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的中国藏品——《帝后礼佛图》与龙门石窟造像

刘海影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约12公里的伊水之滨，伊水两岸山峦对峙，称为伊阙，两岸凿建石窟，西岸称为西山(龙门山)，东岸称为东山(香山)。两岸石窟南北延续约1公里。据最近龙门石窟研究所的统计，西山现有窟龛2043个，东山有302个，合计共2345个。其中大型洞窟约有30窟，其余为小型窟龛。造像总数达10万余身，造像题记有2840余方，佛塔50余座。龙门石窟于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龙门石窟始建于孝文帝迁洛之后(5世纪末)，从龙门现存的石窟来看，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似乎已经有人在这里开窟造像了。但作为皇家主持大规模地开凿石窟，则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孝明帝期间三十多年的时期。由于龙门石窟的地理环境与云冈石窟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时代背景变化很大，形成龙门与云冈的不同风格。北魏洞窟主要在西山，著名的有古阳洞(493-503年)、宾阳中洞(505-523年)、莲花洞(521年前)以及慈香洞、魏字洞、皇甫公窟等。 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两朝的造像反映出迥然不同的时代风格，北魏造像在这里失去了云冈石窟造像粗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逐渐变浓，趋向活泼、清秀、温和。这些北魏造像，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衣纹的雕刻使用平直刀法，坚劲质朴。特别是古阳洞成了皇家石窟的代表作和反映北魏佛教盛行的典范。最有特色的是，洞中雕凿的佛像和北魏前期的石窟造像相比，艺术风格和雕像服饰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佛像上的衣饰主要是中原地区褒衣博带的款式，衣裙下部是一层一层折叠着的羊肠纹。这种人物形象，已经和中原地区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接近了很多。龙门石窟北魏时期的造像风格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推动着中国佛教造像艺术，深深的影响着唐代以后的石窟造像风格。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到云冈晚期和北魏的龙门石窟造像中，北魏汉化政策的推行，使得南朝流行的汉式装饰与造型，广为运用在佛教艺术的表现上。佛像造像汉化的风格特征就逐渐显露出来，面容得清瘦秀丽，从外来的华丽逐渐过渡到本土的朴素，造型趋于修长，菩萨着中国式样，是下身着裙，上身为自左右两肩披下的两条飘带，十字交叉在腹前，而代替了偏袒式上身悬挂璎珞的装扮，真正传达出“秀骨清像”的视觉之美，这一变化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重要象征。 洛阳地处中原腹地，西晋统一后，江南受“竹林文化”影响的名士们入洛，带来了南方文化，魏晋时期的"玄学清谈"都是以洛语为正音。洛阳经过五胡乱华的萧条，经孝文帝积极学习汉文化，魏晋时期的玄学经史、风仪雅量都影响到帝王审美和文化修养，整个北魏时期都崇尚南士风范。所以这一时期的佛像都带有士大夫和玄学气质。 龙门石窟距今已经1500多年了，它精湛的雕刻艺术、娴熟的技艺，如日中天，绝非孤立偶然。是中国几千年艺术发展长河中融汇了健陀罗、秣菟罗以及波斯、中亚民族艺术的精华而达到的顶峰。 宾阳中洞 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将其都城从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便命令工匠在洛阳郊外龙门山上开凿石窟，最先开凿的是古阳洞，与其后所开凿的宾阳洞一样，都是皇家发愿所凿。 孝文帝驾崩后，宣武帝元恪继位，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石窟一，凡为三所。” 这三个石窟即为著名的"北魏宾阳三洞”，中洞为高祖孝文帝所凿，南洞为文昭皇太后所凿，共花费24年时间。 宾阳洞洞口两侧的石壁上原来雕有两组大型浮雕，这个就是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遗憾的是现在如果我们去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的两侧只留下了两个触目惊心的大疤痕。