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队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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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77年9月5日的午后，一辆牛车将我带到了一个叫广东国营太平农场三队的地方。来接我的是当时三队的司务长陈锦润，一位潮州知青。

牛车在从场部通往三队的崎岖山路上，摇摇晃晃、吱吱扭扭地颠簸着。坐在车上的我，内心既忐忑，又有一丝按捺不住的期待。

这是我人生的另一个起点，也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不知道未来等待我的，会是怎样的生活和命运？

但从此，我履历表上的第一栏，“工人”二字便被永久定格了。

　　

在那个学制缩短的年代，我高中毕业参加工作时，还没到16周岁。

刚踏入社会，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不用上课，每天像一只自由的小鸟，欢快地喳喳叫着，跟着大伙去干农活。很快，我便融入了新环境，也开始学着工友们说一些粗口话。

三队位于吊罗山脚下的一个小半山腰上，地势由高到低，凹凸不平。向阳处横着三栋瓦房，分两排，前面两栋并排。瓦房左右两侧是各家各户的小伙房，这也是当年农垦生活点的标配。

后面那栋瓦房的右边，是一栋新盖的茅草房，我被分配在右边最靠边的那间。

室友是来自潮安彩塘的许佩云。她扎着两条短辫，眉毛浓黑，小翘的鼻翼上有几粒雀斑，嘴唇略厚，话不多。

推开房门向右望去，吊罗山脉便横亘在眼前，夜晚还能听到山脚下叮咚作响的清泉声。

吊罗山很美，美得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一会儿乌云压顶，一会儿白云盖帽，一会儿又一缕流岚在半山腰萦绕。

山的颜色也会随天气季节变幻，时而含黛，时而青翠。

那段时间，因为知青陆续回城，工人出现缺口，农场便从场职工农村籍的亲朋好友中新招了一批工人。三队新来的职工都安排在这栋新盖的茅草屋里。

每天一放工，我就哼着小曲，提着桶到队长文坚家舀热水冲凉，因为队里没有公共浴室。文坚队长的爱人陈雪梅阿姨善良温柔，话不多，人很好。

然后，我又到陈芳亮小伙房的门口洗衣服。那里有一股从山上直接引下来的山泉，24小时哗啦啦地流个不停。

虽然大伙房的伙食不算好，但四周景色优美，每天出工又开心。一切都觉得那么美好。我想，生活也不过如此了。

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但那年那月、那情那景，仍会不时在我脑海中闪现。

刚参加工作时，我每月工资是22元。记得领到第二个月工资后，我就请假去县城营根玩两天。我不时摸着裤兜里那个椭圆形的塑料钱包，里面的16.6元，就是我的全部身家。

那晚，我豪气地花了两角钱，请同学的妹妹去琼中县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散场回来一摸口袋，完了，钱包没了，银两归零，我又得重新当牛马了。第二天，我便蔫蔫地打道回府。

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只要银行存折里存满800元，就可以一辈子不用干活了。

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把自己当年这个“存款800元”的梦想讲给别人听，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我当时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当年与我一同分配到三队的职工子弟，还有周建强和储长胜。

储长胜家本就是三队的，他父亲是我的班长。后来他去部队当兵，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我家和周建强家住在同一栋房，在此之前，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跟对方讲过。但因为一同分在三队，每到星期天晚餐后，我妈妈和他妈妈就会吆喝着，让我们搭伴一起回连队。我也怕黑，想着路上有个伴总是好的。

三队沿着大河边走，路很窄，勉强够一辆车通过，路中间有一条凸起的泥草埂。

我们一人拿着一把手电筒，各走一边。

每一次夜行都让我心惊胆战的，怕传说中会从水里跃出来吃人的水獭，也怕蛇，甚至怕有人突然从路旁的草丛里跳出来。

有一次，我怯怯地问他：“你怕不？”他细声说：“怕。”

