沾过父亲的光，全都在最普通的岗位上干着平凡的工作。

回眸父亲张超的一生，他自18岁投身革命，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嘉陵江到鸭绿江，从江南水乡到西北荒漠，从热血青年到年逾花甲。前20年，他是为了让中华民族站起来，不再跪着生；后20年，是为了让中华民族立得住，不再受人欺凌！

父亲张超与无数隐姓埋名、献身国防尖端事业——“两弹一星”的前辈们始终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紧相连，把最美好的年华化作最寂寞的坚守；把个人的名字融进祖国强大、民族兴旺的时代洪流中。忠于职守、勇于担当，甘于寂寞、淡泊名利。无愧于党，无愧于军队，无愧于人民。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

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

不需要你认识我，

不渴望你知道我；

在共和国的星河里，

那永远闪光的就是我。

这首气势磅礴、铿锵有力、脍炙人口的歌曲《祖国不会忘记》，讴歌了成千上万个在国防科技战线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唱出了他们的共同心声。是父亲晚年最喜欢唱的歌。

作为创业者、开拓者，他们从未渴望被历史铭记，但祖国不会忘记！历史将永远铭记！

谨以此文，献给父亲张超和所有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现代化默默奉献的先辈们！

简历:

张超（1920——2009），河北威县人。1938年2月参加八路军129师，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学员、教员、参谋、参谋主任、作战科长、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第一副师长、国防科委第21基地试验部首任部长、21研究所首任所长、21基地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科技教研室主任、国防大学高级轮训班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大校军衔，1984年7月离休（正军职）。

（本文由王建宁执笔，清水无香编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