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北夏语五 短篇小说一篇

一缕清风

注：篇中照片除个别张外，其余均为AI生成。

油城之恋

这油城的春天，来得比别处要晚些。四月的风从戈壁上吹来，还带着去年冬天的砂砾，打在窗玻璃上，沙沙地响。我坐在我那间小小的美容店里，望着玻璃门外那条黄土铺成的马路，马路上偶尔有一两辆卡车轰隆隆地开过去，扬起一片黄尘，久久不散。人来人往的，都是些陌生的面孔，粗糙的，被日头晒得黧黑的，带着石油工人那种特有的、说不出的粗犷劲儿。而我，一个从南方来的女子，一个二十六岁便离了婚的女子，就像一株从水乡移植到沙漠里的柳树，根还扎不下去，叶子已经黄了半边。

店是三个月前租下的。那时候我兜里只剩着离婚时分得的三千块钱，在旅馆里住了七天，看了七八处铺面，最后选中了这一间。说是铺面，其实不过是一间从前放杂物的土坯房，朝北，光线不好，墙角还有一块水渍，像一幅褪了色的地图。我将它打扫干净，粉刷了两遍，又从南门外的旧货市场淘来一把理发椅、一面穿衣镜、两个洗头用的躺盆，零零碎碎地布置起来。银灰色的窗帘，是去百货公司布匹柜台扯的减价布，三毛五一尺，我自己踩缝纫机做的。每当黄昏，夕阳从西窗斜斜地射进来，将这间小屋染成一种暖暖的黄灰色，我便觉着，这总算是自己的一个窝了。可窝是窝，心却是空的。

没人的时候，我常常对着那面穿衣镜发呆。镜子里的人，两颊瘦下去了，眼下浮着淡淡的青，嘴唇薄薄的，抿着，像在忍着什么没说出来的话。眉眼倒还清秀，可那份清秀里头，藏着一种说不出的倦意，仿佛走了很远的路，还未到地方，脚已经疼了。我伸出手，在镜面上轻轻抹了一下，镜中的人也跟着模糊起来，像隔着一层雨帘在看自己。我想起在南方的那几年，想起那个男人，他在婚礼上牵着我，对满堂宾客说"我会一辈子对她好"——一辈子，原来一辈子只有三年零四个月。他的新欢我也见过一次，在原来的单位门口，那女人穿着玫瑰红的连衣裙，头发烫成细碎的卷儿，笑得响亮，像一串爆竹。而我，却躲在这西北的角落里，开一间小小的理发店，每天给那些大嗓门、满手老茧的工人们理平头、刮胡子，听着他们讲家长里短，讲哪口井出油了，哪个领导调走了。日子过得像一杯凉透了的白开水，淡得没有味道。

　　偏有几张面孔，是让我不自在的。比如那个总爱在下午来的胖子，姓吴，在运输处开大车的。他一来便往椅子上一瘫，一双绿豆似的小眼睛滴溜溜地转，嘴上说着"小林啊，你这手艺越来越好了"，一只手却不老实，假装调整披布，往我腰上蹭。起初我忍着，只当没察觉，后来他越发不像话，我便板起面孔来，冷冷地说："吴师傅，您这头发剪好了，一共两块五。"他倒是笑嘻嘻地掏钱，临走还要撂下一句："小林啊，你一个人怪冷清的，赶明儿哥哥带你出去吃个饭。"我听了，心里一阵恶心，又一阵酸楚。凭什么？凭什么离了婚的女人就该是块人人想咬一口的肥肉？这些话我从不跟人说，说了也是白说，旁人只会劝你"算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可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忍到头呢？

就在这样的境况里，李铭来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是五月十二号，星期二，傍晚，天边烧着一种奇异的、紫红紫红的晚霞，把半条街都映得恍惚如梦。他推门进来的时候，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我便抬起头来。起初只看见一个穿着浅灰色中山装的身影，不高不矮，身形清瘦；待他转过脸来，我才看清楚那副面容——四十岁上下的年纪，眉骨很高，眼窝微微下陷，一双眼睛是温润的，像冬天里呵在玻璃上的那层雾气，带着些许模糊的愁意。他的头发有些长了，鬓角那里杂乱地翘着，像是被风吹了很久。

