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丰县“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教育宣讲活动系列（81）

劉雲和

中共永丰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

永 丰 县 关 心 下 一 代 工作 委 员 会

背景音乐🎵《洗衣歌》

 《洗衣歌》西藏军区政治部歌舞团创作演出。于1964年首演。编导李俊琛 ，舞蹈通过藏族姑娘略施巧计帮助解放军洗衣服的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片段，表现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作品采用藏族歌舞形式。用“郭庄”“踢踏舞”的动作和藏族劳动生活相结合，作了创造性的发展和运用，使得作品引人入胜，群众喜闻乐见。

西方军在韶源两次阻击敌人

文/艾圣才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为了牵制敌人，削弱敌人的主攻力量，各地集中地方武装，以游击战的活动形式，分散深入敌后，集中攻敌弱点，扰乱敌人兵力部署，牵制敌军进犯。

为适应中央红军向西线发展和统一指挥工人师（欠1团）和各县独立团，在沙溪、龙冈等地区坚持保卫苏区的革命斗争，保卫西北大门——永丰南部地区。1933年11月中旬，在永丰县陶唐乡金溪村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方军”，由江西军区司令员、政委陈毅兼任西方军总指挥，江西军区参谋长宋时轮、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分别兼任西方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西方军由红军工人师（欠1团）和独立第二、第三、第十三团等部组成。”“西方军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央苏区的西北战线，阻挡敌北路军第一路军的进攻，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中央苏区史》，2017年修订版，第1273页）

为了配合红军西方军作战，中共永丰中心县委、中共龙冈县委要求全体苏区人民同心同德做好各项工作：一是实行“坚壁清野”，严密封锁消息；二是破坏道路，阻挠敌人向苏区进攻；三是将粮食送往兵站，交红军统一安排；四是建立地方后勤机关，组织群众往南转移；五是加强监视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严格管制劳役队；六是在沙溪的张家窝、上固的黄鸡公、龙冈的秤砣寨建筑红色地堡，以备红军驻守。

1934年1月，敌人进占藤田地区，直接威胁着沙溪以上苏区的安全。3月初，敌人又大量增兵，勾结地方反动靖卫团，侵占沙溪地区。特别是敌第90师、第99师进驻沙溪至龙冈之线，在长达150里的交通干道上，加速构筑几百座碉堡封锁线，企图阻止红军向北发展。

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中央“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抛弃毛泽东、朱德总结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方针，实行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和各项政策，致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使苏区面临着丧失的危险。

这时博古、李德命令西线也大筑碉堡，发动成千上万群众配合红军西方军警卫师与各独立团，在上固、潭头之线构筑碉堡，实行“堡垒对堡垒”战法。由于红军是土法土制碉堡，经不起敌人的炮火袭击，没有起到根本作用。4月14日，红军西方军总指挥陈毅向中革军委呈文《关于西方军活动的情况与部署的报告》，详细列述西方军成立后，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斗争活动，决心团结西线全体军民英勇杀敌。

　　陈毅



　　罗荣桓



　　4月15日，敌第90师由沙溪出动，向韶源南进，中午在韶源附近与红军西方军独立第2团、第3团遭遇，拉开了连续两次韶源之战的序幕。

韶源，位于沙溪镇西南端，地域面积约1点8平方公里。要保卫龙冈这扇西大门，必须阻击韶源之敌，截断敌人向南的通道。

江西独立团和警卫师吃完中饭，在韶源秘密设伏，与筑碉前进的敌90师537团展开激战。敌90师下达命令，月底必须完成构筑至龙冈的碉堡群。这天清晨，敌90师明令各团向韶源出动，先行的敌537团遭到红军西方军阻击，顿时枪声大作。西方军战士开足火力打击敌人，敌人丢下修路和修碉堡的工具。拿起枪支，开动大炮，向西方军伏击地袭来，一时炮声隆隆，硝烟滚滚，战斗异常激烈。西方军将士奋力杀敌，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双方激战约3个小时，敌人撤退龟缩起来。西方军清点战果，歼敌100余人，缴获步枪100余支，机关枪3挺，钢炮1门。537团残敌不敢再出来，龟缩在钢筋水泥的碉堡里，等候救援。西方军有力地挫败了敌537团的大炮进攻，但其他敌人闻声正在向韶源赶来，西方军两个独立团秘密向上固、汉下退去，使敌人扑空。

