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来（泰州）历史上的洪泛

布衣书生

泰来（泰州）历史上的洪泛

（辽大安七年1091--1969）

王德江

据泰来县志记载：“县境内有一江五河，加上大气降水、河流冲积、洪积补给以及风蚀等形成百余湖泡。”然而 ，在泰来区域千百年历史上发生的特大洪泛， 事情记载的较少，一些史实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一

1956年在塔子城出土的辽道宗耶律洪基大安七年（1091）题名碑（大安七年残碑）。大安七年残碑是这位西头供奉官参与建塔事留下的，因治洪泛，而建塔。

据题名碑所记：“泰州濒河，多水患，筑有河堤、佛塔”。塔子城是辽金时期古城，北濒绰尔河支流呼尔达河。呼尔达河河床很浅，每当夏季洪汛之际，河水溢出河道，淹没两岸农田，侵蚀城垣，威胁居民安全。

此碑刻是泰来（泰州）历史上治理洪泛留下的最早文字记载。

二

自古以来，洪泛一直是泰来县黎民难以抵御自然灾害之一。在1914年--至1934年中，泰来区域有文字记载特大洪灾共6次，洪泛灾害给泰来地区工农业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危害。

据《黑龙江省240年旱涝史》（1746--1985）记载：“1914年9月（泰来镇安居两县代表报告）……至七月间安居乡呼尔达河，绰尔两河，河水陡涨，所有河南北一带居民尽被淹没，庐舍半多坍塌，黍谷付之漂流，荡析离居，哀鸿遍野。……淹地共2923垧……极次贫大小口共2969人，应需赈米944石2斗。”

1928年9月15日，（泰来县知事武志昂电)“兴安岭山水暴发，江河泛滥，河水出潮，串到泰来县城北十余里乾德门山一带……水深半尺余，所有长山屯、龙庆屯、黄家窝棚、李家店、孔家店、三仓屯、于家围子、石家油房、霍家油房、土河湾等处，田地之水。……哈尔葛江桥北铁道被冲，火车于昨日不通行”。……

1929年10月22日（署理泰来县长王履中呈）“据五区境内两棵树等九村代表隋福林等呈称，……今年江水尤大，决堤泛滥，民等十数屯遍地汪洋尽成泽国，不但田禾全行淹没，房屋牲畜多被损害，似此凶年衣食难周”。

1932年7月，泰来县报，“入伏以来，淫雨连绵，江河暴涨，波巨肆虐，大地皆成泽国，本县安、里、守三乡临于大江西岸，支叉交错，势最洼下，竟至水深一、二丈。其余居、平两乡地势稍上，平地之水七、八尺深，一片汪洋。自塔子城至江桥以至县城西门外，陆地也可行舟。水势之大可逾民国初年。所有豆麦谷稻等，一切矮禾尽已糜烂。高上之田，虽尚可存，而寥寥无几，何济于事，且水势之涨尚未停止，村落响窑业，多墙倒屋倾，逐波漂没。农民逃奔入坡，相逐于洪波巨浪间，妇啼儿哭，哀鸿遍野，惨不忍闻”。

此载与民间口口相传的泰来县（1932）年间，江河泛滥淹没南八县，西下洼子可以划船说法相吻合。

据王树荣老人讲：（原县水利局工程师）“1932年，万家围子大坝洪水漫堤，民工吓得四处乱跑，警察鸣枪示警，误打死一名民工，文革期间家属找政府赔偿。”

据康德五年（1938年民国27年）《泰来县事情》记载“本县区域，东临嫩江，北有绰尔河流，西有二龙涛水脉，中部则有呼尔达河蜿蜒境内。大同二年（1934）间水势暴涨，泛滥横流，沃田尽成泽国，村落多被淹没，苻篱遍地，遂致农村破产，地方经济疲敝”。

据《黑龙江省240年旱涝史》载：“1939年（民国28年，伪康德六年）7月28日，泰来县境内呼尔达河、绰勃河等河流泛滥成灾，平地水深三尺，粮谷损失28000石，受灾人数25400人，房屋倒塌千余间”。

三

据《泰来县志》记载：“1969年8月中旬，县境内嫩江水位开始上涨，28日至30日达到危险水位，并且以每小时2厘米的速度持续猛涨。到9月2日，超过历史最高140.46米的洪水水位”。