"师傅，理发。"他的声音不高，带着一点河南口音，却异常地斯文，像是从书页里翻出来的字句。

我请他坐下，拿了围布给他系上。他的脖颈很细，皮肤是那种长期在室内的人特有的白，带着一点病态的青。我问他理什么样的，他说："剪短些，清爽些就好。"我手里的剪刀咔嚓咔嚓地响起来，黑发一缕一缕地落在白色的围布上。镜子里，他安静地坐着，目光却不看镜子，而是望着窗外那片紫红的天空。我注意到他的手指，修长，干干净净，右手食指和中指有淡淡的黄——是烟渍。一个抽烟的文雅男人，我心里想，这样的人在油城里少见。

　　"你是南方人吧？"他突然开口。我一愣，说："怎么听出来的？"他微微一笑，从镜子里看着我说："你剪头发的动作，轻，细，不像本地师傅那样大刀阔斧。还有你刚才哼的那两句歌，是越剧《红楼梦》里的吧？"

我这才想起，自己方才确实无意中哼了几句，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小时候跟母亲学的，十几年了，总也忘不掉。这一点小小的注意，让我心里生出一种异样的温热，像冬天里路过一扇透出灯光的窗。

那天他走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送他到门口，他回过身来，说了句："你这店里的光线，太暗了些。明天我给你带盏台灯来吧，我家里有一盏旧的，放着也是放着。"不等我回答，他已经转身走进了夜色里，路灯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道墨迹，慢慢地洇开来，消失在街角。

他真的带了台灯来。是盏墨绿色的玻璃罩老式台灯，底座是黄铜的，擦得发亮。他把它放在我收银的桌子上，插上电，那圈光便温温柔柔地罩下来，将桌子上一小块地方照得暖洋洋的。他说："你晚上看账本的时候，眼睛不累。"我道了谢，他摆摆手，说举手之劳，便坐在那把理发椅上，像上次一样安静地坐着，让我给他修一修鬓角。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每周来一次，有时是周二，有时是周四，总是傍晚。渐渐地，他来了就不急着走，理完发还坐一会儿，跟我聊几句。他告诉我他在市政府办公室做文秘，写了十几年的公文，一年到头跟红头文件打交道。他说这话时，嘴角浮起一丝苦笑，说："写公文就像做裁缝，量体裁衣，不能有半点自己的花样。久而久之，我都快忘了自己还会写别的东西了。"我便问他写什么别的东西，他犹豫了一下，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牛皮本子，翻开一页，递给我看。

那是几句诗，写在横格纸上，字迹清瘦而工整："戈壁上的风，吹过三十八年，还在吹。我坐在办公室里，听钟摆一声一声地响，像听自己的骨头，一根一根地老。"

我读着，心里忽然一阵酸。抬眼看他，他正望着那盏墨绿的台灯，灯光映在他的侧脸上，将眉骨的影子投在眼窝里，显出许多平日看不见的疲惫。

"你写得多好啊，"我说，"比那些文件有意思多了。"他摇摇头，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有意思有什么用？三十八岁了，孩子上初中了，老婆在机关工会做妇女工作，每天跟我说的不是菜价就是谁家又闹离婚了。我这些字，只能写在本子里，给自己看。"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可我听出了那平静底下压着的——那是十几年的沉默，十几年的将就，十几年的"为了孩子，为了面子，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而咽下去的所有的委屈。我忽然觉得，他跟我一样，都是在各自的笼子里关久了的鸟，翅膀还没完全退化，但已经忘了怎么飞了。