路上，我们常常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可一登上连队的那个斜坡，看到连队的灯光，两个人立马分道扬镳，然后一个星期内都互相不再说话。哪怕是去打饭，对面看到也像互不相识似的。

记得有一次，我上山挖穴的时候不小心挖到一个马蜂窝，我被马蜂蛰到了脚面。当时头“嗡”的一下，我当场就吓哭了。

第二天，我的整个脸肿得像猪头，脚也肿得像个馒头。当时他啥也没有说，但重逢后，每次见面，他都会重提“猪头”这件事来说笑。

三队与场部之间，隔着一条大河。河那头，只有三队一个连队。

一个星期天下午，上游发洪水了，大河一下子涨了好多，枯树枝什么的都冲了下来。

为了不耽误明天的出工，我俩在爸妈眼皮底下，把一条裤子的裤脚扎紧，用裤头往水里一压，就弄出个简易的“救生圈”。套上它，我们毫不犹豫地跳入湍急的水里，使劲游向对岸。

在对岸的斜下方接近岸边时，周建强拉了我一把。上岸后，我们浑身湿漉漉、哆哆嗦嗦的，就往三队赶了。

许多年后，我一直在想，当时我们父母的心怎么就那么大？我的游泳水平也不过是只会两下狗刨式，他们就不怕我们被树枝刮擦而被水带走？或者另一波洪峰又突然驾到，我们万一“光荣”了呢？

答案也许要归咎于那个年代了。

二十多年后，当我再次遇见周建强时，他已不是当年那个腼腆怕羞的小子，而成为一个幽默风趣的中年男人。

他总是故作懊恼地说，当年我们一起走过那么多的夜路，怎么就擦不出一些火花呢？我笑着回怼，没办法，手太滑了。

1978年春节，场部举办联欢晚会。牛副队长安排蔡善凤负责排练节目。

蔡善凤是场部办公室主任袁贤波的外甥女，来自安徽肥东。她体态圆润，红扑扑的圆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她教我跳舞蹈《延边人民热爱红太阳》。我并不擅长跳舞，于是舞台上出现了一对双人组合：一胖一瘦，一个舞姿柔软，一个动作僵硬，为当晚的观众奉献了一点笑料。后来，她嫁给了司务长陈锦润。

二十多年后，我随单位去潮汕旅游时，去拜访过她和陈锦润。一听说我在文联工作，她脱口而出：“你都不会跳舞啊，怎么能在文联工作呢？”我微微一笑。

后来我搬到了瓦房。与我同宿舍的是刚从湖北来的小丁，她是二队丁仁满队长的侄女。她个子不高，小脸蛋粉嫩嫩的，大眼睛，挺鼻梁，瓜子脸，伶牙俐齿。我们也有过不打不相识的经历。

农垦的瓦房格式大致一样，一栋8间。在1与4、5与8之间有一条走廊，大房比小房就多一个走廊的面积。我和小丁住的是第一间大房的一小半，那里原来是连队的电话室。

两张长条櫈，两块固定好的床板，就是我们各自的床，两床间，只能放下我中学时用过的小木箱。

我从家里带来一个煤油炉，每周末还不定时的从家里带一些咸鱼、鸭蛋或者腊肠来，我们经常会为自己加一个菜。

记得最好笑的是，有一段时间，每次一到饭点，文锡楷一闻到我们屋子里漂出的咸鱼香蛋香之类的，就立马从家里端一碗饭来我们宿舍蹭菜吃，脸皮厚到赶都赶不走。

邱风和陈国清的宿舍在我们同一个方向，是第四间大房里的半间。

那晚，我和小丁第一次去他们宿舍做客。

一坐下来，我就四下打量，看到他们床头旁摆着好几个陶瓷，我定住了，扫了一眼后，突然指着其中一个说：“我喜欢它。”

这时，国清平静地看着我说：“你看看喜欢哪个？喜欢的可以带走。”那一刻，我听出了他的话外音，立马不做声了。

确实，第一次到别人房间做客，就说喜欢人家的东西，这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表现。

