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恰逢其时，第3章 卫生所与基建队

介子

作者：耿顺甫

美篇昵称：介子

美篇号：504271

背景音乐:耿顺甫作词的歌曲不晚

封面与插图：Ai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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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卫生所与基建队

进入十二月下旬，北大荒的气温像是被谁拧开了制冷阀门，一天比一天低。

头几天还能在户外站上半小时不冻僵，现在出门五分钟，眉毛和睫毛就结了一层白霜，呼出的气在围巾上凝成冰碴子，硬邦邦地扎着下巴。

赵远征每天清晨六点被哨子吹醒，摸着黑穿衣服——棉袄冻得像铁皮，得先在炉子边烤一烤才能套上身。

他学会了在十分钟内完成穿衣、叠被、洗漱、出操，动作快得像被什么东西追着跑。

出操已经成了例行公事。围着院子跑十圈，风雪无阻。雪大的时候，跑完一圈脚印就被新雪盖住了，像没有人跑过一样。

赵远征被陶国良编进了“第一队”——跑在最前面的那一拨人。

第一队有十来个人，都是体力好能吃苦的，跑完了还要加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单杠，一样不少。

陶国良站在旁边看着，手里拿着哨子，时不时喊一句“快点快点，没吃饭吗”。

赵远征咬着牙做完，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在棉袄里结成一层冰，贴在皮肤上，又冷又湿，像穿了一件铁做的内衣。

“赵远征，你过来。”有一天跑完操，陶国良把他叫到一边。

赵远征走过去，立正站好。陶国良打量了他一眼，目光从肩膀扫到脚后跟，像是在掂一件货物的份量。

“我看你干活不惜力，是个好苗子。基建队缺个副队长，你干不干？”

赵远征愣了一下。副队长？他才来不到半个月，连人都没认全。

他张了张嘴，想说“我干不了”，但话到嘴边变成了：“陶场长，我怕干不好。”

“干不好再换人。”陶国良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吃什么。“你现在的任务是带着那帮新来的干活，别让他们偷懒，也别让他们出事。能做到吗？”

“能。”

“去吧。”

赵远征转身走了。他走出十几步，才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得很快，像有人在胸口擂鼓。

他想起父亲说的“多干活少说话”，又想起母亲说的“好好读书”。

当副队长算不算“多干活”？算。

但“少说话”怕是做不到了——当了副队长，就得说话，说很多话。

从那天起，赵远征每天除了自己扛木头，还要安排别人的活、检查进度、处理纠纷。

谁和谁吵架了，他去劝；谁偷懒了，他去说；谁受伤了，他得跑去卫生所找人。

他忙得脚不沾地，连吃饭都是站着吃，三口两口扒完，放下碗又去干活。

钱守诚说他“像一头牛”。他不生气，因为他觉得自己确实像一头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不知道抬头看路。

但路，其实一直在那里。

周书仪在卫生所的日子，渐渐有了规律。

每天早上七点到岗，打扫卫生、擦拭药柜、整理药品。

老魏话不多，但教东西很实在。他教她认识各种药——退烧的有阿司匹林、安乃近，止痛的有索密痛、颅痛定，消炎的有磺胺、四环素。

每介绍一种药，他都会说一句“记住，是药三分毒”，语气像在念经。

他还教她打针。先在猪皮上练。老魏从食堂弄来一块猪皮，绑在一个枕头上，让她扎。猪皮比人皮韧，针头扎进去要使劲，推药的时候手指要用巧劲。

她认认真真练了三天。

第一次给人打针，是在一个冻伤的知青身上。那人的手背肿得像馒头，需要打一针破伤风。

周书仪拿着针筒，手抖得厉害，针头在灯光下闪着寒光。她深吸一口气，扎进去——那人“哎哟”一声，她差点把针拔出来。

“别慌，推药慢一点。”老魏在旁边说，声音不大，但给力。

她慢慢推药，眼睛盯着针筒里的液面一点一点下降。拔针，用棉球按住。动作做完，她的手还在抖。

那人活动了一下胳膊：“还行，不太疼。”

她松了一口气，手心全是汗。低头看自己的手——十个指头都在微微颤抖，像风中的树叶。

沈玉芬怕打针。每次老魏让她练，她就捂着胸口说“我头晕”。

第一次大家还当真，后来发现她每次“头晕”的时间都卡得刚刚好——正好是轮到她的那一刻。

何小燕不怕，抢着练，说她以前在老家给猪打过针。

老魏瞪了她一眼，眼睛里的光像刀子：“给人打针不是给猪打针，要轻，要准。”