　　那以后，我们的关系便不知不觉地深了下去。他有时下班后过来，带一两本旧书，或是他写的几页日记。我们便坐在那盏台灯下，他念他的诗给我听，我给他倒一杯我自己泡的茉莉花茶。茶是便宜的，三块钱一包，可他说，这茶里有南方的味道。我便笑他，说："什么南方的味道，不过是你心里的南方的味道罢了。"他听了，沉默好久，然后轻轻地说："晴雪，你这个人，真狠。一句话就把我这点念想全说破了。"

我听了，心便软了下来。我知道他说的"念想"是什么。在这座遍地是石油、满目是黄沙的城市里，他像一株被移栽来的梧桐，根还连着故土的湿润，叶子却已经习惯了干旱。而我，这个从江南逃来的女子，说着跟他一样软糯的口音，记着跟他一样旧式的歌谣——我们在这戈壁滩上相遇，像两滴落进沙漠里的雨水，还没来得及渗下去，就彼此寻见了。

可寻见了又怎样呢？

有一回，他多喝了两杯茶，话就多了起来。他说起他的婚姻，二十岁那年家里定的亲，女方父亲是他们河南老家的公社书记，对他家有恩，他大学毕业后便顺理成章地结了婚，生了孩子，调来西北，一过就是十八年。"我不是没有试过，"他低下头，手指捏着茶杯边缘，来回地转，"试过跟她讲我的书，我的诗，我那些不着边际的念头。她听了，说'你整天想这些没用的，不如想想怎么把孩子弄到实验中学去'。后来我就不讲了。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吃同一锅饭，可说的话，还没有跟你这半年来多。"

他说着，忽然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种暗的光，像深井里的水，表面平静，底下却幽幽地晃着。他说："晴雪，你说，人到中年了，还能不能为自己活一次？"

我没回答。我怎么能回答呢？我自己也在问这个问题，问了一年了，没有答案。我只是走过去，把凉了的茶倒掉，重新给他斟了一杯热的。茶杯的热气扑上来，将他的眼镜蒙上了一层雾，他摘下眼镜来擦，我看见他眼角那道细细的纹，想伸手去摸一摸，到底还是忍住了。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便有了一层说不破的东西。像冬天玻璃上结的霜花，好看，却一碰就化。他来店里的次数多了，有时不剪头发，只说是"路过"，进来坐坐。我们聊天，聊雨果，聊郁达夫，聊《春风沉醉的晚上》，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当作家，后来发现作家是吃不饱饭的，便老老实实地写起公文来。我听着，心想，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到最后都活成了自己少年时最不想成为的那种人？我从前想当个幼儿教师，后来结了婚，说好要生两个孩子，养一条狗，在阳台上种满栀子花。可后来呢？后来，孩子没生，狗没养，花也死了，连婚姻也死了。

人活着，怎么就这么难呢？

有一天，是个星期四，天阴得很，下午便飘起雨来。油城的雨是难得的，一年到头下不了几回，所以一下，整个城市便像遭了什么大劫似的，路面泥泞不堪，行人匆匆地跑。他来了，没有打伞，头发湿漉漉的贴在额上，灰色中山装的肩头洇了一大片深色。我赶紧拿了干毛巾给他擦，他接过毛巾，却不动，就那么站了一会儿，忽然说："晴雪，我前几天跟她说了。"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手停在半空。"说了什么？"我明知故问。"说了我们的事。"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砂纸磨过的，喉结上下动了一下，"她哭了半宿，天一亮便打电话把我妈从河南叫来了。我妈八十了，坐了六十个小时的火车，一进门就跪在我面前，说'儿啊，你要是敢离婚，我这就从楼上跳下去'。"

他坐下来，双手抱住头，肩胛骨在薄薄的衬衫下耸起来，像两座小小的、抖动的山。我站在他面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窗外雨声沙沙的，打在土坯房的屋顶上，打在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仙人掌上。我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可喉咙像被棉花堵住了，一个字也挤不出。我忽然很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要在他的生活里出现，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像别的离了婚的女人那样，索性断了念想，找个老实本分的工人再嫁了，日子再苦也是日子。可我偏偏不肯。我偏偏贪恋他那几句诗，那盏旧台灯的光，那一声"晴雪"里微微颤动的尾音。我贪恋，便要付出代价，而代价最终却落到他身上，落到他八十岁的老母身上。

