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眼的0.7

傅学岐

叙事散文：傅学岐

美篇编号：54436596

重庆·秉行書屋

　　1972年冬天的雪，下得似乎比往年都厚。我攥着那张盖着朱红公章的入伍通知书，指节捏得发白。全家人在饭桌旁传看，母亲的眼角笑出了泪花。我却恍惚又回到了几天前，回到了体检点四十八中那条阴冷、漫长的走廊里。

　　那天，旅大市第二十二中的三十个男儿去体检。轮到我时，遮住右眼，那盏刺目的灯下，视力表最上面的大“E”，在我左眼里只是一团模糊的毛影。军医摇了摇头，利落地在体检表上画了一道。我知道，那一笔不只划掉了名字，更像一扇门在眼前合拢——参军，是那年冬天像我这样的少年，所能眺望到的最亮的前程。

原旅大市四十八中学

　　我垂着头走出体检室，呆望着长长的走廊，那位女军医跟了出来，叫住我。她看着我的眼睛，声音很轻：“别灰心，我弟弟也是左眼不行，咱们得正确对待。”她的话像阴天里漏下的一缕光，暖了一瞬，又被更深的自卑吞没了。

其实，关于眼睛的故事，早在小学时就开篇了。班里第一次测视力，我就露了怯。母亲不信邪，领着我走遍市里的大小医院——鱼肝油的苦丸，针灸的银针，托人寻来的偏方，都没能撼动先天的事实。打那时起，我就明白——老天爷在我眼前蒙了一层纱，我若不想跌进黑暗里，就得长出别样的筋骨来。

我读吴运铎，读保尔·柯察金。书页翻烂了，心却越读越硬，硬成一块淬过火的钢。别人嬉闹时，我去参加沙河口区里的学生活动；放学后，我留下来护校；帮街道调解邻里纠纷；给困难户打煤坯、劈柴。左眼看不清，我就靠右眼多盯一点，靠双腿多跑一点，靠脑子多记一点。后来文章登了报，名字在学校广播里响起，我以为自己已能和常人无异了。

可体检失败像一盆冷水兜头浇下。我认命地翻出爷爷留下的旧柳条箱，坐在灯下，用浆糊修补内衬贴纸。箱子修得平平整整，准备装下乡的衣物。心里却空落落的，像那片没贴牢的纸角，总翘着，压不平。

　　就在这时，敲门声响了。学校的隋老师裹着一身寒气站在门口，眼睛却亮得灼人：“明天去复检！”

我愣住了。原来，学校认定我是棵好苗子，向上级力保，宁肯少招一个人，也硬把我的名字留了下来。事态甚至惊动了带兵的政委，专门派干事走访——区里、学校、街道、父亲单位，足迹踏遍，带回的全是正面的回音。

第二天补检，还是那间屋子，还是那位女军医。见到我，她原本严肃的脸上竟露出一丝亲切的微笑。护士刚要按规程干预，她摆了摆手。我凑近视力表，心里跟明镜似的——不贪心右眼1.5的清晰，只求左眼能摸到那0.7的底线。

够了。0.7，刚好够一个少年跨过门槛，走向远方。

　　领通知、换军装、离家。到了哈尔滨部队新兵营，又一次面临复检。护士拿着指示棒，严肃地要求只能单眼看。陪在一旁的带兵连长皱了眉，嗓门亮起来：“他想怎么看都行，不要干预！”

那一刻，我忽然想哭。从走廊里女军医的耐心开导，到学校为我争来的名额，再到此刻连长的撑腰，我终于明白——人们呵护的，从来不是我那只左眼，而是那个即便未达0.7的视力，也从未放弃抬头的少年。

　　新兵连的步枪射击训练成为一段幽默经历。闭左眼用右眼瞄准，对准目标三点一线，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实弹射击考核成绩优秀，一次通过，可谓是一目了然。新兵集训后，我分配到野战部队后勤。业务培训每次考核均列第一，半年调入机关，以兵代干，因工作需要常下基层，机关基层两头跑。1974年，经推荐与考试，我走进后勤工程学院的大门。

　　初抵重庆的炎热，让我不禁想起在哈尔滨驻训时的寒冬。但我知道，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心里的光够亮，就算只剩一只眼睛，也能把未来的路，看得分明。

那0.7，不是缺憾，是我与这世界之间，刚刚好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