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已经被盗多年，现在陈列在美国纽约的大都会美术馆和堪萨斯州的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 宾阳中洞南壁、西壁和东壁的造像宾阳洞：龙门石窟第104、140、159窟，2010年 如今，参观拥有1500 年历史的宾阳中洞的游客大多会被洞窟内体量巨大的造像所吸引，但他们却无法体会到古人的到访经历。当古人离开洞窟时，他们有机会欣赏到刻画在东壁的浮雕。这组跨越洞口两侧的浮雕由四个部分组成，表现了佛教经典中的经变故事、皇家游行和奇异生物。20世纪初，这些浮雕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盗凿，并在随后几年被西方博物馆收藏。尽管这些博物馆对它们进行了修复，但许多残片却已经遗失，壁面上也只留下残存的斑痕。 宾阳中洞深12米，宽10.90米，高9.3米，洞内正壁中央供奉着释迦牟尼跏趺坐。窟口内壁两侧各有一个上下四层的浮雕，最上层是“维摩变”；第二层是佛本生故事；第三层就是著名的帝后礼佛图；最下一层是“十神王”浮雕像。 东壁浮雕线图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绘河南洛陽龍門石窟の研究 这里展示的是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绘制的线图，表现了浮雕遭到破坏之前的样子。图片中的浮雕看起来是一个平面，但它们都从拐角处延伸至相邻的壁面。 左侧壁面最底层刻有人神合一的十神王像，左右各五身。从北向南依次为风神王、龙神王、狮子神王、树神王和河神王。 洞口右侧表现了鸟神王、象神王、火神王、珠神王和山神王。 浮雕神王像残迹，东壁，北侧拍摄2016年。蒋人和摄 佛教经典中并没有关于十神王的记载, 它们在佛教遗迹中的出现也仅仅持续了一个世纪左右。在20 世纪初期的盗凿中，这些位于壁面底部的浮雕幸免于难，但如今却已大面积损坏。 十神王像的上面刻有两幅表现皇家出行的浮雕, 名为《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后礼佛图》。这组浮雕被许多20世纪初的西方学者视为中国雕塑史上的杰作。 沙畹拍摄的《皇后礼佛图》（图片来自网络） 《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历史照片周裕泰拍摄出版于（法）沙畹：《华北考古记》（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1909年。(请横屏观看) 1907年，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考察龙门石窟时，委托北平（今北京）照相馆的中国摄影师周裕泰为其拍照记录。在拍摄《帝后礼佛图》浮雕时，周裕泰特别注重空间语境，将相邻的胁侍菩萨以及浮雕在南北两壁转角处的延伸部分一并纳入镜头。这种取景方式表明，周裕泰并未将浮雕视为孤立的平面图像，而是作为融入三维空间的雕塑整体加以呈现。 《文昭皇后礼佛图》，东墙、南墙周裕泰拍摄，1910年Charles Lange Freer Paper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Utai摄 1910年，周裕泰受弗利尔 (Charles Lang Freer) 委托，再次拍摄宾阳中洞。这一次，他将机位后移，使整幅浮雕完整呈现于单幅底片之中。 正如这张拍摄于 1910 年的照片所示，《文昭皇后礼佛图》位于洞口右侧（南面），从拐角处延伸至南壁。 20世纪30年代,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馆长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 1907-1988)多次参观宾阳中洞, 见证了《文昭皇后礼佛图》逐渐消失, 直至荡然无存的过程。 《文昭皇后礼佛图》原址留影1923年摄影：岩田秀则 (Hidenori Iwata) 这是该壁画于20世纪30年代初毁损前，仅存的几张照片之一。 《文昭皇后礼佛图》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史克门最终在世界各地的多个古董商手中找到了大量《文昭皇后礼佛图》的残片。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购得大部分残片，并于1941年完成了对这件浮雕的修复。该馆对此次修复过程的细致记录在2023 年完成的数字复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皇帝的母亲文昭皇后(1469-496)头戴莲冠，出现在浮雕中间偏左的位置。她由数名侍从陪同,，其中一名手持香炉的侍女走在她的前面。另外两位头戴莲冠的皇室人物也由侍从服侍。 《皇帝礼佛图》，东壁、北壁FSA A.01 12.05.GN.0901911 年 2 月Charles Lange Freer Paper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Utai摄 中国摄影师周裕泰为弗利尔 (Charles Lang Freer) 在 1910 年 10 月至 1910 年 10 月至 19 年间前往河南省龙门石窟寺以及随后到浙江省杭州市的短暂旅行期间拍摄的玻璃底片。 