何小燕吐了吐舌头，但还是练得很认真。她练完一支针，还要练第二支，第三支。

周书仪注意到，何小燕的手很稳，稳得像老魏。

“书仪，你以后想当医生吗？”有一天，何小燕一边收拾针筒一边问她。

周书仪沉默了一会儿。卫生所里很安静，只有炉子里煤块偶尔发出的“噼啪”声。

阳光从糊着报纸的窗户缝里漏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

“想。”她说，“但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何小燕不懂她的“但”，沈玉芬也不懂。

她们不知道周书仪的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不知道她家里被抄过，不知道她把一本英文原版的《简·爱》藏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熄灯后偷偷看两页。

她不敢告诉任何人，连沈玉芬都不敢。

她怕。怕被举报，怕被批斗，怕像父亲一样被送到干校去挑粪。

她只能把那些话咽进肚子里，和着玉米面糊糊一起吞下去。

一天下午，赵远征在工地上被钢筋划破了手。

伤口不深，但很长，从左手的虎口一直拉到食指根部，血珠子顺着手指往下滴，滴在雪地上，

钱守诚看见了，说“你去卫生所包一下”。

赵远征本想说不去——一点小伤，用布条缠一下就行。

但他犹豫了。他想起卫生所有个人。那个人有一双长冻疮的手，有一根系在辫梢的红头绳，有一个笑起来像风吹过湖面的样子。

他把手上的血在棉袄上擦了擦，说“好”。

“钱守诚，你帮我去卫生所取点药。”赵远征把手上的血在棉袄上擦了擦，叫住正要回宿舍的钱守诚。

“你怎么不去？”

“我手里还有活，走不开。”赵远征低着头，把一根木头往架子上扛，没看钱守诚的眼睛。“你就说……就说基建队有人划伤了手，要点碘酒和绷带。”

钱守诚看了他一眼，没再多问，转身往卫生所跑。

卫生所里，周书仪正在整理药柜。她把药瓶按字母顺序重新排列了一遍，排到一半，觉得不对，又按功效重新排了一遍。

老魏说她“有强迫症”，她不在乎。把东西摆整齐，心里就踏实。

“有人受伤了？”钱守诚推门进来，呼哧带喘的。

“谁？”周书仪问。

“赵远征。手被钢筋划了。”

周书仪的手顿了一下。碘酒瓶攥在手心里，瓶身凉凉的，玻璃表面凝着一层细密的水雾。她问了一句：“伤哪了？”

“手。虎口那儿，挺长一道口子。”

她低下头，从药柜里拿出碘酒、绷带、胶布，用一块白布包好，递给钱守诚。

“让他每天换药。”她说。声音不大，像是在跟自己说。

钱守诚接过布包，转身跑了。

周书仪站在药柜前，把碘酒瓶攥在手心里，站了一会儿。碘酒瓶被她攥得温热，瓶身上的水雾散了。

她没有动。直到沈玉芬喊她“书仪，你发什么呆”，她才回过神，把碘酒瓶放回药柜，关好柜门。

那天傍晚，赵远征从工地上回来，路过卫生所门口。

他放慢了脚步。卫生所的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透过糊着报纸的玻璃，能看见里面模模糊糊的人影。

他知道那是周书仪——她今天值班，老魏去团部开会了。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没有进去。

她正在诊桌后面抄笔记。

桌上摊着那本《赤脚医生手册》，翻开的那一页画着一张人体解剖图——心脏的位置、肺的位置、肝的位置。

她低着头，手里的钢笔在纸上写着。钢笔是黑色的，笔杆很细，笔尖在纸面上划过，留下一行行工整的字迹。

那支钢笔，他认得的。是他送的那支。

赵远征没有进去。

他只是在门外站了一会儿，看着玻璃上她的影子。窗玻璃上全是雾气，她的影子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水。

但他能看见她的轮廓——低着头的、微微驼背的、专注得像一尊雕塑的轮廓。

她抬起头，像是感觉到了什么。她看见玻璃上的雾气，伸出手指，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圈。

