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们的妈妈

老屋

　　——纪念母亲王秀英诞辰一百周年

作者刘新村

虽然妈妈已经离开我们近半个世纪了，但她的音容笑貌，她的一言一行仍深深刻在我们脑海里。睡梦中我们时时相见，共诉衷情。醒来则阴阳两隔，泪湿枕巾。记忆里的妈妈永远是那样年轻，因为她走的时候，只有52岁。每每想起，不由鼻酸泪目，心痛不已。但无论妈妈走了多久，只要我们儿女一息尚存，母亲就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26年，母亲王秀英出生在博兴县许李村一个富裕殷实的农民家庭。父亲（我姥爷）虽以农为主，但兼营布匹，生意兴隆，成为村中首富。母亲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她是最小的妹妹，和大哥（我大舅）相差了19岁。大舅王苇塘，省立师范毕业，他也是博兴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32年博兴县委发动著名的“博兴暴动”就是在我姥娘家召开的筹备会议。当时的山东省委常委、军委主席张鸿孔在我姥姥家住了十天。暴动失败后，大舅逃亡到了济南。直到抗战爆发后，大舅参加了八路军，担任山东纵队第三支队连指导员。1940年博兴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他任政府秘书，1945年他被任命耀南公学副校长。建国后，大舅王苇塘历任省教育厅科长、济南一中校长、济南市教育局顾问等职。二舅在大舅的引导下也很早就出来参加了革命。母亲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由于家庭条件优越，母亲从小受过很好的教育。还因为受哥哥们影响，尤其是大哥（我大舅）。姥爷去世时母亲才9岁，长兄如父。母亲从小就对大哥十分崇拜。可以说，我大舅对母亲一生的影响都至为关键。她对共产党的热爱，后来参加革命工作，以及她的婚姻大事，都离不开大舅的关怀。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母亲就在党组织外围做一些地下活动。例如传递情报，开会望风，贴标语等，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抗战刚一结束，她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入党还是保密的，她和她最亲密的一个伙伴，两人先后入了党。但因为组织保密原则，谁也不知道对方身份。直到后来在一次党组织大会上，她们见了面才恍然大悟，彼此高兴地拥抱起来。

抗战胜利后，山东革命根据地几乎连成一片。1946年，母亲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并被博兴县委调到四区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在农村组织成立农救会，妇救会，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母亲后来回忆起来很激动。她说，那时我们对革命热情似火，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工作，使不完的劲。母亲因为有文化，还被派去识字班教妇女们识字，组织妇女解放，宣传婚姻自由。后来她去了妇联工作，仍然是发动群众，送郎参军，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支援前线。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反动派和还乡团猖狂向我解放区反攻，面临残酷的斗争局面，母亲几次险些被敌人抓捕，都是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被她机智摆脱化险为夷。

经过了几年的对敌斗争和群众工作经验，母亲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由于她的积极表现，很受领导重视，不久母亲就被派去担任了某区的区长，独当一面了。那时的母亲年轻漂亮，身材矫健，背着盒子枪，威武潇洒，经常奔波在各乡村之间的小路上。在当地，一提起那位年轻的女区长，几乎无人不晓。

建国后，母亲更是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事业当中。她服从组织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从无怨言。母亲先是从博兴县调到惠民县，然后从惠民县调到了蒲台县委任妇联副主任，1956年蒲台县撤销后又调到博兴县任妇联副主任。1958年淄博、惠民合并后，调到张店区委。1961年惠民行署恢复后又迁回到了北镇，曾任彭李公社社长，后来她又去了北镇公社（合并大公社）任民政助理，并在那里退休。

母亲和父亲是在建国前后相识相知，走到了一起并组建了家庭。成立家庭时，父亲还有前妻一家人。母亲一共生育了我们五个子女，虽然子女多，父母工作忙，但他们感情真挚，相处融洽，配合默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也红过脸，也有过争执，但很快就会化解。父母之间更多的是相濡以沫，相亲相爱。