直到今天，我对这件事以及当天每个人的神情都历历在目，即使过了几十年。

所以，在这里，我也想对国清说一句迟到的对不起，请你原谅当年那个不懂事的小姑娘。

有一次，万宁青年王春亮不知从哪弄来一部照相机，那时候相机是个稀缺资源。他张罗着叫我们去照相。

帮我照的时候，为了装时髦，他从上衣袋中抽出一支笔，捡了一张硬纸皮，胡乱划了几笔，就对我说：“这是英文字母，你拿着照，一定很好看。”

我偷笑了。虽然，当年因为受特定历史时期政治运动的影响，全国中学都取消了英语课，我只在初一上过一年的英语课，但26个字母我还是认识的。他画的那几个“英文”，根本不在ABCD的行列中。不过，这也显示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纯真。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曾经所有美好的感觉都慢慢消失了。

那时的我很瘦弱，1米62的个头只有90多斤。一方面力气不足，另一方面也不熟悉农活，再就是手脚不够麻利。所以无论是割茅草、编茅草，甚至拔花生都拔不过别人，更别说挖穴了。总之就是有一种横竖都不是的感觉。

如果想磨洋工，还是很容易混日子的。偏偏我又为难自己，还真的跟自己杠上了。

明明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却总想着尽量去完成。有时别人都收工了，我还留在那里边哭边干。

有时候看我哭了，副班长、潮州知青朱明伟，就会留下来在旁边陪着我。

当然，后来我还学会了借力，那是后话。

开荒时，每人一天要完成挖5个橡胶穴才能放工。我常常厚着脸皮要求跟琼山青年王统雄搭档。每次我们同时开挖，我一个平台还未挖好，王统雄已连平台带挖穴带回土都完成了。完成10个我们就收工走人。我算是占了大便宜，好在当时还是个吃大锅饭的年代。

太平农场的前身6师18团是一个新建团，工作的重心是以开荒挖穴为主，且太平山区的坡度普遍较大，所以，开荒挖穴的难度更大，每个穴的穴宽是80x80公分，底深是70公分。因为坡陡，故环山行的横切面也更深。

全场大会战的时候，每天早晚六点摸黑出工收工。天不亮就上山，山里天黑得早，下午六点，天已全黑了。

身处深山，天空只有巴掌大，连吊罗山的美景也仿佛褪了色。这种压抑的生活与我生性要强的性格交织在一起，让我觉得简直暗无天日。

“顶着那星星出，伴着那月亮回，金色的学生时代是永远一去不复返了……”那段时间，当年流行的南京《知青之歌》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

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知青都想回城。

记得有一次，一队的卫生员、广州知青朱佩馨来我家，聊起她想回广州的事。我当时还很纳闷地插嘴：“为什么要回广州呢？这里不是很好吗？”爸爸听了打趣道：“你看看我们的孩子。”我还傲娇地挺直了腰。

因为我们从小在垦区长大，爸妈在哪，哪就是我们的家。直到亲自参加一线劳动后，我才亲身体会到农垦一线工人的艰辛。

一个周六，我回到家，一见到妈妈就哭了。

妈妈问我怎么了，我说干活太辛苦了，别人都说我是场领导的女儿，为什么还要在连队干活？妈妈静静地听我哭诉，等我说完，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你如果凭自己的本事考出去，不是更好吗？”

后来，妈妈为我和二哥先后办理了停薪留职，让我们去复习。

那年，我们兄妹双双考出了太平农场。

那段时间，我内心很迷茫，窝在山旮旯里，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人生的方向是什么。

是统计员叶汉文的一番话，让我重燃了希望。

那是一个雨天的午后，因为无法野外作业，连队就组织政治学习。我端着小板凳，睡眼朦胧地冲进队俱乐部时，前面已经坐满了人。我往后扫视了一下，发现靠墙的旁边有个空位，就一屁股坐了下去，根本没注意旁边是谁。