位于洞口左侧（北面）的《皇帝礼佛图》从拐角处延伸至北壁，刻画了一组身着袍服的人物形象，簇拥其间的侍从手捧贡品。 出行队伍中体量最大的人物(中间偏右)高近六英尺，表现的很可能是皇帝故去的父亲孝文帝(467-499)。这件浮雕表现了他将一枝香插入香炉的的场景，周围是手持扇子华盖的侍从。 与《文昭皇后礼佛图》一样,《皇帝礼佛图》也在20世纪30年代遭到盗凿。 《皇帝礼佛图》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20世纪30年代中期,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获得了一批据说属于《皇帝礼佛图》的残片, 并在不久后展出了这件浮雕的复原件。据报道, 盗凿《皇帝礼佛图》的计划是由时任远东艺术部主任的普艾伦(Alan Priest, 1898-1969)发起的。洞窟中的浮雕从拐角处一直延伸至北壁, 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复原件却是一个平面。 诃萨陲那王子浮雕，东壁、北壁1910年。Chavannes, E., France. Ministè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 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 belles-lettres. 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Ernest Leroux 第三部分刻有两则表现释迦牟尼前生事迹的本生故事。从这张1909 年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洞口左侧刻画了诃萨陲那王子以身饲虎。 这件浮雕应该从右向左欣赏：右侧，诃萨陲那王子的两个兄弟站在竹林里互相交谈。其中一人指向跪在母虎和小虎面前的诃萨陲那王子。在左边更远的地方，诃萨陲那王子再次出现，从山崖上跳到饥饿的动物面前。 须大拏太子浮雕残迹，东壁、北壁刘景龙，《宾阳洞：龙门石窟第104、140、159窟》，2010年 如今，浮雕中的所有人物形象均已遗失，只剩下母虎、小虎以及周围的山丘、竹林。 须大拏太子浮雕，东壁、北壁1910年。Chavannes, E., France. Ministè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 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 belles-lettres. 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Ernest Leroux 洞口南侧的浮雕刻画了须大拏太子的故事，他的过度施舍导致作为国王的父亲将其驱逐出国。 从左向右欣赏这件浮雕，须大拏太子和他的妻子首先向父母告别，接着携带妻儿进入山林，最后遇到一位高僧和手持禅杖的因陀罗。 诃萨陲那王子浮雕残迹，东壁、北壁刘景龙，《宾阳洞：龙门石窟第104、140、159窟》，2010年 与表现诃萨陲那王子以身饲虎的浮雕一样，这件浮雕中的人物形象也被盗凿一空，只剩下残存的风景部分。 维摩诘浮雕，顶部，北侧拍摄约1912-1913年。Friedrich Perzyński. Von Chinas Gōttern (Munich: Kurt Wolff Verlag, 1920), 图版27 东壁上部刻有维摩诘与文殊对坐说法的场景。这则宗教故事记载于《维摩诘经》中，表现了佛教的超越性、空性和虚幻、性别观以及壮丽宏伟的佛界等主题。 在这件浮雕中，洞口左侧盘膝而坐的人物形象是文殊，维摩诘位于右侧。 维摩诘浮雕残迹，东壁、北壁刘景龙，《宾阳洞：龙门石窟第104、140、159窟》，2010年 浮雕中的一些体量较小的人物形象得以幸存，而维摩诘与文殊则均已遗失。据了解，维摩诘浮雕的部分残片被保存下来，并于 1939 年由一位生活在北京的名叫奥托·布彻德(Otto Burchard, 1892-1965) 的古董商运往美国。 保存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库房的维摩诘浮雕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9年 作为一名犹太裔德国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彻德在世界各地的业务面临着众多阻力。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史克门和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 Fogg Art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的华尔纳( Langdon Warner, 1881-1955)都表现出对维摩诘浮雕的兴趣,，但同时表达了对它保存状况的担忧。