父亲参加革命很早，难免牵扯一些历史问题，加上他生性耿直，为人忠厚，只认真理，不畏上峰，因而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对象。母亲也曾笑侃父亲是老“运动员”了，但她坚决站在父亲一边，因为母亲始终认为父亲是坚持真理，对党忠诚的。文革时期，父亲更是遭受打击迫害，母亲不离不弃，默默地保护着他。在精神上给予安慰，生活上给予照顾。父亲挨批斗时吃不下饭，母亲为了让父亲吃好，冒着风险在外边买了鸡，到退休院杨伯伯家帮忙做好了，偷偷拿回家给父亲补充营养。夏天，天很热，父亲在家里写检查。那时没有电风扇，母亲就经常站在父亲身后给他煽着扇子，一站好久。同样，后来在母亲病重的两年时间里，父亲也是不离不弃，自始至终守护在母亲身边端水喂药，洗洗涮涮，煎熬中药，不分昼夜，尽到了一个丈夫应尽的一切。爸爸妈妈之间的恩爱，让我们晚辈们至今想来都是感慨万分泪流满面的。

母亲的善良，温柔和宽厚应该与生俱来的。从小我们就生活在母亲慈爱的怀抱里。从记事起就没记得妈妈对我们姊妹们大声呵斥过。妈妈对孩子们非常宽松，疼爱。记得一次，小妹和姊妹们闹矛盾，吃了亏，生气不吃饭了。妈妈就耐心劝她，最后竟说，“要不，你打妈妈两下，替你还下来吧。”小妹一听顿时破涕为笑了。我们贪玩，刮风下雨了也不回家，妈妈怕我们着凉，就拿着衣服满院子找我们。弟弟是男孩子，怕小伙伴们笑话他，就抱怨说，“妈，你别拿衣服老跟着我，人家都笑话我娇气呢。”妈妈听了一笑了之，但下次一刮风，她还是拿上衣服到处找我们。

她爱孩子是发自内心的，不光对我们，就是邻居家的孩子们，她也从来都是和蔼可亲。院子里的孩子们都愿意去我们家玩，他们口口相传，很羡慕的口吻“哎呀，王姨真好！”“你妈怎么那么好的脾气呀？”我们都习惯了不觉得有什么，被他们这样一说，才感到，哦······我们的妈妈真是太好了。

母亲对孩子的爱可不仅在表面上，只要她熟识的身边的孩子，都是万般关心和爱护。有一次，妈妈去我的小伙伴爱华家里串门，发现爱华躺在床上，就关心地询问，赵姨（爱华妈妈）说：“没事，小孩子发点烧，不要紧。”妈妈不放心地过去摸了摸爱华的头说：“不行，老赵，你得赶快送孩子去医院。”赵姨还是大大咧咧地说：“不要紧，没事。”母亲急了：“你不去，我和爱华去。”说着就去抱孩子。赵姨在母亲的催促下及时把爱华送到了医院。医生检查过后说：“你们幸亏来了，再晚两个小时，这孩子就出大问题了。”爱华多年后，一提这事，依然动情地说：“哎呀，要不是俺王姨，我这条命就没了。”

小时候，妈妈还鼓励我们要大胆去学习，去做事。就是做错了，失败了，她也很少批评。总是说，没关系，失败是成功之母，下次就好了。我们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买了一台飞人牌缝纫机，在那个年代是很珍贵的物件，一般大人是绝不会让小孩子随便碰的。但妈妈却要我们大胆去踩缝纫机。在妈妈鼓励下，我们姐妹三人从小就学会了针线活，学会了做衣服，特别是小妹九岁就学会了织毛衣。后来小妹做得西服之精美，甚至与商场里厂家制造的成品衣毫无二致。姐姐在北纺幼儿园工作时，孩子们的演出服装大都是她参与设计剪裁制作的。我比她俩稍逊色一些，但也能剪裁缝制自己穿的衣服。穿着走在街上，会引的人们啧啧称赞。当得知是我们自己手工时，忍不住连连惊呼，“哎哟，真看不出你们手艺这么好哇！”我们听了心里也美滋滋的。

