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铸就悲壮人生

半晴轩

沧县城门

作者：张业新

（父亲张淑峰回忆史料，根据家谱、自传、干部履历表、文革交代材料、职工工资档案、相关来往信件、生前口述及沧县党史资料等综合整理）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沧县崔尔庄的张村，曾祖父张杰，是家族“元和堂”的第三代，排行老四，他的三哥张照，曾在清朝的军机处任军机大臣（内阁侍读），张照之孙张仲瀚，抗战初期在家乡组建抗日队伍，后任解放军新疆军区副政委等职。
我出生于1925年，祖父辈兄弟八人，同住一个大院。在我出生前，由于家族没落，祖父辈八兄弟分家，我的祖父张吉圻分得六亩洼地、三间房。由于祖父染上吸食鸦片、打吗啡的恶习，落寞到沿街乞讨为生，抗战早期在讨饭途中，被日本兵误认为“八路”，开枪射杀。
我的父亲张仲洵，后改名张晋生，为养家糊口，经我的伯父张吉墉（冯玉祥部军法处长、时任河南省主席）介绍，远赴江西湖北的长江税卡，任“银元检验”，不久便失业。父亲又回到老家，到河北省献县税务局任牲畜税务工作，仅仅几个月，因工作失误，把家里仅有的六亩地，作为赔款给了公家，我那时4-5岁。家庭生活靠母亲娘家资助，每月由舅舅用车拉点粮食、柴火给我们家送来。
父亲年轻时也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在工作和失业的交替中度过，他干过张家口一个县政府的财务、沿街摆摊卖枣、被姑丈吕向忱介绍到沧县警察所县政府门警队当写字警，抄写记账发饷、在一家枣栈当账房，只管饭、在沧县民办小学当教员。
1947年土地改革，我父亲分得6亩地三间房，我们家已经在沧县城里居住，分得的土地、房产就交给了村政府。
我自幼在老家读私塾，后随父亲定居沧县县城，从小学到中学，学业一直名列前茅。这期间，我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救中国》、鲁迅、巴金、郭沫若的小说。我的堂叔张仲瀚，在918事变后秘密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1935年前后被国民党追捕，回老家躲避期间，给我看了《共产党宣言》等红色书籍，通过他对我的影响，觉得共产党的主张比国民党的好。1938年，张仲瀚带部队在冀中一带打游击，我想到他的部队文工团去，因家庭阻挠，未成行。
1938年，我在河北省青县钱海庄小学（外公家）补习，正值八路军在这一地区“巩固根据地”，天天和政治处的工作人员接触，他们教学生唱抗战歌曲、讲抗战故事。有一个同学贾宝赞参加了文工团，我很是羡慕。1939年，日军开始对冀中大扫荡，八路军被迫离开了我外公的家乡。
1940年8月，我报考了河北省立沧县农业职业学校。
在学习期间，日伪因为讨伐胜利，举行庆祝会，沧县各校学生都要参加，我也被学校训育主任指定参加演讲比赛，讲稿是语文老师刘伸华写的，内容大意是：共产党八路军是如何杀人放火的。当时根本就读不下去，但也不敢违抗，担心被扣上“思想不良”的帽子。会议间隙，我们三五个同学，其中有同学关瑞鹏，在会场楼下闲谈。带我们实习的纪老师对我们婉转的说：别看人们都说八路军是土匪，要是没有八路军“扰乱”，我们早就受上亡国奴的罪了，现在受的罪还算轻的。在这位老师的启发引导下，我们都开始厌恶“日语”这个学科，与敌人有了思想上的隔阂。其实在钱海庄小学时期，老师钱擎亚，也是亲戚，就已经给我灌输过“进步思想”了。
有一天（应为1942年-笔者注），马书麟带我去了一个地方，在一间小屋里，他介绍我加入中共地下党，另一人自称是中共沧县县委的马克勤，他对我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共党员了！你们三个人（还有同学吴金骧）建立一个地下行动小组，“抗日救国三人团”，马书麟任组长。三人为横向关系，单线联络，以后再吸收人员参加，仍为三人一组，纵向不发生关系。
我接受了各种秘密训练，包括密写、游泳、各种枪枝的拆卸组装和使用。也参加过几次秘密行动。
我仍在农业学校，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负责学运工作，向党组织报告学校的特务活动。马书麟去了沧县火车站当站务员工作，吴金骧到沧县牛市街完全小学当教师。
我也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唯物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大众哲学、渤海日报、先锋报、冀中导报等等。
由于学校的日方人员对学校的统治管理不很严密，学校新来的思想进步的老师王烈（哥哥是德州地区的军分区司令员）、郑恩，开始接近我，指导我阅读社会科学类的书籍。我也会把自己看过的书籍、报纸拿给其他人看，其中包括同学关瑞鹏。进步思想的暴露，也就为日后的被捕埋下了伏笔。
1943年，农业职业学校毕业后，因为我的成绩优良，校长席文炳介绍我到连镇农业学校教书，后又到孟家庄农业班任教，这些地方是敌我争夺的边缘区。期间八路军敌工部的于从文同志，经常到学校来，带一些渤海日报、进步书籍给我们教师看，使我认识到敌我形势已经起了根本变化，敌人已经处于防守地位。
1944年8月，因为父亲失业，我又回到待遇较高的河北省立沧县农业职业学校，当教务员、兼教员。
在这几年，因家庭原因无法升学（去日本留学）的我，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函授学习，终获得大专学历证书。证书原件在文革时被复旦附中的造反派学生葛四弟抄家拿走，没有归还。
1944年10月，国际国内形势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农业职业学校毕业时考上官费去日本留学的同学马书麟、吴金骧，因为常受日本人欺负，又因为有美国飞机轰炸，从日本逃回来了。
1945年7月底，沧县的日伪宪兵队在疯狂行动，我认为，现在到解放区去是最适宜的机会。马书麟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人叫窦福祥，此人原八路军人员，被日军俘获后，潜伏在日本宪兵队。窦福祥利用宪兵队的身份，护送我和吴金骧、朱炳麟(解放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总工会任职)，穿过7-8个封锁关卡，到了青沧交县政府，见到了敌工科科长董平、李辉、城工部的戈世良，问我们打算到哪里去？我们回答，打算去延安读抗大。
我们在这里住了3-4天，不能行动。因为日伪被我军压缩，正向铁路沿线撤退，他们边撤退边扫荡，这个县政府正巧设在敌我争夺的边缘区东屯、黄递铺一带。
8月初，我们通过交通站，被转送到冀中军区第八分区敌工部，住在河西沙河西门的窦上村。敌工部部长张萍、陈林彬，分区教育处处长王习太和刘祥天，接待了我们。
几天后的一天晚上，敌工部的陈林彬做形势报告：日本鬼子投降了。并且告诉我们，要去延安，没人送，大反攻开始了，京汉铁路不好过，你们还是先回去，配合八路军接管沧县。