1940 年,，维摩诘浮雕被美国政府扣押，并于 1944 年拍卖给Myron S. Falk Jr., (1906-1992 )。Falk将这件浮雕借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数年,，并最终于 2001 年将其遗赠给了华盛顿特区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 原“弗里尔与赛克勒美术馆”)。 尽管宾阳中洞的许多造像在 20 世纪初的劫掠中得以幸存，但这个重要的文化和宗教遗迹却已经遭到了很多破坏。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与西安交通大学合作，对宾阳中洞受损或缺失的部分进行数字重建。其中第一个项目已于2023年完成，实现了对《文昭皇后礼佛图》的数字重建。目前正在展开对宾阳中洞其他受损部分的研究。 《皇后礼佛图》浮雕数字化复原的三维模型 2019年，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与西安交通大学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合作，启动了由西安交通大学贾濯非教授主持的项目，对《文昭皇后礼佛图》进行准确的数字复原。此模型作为“海外流散中国艺术数字化工程“的一部分，由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与西安交通大学三维数字造型艺术中心提供。 项目组根据汉学家们拍摄的老照片，把纳尔逊博物馆展出的《皇后礼佛图》做了各个部分的真伪甄别和信息采集，再逐个甄别龙门石窟保存的其余浮雕碎片，以计算机虚拟拼接和残片，最后进行3D打印。他们努力恢复的，是“皇后礼佛图”原本的样子，而不是在海外被修复过的“变形”。 借助三维扫描、数字重建与扩展现实（XR）等新技术，我们得以在古人的视觉经验之上，叠加新的认知维度。通过操控虚拟镜头、调节光照、模拟身体在空间中的移动，三维成像为我们提供了具身而动态的观看方式。当这些全新的阐释与历史体验产生共鸣或碰撞时，又将催生何种新的解读？让我们以崭新的目光，重新凝望《帝后礼佛图》浮雕。 《皇帝礼佛图》与《皇后礼佛图》文物流失 龙门《皇帝礼佛图》与《皇后礼佛图》被盗是中国文物外流史上的著名事件。前者已确知是被普爱伦“定采”的。普爱伦 (Alan Priest) 是大都会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亚洲业务主管，早年曾在中国居住多年，研究语言和艺术，深深地沉浸于中国文化中，甚至遭到美国同行的讥笑。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曾对哈佛教授兰登·华尔纳盗采中国文物的“业绩”表示震惊，但后来他自己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即1934年与北京古玩商岳彬签订秘密合同“定采”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皇帝礼佛图》浮雕。 虽然这类事情在混乱的旧中国屡见不鲜，但在普爱伦的个人历史和大都会博物馆的历史上，都是一个无法抹杀的污点。这个事例也许还能说明道德是环境的产物，无法无天的环境能激起人性深层的恶，让绅士摇身变为盗贼。 在这里不得不重点提一下兰登·华尔纳（Landon·Warner），他出自以血统为傲的波士顿婆罗门家族，在波士顿美术馆当过艺术学徒，师从《茶书》的作者冈仓天心。 镀金时代的美国，渴望遥远的东方成了一大批人应对粗痞不堪的混乱时期和后达尔文时代的空虚， “许多波士顿人和哈佛大学人前往日本和中国，他们所抱的态度前所未有，充满寓意。在波士顿人中，东方艺术是一种时尚，他们要使自己的城市充满伟大的收藏。” 最早访问龙门石窟的外国探险家应该是日本的学者冈仓天心。这个人后来他还当上了波士顿美术馆亚洲艺术部的主任，1893年，冈仓天心无意发现了龙门石窟遗址，他拍摄了一些照片，后来在日本用宾阳中洞石窟的幻灯片举办了讲座。1904年，日本摄影师早崎稉吉（1874-1956）造访龙门石窟，拍摄了已知最早的《帝后礼佛图》及宾阳中洞造像的照片。 1907年，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考察龙门石窟时，委托北平（今北京）照相馆的中国摄影师周裕泰为其拍照记录。他在那里待了12天，对石窟进行测量、拓片和拍照。1909年，沙畹在《华北考古图谱》中发表的照片，无意间成了外国买家的“购买图录”，欧洲的古董商们向他们在中国的代理标注了龙门石窟的照片；代理们再根据这些照片订货，委托当地的盗贼盗取雕像；1911年至1949年，西方放恣掠夺，有96个主要洞窟被洗劫，这些雕像现如今四次散落，遍及大阪、多伦多、苏黎世、华盛顿，再到旧金山和波士顿。 到1910年的时候，美国著名的收藏家弗利尔也参观了龙门石窟。我们知道华盛顿著名的弗利尔美术馆，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1914年，华尔纳访问了龙门石窟。当时这两幅礼佛图还在，洛阳的治安官警告他说仅在龙门石窟的外面就有一千名盗贼，军队每天晚上都要出动与盗贼发生冲突来维持正常的秩序，他发现“龙门石窟最近遭受的破坏，如我们听说的一样糟，随处可见被打掉雕塑头像的新茬儿。” 