赵远征也伸出手指，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圈。

两个人隔着玻璃，谁也没说话。

然后赵远征转身走了。

他的脚步声在雪地里越来越远，最后被风声吞没。

周书仪坐在诊桌后面，看着玻璃上那个慢慢消失的圈，把手缩回去，继续抄笔记。

但她抄的是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了。那些字在她眼前晃来晃去，像一群游走的蚂蚁。

她放下钢笔，摸了摸笔杆上那个小小的凹痕——那是他握笔的手指磨出来的。她的指尖停在凹痕上，停了很久。

老魏从团部开完会回来，天已经黑透了。他走进卫生所，把羊皮袄脱下来搭在椅背上，搓了搓冻僵的手。

“今天有人来吗？”他问。

“没有。”周书仪说。

“那个手受伤的呢？不是让钱守诚来取药了？”

周书仪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钱守诚来的时候我正好在门口，听见了。”老魏坐下来，倒了一杯热水，捧着杯子暖手。“赵远征那小子，手伤了不自己来，让别人来。你说他是不是傻？”

周书仪没接话。

老魏看了她一眼，没再说什么。他把杯子里已经凉了的水倒掉，又倒了一杯热的，推到她面前。

“喝点热水，手就不冷了。”

周书仪端起杯子，水温透过搪瓷杯壁，传到她的手心。她低下头，喝了一口。

“魏医生，”她说，“您为什么来这里？”

老魏站起来，走到墙上那张发黄的毕业照前面，仰着头看。

照片上是一群年轻人，穿着白大褂，站成三排，中间那个人手里拿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字。

“你过来。”老魏说。

周书仪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看见了吗？”老魏指着照片中间那个高个子年轻人。“这是我。”

赵远征有一次来卫生所换药时，也看见过这张照片。

他问过老魏：“魏医生，这是您吗？”

老魏说“是”。

“这是哪个医院？”

“协和。”

赵远征愣了一下，正张嘴要问。

“别问了。”老魏说。

赵远征没再问，但他看见老魏的手在抖。

现在，老魏又说了一遍。

“协和医学院。”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对自己说，“毕业照。我站在最中间。”

周书仪看着照片上那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年轻的老魏浓眉大眼，意气风发，嘴角挂着一丝笑，和白大褂下面的补丁一样，都是那个时代的记号。

她再看看身边这个老魏——头发花白，脸上有刀刻般的皱纹，手指上全是冻疮的疤痕。

她忽然觉得眼眶有些发酸。

“那您怎么……”

“怎么到这来了？”老魏把话接过去，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笑但没笑出来。

“成分不好。父亲是教会医院的医生，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毕业分配的时候，就把我分到这来了。说是‘支援边疆建设’，其实就是发配。”

周书仪没说话。她想起自己的父亲——大学的教授，也被发配到干校去了。

母亲来信说，父亲在挑粪，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一担一担地挑，肩膀磨出了血泡。她想哭，但哭不出来。

“所以我教你。”老魏转过身，看着她。

他的眼睛里有光，不是炉火的光，是另一种光，像煤油灯的火苗，不大，但亮。

“你跟我一样，是读书的料。别浪费了。”

“谢谢魏医生。”周书仪的声音有些发哽。她把嘴唇咬住，不让眼泪掉下来。

老魏把那杯已经凉了的水又倒掉，重新倒了一杯热的，塞到她手里。

“喝吧。”

元旦那天，农场放假一天。

说是放假，其实也没什么事可做。

不能出去——外面太冷。不能串门——男女宿舍不许来往。

不能打牌——牌被没收了。

知青们只好窝在宿舍里，聊天、看书、写信、发呆，像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麻雀。

赵远征靠在床上，翻着那本《牛虻》。他已经看了三遍了，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

第一遍看故事，第二遍看人物，第三遍看那些他以前没注意到的细节。

亚瑟在南美洲受的那些苦，被神父背叛时的绝望，重返意大利的决心。

亚瑟没有放弃，他也不能放弃。

“赵远征，你出来一下。”门口有人喊。

赵远征放下书，走出去。是钱守诚，脸冻得通红，鼻尖像一颗樱桃，手里拿着一封信。

“你家里来信了？”赵远征问。

“不是我的，是给你的。”钱守诚把信递给他，“刚才陶场长给我的，说是从北京寄来的。”

赵远征接过信，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字迹像是小学生写的，他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父亲的字。

