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1987年我们全家四口由淄博调回青岛,姐姐一家四口也由沈阳调回青岛,姊妹五人的家庭成员与父母在杭州路永定巷14号住宅合影留念。</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两代人的纺织厂情结</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当大家在努力推进四方区中央文化区建设进程、营造浓厚的民俗文化氛围、展望拥湾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美好前景时,不可避免要提到曾经为青岛带来美誉的“上青天”,会悉数罗列青岛纺织厂在四方区有多少个厂。这些“工业遗存”不但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和记忆,同时,它也牵动着那些曾经为之呕心沥血、辛苦一生的纺织厂家庭和子弟们,那些纠结的情愫,剪不断的情结…</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我们家有两代人在纺织厂工作,父母、姑姑、姑父,靠父辈们在纺织厂的辛勤劳动养育我们兄弟姊妹5个成人,后来,两个弟弟、弟媳、堂妹又在纺织厂工作,先后共计60余年。</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我的母亲是1940年进人日伪时期的隆兴纱厂的(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国棉三厂),当时年仅12岁。母亲进厂时分在整理部,刚入厂时先在车间打扫卫生、干些零碎活,一年后开始正式工作,主要是检查布匹,剪毛去油污,几年后又成为评等工种,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32年。</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日伪时期,工人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国民党时期改为10小时),上早班时间由早6点至晚6点。每天早晨隆兴纱厂有鸣笛报时,清晨5时一次、5时半一次、6时一次,笛声很响。每当笛声响起就起床,简单吃点东西后准备上班,午饭要自己带,通常都是自己用碗盛一些地瓜干、玉米面和橡子面和在一起做的饼子,小手绢一包。下班时要搜身,用中国女监工对女工搜身,全身进行检查,并要求张嘴,看看嘴里有没有藏线团。</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当时厂里条件很差,不仅活累,还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车间里的花毛乱飞,到了夏天更是热得难挨。有一次母亲上夜班,天气很热,由于年纪小,还不知道要避讳,将内衣脱了,只穿一件裙带工作服在干活,一个日本监工深夜醒来,睡眼惺忪地经过,看到母亲这样,骂道:“什么地干活!”随即抽了母亲两个耳光。</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日伪时期,纺织厂工人由于生活拮据,经常吃不饱,每月开的工资,除饭费外,连双鞋都买不起。那时隆兴纱厂对面广场(后来成了货场)日本人在那儿养马,喂马的马料里有粮食等,时常有人去偷马料。有一次母亲与几个车间姊妹去扫马脚下撒落的马料,一个日本兵跑过来,其他的姊妹们都跑掉了,只有母亲年小,被日本兵抓到,狠狠地打了一顿,打得母亲晕头转向,后来一日本军官来了,将母亲放了。母亲回家后,吓得得了病,一直病了很长时间。</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时期用大头钱、小头钱和纸币,当时钱很毛,要抓紧时间购置一些日用品、粮食,再富余一点就置办硬通货,到了国民党后期就不开工钱了,发布顶工钱,一个月能发一匹布(40码),有时每人平均发两匹。</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我的父亲16岁(1940年)从即墨农村跑到青岛,到青岛后到处找工作,开始时打零工,后来在银月纱厂(后来的国棉二厂)干。当时在厂里吃不饱,有时实在挨不下去了,就到青岛的亲戚家去蹭饭,去了也不好意思,有时说吃了,有时说没吃。再不就回老家带点粮食回来,让亲戚给做点干粮备着。父亲当时在银月时住单身宿舍,有一次晚上将衣服挂在屋里的绳子上,夜里让小偷偷了,第二天连上班穿的衣服都没有。</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到了国民党时期,父亲又进了隆兴纱厂,并且把我的奶奶和姑姑也接了上来,姑姑同时也进了隆兴纱厂。三人住在一间约10平方米的小房里(当时是由厂里安排的,后来那里叫三厂一舍),除了锅台就是炕。</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父亲在隆兴纱厂时,也在整理部干打包工序。通过接触,父亲认识了同在一个车间的母亲,经人托媒,在双方老人的同意下,结为夫妻。父亲将原来的房子又换成了一间半的房子,一间做饭,一间睡觉,4个人一个大炕。结婚后大约住了3年时间,青岛解放,那时国民党的飞机还经常在海边盘旋,三厂一舍的住处靠近电厂,考虑到安全,政府让搬走,就在我过百岁前全家又搬到了杭州路永定巷14号。</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永定巷的房子在巷子的最北头,靠近杭州路,小独院,正房3间,一间东厢房。据说当时房子开始是用10匹布典当的,3年后,父母、姑姑等凑钱将房子买下,1953年姑姑结婚搬出。在这个小院里,奶奶、父母和我们姊妹五个,度过了自解放到改革开放的非常时期,直到拆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解放后,父母的工资每月每人的40—50元,8口人百余元的工资持续了好多年,到后来的月工资涨到了每人70余元,也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母亲1972年退休。母亲退休时小弟正赶上青岛组织知识青年远赴内蒙支边,他被分配到军马场。当时母亲有高血压,根据政策,45岁可以退休,由子女顶替。那时大姐在即墨下乡,我在淄博,大弟在干临时工,为了不让小弟去支边,就让他于1972年顶替了母亲,由纺织厂子弟变成了纷织厂工人,也在整理部,一干又是30多年。</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没几年,父亲因病住院,出院后就开始休病假。当时大弟在一木干临时工,街道让下乡,临时工都不让干了,也想让他顶替父亲,可那时的政策是不下乡不让顶替,没办法,只好先下乡,住了一段时间又上来顶替父亲,也进了国棉三厂,干起了保全工,后来又在厂内找了对象。而二表妹后来则顶替了姑姑。2002年底工厂因资不抵债宣布破产,大弟和表妹也离开了工厂。</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青岛人有众多的青岛记忆,而纺织厂记忆留给我们的除了曾经的辛酸屈辱、辉煌业绩、恋恋不舍,还有我们永远抹不去的成长岁月。</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2011年发表在由青岛市四方区政协主编,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四方历史文化丛书》</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