华尔纳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美学思想作为搜集艺术品的标准，当他在浏览这些龙门石窟的照片时，被供养人文昭皇后和孝文皇帝的两幅浮雕所吸引。他在给波士顿美术馆的信中这样写道：你“可以看到古代中国雕塑在全盛时期的样子。请留意那些礼佛人物，它们的构图与罗马万神庙的装饰雕刻一样好，至于那些浮雕的线条，我认为它们也毫不逊色……西方应该能够接触到那座顶级中国雕塑宝库，那是一座尚未开放的万神殿，堪称整座雅典卫城，等待着人们去学习研究。” 1922年，华尔纳任宾夕法尼亚艺术博物馆（现费城博物馆）的馆长，之后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任东方艺术研究员，为了给Fogg Art Museum 收集藏品，他两次领队前往中国。1923 年 8 月，华尔纳一行乘火车到达河南府，当地军阀吴佩孚在自己的司令部接待并宴请了考察队，还安排考察队参观了龙门石窟。同行的还有他的得意门生，后来盗卖《皇帝礼佛图》的普艾伦 (Alan Priest)。 后来华尔纳推荐自己的学生史克门 (Laurence Sickman) 去中国收集文物，他们两人去北京琉璃厂见古董商，到天津拜会溥仪，观看他的收藏。史克门在北京混的如鱼得水，与古董商打得火热，那些没落的老贵族们和地方军阀官员们不得不私底下处理掉的重要收藏，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据史克门自述，他曾于1931年1933年两次去龙门考察。 1931年秋天，当史克门第一次来到龙门石窟时，那幅2.74米宽的《帝后礼佛图》和接近3.96米宽的《帝王礼佛图》浮雕仍在宾阳中洞里面完好无损。史克曼在龙门待了一个星期，委托人制作它们的拓片，记下了大量笔记。1932年末，他开始在北京古董商的店铺里见到龙门石窟的碎片。到了12月，史克曼找到了北京国立图书馆馆长、古物保护委员会成员袁同礼。“我告诉他龙门石窟的状况，请他在权限范围内保护龙门石窟。他回答说：如果外国人不停止购买雕像碎块，破坏将会持续进行。对此，我的答复是：实际上，据我所知，没有外国人试图购买任何雕像碎块或碎片……除非它们在北京的市场上出现。到了那时，再想控制走私会是白费工夫。从另一方面讲，在龙门石窟阻止掠夺其实极其容易。此时，我提出建议，从对中国艺术感兴趣的外国人中筹款，在龙门石窟部署一些警察。袁先生说那种帮助没有必要。” 另一封来自袁同礼的信问道：“找出那些收留龙门石窟雕像店铺的名字，对你来说是否过于麻烦？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从源头制止肆意破坏，如果你能向我提供那些信息，我将对你特别感激。”史克门拒绝向他透露古董商的名字（袁同礼后来在对美国所藏中国艺术品进行核查、记录方面成了一名先锋）。 1933年3月，在当地一位官员的陪同下，史克门再次访问了龙门石窟。他回忆道：“在许多公元500年至公元525年的早期洞窟中，雕像的头部不见了。在有的地方，墙上和佛龛中的整个雕像被砍掉。《帝后礼佛图》浮雕的大部分，以及几个人物头像已不翼而飞。” 1934年1月底，史克门向华尔纳报告说他在北平简陋的古董店看到《帝后礼佛图》的浮雕碎片，Otto Burchard已买下《帝后礼佛图》1933年消失的两个女性头像。“那时，我们开始听说，越来越多的浮雕碎块正流入市场……经过与Burchard博士仔细讨论，我们决定，尽我们所能收集该浮雕的碎块。我们的目的，是保护那尊北魏最佳典范雕塑的安全，尽可能对其进行保护，使其接近完整。向中国政府报告此事已为时过晚，破坏已经造成……显然，无论龙门石窟还遗留了什么，那尊浮雕在原址的价值已经丧失。因而，尽我们所能收集其全部碎块，用我们掌握的资金对其进行认真修复，似乎成了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大帮助。” 华尔纳令他立即买下，史克门随即在各大文物市场收集剩余的礼佛图残片。他先把主体的石头买下，剩余的碎块分散在国内的各大城市。他从北平、上海、郑州、开封等多处地方购买到许多碎块。到了4月，史克门相信他已成功征集到浮雕的绝大部分碎块，并且在这三个月时间里拼接出修复的浮雕。1934年5月，他准备了3个箱子，运送两大块经过修复的浮雕。为此，史克曼需要得到吉姆•普卢默的帮助，通过上海安排运输，以躲避天津港口海关的仔细查验。当时，普卢默在中国海关部门工作。在给普卢默的一封信中，史克曼细述了那些“中国拼图”长达一年的冒险故事，并要求普卢默读信后予以销毁。 到了5月底，史克曼给华尔纳写了封信：“3个大箱子已经离开，困难重重。我感觉自己年轻了3岁。” 1934年6月他陪着费正清夫妇第三次访问龙门石窟时，帝后礼佛图已经不翼而飞。而且吃惊地发现，他得到的浮雕，比他想象中要少很多。更糟糕的是，他担心自己购买了一些赝品: “当然，所有头像和一些服饰皱褶残块都是原物，另外一些皱褶残块可能还在北京。我们拿到的一些碎块，次序有些问题。” 《皇后礼佛图》浮雕虽然是1940年购藏的，但其流失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都会的普爱伦勾结北京的古董商岳彬“定采”《皇帝礼佛图》时一起遭殃。 《帝后礼佛图》浮雕遭受破坏的流言传至纽约。