父亲只上过三年私塾，认字不多，写信更是费劲，每个字都像在纸上爬，爬得很慢，很吃力。

他撕开信封，抽出信纸。

信纸是厂里的便签纸，抬头印着“北京第二棉纺织厂”的红字。

上面只有几行字：

“远征：家里都好，勿念。你走后，厂里发了十斤白面，我留了一半，给你寄了五斤粮票。天冷了，多穿衣服。你爸。”

他把信看了两遍。第一遍看字，第二遍看字缝里的东西。

父亲没说的比说了的多——一个人在家怎么样？腿还疼不疼？那十斤白面，留了一半，另一半呢？寄了五斤粮票，自己还剩多少？

他把信折好，塞进口袋里。五斤粮票，硬硬的，不知道父亲省了多久才省下来的。

“你爸写的？”钱守诚问。

“嗯。”

“你爸对你好。”

“嗯。”赵远征点了点头，“你家里有信吗？”

钱守诚摇了摇头：“我家没人会写信。我妈不识字，我爸……早就不在了。”

赵远征没再问。他把手搭在钱守诚肩膀上，拍了拍。

“走，回屋。”

元旦的下午，赵远征偷偷去了卫生所。

他不敢光明正大地去。陶国良那句“男女不许来往”像一根绳子，勒在每个人的脖子上。

他找了个借口——“肩膀疼，去要点药”——绕了一大圈，从牲口棚后面绕过去，溜进了卫生所的后门。

卫生所里只有周书仪一个人。

老魏去团部开会了，沈玉芬和何小燕在宿舍里休息。

周书仪坐在诊桌后面，面前摊着那本《赤脚医生手册》，正翻到“冻伤的预防与治疗”那一章。

书页上画着一只冻伤的手，皮肤发紫，指尖发黑，像一根烧焦的木炭。

“你怎么来了？”她看见赵远征，有些意外，手里的书合上了一半。

“我……肩膀疼，来要点药。”赵远征编了个借口。

“肩膀怎么了？”周书仪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她的步子不快，“把棉袄脱了。”

赵远征愣了一下，然后慢慢脱下棉袄，露出里面的单衣。

单衣的肩膀处有一块深色的印迹，不是汗，是血。

“把单衣也脱了。”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脱了。

他的肩膀肿得老高，青紫色的，像一块发霉的馒头。

皮磨破了好几层，结着黑红色的血痂，有些地方还在往外渗血——不是流，是渗，一点一点的，像露水从树叶上渗出来。

“你一直没处理？”周书仪的声音有些发紧，像一根被拉得太直的弦。

“没顾上。”

“坐下。”她按着他的肩膀——动作很轻，但很坚定，像一根钉子钉进木头里——让他坐到椅子上。

她去药柜里拿了碘酒、棉球、纱布，蹲在他面前，用棉球蘸了碘酒，轻轻地擦在他的伤口上。

碘酒碰到伤口，疼得像有人拿烙铁按上去。赵远征咬紧牙，腮帮子鼓出两条硬棱。他没出声。

周书仪的手很轻。像蝴蝶落在花瓣上，一下一下地擦着，把那些血痂和污垢一点点清理干净。

每擦一下，她的手都微微停顿一下，像是在等他的反应。

“疼吗？”她问。

“不疼。”他说。

“骗人。”她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忍住了。

但那一眼里有一种东西，让赵远征的心跳漏了一拍。

赵远征看着她的脸。

她低着头，睫毛垂着，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嘴唇微微抿着，额前的碎发垂下来，搭在眉毛上。

她的呼吸很轻，轻到几乎感觉不到，但他能感觉到——那呼吸拂在他裸露的肩膀上，温热的，像春天的风。

他忽然想起火车上那个夜晚。她睡着了，头从窗边上滑下来，他用手背挡了一下。

她的手很凉，凉得像冰块。他犹豫了很久，才把自己的棉袄盖在她身上。

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现在他知道了。但他不敢承认。

“以后每天来换药。”周书仪把纱布缠好，用胶布固定。

她的手在他肩膀上绕了一圈又一圈，动作熟练得像做过一千遍。“别自己硬撑。”

“嗯。”赵远征把衣服穿上。棉袄套上去的时候蹭到了伤口，他皱了一下眉，但没出声。“谢谢你。”

“不客气。”周书仪把碘酒和棉球收起来，坐回诊桌后面，重新翻开那本《赤脚医生手册》。“你还有别的事吗？”

