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从我懂事时起，父亲就给我讲他遭遇抢劫的故事。记不清他讲了多少遍，只记得他讲的时候，总有庆幸和欣慰的笑意写在脸上。</p><p class="ql-block"> 父亲是个货郎，牵一头毛驴，把针头线脑贩到山里，返程时带回茶叶、中药材等山货在小镇上卖。父亲腿脚勤脑子活泛，跑山跑了七八年，家中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通过省吃俭用置办了几十亩地，还雇了两个做长活的庄稼把式。</p><p class="ql-block"> 民国三十六年冬，父亲赶着毛驴最后一次进山。经过黑风林时，父亲远远看到林子中有人影晃动，心想：不好！怕是遇上土匪了。往前走了一支烟的功夫，人影出了林子，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些人不是土匪，是一大群穿得破破烂烂拖儿带女逃难的难民。父亲心中一喜：谢天谢地，菩萨保佑，看来我命中本来就没有这一劫。他们也是苦命人，不如打发他们几个零钱，免得他们为难我。父亲从荷包里掏出几张零钱，伸手递给最前面的中年大汉。大汉接过钱，冷笑了几声，说：“你把我们当叫花子？这点钱，买两三个烧饼还不够我们二十几个人填牙缝。我们不是土匪，是天府之国的良民，被刮民党刮得无处安身才逃出来的，已有三天没见一粒米了。”</p><p class="ql-block"> 大汉一把揪住父亲的衣领，不耐烦地吼道：“你要钱还是要命？要命，就把钱全部交出来！不然，我把你丢到悬崖下去！”</p><p class="ql-block"> “搜！”大汉大喝一声。一伙人一拥而上，扒光父亲身上的衣服，翻来翻去地搜，直到搜走了父亲身上所有的钱和縫在棉衣中的一块金砖才罢手。</p><p class="ql-block"> 回到家，父亲一病不起，看病吃药，花钱像流水。毛驴卖了，地也卖了。从此，十多口人坐吃山空，家里只有出的钱，没有进的帐，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讨债催款的挤破了门，要不到钱，他们就搬走家具，抬走寿棺……</p><p class="ql-block"> 公元一九四九年夏，家乡解放了。几个地产多雇长工的家都划为地主成分，其中，有的被强制劳动改造，有的被扫地出门，有两家的当家人吃了花生米（被枪决）。而我家一贫如洗，理所当然归到“城市贫民”一类了。</p><p class="ql-block"> 父亲常对母亲说，要是那次不遭抢劫，人不会病，地也不会卖，生意上还可赚回一大笔钱。那样的话，他百分之百要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地主帽子一戴上头，他的人生和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会是另外一种情景。</p><p class="ql-block"> 六十年代初，学习成绩平平的我考上了县中学，而班上的好几个尖子生都名落孙山，原因只有一个：他们的家庭成分是地主。</p><p class="ql-block"> 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天，一家人欣喜若狂，父亲更是笑得合不拢嘴，竟然哼起了京剧《长板坡》中的唱腔。此时此刻，我才深深理解了父亲每次讲被抢的故事时，为什么话语中总是流露出感激和欣慰之情。</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