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转移: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四）

网海扬帆

3、天安门事件性质的平反

工作会议开始后不到一周，发生了一件重要事情，就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性质的平反。关于平反的经过，史实方面迄今有些不同说法。

从1976年到1978年，天安门事件问题的处理和性质的平反，可以大致归纳为四个步骤。四个步骤都包含社会呼声与高层对应的互动。

第一步，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内外出现平反天安门事件的舆论，高层开始松动。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消。” 

这种松动当然很有限度：其一，只限于“纯属”反对“四人帮”的当事人，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对不允许翻案”；其二，只解决当事人的个人问题，不涉及对整个事件的重新定性，维持了“反革命事件”的结论。

第二步，1977年年初，党内和社会对维持天安门事件的定性不满，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呼吁平反。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高层再次做了有限让步。华国锋在讲话中肯定绝大多数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是合乎情理的”，但还是继续维持了“反革命事件”的结论，称“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

第三步，尽管把大多数人从“反革命事件”中择了出来，但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仍然令人不满，从1977年到1978年，中共内外不断以各种方式表达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彻底平反的要求。1978年8月以后，事情有了新的进展。高层批评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捂盖子”的问题，北京市一些行业和单位进一步为参与天安门事件的职工群众平反，肯定他们的参与“完全是革命行动”。

10月，高层免去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调林乎加任市委第一书记。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就北京市来说，吴德的阻力最大。因为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宣布“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蓄意制造政治事件”的就是吴德，尽管吴当年的广播讲话也是政治局授意，并不是吴的个人行为，但无论如何，吴德与此事脱不了干系，所以吴对平反问题总是显得拖延犹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事调整，对于平反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话剧《于无声处》的上演引起轰动，从社会层面推动了平反的进程。

第四步，11月15日，《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宣布广大群众沉痛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据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此事是政治局常委14日批准的。当天晚上，新华社发出电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电讯。至此，天安门事件的性质终获平反。

新华社电讯的微言大义在于，《北京日报》的报道并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也就是说，高层批准宣布的消息没有天安门事件，而新华社电讯做了文章，突出了这个字眼。正是这个字眼，引起党内和社会的广泛拥护和反响。

不同的说法主要涉及新华社电讯稿的问题。据胡绩伟、于光远回忆，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道后，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工作会议的新华社社长曾涛，找同时与会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和《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商议，说《北京日报》的消息写得很长，把天安门事件这样重要的问题淹没在这个长新闻里了，标题也没有标出来，他打算把这点摘出来，单独发一个消息。杨、胡均表赞成。

曾很快写出一个不足三百字的稿子，杨、胡看后都说应该加上一个鲜明醒目的标题。用“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完全是革命行动”作题，文字太长，胡便提议索性以“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题，因为两年多来中央一直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这个标题就是为天安门事件翻案。

曾、杨、胡考虑《北京日报》的报道并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眼，是否有题文不符之嫌。商量的结果，三人认为，过去说到天安门事件，虽然肯定广大群众的悼念“合乎情理”，但总要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反革命事件”，而这次《北京日报》的报道根本不提，这说明整个事件都是“革命行动”了。三人还找与会的于光远征求意见，于也表示赞成。当天晚上，曾涛就批发了新华社电讯通稿。

有研究者对新华社当事人做了调查，结果与上面的叙述不大一样。按时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新华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穆青的回忆，新华社的电讯稿是周鸿书在15日上午起草的。提出动议的是杜导正和新华社国内部两位副主任于明和冯健，稿子起草后报送穆青审定。

穆青考虑事关重大，与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社长曾涛通了电话。曾涛告诉穆青，他和杨西光、胡绩伟、于光远商量过这件事。至于稿子的标题，周鸿书的回忆称是国内部值班室的舒人加上去的；而穆青的回忆则称，最初国内部拟了一个长标题，“几经反复”后，确定了现题。如何“反复”的，穆青未及详述。

两种说法都来自当事人，也许都对，也许有误，仍待进一步考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鲜明提出天安门事件这个重要细节，未得高层授意。据于光远回忆，16日上午在京西宾馆开西北组讨论会，正式开会前，与会者都在议论此事，说这件事太好了，纪登奎一言不发，后来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纪是政治局委员，可事先对此一无所闻。这证明发表这篇电讯，没有经过高层。

于光远还回忆了两个情节：16日午餐和晚餐，他都和曾涛同桌，也在同桌进餐的白栋材（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和汪峰（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对曾说，如果你因此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这天晚上，林乎加的秘书到于光远的房间告诉于，林看到报纸后，以为新华社电讯有什么来头，打电话给曾涛；得知没有什么来头，赶紧打电话向华国锋作了汇报，说标题是新华社加的，事先没有同市委商量。华没有说什么。

于后来就此问过曾涛，证实了此事。据时在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的许孔让回忆，16日夜，林乎加口授了一个简短报告，大意是：今天各报刊登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市委没有宣布这个标题，特此报告。

实际上，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叶选基的文章提到，11月15日，即《北京日报》报道当天，叶剑英告诉叶选基，他曾向华提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从速表态，以免被动。看来高层也有酝酿。新华社电讯稿发出之后，华国锋有一个举动，就是11月18日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天安门诗抄》是1976年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诗、词、曲、挽联的选集本，编者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集体笔名叫“童怀周”，寓意共同怀念周恩来。

1977年春就编了几个本子，另外，七机部五二所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也曾编辑过同样题材的本子，但是一直未获准公开出版。1978年不知通过什么渠道，送到了华国锋那里。华采取题写书名的办法，算是最高领导人做出表态。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了消息。华题写书名的当天，曾涛得到信息，告诉了于光远。于在电话里不无调侃地说：“这一下你安全着陆了。”

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情，是在工作会议期间发生的，又跟中央工作会议有关。曾涛、杨西光、胡绩伟、于光远都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人物，又都在京西宾馆开会；新华社当时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重镇，他们一手编出这么一条未经高层授意的新闻，无疑推动了事件性质的最后平反。

11月25日，华国锋在工作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到天安门事件：“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这多少有点事后追认的意思。

（未完待续）

（韩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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