“没……没有了。”

赵远征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来。他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窗台上——一支钢笔，黑色的，笔杆上有一个小小的凹痕。

窗台上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三个字：“给你的。”

他转过身。“你……你手好点了吗？”

周书仪看了看自己的手。冻疮还在，又红又肿，但比前几天好了一些。

她每天晚上用温水泡手，泡完了抹上蛤蜊油，再用布包起来睡觉。

这是老魏教她的。老魏说，蛤蜊油比什么都管用，猪油也行，但猪油太腥。

“好多了。”她说。

“那就好。”

赵远征推开门，走了。

冷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书页哗啦啦地翻了几页。周书仪伸手按住，手心压在纸面上，感觉到纸张的粗糙和冰凉。

她坐在那里，听着他的脚步声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地远去。那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被风声吞没了。

她低下头，翻开《赤脚医生手册》。但她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她脑子里全是刚才的画面——他光着膀子坐在那里，肩膀上全是伤，咬着牙说不疼。

她想起火车上他递过来的那个馒头，想起他用手背挡住她滑落的头，想起他手套上那补丁。

补丁的针脚那么大，一看就是自己缝的，一个男人，笨手笨脚的，不知道怎么穿针，不知道怎么打结。

她把书合上，放在桌子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那口气在冷空气里变成了白雾，慢慢散开，像一朵小小的云。

然后她看见了窗台上的钢笔。黑色的，笔杆上有一个小小的凹痕。

她走过去，拿起钢笔。笔杆还是凉的，但握在手心里，很快就暖了。

她用拇指摸了摸那个凹痕——那是他握笔的手指磨出来的。她把钢笔攥在手心里，站了一会儿。

然后她回到诊桌后面，翻开笔记本的扉页，用那支钢笔写了一行字：

“赵远征赠。”

一月中旬，一场暴风雪袭击了农场。

风从西伯利亚刮过来，裹着雪粒，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

能见度不到十米，人走在院子里，转眼就被雪埋住了脚脖子。

陶国良下令停工，所有人待在宿舍里，不许外出。

赵远征坐在宿舍里，听着窗外风雪的呼啸声。

风像狼一样嚎，一阵一阵的，有时候突然停了，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然后又猛地刮起来，像是要把屋顶掀翻。

炉子里的煤快烧完了，钱守诚去外面搬煤，推开门，风夹着雪灌进来，吹得炉子里的火苗东倒西歪，像一群受惊的鸟。

“妈的，这鬼天气。”李国庆裹着被子缩在床上，只露出两只眼睛。

“别骂了，骂也没用。”王建设说。他正坐在床边补袜子，针线活做得比赵远征好多了，针脚又细又密。

赵远征把那本《牛虻》又翻了一遍。翻到亚瑟在南美洲那一段，在甘蔗园里干活，被太阳晒，被蚊子咬，被人打。

但他活下来了，而且变得更强大。

赵远征把书放在枕头底下，躺下来，看着天花板发呆。

天花板上糊着报纸，报纸上有一篇社论，标题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他看了几遍，觉得那些字他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看不懂了。

“赵远征，你想家吗？”钱守诚忽然问。他正坐在炉子边，用一根铁丝拨弄着煤块，试图让火烧得更旺一些。

赵远征想了想，说：“想。”

“我也想。”钱守诚说，“我想我妈做的炸酱面。我家的炸酱面跟别家不一样，我妈放的是甜面酱，不是黄酱。北京人都吃黄酱，就我家吃甜面酱。”

赵远征没说话。他想的是父亲一个人在家，不知道晚饭吃的什么。可能是馒头就咸菜，可能连咸菜都没有。

“我想我爸。”他说，“不知道他一个人在家怎么样了。”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炉子里的煤“噼啪”响了一声，溅出几点火星，落在水泥地上，很快就灭了。

李国庆从被子里探出头来：“你们说，咱们还能回去吗？”

“能。”赵远征说，“总有一天能。”

“什么时候？”

“不知道。但总能。”