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你不该这样混下去，应该继续好好学习，考出去才是希望。”我愣住了，转头一看，原来是统计员叶汉文。

叶汉文是汕头知青，老三届高中生。他中等个子，皮肤黝黑，肚子挺大。同是汕头知青的叶丽珠教她儿子斌斌用汕头话叫他“肚舅”。

他就住在我们隔壁，平时我们几乎没什么交集。

说是隔壁，其实就是同一间房用竹篾隔开约两米高的墙，房两边有什么动静都听得一清二楚。

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是居家办公，所以一间房他占了多半。

打那以后，我们的接触也渐渐多了起来。

那时候在食堂打饭，基本没什么肉，只有队里偶尔杀猪时才能吃到。有时候，分肉时还有人会为多了一块骨头或瘦肉而吵架。

很多时候大伙房都是自给自足，种什么吃什么，切块的冬瓜、萝卜、葫芦瓜、南瓜……连队种不到蔬菜，就只能吃漂着几滴油星的酱油水或豆腐乳。

这些菜的味道，让农场子弟从懂事起就培养出来的味觉，在很多年后，都对这些蔬菜有一种梦魇般的抗拒和厌恶。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它们被当作健康蔬菜，才又重新被我们所接纳。

他经常会去连队工人的菜地转悠，摘些瓜回来煮汤，汤里再放一点他从家乡汕头带来的沙茶酱。那道汤，对我们来说就是美味了。

偶尔队里杀猪，他还能弄到一小块猪肝煮个汤，那简直就是过年才有的待遇了。

每周，我也会从家里带一些卤肉、鸭蛋什么的回来共享。

他每次煮好汤，都会叫我们端饭过去。

有一天我去上工的路上，有一个人跑过来对我说：“人家是有老婆的，你还老是去去去，走得那么近，影响不好。”我听了很生气，觉得我们的友谊非常纯洁，我也决不是会横刀夺爱的人，我不允许别人这样污蔑我们。但话虽如此，我也开始有点生气，于是就向他耍小脾气。他再叫我们去时，我就是不去。

一天中午，我们打饭回来，他又叫我们过去，我不过去，小丁也不肯自己去。最后还是拗不过他，我才硬着头皮又走了过去。

吃完饭，他叫我留步，对我说了一番这样的话。

他说，在三队，能“脱裤子讲话”（赤诚相待）的朋友本就难遇。既然我们有缘成为这样的朋友，彼此坦坦荡荡，又何必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呢？当时我年龄太小，不太能理解这些话的含义。

多年后我才明白，一个人这一辈子，遇到能与自己灵魂平等对话、相互尊重的人是非常不容易的。遇到了是幸运，遇不到，也别强求。

在他的鼓励下，我开始看书学习。

那时连队条件差，我只能把床当书桌。电灯10点后就熄灭，我就点着煤油灯继续学。

他开始听收音机自学英语。他说，今后国家会重视英语。我说我也想学。于是，他每天先听收音机学，然后再现炒现卖地教我。我现在会的那几句英语，还是当年叶汉文教的。

2017年，我随一群垦二代重返太平场，回访三队时，见到了志魁妈妈宁阿姨。我问：“阿姨，你还记得我吗？”她说：“记得，还记得叶汉文教你学英语呢。”

晚上，我们还常常隔着墙躺在床上聊天，进行“卧室夜话”。

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很多旧观念、旧思想仍然束缚着人们。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听收音机。

有一天，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个话剧。其中有个片段讲一个女孩去外面参加舞会，被她父亲责骂：“舞厅那是正经人能去的地方吗？”我立刻附和：“对啊，正经人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呢？”他却说：“正经人怎么就不能去？正常的跳舞、唱歌，是让人心情放松的美好事情，为什么就不能去？”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还有一次，我们讨论是否要凭借父母的关系去向上发展的话题。我说，人就应该自己凭本事去争取好生活。他说，如果有父母的关系可以利用，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就像你向上爬时，有人给你递一把梯子，会不会更轻松一些？这好比是人们现在常说的关于“托举”和利用好资源的问题了。