4月21日，西方军第23师及其他独立团奉命前来韶源参战，阻击敌人。敌90师也进至韶源南端，又与西方军接战。红军迅速占领高地，凭险顽强抵抗，跟敌人激战约4个小时。此时，西方军了解到敌92师正在向上固追击前进，敌税警总团和步兵3团也赶来韶源接防，占领了韶源阙家坪高地。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西方军为了保存自已，被迫向汉下退去，韶源终被敌军侵占。

同日，中央苏区南大门会昌筠门岭失守；28日，北大门广昌失守。此时人们都集中关注着西北大门龙冈的命运。《红色中华》报发出号召：“西方战线要拼死决战，不让敌人占领我们的龙冈！”

4月30日，国民党军薛岳指挥三个师进犯龙冈。

西方军独立2团（龙冈独立2团）第6连的147名指战员带着大量枪支弹药，进入刚修建好的秤砣寨地堡内，以一个连的兵力，用自已的生命，钳制敌人几个师的兵力达2天1夜之久，迟滞了国民党军攻占西大门，也掩护了兄弟部队安全转移。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江西省永丰县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4月第一版。



宋绍贞：建国前三次被捕入狱

文/袁飞贤

宋绍贞，又名宋绍桢，曾化名希直，布列得科夫斯基、李良、李国勋、王建勋、宋长庚等。1901年出生于永丰县佐龙乡花园村一农民家庭，生后8个月便过继给穷困的三叔为子。1922年秋，宋绍贞在生母、养母、大嫂和同乡革命者等多方资助下开始了四年制中学生涯。读中学的第一年即1923年初，宋绍贞就开始参加了革命工作，1924年参加了永丰县著名革命团体“恩江学会”，成为永丰县早期革命者之一。1925年5月，宋绍贞在吉安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早期中共党员之一。1926年，宋绍贞中学毕业后，奉党组织指令到达南昌，中共江西省委要他考入江西省立医专，名义上是念书，实则从事党的工作。随即，北伐军攻克南昌、组织上便要宋绍贞离校，专门从事革命工作。从此，宋绍贞开始了终生职业革命生涯。此后，宋绍贞的革命道路曲曲折折，磨难重重，事迹感人！参加过南昌起义，当过通缉犯，也做过地下党，种过地，讨过饭，去过香港，到过苏联，很多地方留下了他的革命足迹。他一生参加过大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斗争、抗日斗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也参加了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他把毕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直到1993年不幸在江西丰城病逝。他的一生，尝尽酸甜苦辣，建国前先后三次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尝尽了监狱生活的辛酸与苦楚。

第一次

1928年四五月份，头年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宋绍贞经过重重危机来到上海，找到党组织后继续开展革命工作。次年5月，中组部选派宋绍贞前往苏联参加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10月，因国内革命需要，宋绍贞乘火车取道海参崴，提前从苏联列宁学院回到上海，参加反“立三”路线斗争。1931年2月，宋绍贞化名李良，被中组部派往中共北平（今北京）市委任组织部长，中心工作也是反“立三”路线。同年10月，宋绍贞又被中组部派往上海另行分配工作。当时，中共中央设在上海，可谁也没想到，就在上海等待分配工作的时候，宋绍贞遭到了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1931年11月的一天，宋绍贞与一位同在莫斯科学习并一起等待分配工作的姓余的同志在上海英租界街头行走，突然遇上曾在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并担任过副校长的王宝礼。由于姓余的同志喊了他一声，王宝礼似乎格外热情，要带他二人去闸北虹口看电影，途中硬要领着宋绍贞和余同志两人去月宫饭店“小聚”。宋绍贞不知道王宝礼已经叛变，自然跟随，不料就在此店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然而，王宝礼只是隐隐约约认识宋绍贞，留苏期间彼此并无单独接触，再说此时的宋绍贞已经化名李国勋，便不承认自己曾留苏学习，并说：“我不认识王宝礼，是王宝礼在马路上瞎抓人把我抓来的。”尽管如此，国民党反动派岂能轻易放过？于是，宋绍贞还是被关押到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转而押送杭州监狱，一天后转苏州军人监狱关押。在国民党军事法庭上王宝礼说不出宋绍贞什么具体情况，宋绍贞已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去过苏联。按理说，既无证据，也无口供，应当“无罪释放”；可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国民党反动派哪里会讲道理？他们按照所谓的“国民紧急治罪法”，将一顶“共产党嫌疑犯”的大帽子扣在宋绍贞头上，并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将他押解到漕河泾监狱坐牢。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反动派担心政治犯会暴动，便对宋绍贞等“犯人”终日铐手锁脚，时常施以毒刑。