李国庆又把头缩回去了。被子拱起一个包，像一座小小的坟。

风雪持续了三天三夜。

第四天早上，风停了，雪也小了。

赵远征推开门，外面白得刺眼，积雪没过了膝盖。

院子里的栅栏只剩下半截露出雪面，像一排被砍断的木桩。

几只麻雀在雪地上跳来跳去，留下一串细小的脚印，像一根断断续续的线。

陶国良吹了哨子，让大家出来扫雪。

赵远征拿起铁锹，走到院子里。雪太厚了，一锹下去，铲不起来——得先用锹头劈开，把雪块砍碎，再一锹一锹地往外扔。

他干了一会儿，身上就热了，棉袄脱了搭在栅栏上，只穿一件单衣。单衣很快就湿透了，贴在身上，但他不觉得冷。

周书仪也在扫雪。她和沈玉芬、何小燕一组，负责卫生所门口的那一片。

她看见赵远征在雪地里干活——铁锹在他手里上下翻飞，雪块被甩出去，在空中散开，像一朵白色的花。

她想喊他，但隔得太远，喊了也听不见。

而且，喊什么呢？喊“赵远征”？太正式。喊“喂”？太随便。

她低下头，继续铲雪。

“书仪，你看那边。”沈玉芬碰了碰她的胳膊。

周书仪抬起头，顺着沈玉芬的手指看过去。

赵远征正扛着一根木头从东边走过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开始干活了，这个人的字典里好像没有“休息”两个字。

雪没过他的小腿，他每走一步都很吃力，但脚步很稳，一步一步的，像在丈量什么东西。

“那个赵远征，长得还挺好看的。”沈玉芬小声说。她用的是上海话，以为周书仪听不懂。

周书仪没接话，低下头继续铲雪。铁锹切入雪里，发出“嚓”的一声。

“你不觉得？”沈玉芬改用普通话追问。

“觉得什么？”周书仪头也不抬。

“觉得他好看啊。”

“没注意。”

沈玉芬撇了撇嘴，不信。但她没再问了。

风把她的围巾吹起来，在空中飘了一下，又落回肩上。

下午，陶国良把赵远征叫到办公室。

办公室在院子北边的一间小屋里，原来是堆放杂物的，陶国良来了以后收拾出来当办公室用。

里面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一个炉子。

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像，下面是几排马恩列斯的画像，再下面是一张中国地图，地图上钉着几枚大头针，标着各个生产队的位置。

“坐。”陶国良指了指床。

赵远征坐下来，手放在膝盖上，腰挺得笔直。

他注意到桌子上摊着一本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什么——不是字，是数字，一排一排的，像账本。

“你来农场快一个月了，感觉怎么样？”陶国良问。他坐在椅子上，身体微微前倾，两只手交叉放在桌上。

“还行。”赵远征说。

“还行是什么意思？好还是不好？”

“好。”赵远征说，“能学到东西。”

陶国良看了他一眼，笑了。那笑容很短，像一道闪电，一闪就没了。

“你倒是会说。我问你，你觉得咱们农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赵远征想了想。他想到了很多——宿舍漏风、煤不够吃、工具不够用、有人偷懒、有人想家。

他把这些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说：

“住房。宿舍太破了，窗户漏风，炉子不好烧，煤也不够。”

“还有呢？”

“工具。铁锹不够用，好用的更少。木工房缺锯子、缺刨子、缺钉子。昨天王建设的铁锹断了，找了半天没找到备用的。”

“还有呢？”

“人。”赵远征停了一下，“很多人不想干活，能偷懒就偷懒。不是他们懒，是他们觉得没盼头。不知道干这些有什么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

陶国良沉默了一会儿。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包烟——大前门，红色包装，上面印着天安门的图案。

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在屋里弥漫开来，带着一股辛辣的味道。

“你说得对。”陶国良说，“很多人没盼头。但你不能没盼头。你是副队长，你如果也没盼头，底下的人就更没盼头了。”

赵远征点了点头。

“我看了你的档案。”陶国良弹了弹烟灰，烟灰落在桌上的玻璃板上，灰白色的。“你父亲是工人，母亲去世了。你学习不错，本来能上高中，但赶上那几年，没上成。”

赵远征没说话。他盯着桌上那本笔记本，数字在眼前晃来晃去，但他一个也没看清。

“你想不想上大学？”陶国良忽然问。

赵远征愣了一下。上大学？他想。他做梦都想。从母亲说“好好读书”的那天起，他就想。

但他不敢想。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在这样一个年代，上大学？那是天方夜谭。他连高中都没上过，拿什么考大学？

“想。”他说，“但不可能。”

“现在不可能，以后呢？”陶国良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烟蒂在玻璃缸里转了一圈，停住了。