从那以后，我慢慢开始转变，看问题会想得更深、更远一些。他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导引人。

叶汉文的女朋友叫许少华，也是汕头知青。他们相识于老团十团（乌石农场），后来组建18团时，叶汉文被抽调过去。许少华毅然决然地主动要求调动，随他一起去了18团。

两人起初都在7队，后来叶汉文调到3队，许少华则留在了7队。每逢放假休息日，她就会从7队去3队探望叶汉文。

许少华来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吃饭，晚上她还会过来和我一起睡。

记得许少华病退回汕头的那天晚上，叶汉文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着一把吉他漫无目的地自弹自唱，一直弹到很晚。突然，吉他声戛然而止，不久便传来了他压抑的啜泣声。

那晚，我和小丁在屋的这头，一动都不敢动，大气都不敢喘，就这样默默地陪伴着他。

后来他们结婚生子，还把他笔名“叶华飞”里的“飞”字，赠与儿子做名字。

再后来我考上了师范。

离开三队的前一天晚上，他叫我去他那里坐一坐。就要离别了，心里不免有些伤感，我不想过去。但在他再三强烈的要求下，我还是过去了。

我去到时，他就打开门，自己拿了个小凳子靠着门坐下，我则坐在了他的床边。

他把另一张小凳子放到自己面前，然后拿了一把小刀，用力地戳在上面。我很诧异，问他为什么？他不吱声。我有点纳闷，但也不敢多问。

那个晚上，我们一直聊天。天南海北，胡侃海聊，一直聊到东方泛白。

半夜时分，有人出门起夜。不一会儿，滴嗒声响起，停止后，听到一个脚步声轻轻慢慢地挪到了他房前。

突然，听见他说：“要是再过来的话，我就一刀飞过去。”那个脚步声就仓促地离开了。这时我才明白，他把刀插在这里的用意。那一刻，用现在的话来说，我觉得他真的很man，很男人。这让我的离别愁绪似乎又加深了一层。

到师范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就算是两个很要好的女朋友要分别了，也会有一种离别的愁绪，难道男的就不行吗？

十多天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你的离开，让我的心像龟背一样裂了，但是为了不影响你的名声，我没有去场部送你。”这时我才知道，在他平静的外表下，也藏着一颗易感的心！

1983年春节，在广州华师大进修的我，应叶汉文之邀到汕头过年。

一路上，我在想，到了汕头我一定把这几年的经历及受到的委屈，好好向他述说。

可一进他家的门，我就怔住了。一间不大的房子，仅放下一张大床和一个柜子，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少华的陪嫁，一部缝纫机。厨房与厕所都在一个冲凉房大的地方。听少华说，家里所有的家务就连帮孩子洗澡的活都是他干的。书信中却从不见他哀叹，只有不断提醒我要上进，与我分享他回城后去夜校学习英语的体会与对生活的感恩。感叹抓住青春的尾巴只争朝夕的快乐。

因为当时买不到《增广贤文》一书，我说想要一本，他就利用工作的空隙间，用报表本的背面帮我工整手抄并寄给我。

这一切，都让我事先想好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倾诉羞于出囗。

后来，他当了厂长，日子越过越顺。我回到东莞长安后，只要去深圳路过，他都会争取机会来看望我。

再后来，许少华与叶汉文先后离世。但我与他们的儿子小飞一家一直保持联络。

我想，这种干净的传承，也许也是他们夫妻所期冀的吧。

2026年6月，在叶汉文去世20周年前夕，他的儿子小飞和儿媳专程陪我去汕头拜祭了他们夫妇。

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世俗的界定，我们是彼此心灵上的直通车。无论富贵或落魄，无论痛苦还是猜忌，你都在，我也在。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往事，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