在生活方面，妈妈总是先让着父亲和孩子们。只要吃好的，她老是坐在一旁，看着我们吃。“我不喜欢吃，我不饿”就是她的口头语。看着别人吃了，比她自己吃了都高兴。母亲这种善良的心态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传给了我们。我们姐妹们在这方面都很随母亲，懂得体谅别人，心疼别人，看到别人吃的好，真比自己吃了还高兴。

母亲的爱还延伸到了更远。记得我还在上小学时，妈妈也在上班。那一年黄河发大水，淹了大坝里面的一些村庄。有一天，妈妈说要带我们去访贫问苦。我们不懂怎么回事，只见妈妈拿了一些我们穿的衣服，还买了些饼干糖果之类吃的。她领着我和妹妹徒步翻过大坝来到一户农民家里。一进门，我们都惊呆了：简直无法想象身边还有这么穷的人家。真是又脏又乱，家徒四壁呀！一座土炕上，铺着一张没边没沿的破席子，一床露着棉花套子的破被子，围着几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吃饭就一口破锅，熬点棒子面掺上点菜。这一幕对我们小孩子的刺激实在太大了！妈妈眼里含着泪，把东西放下，还给他们留下了几块钱。在回来的路上，妈妈始终没说一句话。但却胜过了千言万语的说教，让我们刻骨铭心地记住了！从此再不会抱怨现在的生活。直到今天，日子已经很富裕了，我和妹妹依然习惯勤俭节约过日子，吃饭从不浪费一粒粮食。衣服旧了，穿破了也不随便丢弃，尽量做到物尽其用。

由于妈妈常年胃病，身体一直不太好，她上班的地方又远，很影响工作。不愿意拖工作后腿的妈妈考虑再三，决心提前办了病退。她说，“以我这样的身体只要不给组织上添麻烦就算是贡献了。”

妈妈退休后总想着能给大家做点什么。由于她常年在基层工作，很懂得老百姓语言，加上她性格开朗脾气好，还喜欢讲笑话，无论大人孩子都愿意和她拉呱聊天，所以，她做群众调解工作熟能生巧。在大院里，有年轻夫妇闹别扭了，也有家与家之间闹矛盾了，都愿意来找妈妈调解。妈妈退休后主动承担了大院里的家属调解工作，发挥她老本行，处理好邻里之间的互助和协调关系。由于大院离商店较远，人们买东西很不方便。妈妈就义务担负起了香烟、火柴的代销工作，原价进出，不厌其繁，很受大家欢迎。妈妈曾自豪地说，“这也算是为人民服务哇。”

　　1968年底，父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我们作为家属，也被扫地出门。1969年初，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回到了父亲的老家博兴县屯田村。

从城镇一下来到了落后贫穷的农村，反差之大，让我们小孩子们天天惶恐不已。家里还有父亲离婚没离家前妻一家人家。虽然，娘（我们管父亲前妻叫娘）和哥嫂们对我们也很欢迎，也很好。但面对陌生的环境，母亲压力依然很大。妈妈是顶着压力，用她的善良和真诚，带着我们很快融入了这个大家庭，并赢得了娘和哥嫂们的尊重。我们刚回去落户农村时，还分了自留地。可病退的母亲带着几个女孩子能干什么呢？都是哥哥们教我们怎样干农活，教我们如何种地，帮我们收获庄稼。第二年春天，在哥哥们的张罗和操劳下我们还盖起了五间大瓦房。我们这一家人和睦相处地越来越融洽，日子也越过越好，村里人也都夸赞和羡慕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多年后，我回老家，娘还用眷恋的口吻对我说，“新村呀，你妈是个大好人，我和她没处够啊。” 嫂子们说起妈妈来也是赞不绝口。（她们管我妈叫婶子）说婶子真不愧是国家干部，又大度，又通情达理，处理事情还那么全面。敬爱之意溢于言表。父亲后来语重心长地说道：“在这个大家庭里，你们的妈妈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啊。”