1934年夏天，普艾伦挥舞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远东部主任的旗号，也来到了龙门石窟，此时那幅他十年前为之倾倒的《帝王礼佛图》浮雕已经因局部的蓄意破坏以及不法盗掘者的洗劫，而在洞窟壁面上变得几乎荡然无存。 此行使普艾伦下决心参与到剩余战利品的竞争中。1934年秋天，他来到当时北京琉璃厂最大的古玩铺“彬记”，指定“彬记”的老板岳彬帮他去盗掘《帝后礼佛图》，他与岳彬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收购合同，以五年为期，由岳彬设法派人将这座大石雕凿成碎块，运往美国。合同规定，同意支付4万美元购买他手中《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的6个头像。盗贼们则根据与岳彬所签的合同，将仍留在龙门的浮雕其他部分敲掉。岳彬拿到另外13个头像时，会得到1万美元。合同规定：“如果山里面出事”以及“条款未能履行”，则合同作废。 盗贼们根据与岳彬代理所签的合同，将仍留在龙门洞窟浮雕的其他部分敲掉盗走。美国汉学家倪雅梅（Amy McNair），对龙门遗址进行过详细研究，她在《龙门石窟供养人》一书中指出：“那份合同一清二楚地表明，当时，浮雕的其他部分尚未被盗。” 之后岳斌就找到了洛阳东关当地的一些古玩商帮忙，他们勾结了当时活跃在龙门一带的土匪强盗，还胁迫了当地的一些时职工跟他们一起盗凿这个帝后礼佛图。洛阳龙门镇附近的一些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只要发现有盗凿的窃贼马上敲锣打鼓。这些土匪们就改变了策略，他们开始让石工在深夜来盗凿，他们先把这些浮雕的头部凿下来，然后用锤子凿子把浮雕一块一块的凿下来。凿下的石块装进担子里，天亮前就挑走。石工盗凿的时候，土匪就在洞外拿着枪放风，一旦发现附近有人经过就用暗号通知洞内的石工暂停敲打。 饥饿的村民砍掉了浮雕，向当地军队行贿，把它们装入麻袋运往保定。在北京对其进行拼接。因为行为鲁莽，也没有进行编号。据岳彬大徒弟丁兆凯回忆，1934 年的一个冬天，普爱伦前去验货，对着一堆石头碎片大为光火，岳彬便承诺会将这些碎石拼好。普爱伦此时也趁机杀价最终价格定在了一万四千元。为不让普爱伦再次反悔，岳彬提出订了一份合同。 他找来一些高手，根据《帝后礼佛图》照片进行粘接和拼装。由于浮雕实在被凿得破碎不堪，修复难度很大，为了向普爱伦交差，岳彬在拼不了的地方就按照照片添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帝后礼佛图》中会有很多缺失、谬误和复刻的地方，例如如今在美国展出的孝文帝戴的头冠与老照片中并不相符，大小也只有原作的七八成，这就是岳彬等人凿碎后重新修复的“杰作”。1909年沙畹拍摄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浮雕位于东壁和北壁，在东北拐角处有一个明显的转折。为了处理这个拐角，工匠们在这里别具匠心地雕刻了一棵菩提树。菩提树左侧，也就是洞窟北壁上又有8个人物。他们与东壁上的人物在方向、形态上完全一致，是礼佛队列的一部分。而大都会展出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被镶在一块展板上，别说拐角，连菩提树也没了。为了让东壁和北壁上的人物联成一体，修复人员还故意在菩提树的位置多做出许多人物的衣纹褶皱。 大都会博物馆展出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上有许多莫名其妙的部分。浮雕的人物头像都独立于身体之外，大多跟下面的身体对不上碴儿。有些雕刻的人物头像相对完整，可是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黑色，与浮雕整体色调极不和谐。 由于北魏孝文帝礼佛图不是以人物大小来表现身份高低的，只能通过人物的神态、布局和冠饰来分辨哪个是核心人物北魏孝文帝。负责盗凿的石匠，乃至岳彬本人，很可能对浮雕中的人物关系一知半解。因此，在盗凿过程中魏孝文帝所戴的冕旒被破坏了。如今展出的浮雕中，北魏孝文帝的衮冕顶部没了，垂下的缨带也没有了。看起来，北魏孝文帝就像戴了一顶普通官员戴的进贤冠。 当时普爱伦看到成果并不满意，最终未按合同付款。但《帝后礼佛图》就此离散故土、远渡重洋，来到了美国博物馆。 当地一位古董商代理内利•赫西，提供了一份虚假运货单，用以欺骗海关官员；然后把石雕碎块运至纽约。1935年，普艾伦经由海关内线将《帝后礼佛图》残片运回美国后，立即找来许多专家学者，希望将两幅礼佛图重新拼接完整，但未能如愿。普艾伦将已拼接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卖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后，它一直成为该馆主要亚洲艺术展厅中的骄傲。宾阳中洞的墙壁上则留下了永远无法弥合的斑驳凿痕。 而由于《皇后礼佛图》无法复原，根本无法拼合，就没有人愿意来买。普艾伦将礼佛图碎片，全部拿到文物市场上分片出售。 这个好机会，又恰好被史克门给抓住。正在北京的Sickman听到礼佛图在美国出售的消息，立即返回国，并随即在各大文物市场收集剩余的礼佛图残片。