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觅知音系列（一）：奖励的通货膨胀

马可尼

奖状正在变成一种廉价的东西。

曾几何时，一张奖状足以让一个孩子骄傲整个寒假，让父母郑重其事地把它贴在家中最显眼的墙上，让邻里串门时忍不住多看几眼、夸上几句。那时候，一个学期一个班能拿到奖状的不过四五个人，且必须是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奖状是稀缺的，因此是珍贵的；是难以获得的，因此是值得追求的。

如今变了。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一个学期能拿回九张奖状。学校规定要“人手一张”，班主任绞尽脑汁给每个孩子找一个获奖理由——考试只得十分且调皮捣蛋的孩子，上学期发了“劳动之星”，这学期实在找不到理由，便发了一张“茁壮小树苗”奖，因为他从未请过病假。奖状的名目越来越五花八门：“关窗小能手”“开门小健将”“优秀饮水机管理员”——原本学生分内之事，如今竟成了需要奖励的“成就”。

一项问卷调查显示，87.32%的家长表示孩子获得过奖状。奖状从“荣誉的象征”变成了“参与的纪念”，从“能炫耀的名片”变成了“留着没用、丢了可惜的安慰券”。

有人会说：这是鼓励教育，是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被看见、被肯定。初衷固然善意，但后果不容忽视。心理学中有个“德西效应”：当外部奖励过度时，人们的内在动力反而会下降。当努力与不努力的结果趋于相同，奖状便失去了激励的意义。孩子们心里清楚得很——一个五年级学生曾说：“老师给每个人都发了奖状，连平时最调皮的同学都有‘纪律进步奖’。那我认真听讲、按时交作业，拿的‘学习标兵’又算什么？”

更糟糕的是，这种模式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着一个危险信号：无论表现如何，都能获得认可。关窗、拖地、擦黑板本是每个学生的责任，现在要拿了奖状才肯做。做事就有奖励，做了就有回报——这种“不劳而获”的预期一旦养成，未来步入社会，任何一点工作付出都期待得到奖赏，任何一点职责履行都觉得理应获得表彰。

奖励贬值，绝非教育领域的孤立现象。 翻检历史，类似的“奖励通货膨胀”一再上演，其后果无一例外地令人警醒。

罗马帝国晚期，荣誉头衔和勋位的滥发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从君士坦丁皇帝开始，帝国统治者不断增设新的荣誉头衔和相应的特权。原本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获得的贵族头衔，逐渐泛滥成灾。学者们将这种现象称为“rank inflation”——等级的通货膨胀。当一个“vir clarissimus”（最高贵者）的头衔不再意味着任何实质性的尊崇，当荣誉头衔的授予变成了一种廉价的恩惠，整个帝国的荣誉体系便崩溃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早已点明：“在君主国和共和国中，大量奖赏乃是衰败的征兆；因为这证明它们的原则已经腐化，荣誉的观念在君主国不再有同样的力量，公民的称号在共和国也不再具有同样的分量。”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历史提供了另一个注脚。1802年拿破仑创立这枚勋章时，它是法兰西的最高荣誉，只授予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军人和平民。然而随着岁月推移，获勋人数不断增加，勋章的声望逐渐黯淡。到1910年，法国议会中已有人严肃建议改革甚至废除这一勋章，因为它的授予已经变得“几乎不加区分”。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不得不宣布将授勋人数减少50%，以“重拾荣誉军团勋章的创立精神”。荣誉一旦泛滥，就必须用紧缩来挽救——但信誉的丧失，岂是数量上的削减就能轻易修复的？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类似的教训。北宋的“冗官”之弊，堪称官僚体系的“通货膨胀”。真宗时官员不足万人，到仁宗时已增至一万七千人。官多吏繁导致政令多出、互相扯皮，行政效率极为低下。更严重的是，大量冗官加重了财政负担，加速了朝政腐败。官位的贬值，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信誉的贬值——当官职可以轻易获得，官职所承载的权力与责任便一同被稀释了。

清代同治年间，云南巡抚徐之铭“滥赏二品顶带，不下百余人，甚至舆台贱役，无不滥膺顶带”，以致“尊卑等级，荡然无存”。朝廷震怒，斥其“以国家赏功之典，为该抚市恩之具”。“名器不可轻授”——古人的告诫，道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荣誉与奖励是国家的“名器”，一旦轻授滥发，便再难收回其尊严。

从罗马的荣誉头衔到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从北宋的冗官到清代的滥赏顶带，历史反复昭示着一个规律：奖励的价值不在于数量，而在于稀缺。奖励本该是对卓越的承认，而不该是对参与的补偿；本该是“做出了成绩”的勋章，而不该是“做了工作”的工资。

当奖励变得廉价，真正受损的不是奖励本身，而是人们对奖励所代表的价值体系的信任。一个不珍视荣誉的民族，不会有人去追求真正的荣誉；一个习惯于“做了就有奖”的社会，不会有人去追求“做得卓越”。

奖状虽小，却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不只是教育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如何理解“奖励”、如何定义“优秀”、如何对待“努力”与“成果”之间关系的深层认知。当一个社会连对孩子的奖励都可以随意批发的时候，这个社会还能保留多少对卓越的敬畏？

奖励的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价值体系的通货膨胀。滥发的不是一张纸，而是整个社会对“何为值得奖励”这一根本问题的集体失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