"铭，"我终于开口，声音轻得连自己都听不清，"你回去吧。别再来找我了。"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是湿的，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他看着我，嘴唇哆嗦了一下，说："晴雪，我不怕。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

我闭上眼。那盏墨绿色的台灯在眼前晃成一团模糊的光晕。十八年，我想，他用了十八年建起的生活——家，妻子，孩子，工作，邻居的眼光，老母的眼泪——这些，哪一样是我赔得起的？我赔不起。我只赔得起我自己。

"你走吧。"我说，转过身去，背对着他，假装整理洗头台上的瓶瓶罐罐。我的手在抖，洗发水的瓶子"啪"地掉在地上，咕噜噜滚到墙脚。我蹲下去捡，蹲下去的那一刻，眼泪便再也忍不住了，一滴一滴落在水磨石地面上，和着从窗外飘进来的雨丝，洇成一滩一小滩的，模糊的影子。

他站了很久。我能听见他的呼吸，粗重的，断续的，像拉着一架破旧的风箱。然后他走过来，蹲在我身边，将那只洗发水的瓶子拾起来，放在我手里。他的手指碰到我的手指，凉的，带着雨水的冷。他说："晴雪，我懂了。是我不好，是我唐突了你。"

他说完，站起来，一步一步地向门口走去。门铃响了一声，又响了一声——他推开门，又关上了。

　　我抬起头来，望着那扇已经关上的门，门上贴着的"营业中"三个红字在一晃一晃的。雨还在下，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我一个人蹲在那盏老台灯下，灯光照着我被泪水打湿的鞋尖，我想起许多事来。想起十六岁那年在学校里念《雨霖铃》，"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当时只觉得美，哪里懂得什么叫"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如今懂了。懂了，却宁愿自己永永远远不懂。

他到底还是来了信。一封是托人捎来的牛皮纸信封，没有寄信人地址。我拆开来，里边是一张薄薄的信笺，上面只有两行字："你我皆在围城之中，你在城里看城外，我在城外看城里。可看来看去，这世上哪有什么城里城外？都是牢笼罢了。"

信纸的右下角，有一小片深色的痕迹，像是水渍，又像是别的什么。我把它折好，夹在我那本《沉沦》里，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便翻开来看一看，看一看那两行字，那一小片痕迹，然后熄了灯，在黑夜里睁着眼睛，听着远处炼油厂传来的、模糊的机器轰鸣声，一下一下，像这座城市的脉搏，沉重，单调，永无止歇。此后他再没来过。

我的日子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早起开店，给工人们剃头刮脸，傍晚关了门，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对着那盏旧台灯发呆。有时候天黑透了，外面起了风，吹得窗框咯吱咯吱地响，我便想起他坐在那把理发椅上的样子，想起他低头念诗时的嗓音，想起他说"你这个人，真狠"时那半真半假的苦笑。想着想着，手边的茶水就凉了。凉了我也不喝，就那么搁着，看着茶叶沉在杯底，一片一片的，像沉在水底的鱼。

年关边上，有一天我去南门市场买菜，在人堆里忽然看见一个女人。四十来岁，短发，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低着头挑土豆，挑得很仔细，一个一个地捏，捏完又放下，嘴里还念叨着什么。旁边站着一个半大的男孩，虎头虎脑的，极不耐烦地催她："妈，快点儿吧，我爸还等着回家吃饭呢！"

那女人直起身来，回头朝身后的人群里喊了一声："老李，你要不要香菜？"我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便看见他了。他站在卖干果的摊子前，穿着一件旧的军绿色棉大衣，手里提着一塑料袋红枣，正跟摊主说着什么。他的样子没什么变，还是那样清瘦，那样温温的，只是鬓角的头发白了几根，在日光灯下格外分明。他听了女人的话，摆了摆手，说："不要了，你赶紧挑吧，孩子都饿了。"