（一）

据曾参加江桥公社万家围子大坝抗洪抢险王树荣（县水利局总工程师）老人回忆：“1969年江水涨得晚，8月下旬，江桥万家围子2100米坝段出现险情。江桥公社组织1000多民工，克东县又派来1000多民工帮助防汛。万家围子大坝属于迎水堤，取土非常困难。由于江水水位增高，坝外渗透出一条水沟，民工来回背草袋子，必须要趟过齐腰深的水沟。防汛关键时刻，送来一列车草袋子（25-26节）。后期又送来一大车编织袋，老百姓很是喜欢，舍不得用，多数拿回家装米了。10月6日第一次洪峰经过，10月15日，万家围子大坝开始撤离防汛人员。

（二）

据时任大兴公社党委书记任德林讲：“河里两个大队（东方红、托力河）全部被淹，灾民有亲投亲有友投友，没有亲故的公社负责安排。”（十多年前笔者曾采访过任德林老人）。

据泰革委（69）144号文件载：“战斗在大兴大坝的地区水利大队的20几名同志，发现有一段（坝）被浪冲刷出现了缺口，洪水奔腾而泻，在这紧急关头，他们奋不顾身跳下齐腰深的水里，筑成了一道人墙，修复了缺口，保证了（大坝)安全”。

李世祥（……原托力河乡党委书记）回忆说：“1969年8月下旬，江水开始猛涨，淫雨连绵。河里（托力河大队、东方红大队）国堤矮又窄，标准低，基础设施差，禁不住洪水长时间浸泡。托力河大队支部书记关德宝、大队长李所贵；东方红大队支部书记李长河，开始动员老百姓转移。”

托力河是泰来县“地眼”，两个大队比一个公社产量还要多。8月下旬已是定收成时节。

李世祥讲：“9月3日，部分堤段被洪水冲开。嫩江地委派一条大船转移1200多户5000多灾民，嫩江军分区又派了官兵帮助动员转移。洪水过后，河里房屋全部倒塌，鸡鸭鹅猪家禽等，及农具家什全部被洪水淹没或冲走，部分大牲畜得以转移，49282亩庄稼颗粒无收。”

笔者记得:“当时托力河大队桦木生产小队大牲畜迁到汤池公社三间房大队小新屯放牧，还有几户亲属投奔到三爷家。”

（三）

时任四里五公社水地大队大队长宫长久……（曾任克利乡党委书记）回忆说：“1969年8月20日左右，接到公社通知，让我带150名社员，13台大马车立即赶到两棵农场江段抢险。第二天大队支部书记边喜全又带150人赶到江堤增援。住的是羊圈，地上铺的是羊草。每两天大队派人送吃的。后来，县革委会安排各家饭店烙饼，往坝上送。坝段上24小时不离人，嗓子都喊哑了，说不出话来。开始几天水势长得很猛，有时与坝持平，社员们扛草袋子肩膀都磨出血印子。经过11天苦战，江水开始慢慢撤退，保住了东三公社（胜利、好新、宁姜）和镇赉县。

（四）

据韩德权老同志回忆：时任克里公社团委书记（……曾任克利乡党委书记）：“8月下旬，公社革委会让我带队去胜利公社余良大队江段防汛。20多台大马车，百十来号人。此时江水长得很猛，24小时坝上不离人。大队张支书安排民工住在老百姓外屋铺着草的地上，吃的是县里老百姓送的大饼子。”

他接着讲：“社员天天扛草袋子，累的躺下就睡着。有一天半夜不知谁喊了一声，坝开了（此人可能白天精神压力大，晚上作了噩梦）。睡觉的人全都起来往坝上跑，一看是一场虚惊。”他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因堤坝有鼠洞，坝上的领导派会水的社员下到江里摸清鼠洞的位置，用草袋子堵住漏洞，以防止水患。有一位社员爱说笑话，管摸鼠洞叫“摸眼”，被××革委会领导听到后，要给这位社员处分，（按反革命分子论处）。”

据《泰来县革命委员会关于抗洪抢险斗争的总结报告》记载：“胜利公社马蹄大队革委会主任崔庆林同志，发现有一段堤坝因鼠洞‘管涌’，出现大片大片脱坡的险情时，立即跳入水中，摸到鼠洞，堵住水口……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水灾”。

据王树荣老人讲:“我10月15日到胜利公社半拉山江段防汛。克东县派来1000多民工帮助防汛。县革委会安排城镇居民家家户户蒸窝头，贴大饼子，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然后由县里组织车辆，往半拉山江段送”。

王树荣老人还讲了一个小故事：“胜利公社防汛紧张阶段，塔子城公社派100多台大马车前去支援。走了一天，快到半拉山时天已经眼差黑了。突然听到胜利公社革委会邱××说：“大坝开口子了”。车老板们急忙赶着马车往山上跑，到山顶一看，脚底下是滚滚的江水，差点没有酿成一场大祸”。