“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当年也想去北京，没去成。因为我爹是富农，政审过不了。”

赵远征抬起头，看着陶国良。

陶国良弹了弹烟灰，继续说：“你们不一样。政策变了。你们要是想考，就好好准备。机会来了，你得有本事抓住。”

赵远征看着陶国良。这个脸上有刀刻般皱纹的中年男人，这个说话像下命令一样的退伍军人，这个每天吹着哨子把他们从被窝里赶出来的副场长——他说的这些话，父亲也说过，母亲也说过。

但父亲母亲说的是“好好读书”，陶国良说的是“把书读好”。一个字的差别，意思差不多，但听起来不一样。

父亲的话是叮嘱，母亲的话是遗愿。

陶国良的话，是指路。

“我知道了。”赵远征说。

“去吧。”陶国良挥了挥手，像赶一只苍蝇。

赵远征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来。他的手搭在门把手上，门把手是铁的，冰凉，像握着一块冰。

“陶场长，”他说，“谢谢您。”

“谢什么？我什么都没做。”陶国良已经把目光转回了笔记本，但赵远征看见他的嘴角动了一下。“去吧，好好干。”

一月底，农场来了一批新物资。

十几辆马车从团部拉来了粮食、煤炭、棉衣、药品，还有一些书。

那些书用草绳捆着，一捆一捆地码在马车上，上面盖着油布，但还是被雪水浸湿了边角。

赵远征帮着卸货。他把一捆书扛在肩上，往仓库走。

书不重，但很硌人，边角顶着他的肩胛骨。

到了仓库，他把书放下，解开草绳，翻开最上面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红色封面，上面印着毛主席的头像。

下面几本也是《毛选》，再下面是《红旗》杂志合订本，再下面是几本农业技术手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土壤与肥料》《农业机械使用与保养》。

赵远征趁人不注意，从里面抽了一本《农业技术手册》，塞进怀里。

书不大，薄薄的，几十页，但纸很厚，塞进怀里鼓出一块。他用棉袄裹紧，走回宿舍。

晚上，他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那本书。手电筒的光在黑暗里晃来晃去，像一只萤火虫。

书里讲的是怎么种地、怎么施肥、怎么防治病虫害——小麦的锈病、玉米的螟虫、大豆的食心虫，每一种都有图片，黑白的，印得模糊，但能看出大概。

他不喜欢种地。他从来没喜欢过种地。但他觉得，既然要在这里待下去，就得把这里的活干好。

干好了，才有资格想别的。

钱守诚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说：“你还不睡？”

“再看一会儿。”赵远征说。

“看什么？”

“种地的书。”

钱守诚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着了。赵远征没听清他说了什么，也不想知道。

他继续看。炉子里的火已经灭了，屋里冷得像冰窖。

他的手指冻得发僵，翻书页都费劲，纸页在指尖打滑。但他不想睡。

他想把这本小册子看完，记住每一个有用的知识点——氮磷钾的比例、播种的深度、轮作的周期。

他想起了陶国良说的话：“机会来了，你才有本事抓住。”

他不知道机会什么时候来。

但他知道，机会来的时候，他必须有本事。

二月初，立春。

北大荒的立春跟冬天没什么区别。还是冷，还是雪，还是每天早上的哨子和晚上的黑灯。

但老魏说，立春之后，白天会慢慢变长，雪会慢慢变软，地会慢慢解冻。到了四月，就可以开始春耕了。

“春耕？”沈玉芬问，“咱们要种地？”

“不种地你们吃什么？”老魏正在磨一把剪刀，磨石上洒了水，发出“沙沙”的声音。“粮食从哪来？天上掉下来的？”

沈玉芬吐了吐舌头，不敢再问了。她蹲在墙角，把纱布一块一块叠好，码整齐。

周书仪站在卫生所门口，看着远处的雪原。

雪还是白的，但白得不像以前那么刺眼了。

以前的白是死的，像石灰，像白骨。现在的白里透着一层淡淡的灰蓝，像有人在白颜料里加了一点点墨。

天也蓝了一些，不像以前那样灰蒙蒙的。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错觉，还是春天真的要来了。

“书仪，你过来。”老魏在屋里喊她。

她走进去。老魏放下剪刀，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

那本书很厚，蓝色封皮，边角磨得发白，书脊上的字已经看不清了。他把书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

“这本《内科学》你拿去看，看完还我。”

