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无疆，护佑新生：纪念杨崇瑞博士逝世43周年暨回望杨崇瑞的医学教育之路

咏梅--为你而歌

1983年7月20日，92岁的杨崇瑞博士在北京的病榻上安然离世，她将毕生积蓄6.9万元全部捐献给国家，设立“杨崇瑞基金”，为她为之奋斗一生的妇幼卫生事业留下了最后一份馈赠。2026年的今天，我们站在她逝世43周年的时间节点回望，这位中国助产教育的奠基者、近代妇幼卫生事业的开拓者，用近七十年的人生走出了一条以爱为底色、以教育为根基的医学之路，她的名字或许不像同时代的林巧稚那样广为人知，却早已刻进了中国千万母亲和新生儿的生命轨迹里。

破局：从封建枷锁中长出的医学理想

1891年，杨崇瑞出生于河北通县（今北京通州）的一个普通农家，在那个女性被礼教层层束缚的年代，她8岁就向父亲提出了“上学、放足、解除包办婚约”的要求——这比清政府1902年颁布的禁止缠足令还要早三年。开明的父亲支持了她所有的“叛逆”请求，让她得以在通县富育小学启蒙，13岁进入北京贝满书院，19岁中学毕业后顺利考入协和大学医学预科，1917年以优异成绩拿到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接受系统现代医学教育的女性医者。

彼时的协和医院为这位高材生敞开了大门，杨崇瑞却选择了条件最为艰苦的山东德州博氏医院。当地突发水灾时，她背着药箱乘小船穿梭在灾民聚集区施诊送药，在泥泞与洪水中第一次真切触摸到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之后辗转天津妇婴院工作，再回到协和进修妇产科的数年间，两件事彻底改写了她的人生方向：一位临产多日的产妇因土法接生导致子宫破裂，送到医院时已经无力回天；一封来自河北三河县的农民来信，哭诉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死于“四六风”，妻子也因月子病离世，恳请医者能给出“保母子平安的药方”。

1923年，杨崇瑞主动加入农村调查团，深入冀东的三河、遵化等地走访，触目惊心的数据摆在她眼前：当时国内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超过20%，产妇产褥热的致死率更是高得惊人，无数家庭在落后的接生方式里承受着丧亲之痛。她终于明白，单纯靠临床诊疗救不了所有母亲和孩子，只有把科学的接生技术普及出去，培养出大批扎根基层的助产人才，才能从根源上改变整个民族的妇幼健康面貌。1925年，她拿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进修奖学金，在系统学习妇产科专业知识之外，还利用假期走访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十余国的公共卫生机构与助产院校，彻底笃定了“以教育兴妇幼”的人生选择。

拓路：以毕生心血铺就助产教育的基石

1927年，杨崇瑞毅然辞去协和医院待遇优厚的妇产科专任工程师职位，转身投入当时几乎无人问津的公共卫生领域，担任协和公共卫生科讲师兼第一卫生事务所保健科主任。她在1928年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年会上宣读的《我国助产教育》论文，第一次系统勾勒出中国现代助产教育的完整蓝图，从学校建制、课程设置到实习安排，每一项规划都精准贴合当时国内的基层需求。

她迈出的第一步，是改造北平城里360名平均年龄超过50岁、从未接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旧式接生婆。她把课堂搬到街巷里弄，用最通俗的语言讲解消毒原理，手把手教她们规范的断脐、助产操作，让这些原本靠经验接生的老人，成了第一批能在基层守住母婴安全防线的民间力量。同年，她推动成立北平市产科教育委员会，筹办接生婆讲习所与助产士训练班，为后续的正规助产教育积累了最初的实践经验。

1929年，在多方奔走筹措之下，中国第一所现代助产教育机构——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正式成立，杨崇瑞受教育部与卫生部联合聘请出任校长，她亲手定下“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校训，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刻进了这所学校的灵魂里。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她请来朱章庚、林巧稚、潘光旦等各领域的知名学者到校任教，甚至对学生提出了近乎严苛的要求：不仅要掌握扎实的医学理论与助产技术，还要能独立管理助产学校与附属产院，必须学会骑马、骑自行车，方便深入偏远山区开展工作。她自己也常年身着布旗袍，把发辫盘在头顶，和年轻学生们一起下乡出诊，遇到产妇对红汞过敏的特殊情况，她总能沉着找到替代方案完成接生，用实际行动教会学生“遇事不慌、为母着想”的医者准则。

从1929年到1939年，这所学校累计培养出255名专业助产人才，其中20多名优秀毕业生被派往全国各地，担任各地新建助产学校的校长、产院院长或教学骨干。1933年，她又在南京创办中央助产学校，拟定了长达50年的培养计划，目标为全国输送15万合格助产士，在她的推动下，短短数年间全国就建起了60余所助产学校，现代助产教育的火种在华夏大地渐成燎原之势。

坚守：跨越时代的初心从未动摇

1937年，杨崇瑞受聘为国际联盟妇婴卫生专家，正在欧亚各国考察交流，“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她立刻放弃海外的优渥条件回国，加入红十字医疗队奔赴抗日前线，在河南鸡公山组建伤兵医院，辗转贵阳、武汉等地筹办后方医疗机构，在战火中坚持开展妇幼卫生服务，编写的《妇幼卫生纲要》《家庭卫生和家政概要》等教材印制成册，在动荡的年代里依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地基层。

此后的数十年间，她的足迹遍布17个国家，1948年被聘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妇幼卫生组副组长，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妇幼卫生事业争取资源与经验。1949年新中国成立，她毅然辞去联合国的高薪职位回到祖国，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主持搭建起覆盖全国的妇幼三级保健网——省有妇幼保健院、地区有妇幼保健所、县有妇幼保健站，这套体系让新法接生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普及，曾经肆虐的产褥热与新生儿“四六风”（破伤风）被基本消灭，千万家庭终于不用再承受生育带来的生死恐惧。

动荡岁月里，她曾因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超前理念受到冲击，从局长岗位被调去做普通编辑，却从未放下手中的妇幼卫生资料，也从未抱怨过半句委屈。1978年平反时，87岁的她依然精神矍铄，还在为国内妇幼卫生人才的培养奔走呼吁。她一生未婚，旁人问起时她总是笑着说：“我和妇幼卫生事业结了婚，全中国的儿童都是我的孩子。”她的生活始终俭朴，一件布旗袍穿了十几年，却把一点一滴的积蓄都攒了下来，临终前全部捐给国家，只为让更多妇幼卫生人才能有成长的机会。

传承：跨越43年的精神回响

43年过去，杨崇瑞博士当年种下的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如今我国的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已经降到历史最低水平，覆盖城乡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每年数百万助产士坚守在产房里，用专业技术守护每一次新生。我们回望她的医学教育之路，看到的从来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位女性以毕生力量冲破时代桎梏，用教育托举千万生命的滚烫人生。

她没有留下自己的儿女，却成了无数中国孩子的“杨妈妈”；她没有为自己积攒下任何财富，却为整个民族留下了一笔无价的健康遗产。“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校训，从1929年的北平一直传到今天的全国各地助产院校，每一位走上助产岗位的医者，身上都延续着她当年的大爱与初心。

今天我们纪念杨崇瑞博士，不仅是回望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是提醒自己：医学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止于治愈单个病痛，更是用教育传递希望，用大爱护佑众生。她的名字永远不会被忘记，她所守护的新生与希望，会在一代又一代妇幼卫生工作者的手中，永远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