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漆编号里的哭声

刘印军

↑《大公报》报道之常惠调查报告部分报样。

　　一九二九年的九月十八日，午前时分，西直门的城墙根儿下，一个三十四岁的北平人登上了西行的火车。他叫常惠，字维钧，在古物保管委员会做事。此前不久，大同方面传来消息：云冈石窟的佛头，被人盗凿了去，数目惊人。

火车在华北的旷野里颠簸了一整夜。次日凌晨四时，车抵大同。这位北大法文系出身的学者顾不上找住处，先在车站附近的客栈落了脚，待到天光放亮，便入了城。城里的九龙壁还在，上华严寺的香火也还续着，他向寺僧打听云冈的消息，得知县署已经拿住了几个贼人。这消息不算坏，却更让他觉得此行沉重——佛头既已离了身子，拿住几个毛贼，终究是亡羊补牢。

↑《华北画刊》刊发常惠所拍云冈石窟佛头被盗后照片。

　　在县署，县长捧出一叠电文来。中央和省里的指令一茬接一茬，但电令再急，也拦不住荒郊野外的斧凿。县长说，他自己骑马去过石窟，近寺的洞窟尚好，偏远处的损失惨重，因寺僧顾不过来。如今已在石窟派了警察，但日后如何防堵，还要等常惠实地看了再议。

常惠便去了。

他站在武周山南麓的石壁前，仰头望去。那些北魏年间凿出的佛陀，脸上空空荡荡，只剩下脖颈处新鲜的茬口，像一道没愈合的伤口。他从随身的行囊里掏出卷尺、本子、笔，还有一罐红漆，开始逐一清点。对照着早年留下的影像资料，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走，一尊造像一尊造像地看。他的笔在纸上沙沙地划：寒泉洞，七颗；云冈洞，五颗……数字像断线的珠子，一直滚到九十六，方才停住。九十六个佛头，就是九十六张慈眉善目，被撬下来，包进草袋，不知流向何方。常惠对着那些空颈，蘸了红漆，在石壁上标下编号——甲一、甲二、乙一、乙二。漆色鲜红，醒目得刺眼，像给石佛脖颈系上止血的绷带，又像给那段岁月打下的烙印。

↑当时常惠来同与相关部门人员合影，左侧汽车右门处为常惠。

　　后来的人把这叫做“常惠编号”。

他在大同停留的那些天，还走访了周边的村落，询问目击者，收集线索，顺藤摸瓜摸出几个盗卖团伙的脉络。回北平后，他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文字不事雕琢，数据却铁板钉钉。报告中还附了五条保护意见，核心一条是增派警力，填补漏洞。这报告递上去不久，云冈的驻警便添了人手。一九三二年，有商人勾结外人，想偷运“五头佛”出境，硬是被拦了下来——那一次截获的背后，隐隐有常惠那份报告的影子。

但红漆编号不只是给盗贼看的。

↑常惠在读报。（1980年摄）

　　站在石窟里，仰头望那些红漆标识，像望见一排排病历上的标注，让人想起一个人是怎样一孔一洞、一凿一斧地丈量文明的伤口。常惠的编号体系——依洞窟方位、佛像位置分层标记——让此后的文保工作者接手云冈时，有了第一张病案。蔡元培来过，宿白来过，一代代学者沿着那红漆的指引，继续查勘、修复、追索。而那些流落在外的佛头，若要认祖归宗，凭的也是常惠当年记下的门牌号码。

而那个执笔标记的人，后来在抗战中辗转去了四川乐山，守着故宫南迁的文物；战后回北平，在故宫打开库门，让百姓看祖宗留下的东西。晚年的他住在北京，参与了鲁迅博物馆的筹建，还是“常悲”、“为君”——那些早年编《歌谣周刊》时用过的笔名，已不大提了。一九八五年冬天，他走完了九十一年的路。人们说起他，常提他是民俗学的拓荒人，是鲁迅的挚友，却未必都记得，九十六个空洞背后，那个蘸着红漆一笔一笔写编号的身影。

↑常惠与夫人常芝英在北京景山东街家院小憇留影。（1982年摄）

　　如今，云冈的编号体系早已更迭换代，但少数几处“常惠编号”的痕迹还隐约可辨。漆色褪了，石壁老了，可那年秋天的账，总归是要有人记的。文明的劫难，有时候不在于一把火烧得干净，而在于那些没有脸孔的佛陀站在风里，连哭都哭不出声来。常惠替它们哭了——用一罐红漆，一本账簿，和一个文化人沉默的愤怒与温柔。

九十六个空颈，九十六个从此不知流落何方的面容。那罐红漆，说到底，是那个时代替后世滴下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