他的声音穿过嘈杂的人声传过来，平平淡淡的，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日常的、琐碎的、属于一个普通丈夫和父亲的语气。我站在三米之外，他始终没有看见我。他接过女人手里装土豆的袋子，又牵过男孩的手，三个人转身往市场外面走。男孩蹦蹦跳跳地走在中间，他和他女人一人牵着一只手，像一座小小的桥，将那孩子稳稳地架在中间。

他们走出市场的玻璃门时，有风吹进来，撩起了那女人额前的短发，我看见她侧过脸去，朝他笑了一下。那笑是极其普通的，脸颊的肉挤起来，眼角生出几道纹，是那种在柴米油盐里泡久了才会有的笑，不美，但安心。他看了她一眼，也笑了笑，接过她手里的另一袋菜，两人并肩走进了外面灰蒙蒙的光线里。

我在原地站了很久。手里的塑料袋装着两根葱、三个西红柿、一块豆腐，沉甸甸地坠着我的手指。我忽然觉得冷，彻骨的冷，那股冷是从心底里泛上来的，像井水漫过脚面，一寸一寸地往上淹。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是不幸福的，是不甘心的，是跟我一样被困在笼子里扑腾着翅膀的鸟——可方才那一幕告诉我，他有他的日子，有他的妻儿，有他那十八年织成的、虽不华美却足够厚实的茧。他离开了我，便又缩回那茧里去，温温地，妥帖地，像一件旧棉袄，不体面，但保暖。而我呢？我连茧都没有。我只是一个漂在这戈壁上的、没根没蒂的南方女子，连冷的时候该往哪里缩，都不知道。

回去的路上，西北风呼呼地吹，吹得我的脸生疼。我想哭，又觉得哭不出道理来。这世上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呢？你爱上一个人，他也爱上你，可你们就是不能在一起——这不是谁的错，不是他妻儿的错，不是他老母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只是时间不凑巧，缘分不凑巧，这整座城市、这整个时代都不凑巧。我们生在了不允许任性的时候，长成了不允许冲动的年纪，便只能把这一腔的、说不出口的念想，都咽回肚子里去，化成一团隐隐的疼，隐隐地留在那里，在每年五月起风的时候，隐隐地发作一回。

那天晚上我回到店里，开了那盏墨绿色的台灯，从枕头底下抽出那本《沉沦》，翻到夹着信笺的那一页。信笺已经有些发黄了，边角卷起来，像一片秋天的树叶。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然后合上书，关了灯，黑暗里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窗外的风声，呜呜的，像谁在远处哭。

后来我再没有见过他。我的美容店开了两年，攒了些钱，便盘了出去，换到市区东面租了个大些的铺面，雇了两个姑娘，生意慢慢地好起来。油城的春天还是一样地来得晚，四月的风还是带着砂砾。只是偶尔，在某个起风的黄昏，当我独自锁了店门走回家的路上，会忽然听见身后有熟悉的脚步声，心里猛地一跳，回过头去——却只有一条空空的巷子，路灯的光黄黄的，照着一地的沙土，风把它们吹起来，又放下，吹起来，又放下。

我知道，那不是他，也永远不会是他了。可我还是会回头。就像那些写过又撕掉的信，那些拨了一半又挂断的电话号码，那些在梦里叫出声来醒来却空无一人的名字——明知道是徒劳，偏偏还要徒劳。这便是人生了罢，我想。年轻时以为是诗，是歌，是春风沉醉的晚上；后来才知道，诗是写不满的，歌是唱不完的，而春风的晚上，终究也是要天亮的。

天亮了，便该醒来了。醒来之后，日子还是日子，沙土还是沙土，油城还是油城。只是心里那一小块地方，永远温着，永远亮着，像一盏没有人关的、墨绿色的旧台灯，孤零零地照着，照着一把空了的理发椅，照着一条再不会有人走来的路。

作于：克市兰馨轩

22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