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心学 第四十一节 ‍良知之迷：同一面镜子为何照出不同的结果？

张云海

你若跟一个洋人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或者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他大概会满脸茫然，不知道你在说啥。

但你若跟他说良知，他或许会点头一笑，说：“哦，良知，我知道，那是个哲学问题。”

事实上，良知这个名词已经被广泛运用于现代地缘政治和外交领域，正在成为一种可被全人类普遍接受的共同理念。

康德认为：理性的道德准则凌驾于生命本能之上，良知就是这种理性威严的内心回响。因此，即便是一个即将被处死的囚犯，只要他内心认定说谎是不道德的，他也不会向刽子手说谎。因为“不说谎”是一个“普遍的准则”

这同王阳明的说法：“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简直如出一辙！

显然，康德和王阳明对于良知的表述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建立在对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深刻洞察与理解基础之上。康德明确表示，所谓良知，就是“自己内心的法官”。而王阳明更加肯定地说：“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如此看来，康德和王阳明都认为良知是人心中与生俱来的一面“镜子”，它能帮助人们及时准确地判断意念的是非与善恶。

然而这种精神上的惺惺相惜，并没能使康德和王阳明成为哲学上的同路人。康德的“理性马车”和王阳明的“心学之舟”，在一个叫“良知”的码头上短暂相遇之后，便各自分道扬镳，走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论与实践路径。两朵看上去极其相似的“思想之花”，最终没能结出同样的“文明之果”。

康德的理性哲学一经推出，便同当时席卷欧美大陆的启蒙运动和科技革命互相叠加、激荡，形成大潮。在政治文明方面，它催生了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确立了“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理念，标志着人类自我管理模式进入了一个更高层级。在科学技术领域，康德的“物自体”概念给实证科学画出了一条清晰的“边界”，使科学家们摆脱了“终极原因”的烦恼，为量子力学、神经科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思想空间。康德也因此被誉为“哲学领域的哥白尼”，成为全世界当之无愧的顶级思想大师。

而王阳明和他的心学似乎就没有那么走运。

关于王阳明的临终遗言，文献中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吾心光明，亦复何求？”另一个说法来自黄绾所著《阳明先生行状》一文：“……廿九日至南康县，将属纩，家童问何所嘱？公曰：‘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尔！’遂逝。”

从黄绾的记载可以看出，王阳明深知他的心学理论还有许多不完备的地方，担心被后学们误解、误读。

阳明先生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早在王阳明龙场悟道，开始讲学时起，诋毁、谩骂之声就从未间断，斥其为“异端邪说”、“妖言惑众”者，呶呶嚷嚷，此起彼伏。

500年来，虽然也有几个皇上膺服于王阳明的才学事功，给他敕封了公伯爵位。官场民间，也公认王阳明是一位伟大的“三不朽圣人”。但同朱熹理学相比，阳明心学从未获得过官方认可的“显学”地位，加上内部的学派之争，致使阳明心学的传承阻力重重。总体上看，日渐式微。

本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阳明心学似乎又迎来了一个小高潮。但以我的观察，阳明心学的精神实质（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并没有真正被发掘出来，而是被刻意曲解，装扮起来，做了一件道具而已。

阳明心学在中国遭受冷遇，康德哲学在欧美受到热捧，两相比较，个中滋味，谁人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