十几天后回到沧县，我就向亲友、同学们宣传解放区人民的生活以及接受日本投降的政策。不料此时潜伏在沧县的国民党特务开始露头，组织三青团县团部以及国民党县党部收罗的伪军人员、日特组织、保安队，开始行动了。我虽然知道地下组织必须暗中活动，但是误认为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不敢明目张胆的危害我们，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本质认识不足。
中秋节后，我忽然收到一封邮局寄来的匿名信，内容寥寥几个字：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没有日期，没有署名。
我当即找到马书麟商议，马书麟说，国民党很可能逮捕我们，目的是阻止八路军接受日本鬼子投降，根据目前情况，我们必须立刻转移到解放区去。但是穿过封锁卡子有困难，那就先转移到大城市去。
由于我的麻痹思想，没有立刻动身。马书麟和吴金骧连夜去了天津。
几天后（1945年10月），学校组织学生到沧县文庙，参加一年一次的“祭孔”活动。文庙就在沧县西门外，突然城门关闭，一路穿便衣的人员径直来到文庙，将我逮捕。
这些人是沧县新成立的三青团团部的人，其中一个人我认识，小学教师杨连如。他们先把我带到顺城街的一所民房里，下午又把我带到县党部，绑在院子里的一棵枣树上。审讯我的人有十来个，大多是我认识的，沧县师范学校的学生邱之成等人。因为是认识的人，他们就用语言讥讽、侮辱我，用鞭子抽打，我没有说一个字。
晚上8-9点钟，他们把我带到一间审讯室，里面放着老虎凳、杠子、绳索、大水壶、铁链、皮鞭，他们逐一介绍各种刑具的厉害，又用善言引诱我。他们对我使用了所有酷刑，最后把我倒挂在屋梁上。此时的我已经感觉到奄奄一息。我知道他们要逮捕的是我们三个人，马书麟和吴金骧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区。我承认了“抗日救国三人团”，过后又否定了，始终没有承认是共产党。他们因为没有抓到马书麟和吴金骧，继续对我用刑，我再也没有开过口，估计他们也就只知道有个“三人团”。
以后几天，我又被用过几次刑，他们实在问不出什么了，就把我关在了一间小屋里。
杨连如几次到小屋里问我，我仍然只承认去解放区是为了上抗大读书，我没有私通八路，也不是共产党。他只是笑笑点点头。
大约2个月后（1946年1月），父亲找到邻居白志英、我的表舅王甲三（均为国民党县党部的工作人员），和沧县正泰茶庄的记账钱秉钰（远房亲戚），花钱请客，打了铺保，把我保了出来。出门时，一个特务对我说“上延安、上抗大，北京大学多的是，何必上延安”。从此我与地下党组织失去联系。
马书麟从天津转道到了山东济南，1947年在山东大学读书，1949年病故。
吴金骧从天津转道到了保定，1948年在河北省保定农业学院学习期间，代表学生去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在回保定的途中，所乘车辆遭到袭击被杀害（也有人说，正遇解放军袭击而误伤身亡）。
我出狱后回到学校工作，学校已经成立了三青团特务组织，杨连如也在我们学校，我成了特务们的监控对象。
1947年沧县解放后，杨连如隐瞒了三青团的历史，成为1947年就参加革命工作的教师，文革后还享受了离休干部的待遇。
1947年5-6月，八路军包围了沧县县城，史称“青沧战役”，发起了解放沧县的战斗。
经过沧县八路军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对我的审查，加入城工部的工作，并接受任务，配合八路军攻城，与“抗日救国三人团”成立以后，逐步吸收的纵向地下组织人员，“八兄弟”成员一起，参加了八路军攻城的内应战斗。战斗中“八兄弟”成员之一郭忠，被敌人杀害，我背起郭忠的遗体，将他送回家中。
沧县解放后，改为山东省沧州市，人民政府接管全市中小学，由沧州市政府教育科管辖，教员待遇实行供给制，发粮食、柴草、香烟等实物。
1947年8月，接受城工部新任务，筹备沧州中学。
沧县城工部的曲作民，担任沧州教育局（后改为渤海区教育局）局长兼沧州中学校长，安排我在沧州中学做教务文书，兼一些教育局的工作。
期间，由于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史称拉锯战），学校一度停办。我到山东淄博，找到率领渤海教导旅在那里作战的堂叔张仲瀚，想投笔从戎，参加他的部队，被他劝了回来。
1949年，渤海区教育局的曲作民（后调任同济大学总务处长）、肖松浦（后调任教育部业余教育司司长）、郝达（后调任上海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奉命南下上海华东局，参与组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1951年前，曲作民多次回沧州，征求我的意见，新解放区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成立了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急需熟悉教务工作、会排课表的干部，希望我能随他南下。
1951年夏，曲作民与沧州分管教育行政的文化馆馆长季珩商议决定，并通知我，待学期结束到寒假时，先到上海看一下，工作满意再留下。我到上海后，决定留下，季珩同志随即补办了南下干部调动手续。
我到上海后，先到设在徐家汇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的招生处工作，再到宝山路上的工农速成中学，担任教务工作兼生物科学的教学工作。并且受到时任校长郝达、肖松浦对我工作的认可与关照。
1952年随学校迁往苏州北大寺。1953年8月，妻子也调来学校（苏州），担任文件收发兼打字员。
1954年学校迁上海，合并到复旦大学，更名为复旦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1962年学校更名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我作为先遣工作人员，在国权路选址、参与校舍建设。至1958年以前，一直做教员，兼做学生升学、复旦大学招生工作。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我对1956年建国后第一次工资调整过程中，某些干部为自己加工资，造成干部工资高，普通教师、工人工资低的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将调资情况，用黑板报的方式公之于众，引起党政领导（时任校长方宗坚、书记孙学博）的不满，反右运动中，我被划为右派。1958年6月被下放到宝山县江湾公社镇南生产队劳动察看，户籍随迁，吃、住、劳动在农村。工资待遇由中教行政7级的82.5元，降为12级54.5元。