妈妈病退是因为她常年的胃病，不过这些年来她的胃病有所好转。但让我们全家人始料不及的是：妈妈竟得了宫颈癌。这无异于晴天霹雳！我们实在无法接受，妈妈太年轻了！这时，刚刚粉碎了“四人帮”，文革已经结束，父亲已被解放，孩子们也长大了，有的参加了工作。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啊！

然而，残酷的现实总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妈妈自己也从确诊到震惊，到坦然面对，积极治疗，经历了一段过程。这期间父亲始终陪伴在母亲左右，他们先后去了济南、上海，在大舅、二舅的全力帮助下，找到了当时最好的医院和医生治疗了一段时间。期间受到了大舅和二舅家人的精心照料。亲人的关爱使病重的母亲得到了极大宽慰。面对现实，妈妈也坦然接受，积极配合治疗。病情稳定后，就回到博兴老家边治疗边静养了。这期间，远在北京的大姨也过来护理照顾了母亲一些日子。母亲他们兄妹之间、姐妹之间的感情令我们晚辈十分感动。

这个时期我大姐已远嫁云南，惠生哥在外地上大学，小妹刚参加工作去了辛店，弟弟还小，只有我在北镇电业局工作，算是离父母最近的啦。在博兴的哥嫂们也经常过去探望。那段时间里，我每周有一到两次骑自行车从北镇去博兴，看望照顾妈妈，替换一下劳累的父亲。那时的交通很不方便，来回客车很少，骑车子要两个多钟头。遇上大风，更是举步维艰。有时如果有拖拉机经过，我就敢追上去，一把抓着车厢，一手扶车把，能随拖拉机走出好远。幸亏那时路上车少，我也年轻，居然没出事故。就这样，我在上班和照顾母亲的路上来来回回地跑了一个冬天。那时物资匮乏，如果能买到好吃的，我会立刻专程给母亲送去。我每次回家都精心给母亲做她喜欢吃的饺子等食物。我觉得，这都是妈妈给我的机会，也是我代表着姊妹们在为母亲尽孝道。

母亲最后的那些日子，已经在床上起不来了，手、脚也浮肿。我每次去都是忙上忙下，给母亲洗洗换换，一刻也不住。妈妈心疼我，有一次，她催我早点回去，说还要走那么远的路。可我干起活来就停不下，妈妈急了，大声说，“你再不走，我就从床上滚下去！”那是她唯一一次向我发火。那天，我是一边骑车一边流着泪回到北镇的，母女连心啊！但即便如此，我也没有为母亲的病请过一天假。一方面，母亲从不允许我为她的病请假。另一方面，我相信母亲不会这么快就离开我们，总觉得马上要过年了，姊妹们也都快回来了，等过年时一定回去好好陪妈妈过个年，多和妈妈待些日子。结果，竟没等到过年，妈妈就走了。这成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也是让我最后悔的事。

妈妈是1977年阴历腊月初八走的，离过年只有二十来天了。那天我还在上班，接到电话，匆匆跟上单位的车赶了回去，妈妈已进入了昏迷状态，她从此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妈妈还年轻，她走的太早了！她没能看到改革开放，蒸蒸日上的祖国新貌；没能看到儿女们的成家立业；没能看到她茁壮成长的孙辈们。妈妈留给我们的是温柔，善良，本分的一生。还留给了儿女们无尽的悲伤、遗憾和思念！ 妈妈，您的养育之恩让我们怎样报答啊？ ！

妈妈，我们永远怀念您！

这是1975年我们全家的合影。

前排：弟弟，妈妈，父亲

后排：姐姐，妹妹，惠生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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