周书仪拿起来，翻开扉页。上面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的红色圆章，印章下面是一个编号，用钢笔写的，蓝黑墨水，已经褪色了。

书页已经发黄了，被人翻过很多遍。有些页面上还有铅笔做的记号，画着线，写着字——字迹潦草，像医生的处方。

“这……这是给我看的？”她有些不敢相信。

“借你的，不是给你的。”老魏说，“看完还我。别弄丢了。”

“谢谢魏医生。”周书仪抱着那本书，像抱着一个婴儿。她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忍住没有把它贴在脸上。

“别谢我。”老魏重新拿起剪刀，继续磨。“要谢就谢你自己。你有天赋，肯学，我教着也有劲。那些不想学的，我教了也白教。”

周书仪抱着书回到宿舍。她把它藏在枕头底下，和那本《简·爱》放在一起。

两本书，一本厚一本薄，一本中文一本英文，一本是别人的，一本是父亲的。它们并排躺在她的枕头下面，像两个沉默的朋友。

她坐在床边，手伸进枕头底下，摸了摸两本书的封面。

《简·爱》的封面是皮革的，光滑，微凉；《内科学》的封面是布的，粗糙，温暖。

两本不一样的书，摸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但压在她手心里的重量，是一样的。

沈玉芬从外面进来，看见她坐在那里发呆，手里什么都没有，目光落在墙上的一张报纸上。

“怎么了？”沈玉芬问。

“没什么。”周书仪把手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玉芬，你说，咱们能在这里待多久？”

“谁知道呢。”沈玉芬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在床上，弹簧发出“嘎吱”一声。“也许一辈子。”

一辈子。

周书仪在心里默念这三个字。一辈子很长——长到可以把一个人从少年变成老头。

一辈子很短——短到来不及做完想做的事。

一辈子可以干很多事，也可以什么都不干。

她不想什么都不干。

她想看书，想学医，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不管在哪里，不管待多久。

那天晚上，熄灯之后，她偷偷打着手电筒，翻开那本《内科学》。

第一章是“总论”，讲的是医学的基本概念——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人体的结构和功能，疾病的分类和诊断方法。

每一个词都是新的，像一个个陌生的门，等着她推开。

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遇到不懂的词就记下来——用笔写在书页的空白处，字迹很小，小到只有她自己能看清。

解剖、生理、病理、药理、诊断、鉴别诊断……每一个词都像一颗种子，落在她的脑子里，等着生根发芽。

她用的那支笔，是赵远征送的那支。黑色的，笔杆上有一个小小的凹痕。

手电筒的光照在书页上，那些黑色的铅字像蚂蚁一样爬进她的眼睛里，爬进她的脑子里，爬进她的心里。

她读着读着，忘了时间，忘了身在何处，忘了窗外的风雪。

她读到“心脏”那一节的时候，停下来，把左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

她能感觉到心脏在跳动——“咚、咚、咚、咚”，有力而均匀。她闭上眼睛，数了十下，又数了十下。

每分钟大约七十二次。书上是这么写的。正常成年人的心率。

她的心率是多少？她不知道。

但她知道，她的心脏在跳，她的血在流，她活着。活着，就不晚。

直到手电筒的光变暗了，她才抬起头，发现已经过了半夜。

她把书合上，放回枕头底下，闭上眼睛。

她做了一个梦。

梦里她穿着白大褂，坐在一张诊桌后面。

诊桌是木头的，漆面斑驳，和卫生所那张一模一样。

面前排着长长的病人，一个接一个，数不清有多少个。

她一个一个地看，开药，打针，治病救人。她的手很稳，稳得像老魏。

赵远征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副手套——棉线的，手心磨出了洞，拇指的地方补了一块补丁。

他说：“给你，戴上。”

她伸手去接，然后她醒了。

天还没亮。窗外还是黑的，但黑得不像深夜那么浓了，黑里透着一层薄薄的灰蓝。

她摸了摸枕头底下的书，还在。一本硬的，一本软的，都还在。

她又摸了摸枕头底下的笔记本，翻开扉页，看见那四个字：“赵远征赠。”

钢笔的墨水在纸上洇开了一点，但字迹还是清晰的。

她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枕头底下，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继续睡。

外面的风停了。

雪也停了。

天边露出一线鱼肚白。

那是黎明前最深的黑暗之后，第一缕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