有一个头像甚至远在德国，他送回去一箱又一箱的石头到纳尔逊，然后这些石头在地下室默默呆了几年。纳尔逊博物馆和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联合买下了这批碎片。Sickman前后花费了五年的时间，最终也没有将全部碎片完整收集，仅收回约三分之二。所幸的是他曾在龙门石窟宾阳洞做过礼佛图的拓片和照片，可以依照拓片照片来复原。 1939年底起史克门和堪萨斯艺术学院的一位雕塑家，根据照片和拓片，用了两年时间拼接修复这件浮雕，他们花费不少心力来粘合，有些缺失的部分用模型代替，最后这幅看似完整的石刻才最终重见天日。 20世纪30年代末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修复过程中，粘贴于网格背衬上的浮雕残片。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供图。 浮雕的表面被填充了大量石膏并涂上与原石相匹配的颜色。另外，这座浮雕在洞窟中从东壁延伸至南壁，呈90度转角，而博物馆在1941年完成的修复只复原了东壁的浮雕。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照片: 显示有石膏填补修复痕迹的浮雕残片。 经过将近二年多的努力，纳尔逊博物馆最终完成了《文昭皇后礼佛图》三分之二的复原，最终比《皇帝礼佛图》修复效果好。 1940年，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博物馆同意，考虑到《帝后礼佛图》浮雕的重量和脆弱性，它不应该被分离，不应该每隔几年在两馆之间运来运去轮流举办展览。于是，福格艺术博物馆接受了纳尔逊博物馆提出的对策：由其返还福格艺术博物馆购买该浮雕的预付金，使以总价32，000美元征购的《帝后礼佛图》，得以永久留在堪萨斯城。1941年，复原后的《皇后礼佛图》陈列在纳尔逊博物馆新推出的中国绘画和雕塑展厅中。 尽管史克门在华尔纳的唆使下取得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但他的心情很复杂，他曾写道：“自公元6世纪来，那些一直存在洞窟一直都在，而这些在一千四百年的一年间消失。他们会变得和希腊雕塑一样有价值和稀有。” 史克门（1967年）：“那些浮雕很像我们人类，一个遭受了严重事故的人。整容医生的技术让朋友们还认得他。但是，他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所有关心中国文化传统的人，都会更希望《帝后礼佛图》浮雕仍然留在遥远的河南省。它在那里出生，是宾阳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后，史克门又写道（1981年）：“……在兰登•华尔纳的煽动下，作为拯救行动，整个项目得到了爱德华•福布斯的资助。最终，堪萨斯城美术馆从福布斯先生手里买下了那个项目。对我个人而言，如果它从未离开宾阳洞，我会为此付出我的所有。”从这段表白中，不难看出他对龙门石窟遭受的破坏怀有愧疚之意。不过，当年为那些盗凿龙门石窟的行径提供“动力”时，史克曼可是没有丝毫犹豫。 虽然这是对中国艺术的极高评价，但是龙门石窟因为这些对美的贪婪而哭泣，有96个主要洞窟被洗劫，这些浅浮雕被盗贼们切割、锯断成碎片方便运出北京。质疑者认为大批持币待购的收藏家和收藏机构即使没有“定采”文物，也是文物盗贼们的销赃出路，客观上有鼓励犯罪的作用。虽然史克门一直公开声称，自己收集文昭皇后礼佛图的碎块是为了保护“那尊北魏典范雕塑的安全”，但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哪些碎块是早就被凿下来的，哪些是因为他的收购而被有目的地凿下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雕塑家刘开渠等人的呼吁下，倒卖文物的岳彬被人民政府法办处决，最终病死狱中。调查组在岳彬家翻查，找到了他与普爱伦的交易合同等多项实证，也在他家找到两箱子碎石。1953 年，青岛海关在清理海关仓库时，意外发现了部分《帝后礼佛图》的浮雕碎片，这是当年尚未运出的货物。这些珍贵的碎片，最终通过北京故宫博物院转交给龙门石窟，被珍藏在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的库房内，迄今还未整理修复，但经过拼接后可以看出大致轮廓，人物基本齐全，只是都缺少头部。现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陈列的《皇帝礼佛图》，估计除头像为原件外，其他部分都是岳彬一伙参照图片复制的赝品。纳尔逊的《皇后礼佛图》的可靠性则为业内公认，虽然也是碎块复原的，但比较完整，修复也比较高明，基本看不出明显的破损。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在纳尔逊博物馆展出前，中方代表就严正要求将《皇后礼佛图》撤下，否则中国的文物不予开箱布展。最终馆方做出妥协，将《皇后礼佛图》暂时用木板遮盖，展览才得以如期举行。 