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惠与《云冈劫》：一次改变云冈命运的调查

刘印军

常惠晚年照。

　　1929年的深秋，一份来自大同的调查报告摆在了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案头。报告的开头平静地陈述了一个事实：云冈石窟被盗凿下九十余个佛头。这份由干事常惠执笔的文件，后来被《大公报》以《云冈劫》为题刊载，刺痛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神经。而写下这份报告的常惠，彼时尚不满三十六岁，已经是一位在民俗学和考古学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

《大公报》报道之常惠调查报告部分报样。

一、一张特殊的车票

1929年9月18日午前，常惠从北京西直门站登上了开往大同的火车。这一天的出行与往日的田野考察不同——他身负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委托，任务是对云冈石窟佛头被盗事件进行实地调查。这不是一次学术考察，而是一次文物劫难后的“现场勘查”。

火车在夜色中穿行于燕山与太行山之间，当夜四时抵达大同。常惠没有急着进城，先在车站附近的客栈落脚。这个细节在报告中仅一笔带过，却透露出一个调查者的审慎：深夜入城不如天亮后再从容行事。次日，他入城探访古迹、参观九龙壁，又前往西门内的上华严寺与寺僧攀谈。这不是游历，而是调查的前期情报搜集。在与寺僧的交谈中，他获知了一个重要信息：当地县中已经捕获数名盗窃佛头的人员在押。

当时常惠来同与相关部门人员合影，左侧汽车右门处为常惠。

二、县署里的对话

在拜见县长时，常惠得到的信息更为具体。县长告知，中央与省政府已多次下发保护云冈石窟的电令，他自己也曾亲自前往石窟巡查。巡查中发现一个规律性的问题：距离寺院较近的洞窟损失不大，而偏远洞窟由于寺僧难以频繁抵达，被盗凿的情况更为严重。当地已经派驻数名警察驻守石窟，但这套防护体系显然存在漏洞。

这段记录值得细细品味。县长提到的“偏远洞窟”问题，实际上揭示了云冈文保的一个结构性困境：石窟东西绵延一公里，而守备力量只能覆盖寺院周边。盗贼正是利用了这个地理上的盲区。常惠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在报告中虽然没有当场提出解决方案，但在后续的建议中，“强化驻警管护、填补偏远洞窟无人值守的防护漏洞”被列为重点。

他与县长约定，待实地勘查后，再详细商议后续的保护善后办法。这个约定，为后续五条保护措施的提出埋下了伏笔。

三、红漆标记与九十六个数字

实地清点是最艰难的部分。云冈石窟的洞窟大小不一，佛像密布，有些佛头被盗后留下的茬口粗粝刺眼，有些则已被风雨侵蚀得边缘圆钝。常惠对照此前留存的影像资料逐一摸排，每确认一处被盗位置，就用红漆在龛座或壁面上标注编号。

这就是后世所称的“常惠编号”。用今天的眼光看，红漆标记本身对文物或许是一种“干预”，但在1929年的语境下，这种标注却是最直观的文物登记方式。它解决了此前云冈被盗情况“模糊不清”的问题——到底丢了几个佛头？都在什么位置？没有这份清单，一切都停留在“大量被盗”的模糊描述中。

最终统计结果触目惊心：共计丢失96个石佛头。其中寒泉洞丢失7颗，云冈洞丢失5颗。石窟内的佛像、云岩洞内的佛雕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这份统计的意义，远超出一份“损失清单”的范畴——它是云冈石窟第一份由中国学者完成的官方文物台账，结束了此前只能靠外国学者零散记录来了解云冈状况的历史。

《华北画刊》刊发常惠所拍云冈石窟佛头被盗后照片。

四、五条建议与一个转折

调查完成后的五条保护措施，是常惠此次工作的点睛之笔。报告中虽然没有逐字抄录这五条建议的全文，但从后续效果看，核心措施包括：强化驻警管护、填补偏远洞窟无人值守的漏洞、建立定期巡查制度等。

这些建议落地后，云冈的盗凿势头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得到了有效遏制。一个有力的佐证是：1932年，有人试图向外国商人私售云冈“五头佛”时，被成功阻止。如果没有1929年的调查和随后的警力强化，这尊造像很可能早已流失海外。

五、被遮蔽的细节

关于这次调查，还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其一，常惠选择的调查时间点。1929年4月至8月间发生盗凿，他9月18日即动身前往，中间仅隔了一个月左右。这个反应速度说明，古物保管委员会对云冈事态的重视程度相当高，而常惠作为执行者，执行力也可谓迅速。

其二，他的多重学术背景。常惠并非单纯的考古学者，他同时是民俗学、歌谣研究的开拓者，参与创办了北大《歌谣周刊》。民俗学的田野调查训练，让他具备了与地方人士、寺僧、县署官员有效沟通的能力。这份报告中流露出的“先走访、再拜官、后实地”的工作节奏，带着明显的田野调查方法论痕迹。

其三，红漆标记的“双重生命”。这些编号在常惠的初衷中是临时性的统计标记，但历经近百年风雨，它们反而成为了云冈文保史的特殊实物印记——既标记着损失，也标记着中国学者第一次系统性地为云冈建立档案的努力。

六、未完成的守护

常惠在1958年退休后，还参与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筹建。1985年12月，他以九十一岁高龄在北京逝世。从1929年的云冈调查到他去世，中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他亲眼见证了云冈从一个屡遭盗凿的“无主之地”，逐渐变成有系统保护的国家级文物单位。

常惠在读报。（1980年摄）

　　《云冈劫》这份报告的影响，早已超出了1929年那个时间点。由常惠开启的这份“守护脉络”，被蔡元培、宿白等一代代文保工作者接续传承。那些红漆编号至今仍有遗存，像一道道未愈合的伤疤，提醒着后来者：文物保护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它需要有人坐上夜行的火车，走进偏远的洞窟，用最笨拙也最扎实的方式，一个一个地数清那些永远消失了的佛头。

这份工作，常惠做了，而且做得足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