据李印权老人回忆：时任克利公社革委会宣传干事……（曾任平洋镇法庭庭长）：“1969年9月1日，县里召开第三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克利公社由我带队，参加人员有：克利大队治保主任周成才、红旗大队党支部委员文振生、胜利大队妇联主任石玉珍、新立中学学生姜全。在讲用会进行中，沿江一带突发洪水，代表们纷纷向县革委会领导请战抗洪。时任县革委会党的核心组组长尹树全作了讲话：‘你们是全县的精英，关键时候得拉上去……’晚饭后，100多人分乘三辆大卡车，赶赴胜公社半拉山大坝后，几个人发一个手电筒，照着亮往草袋子里装土，然后往坝上背。因出来匆忙，晚饭后没有来得及喝水，大家就在坝外边挖一个小坑铺上手帕，喝江渗透过来的江水解渴。最让人感动是：‘原代理县委书记王忠，此时（靠边站）了’。在漆黑的夜里，下到滔滔江水里摸鼠洞。’此举，让我们在场的几百名同志为之动容。干到大半夜后，安排住在老百姓家，第二天返回县里”。

（五）

1969年汤池公社伯大街大队有8个生产队，560多户，2000多口人，是全县比较大的生产大队。产粮也是全县数得上的大队。

据（曾任伯大街村支部书记）王德信回忆：“1969年，江水来得晚，涨的急，除本大队几百号社员天天上坝，塔子城公社、四里五公社也来了好几百号人帮助防汛。坝里民堤没有保住，700多垧地全部被淹，当年颗粒无收。”

据（时任黎明大队‘历史上称后依力巴村，现称合兴村’民兵副连长，曾任汤池镇中心校校长）平德忠回忆说：“特力莫大队地势海拔高，国坝保护着昂昂溪区、齐齐哈尔市的安全。8月20日左右，黎明大队要求11个小队每队出两台大马车，共计200多人。各小队自己起火，吃住在特力莫大队各家各户。乌诺大队、吐木台大队、三间房大队也出了近百民工和一些车辆。经过20多天日夜奋战保住了特力莫大坝。”

当时汤池公社中学教室住满了来自外地民工，支援伯大街大队、特力莫大队、良种场大队抗洪。

（六）

宁姜公社国堤、民堤有三处，沿江大队堤坝约2500米，光荣大队堤坝约1500米，临江大队约××米。

时任新江大队民兵连长……（曾任宁姜乡党委副书记）杨立才老人回忆讲：“1969年洪水来的比较晚，涨势很猛。县武装部葛峰政委坐镇指挥。8月下旬，全公社调集1000多人，出动120多台大车，由于堤坝基础差，高度、宽度、硬度都不达标，禁不住洪水长时间浸泡，险段、险情不断发生。县革委会从好新等公社调集部分民工，嫩江地委也从拜泉县、克东县调集大量民工，前来支援。”

老人接着说：“葛峰政委为了靠前指挥，把指挥部设在两棵闸门，他几乎没白没晚在坝上指挥。民工多日连轴转，超过了疲劳极限。一次社员上段，看见江水与坝持平，吓得都跑了，葛峰政委见状，鸣枪示警，并要给带队×××生产队长处分。克东县有两名民工下车后蹲在江边洗脸，不小心滑入江中，淹死了。9月中旬，沿江、光荣民堤开始漫堤，致使一万多亩地被淹没。吉林省镇赉县也派出民工支援抗洪。”

据《黑龙江省240年旱涝史》[嫩江地区堤防档案汇总材料]载：“69年8月嫩江发生洪水，共淹没农田282万亩……倒塌房屋1500多间，淹死3人，淹死大牲畜59头，冲段公路12处，交通中断”。

据“泰革委字（69）144号文件载：”此次抗洪全县共动员27000人，大车2100台，汽车54台，拖拉机30多台，还有大量木材、草袋等防汛物资”。

据《泰来县志》载“：在上级关怀和拜泉、克东、镇赉等县派出民工的大力援助下，赢得这次抗洪斗争巨大胜利”。

写在后面：十多年前，笔者开始着手收集1969年抗洪斗争史料，不料“人有旦夕祸福”，一下搁置十多年，一些亲身亲历指挥抗洪第一线的公社老领导、大队支书、民兵连长有的已经故去，有的年事已高。五十三年前那些动人的抗洪故事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都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2022年8月5日开始征集资料，

10月24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