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生活

虚空婆婆

美篇号：58689323

文 字：虚空婆婆

图 片：豆包制作

小时候，母亲带我串门，最爱去的，是老乡家。母亲总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时候不理解，只记得一进门，闻到的是不一样的饭菜香味，听到的是不一样的腔调，看到的是母亲松弛下来的神情。

走出老乡家的门，我们又回到我所熟悉的“飞地”里。这块“飞地”位于黄土高原上的千年古都东郊，一片军工企业的家属大院里。人群来自五湖四海，说不同方言余韵的普通话，是属于长安却又不完全属于长安的地方。但老乡家的那扇门，像一道有魔法的阀门，进去之后，空气都变了。

在属于同一家企业、相邻的几个街坊里，分散住着六百多号广东人。他们是同一时期从同一片土地上迁徙到北方的。见面有两种方言，客家话与广东白话。母亲说“客家话与白话完全不一样，语言不通也要认老乡”。

我那时觉得奇怪，明明都是中国人，怎么还要认老乡？后来才明白，那不只是“认”，那是“认得出”。

在那种氛围里，不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习惯吃清淡的菜，为什么说话尾音会往上扬，为什么过年时想念的不是饺子而是白切鸡和年糕。这种“不需要解释”的感觉，在异地他乡，就是一种很深的慰藉。

父母他们那一辈碰在一起说客家话，把当地菜做成客家口味，用刻在骨子里的客家节奏过日子。长安没有湿润气候，没有丰富的植被，没有围龙屋，但他们沿袭着围龙屋里的生活方式：聚拢的、互相照应的、用食物和方言维系联系的。

那团与北方迥异的气息，不是用墙围起来的，是用语言和习惯围起来的。而我，就是在那团气息里长大的。

在这块“飞地”里，客家话是“内圈语言”，普通话是“外交语言”。我在老乡家里听到的是客家话，出门上学说的是普通话，回家吃饭又切换回混合着客家词汇的普通话。

这种语言的双轨制，给我一种“口语上的双重乡籍”。

飞地里始终有两种时间在并行。一种是我当下生活的时间，另一种是父母讲述的“老家时间”。我生长在长安，但心里有一套母亲灌输的“客家历法”。什么时候祭扫、什么时候做粿、什么时候说“过年要回家”。这些仪式感，让我生活在两个时区之间。

我后来回想，为什么对客家文化有如此深的兴趣？明明我只是在长安长大？答案很简单，我是在那团“气”里长大的。那不是地理上的归属，是一种呼吸方式的归属。

我听客家话长大，却说不标准；我吃客家菜，却说不清它的做法；我知道客家的迁徙史，却没有走过那些路。但我在那个圈子里待过，我呼吸过那种凝聚在一起的气息，它在我的身体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当年父母那群远离家乡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异地他乡为自己的心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的方位。而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仅仅因为我曾经在那一团气息里呼吸过。

那团气息，如今已完全溶解在我的身体里。溶解在我吃饭口味里，我对人的感觉里，我听故事的反应里。它不再需要“老乡家”那扇门来激活，它已经成为了我呼吸的一部分。

“飞地”这个词，指的是一块不属于周围行政区域的土地。它在地理上被包围，在归属上另有所属。

“飞地”的生态环境，是形塑一种既在场又不在场的生存状态。故而，它塑造了我与长安土著不同的生命节奏和感知方式。

“飞地”不只在地理上存在，它也可以在精神上形成。我不需要生活在一个地方，就能被一个地方的气味所塑造。我只需要在那团气息里待过，哪怕只是童年时的串门、吃饭、听大人聊天，它就已经进入了我的身体。

我就是这样被塑造的。在长安生活了大半辈子，却依然带着客家的气息。物理上属于长安，精神上却被另一条线牵引着。那不是一种“身份认同”，那是一种“呼吸的惯性”。我没有办法完全离开它，因为它已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了。

这就是我在一块“飞地”上的生存史。它的生活特征是一种“有距离的在场”。

我住在一个地方，但我心里装着另一个地方的记忆；我生活在当下，但我的情感结构有一部分属于过去；我属于这个城市，但我又不完全属于它。

这种“有距离的在场”，让我既能生活在现实里，又保留一条通往远方的通道。我在长安生活了大半辈子，却始终带着客家的气息；我被客家文化吸引，却从未真正住在客家土地上。

我一直在两种归属都不完全属于我的状态里，为自己寻找一种可以呼吸的方式，把原本断裂的归属连成一条线。这条线，现在依然在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