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瓷摹灵犀，祥瑞落瓷瓯——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德化窑犀角式杯鉴赏

“建白瓷”鉴赏与收藏

正见闻

　　犀角杯，曾是明清上流社会珍罕的酒器。天然犀角取自海外，材稀价昂，寻常人难以拥有。福建德化窑独辟蹊径，以温润如玉的“中国白”瓷胎摹仿犀角形制，催生了犀角式瓷杯这一独特品类。故宫博物院珍藏一组九件明至清德化窑白釉犀角式杯，构成一套极具标本价值的器物序列。不同于散藏各地的单件传世品，这组藏品尺寸参差、纹饰互有异同、更带有罕见后世錾刻铭文，跳出常规德化瓷研究偏重造像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一扇观察明清民间器物审美、器用观念与商贸文化的窗口。

　　白釉塑贴龙纹犀角式杯，明至清，高8厘米 口径14.3厘米×10.3厘米 ，足径4.6厘米×4厘米，1956年入藏。

一、形制溯源：仿生之下的材质转译

此批器物统一为椭圆形器身，口沿曲折外撇、两角隆起，深腹下收，底承圈足，通体内外施满白釉，是德化窑犀角式杯最典型范式。天然犀角器多为尖底，无法平稳放置；德化匠人做出关键性改造，增设圈足，完成从“随身饮器”向厅堂陈设、宴饮器具的转型。

这批器物尺寸跨度极大：最高者通高9.8厘米，最小仅5.5厘米。尺寸分级绝非随意烧制，暗示其使用场景区分。大型器适宜厅堂陈设、宴集酬宾；小型杯可作文房雅玩、独酌小品。器物内壁素净无纹，所有叙事性装饰集中外壁两侧，保留犀角雕“一面一景”的构图传统，是陶瓷媒介对犀角雕刻艺术语言的移植。

胎釉是德化白瓷灵魂。藏品釉色分化清晰：一部分釉质滋润，呈温润乳白；另一部分莹润透亮，釉面微泛浅牙黄色，正是文献所称“象牙白”“猪油白”。釉、胎熔融一体，不见生硬分界。德化瓷土含铁钛杂质极低，烧成之后柔和不刺眼，不同于北方白瓷的冷白。以瓷仿犀，本质是一场材质美学置换：犀角沉郁的琥珀光泽，被凝脂般的白釉取代；天然材质的肌理，转化为瓷塑贴花立体浮雕。

　　白釉塑贴鱼龙凤纹犀角式杯，明至清，高8.8厘米 口径14.5厘米×10.5厘米， 足径4.8厘米×4.3厘米，1957年入藏 。

二、纹饰谱系：祥瑞图像的标准化与变奏

九件藏品形成一套完整纹饰体系，可分为两大类型：主流龙虎鹤鹿祥瑞纹杯与孤例骑马侍从人物纹杯，二者清晰反映德化窑犀角杯装饰传统的主流与特例。

　　白釉塑贴鱼龙鹤鹿纹犀角式杯，明至清，高8.3厘米 口径14厘米×10.3厘米 ，足径4.6厘米×4.3厘米，清宫旧藏。

（一）龙虎鹤鹿纹：民间吉祥图像的窑业范本

绝大多数藏品外壁固定采用对称构图：一侧塑贴龙、虎，另一侧搭配鹤、鹿，辅以山石、梅树、花树衬景，业内俗称“龙虎杯”。

龙主神威、虎能镇煞，龙虎合璧兼具阴阳调和之意；鹤象征长寿，鹿谐音“禄”，合称“鹤鹿同春”。整套纹样糅合道教思想与民间福禄寿信仰，是晚明至清代东南沿海最受欢迎的吉祥组合。东南沿海商贸繁盛，民众既渴求平安辟邪，又期盼富贵长寿，这套图像完美契合社会心理。

模制堆贴工艺贯穿始终：匠人预先以模具翻制龙、虎、鹤、鹿、花枝构件，以瓷泥浆粘贴于杯坯，稍加手工修整后统一施釉入窑。模具化生产保证纹饰范式稳定，同时留下个性化创作空间。细看各件瑞兽姿态，龙的曲势、老虎体态、鹿鹤神情互不雷同，梅树枝干穿插方式各有巧思，证明工匠在标准化生产之上保留手工微调余地，避免千器一面。

值得留意，故宫这组藏品揭示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细节：同一纹样模板，适配大小多种器型。小型杯纹饰紧凑凝练，大型杯场景舒展开阔，足以印证这类器物既有国内民间需求，亦供应海外贸易市场。

　　白釉塑贴人物梅花纹犀角式杯，明至清，高9.8厘米 ，口径14.9厘米×12.2厘米 ，足径5.5厘米×4.8厘米，1958年入藏。

（二）人物题材孤品：传世稀见的叙事性瓷塑

九件之中，白釉塑贴人物梅花纹犀角式杯尤为特殊。外壁一面塑骑马官人，身后紧随持伞侍从；另一面装饰梅树山石。官方器物说明明确指出：德化犀角式杯以鸟兽纹样最为通行，人物题材传世稀少。

目前海内外公私馆藏德化犀角杯，人物题材寥寥无几。瑞兽纹样是普适性吉祥符号，无论国内市场、外销市场均可接受；而骑马侍从画面带有叙事性，题材指向文人出行、官吏游春，受众圈层更窄。这件孤品证明，德化窑除批量生产通用款祥瑞杯，也曾尝试开发叙事性装饰品类。虽产量不高，却丰富了我们对德化窑装饰题材广度的认知。