皇后礼佛图 / 帝后礼佛图Offering Procession of the Empress as Donor with Her Court北魏，522年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河南洛阳Gallery 204 <a href="https://www.meipian.cn/350v0zzt" target="_blank">漂泊在美国的中国艺术(一)—美国博物馆收藏的佛教及石刻艺术</a> 佛像馆中最著名的就是展厅尽头的来自龙门石窟宾阳洞的北魏《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堪萨斯美术馆二楼的这个展览厅门口立着两根石柱，展室内没有悬挂的灯光，灯光是从门口照进来的，借着这种昏暗的灯光，我们看到了墙壁上镶嵌着一副石版画，走到近前，仔细分辨，才发现这就是著名的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构图饱满，人物婀娜，仙袂飘举，令人心折。 原来这个展览室之所以这么陈设，就是为了营造出当年陈放这个文昭皇后礼佛图的气氛，堪萨斯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这个展厅的灯光这么设计，光线从门口照进来，正是要仿照当年龙门石窟石窟内自然光线照进石窟的角度。 在龙门，继云冈石窟的先例之后，一系列宏伟的石窟寺庙被直接开凿于绵长高耸的石灰岩峭壁之中。这幅浮雕所在的宾阳洞，是在皇室的资助下于公元523年竣工的。在洞内门扉左侧（观者右侧）的一幅类似浮雕中，刻画了皇帝及其随从的形象；而在门扉的右侧，则刻画了皇后及其侍从。这些浮雕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北魏皇室对佛教的虔诚信仰。那尊佛像被雕刻在石窟寺庙的尽头处，这些浮雕旨在作为皇帝与皇后向佛像进行礼拜供养这一神圣时刻的永恒纪念。画面中央的人物头戴莲花冠，极有可能是皇后本人；而旁边那位头戴同样冠饰的较小人物，则可能是侧后位的嫔妃。 礼佛图雕刻的内容是皇后率领侍从们前去礼佛的场面，身穿袈裟的比丘尼在前引导，皇后率先，后面跟随有妃嫔侍女。整个浮雕画中的各个人物长裙飘逸、宽袖的垂承，人物都修长清秀，以拉长的线条层叠垂展；构图复杂、人物众多，多样变化中不失统一。运用了高浮雕和低浮雕手法，既洗练的强调外轮廓线具立体感，又开启隋唐佛像的圆润写实，日趋世俗化的趋势。 这幅雕刻是现存中国雕塑艺术品中最为令人赏心悦目的一件。从风格上看，它展现了当时中国雕塑中世俗化的一面，这种特质在那些更为僵化、保守的宗教造像中是难得一见的。承袭宫廷艺术的传统，画面中的人物被赋予了修长纤细的身形比例，呈现出高腰线、且髋部微向前倾的姿态。这种处理手法极大地提升了衣褶与袖摆那修长、柔和的曲线之美感。同时，它也赋予了这支行进队伍一种庄重威严的气势，使其呈现出一种优雅且富有节奏感的行进动态。尽管人物头部的布局遵循了一种基于“交错倒置三角形”的几何构图模式，但通过侍从们各异的手势与姿态，整个场景依然流露出一股自然随性的生动气息。此外，人物的群组排列也处理得恰到好处，成功营造出了一种富有层次感的空间深度。 这幅雕刻在设计上经过了精心的调整，以充分考量并利用从洞口斜射而入的光线。值得注意的是，人物的面部结构经过了以鼻梁中线为轴心的微调与变形处理：鼻梁被刻画得格外挺拔突出，而面部的侧后方轮廓也得以更充分地展现出来。这种调整手法巧妙地利用了斜射光线，通过投射出强烈的阴影效果，使得画面中的人物形象更具立体感与“可读性”。同样地，人物衣褶的刻画也经过了相应的调整，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洞内那幽暗且具有侧扫效果的斜射光线。 菩萨头像 Head of a Bodhisattva北魏 (386-534 C.E.)，ca. 515-520 C.E33-1541Gallery 204龙门石窟，河南Dr. Otto Burchard;Purchased from Dr. Otto Burchard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3. 这座佛头也是来自于龙门石窟，是北魏时期的精品。头戴冠冕；前额和太阳穴平坦，高挑的眉毛入鬓，狭长倾斜的眼睛微微眯着，平坦深裂的下巴。同样是古拙的微笑(archaic smile)，有一种超越人类特殊性的普遍而永恒的均衡美。面部特征呈现该时期的古风样式，鼻部经局部修复。 龙门石窟中约公元500年至525年间的中国佛教造像堪称现存石刻艺术中早期风格的典范，无论高浮雕还是浅浮雕。这一风格的面部特征包括：扁平的额头与双鬓，眉弓高挑且呈几何状弧度，双眼细长微斜如一线，面露古朴的微笑，下巴扁平且有一道深邃的凹痕。其所呈现的意境，是一位超脱凡尘的存在，已然升华至超越人类个体特质的境界，臻达一种普遍而永恒的平衡之境。 守护狮 Guardian Lion唐 (618-906 C.E.)，ca. 681 C.E.33-670Gallery 204万佛洞（志云洞），河南龙门石窟With Otto Burchard, Peking (today Beijing), by March-July 1933;Purchased from Burchard, through Laurence Sickman, b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