劳动察看期间，有一位外调人员找到我，说：你当年地下党组织的上级领导姓韩，现在湖北。
1959年9月被摘掉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回到学校教导处，做教务兼教员工作。1966年寒假期间，为勘察学生宿舍，脚踝粉碎性骨折，造成终身残疾。
1966年夏，文革初期，由于个人档案里的自传中含有1945年被国民党三青团逮捕的描述，疑似叛变情节，造反派学生葛四弟、胡岳星成立所谓专案组，将我关押在学校北楼126室隔离审查数周，判定叛徒罪名。文革后期，学校领导洪应皋两次赴老家沧州“外调”核实，均称“找不到证明人”。由于我参加地下党、参加革命工作，以及被捕等这些历史，无法得到考证，叛徒的罪名不成立，参加过中共地下组织也得不到证明。
1978年的一天，有一位失掉组织关系的人来找我，是我的同学杨恩璧，回族人，他说是当年地下组织的纵向关系人员，他也是最近才知道，我们的共同上级是韩XX，原沧县车站宪兵队队长，解放后任武汉粮食局局长，已病故。这个韩XX，难道就是当年护送我们去解放区的潜伏在宪兵队的窦福祥？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原则，我和他的组织关系不交叉，互相并不了解，所以婉拒了互相证明的要求。