　　白釉塑贴龙虎鹤鹿纹犀角式杯，明至清，高8.6厘米 口径14厘米×10厘米 ，足径4.5厘米×4厘米。

三、錾刻铭文：器物流通史的隐秘线索

此组藏品最独特的价值，在于多件杯身留存后期錾刻文字，也是区别于其他馆藏同类器物的核心特征。一件杯身虎侧刻“殿”“荣”二字，鹤鹿一侧刻“屉”；另一件外壁留存“木”字铭。器物铭文并非烧制前坯体刻款，而是烧成之后，使用阶段金属刀具錾刻而成。

学界以往对德化犀角杯研究多聚焦窑口、年代、纹饰，极少关注后刻铭文。故宫这件标本提供关键证据：这类白瓷犀角杯长期在民间辗转使用，铭文大概率是物主记号、储藏标识，或是行会、宗族、商号的分类标记。

有观点猜测铭文为窑工款，但从工艺上可排除：窑场款多模印、坯刻，极少在坚硬烧成白釉上费力錾刻。“殿、荣、木、屉”等文字不构成诗文，无吉祥祝语，更接近仓储编号、器物归属标记。

这也重塑我们对器物功能的认知：它们不单是雅赏酒器，部分器物长期成组收纳、辗转传递，存在成套使用、集中保管的可能性。同一形制、尺寸各异、带有标记的多件器物汇聚故宫，不排除民国时期整批入藏的渊源。

　　白釉塑贴龙虎鹤鹿纹犀角式杯，明至清，高8.3厘米 ，口径14.5厘米×10.8厘米 足径5厘米×4.2厘米，1959年入藏。

四、年代辨析：“明至清”背后的窑业延续性

所有藏品断代标注统一为“明至清”，这一模糊分期并非考据缺失，而是尊重窑业生产实况。

犀角式杯兴起于晚明德化窑鼎盛阶段，入清之后持续烧造。晚明器物胎质更致密，釉面温润，贴塑线条简练劲利；清代制品产量更大，模具细化，纹饰细节繁复，但气韵稍弱。由于这类器物多为民窑商品，极少带纪年款，晚明与清初器物界限经常交融。德化窑外销贸易贯穿明清，同一造型持续生产两百余年，因此博物院采用跨时代标注。

长久以来，大众提起德化白瓷，第一印象是观音、达摩等瓷塑神像。实际上，各式杯盏是德化窑内外销大宗商品。神像多供奉于厅堂庙宇，而犀角式杯深入日常宴饮、文人书斋，是观察世俗生活的标本。神像偏向精神信仰，犀角杯承载世俗欲望：求平安、求福禄、雅集享乐，是明清东南市民文化直观的物质载体。

　　白釉塑贴龙虎鹤鹿纹犀角式杯，明至清，高5.5厘米 口径9.7厘米×7.5厘米， 足径3.4厘米×3厘米，1956年入藏。

五、余论：灵犀意象的千年转译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犀角在中国文化自带特殊意象。天然犀角稀缺，促使匠人以瓷仿生。德化窑工匠没有生硬复刻犀角材质，而是利用白瓷如玉质感，完成审美再造。坚硬冷白的瓷，模拟温润灵犀，这场仿生，不止模仿外形，更是对“珍器”文化符号的平民化普及。

今日陈列于故宫博物院展柜中的九只瓷杯，原本或许曾成组陈列于旧时厅堂。大小错落，祥瑞环绕，有的被刻上主人记号，辗转百年最终归入紫禁城。和恢弘官窑重器不同，它们来自民间窑火，带着市井的祈福愿景，承载商贸航道的风浪，是属于普通人的雅物。

　　白釉塑贴龙虎鹤鹿纹犀角式杯，明至清，高7.5厘米 口径13.5厘米×10厘米 ，足径4.5厘米×4厘米，1959年入藏。

　　当我们凝视这一组故宫藏犀角式杯，看见的不只是高超的堆贴塑瓷技艺、凝脂一般的中国白釉；更是明清时代一条清晰的文化链条：海外奇材（犀角）、江南雕刻风尚、东南瓷窑仿制、祥瑞图像流行、跨地域流通使用。器物有形，而藏在白瓷肌理里的世俗审美、贸易网络、代代相传的祈福心愿，绵延至今。

　　白釉塑贴龙虎鹤鹿纹犀角式杯，明至清，高7.3厘米 口径13.8厘米×10.6厘米 ，足径5厘米×4厘米，1959年入藏。

　　古窑文脉并未随着旧时代落幕而中断。当代“建白瓷”之父、中国陶瓷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寇富平大师创作的《龙虎杯》，溯源德化象牙白传统，正是对这批明清犀角式祥瑞古杯文脉的当代回响。作品恪守象牙白（今称建白瓷）独特的胎釉配方，延续古器堆贴塑工艺与龙虎鹿鹤经典祥瑞构图，在忠实传承古瓷釉质肌理、器型范式的基础上融入当代审美巧思，既是对“象牙白”窑业技艺的守护赓续，也是对德化犀角杯经典器型创造性的发扬光大，让流传数百年的灵犀瓷瓯，在当代重焕温润光华。

当代德化瓷艺泰斗寇富平大师手作《龙虎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