1980年，复旦大学发给我“错划右派的改正结论”，认定我当年是被错划右派，予以改正，工资待遇恢复到82.5元。当年的调级工资实际应为90元。1982年获“30年教龄证书”。
1985年退休时，复旦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徐毓英及复旦大学组织部部长，不采纳人事科长沙兴兴去老家沧县外调的参加革命工作结论和老领导郝达同志关于我参加革命工作的证明材料， 1948年3月-1949年9月，因国民党对解放区重点进攻，沧县学校停办，认定为工龄中断，只认同我1951年底到上海的工作经历，因此不能享受离休待遇。

后记：

1993年病逝。
2021年9月28日《沧州日报》刊文《吴金骧 我们等您回家》，文章引用《中国共产党沧县历史简明读本》中，“沧县初级农业职中， 马书麟、吴金骧、张淑峰组成中共地下组织沧县抗日救国‘三人团’”的史料，以及吴金骧后人提供的相关史料，还原了当年沧县地下党组织“三人团”、“八兄弟”的革命历史细节，也披露了“三人团”的直接上级是原冀南区地委宣传部长韩学勇，因被日军俘获，潜伏在沧县车站宪兵队任副队长，发展、恢复沧县中共地下组织。解放后任湖北省襄阳地区农业局副局长。
2022年《沧州日报》记者杨静然综合了陆续找到的“八兄弟”成员后人提供的史料，披露了更多当年沧县地下党组织从事抗日活动的战斗细节，11月29日在《沧州日报》刊文《隐蔽战线“八兄弟”—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吴金骧、马书麟、张淑峰三人秘密从事地下工作，组建“三人团”，后发展到8人，史称沧县地下组织“八兄弟”。。。。。。。郭忠的女儿回忆，他母亲曾说过，父亲在1947年的一次战斗中，被敌人杀害，是张淑峰把你父亲的遗体背回家来的。。。。。。。 “八兄弟”有的成员至今下落不明，。。。。。。“期待英雄团聚”。

2026年3月27日

沧县火车站 沧县小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