宋绍贞并没有停止斗争。在狱中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与狱中临时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得知张子华是党支部书记，黄瘦农负责组织工作，当时，党支部指定宋绍贞负责宣传工作。之后，狱中地下党经常组织狱友绝食，并要求放风，要求改善伙食。宋绍贞利用臭虫吸的血在墙壁上画吃人魔鬼的漫画，狱卒对此非常恼火，给他戴上两副脚镣，而且是生了锈的重镣。即便如此，宋绍贞也毫不示弱。为了出狱后能有个好身体继续与敌人作斗争，宋绍贞除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外，还格外注重锻炼身体。每天清晨，他在号子里原地跑步半小时，就这样咬牙坚持下去。宋绍贞刑期本来是5年，但狱友罗一劳出狱后，从广西寄来了保释书，加上狱中同志们的帮助，于是在1935年3月得到提前释放。

第二次

宋绍贞在狱中呆了三年零四个月，出狱后，由于没有找到党组织，只得流落上海街头，或乞讨，或去码头做临时搬运工。后偷乘轮渡去了天津，继续乞讨度日。宋绍贞在天津实在难以为继，只好偷乘火车去了北平。后经千辛万苦，宋绍贞终于找到了党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北平协助市党委工作，不久，受命派往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小屯村一个考古机构开辟党的工作。工作期间，他化名王建勋。该考古机构主要是雇佣农民挖掘殷周时期以甲骨文为主的文物，人员最多时达2000余人。宋绍贞在雇佣农民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仅仅半年时间便发动了一次罢工，取得了增加薪资的胜利。不久，考古机构的头头觉得宋绍贞“不安分”，便辞退不用。没办法，宋绍贞又回到北平市委。紧接着，他被派往保定一个国民党军阀张荫梧的“农村工作人员培训班”做地下工作，不久，又被发现有共党嫌疑，结果被驱赶回北平。之后又留在北平协助市委工作，住在西单皮库胡同的公寓里。不料，住在这个公寓里受到牵连，竟然第二次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坐牢。

　　宋绍贞参加南昌起义



　　那天晚上，宋绍贞刚刚回到公寓，一伙伪警察便跑进公寓，搜查一个“共党嫌疑犯”（指中共西城区委书记）。没想到，那天所谓“共党嫌疑犯”没来，结果“殃及池鱼”，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将住在公寓里的宋绍贞与那个“共党嫌疑犯”的弟弟捆绑起来，押往警察局。宋绍贞以为自己被叛徒出卖了，觉得难免一死，便在途中挣扎断了绳子，因当时脚上穿的是一双新皮鞋，跑不快，刚出皮库胡同又被抓住，于是与警察发生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打了个半死，带往警察局。在法庭上，那位“共党嫌疑犯”的弟弟因为不是共产党员，叛徒也不认识他，自然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宋绍贞更加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加上那叛徒也不认识宋绍贞，所以，被关押6天之后，在公寓方面的保释下，宋绍贞得以释放。

第三次

由于北平市委不知道宋绍贞第二次被捕情况，加上市委出了叛徒，市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而不知去向，释放后的宋绍贞无法找到党组织，于是回到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靠人介绍当了一名小学当教师，靠着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 同年11月，安阳殷墟考古机构南迁长沙，宋绍贞也随之赶往长沙。在长沙，宋绍贞非常幸运地见到了八路军长沙通讯办事处任主任徐特立先生。不久，在徐特立建议下，宋绍贞来到汉口，见到了莫斯科列宁学院校友董必武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友叶剑英。同年冬天，受董必武和叶剑英委派，宋绍贞回到老家永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永丰，宋绍贞工作并不顺利，差点被捕。为安全起见，宋绍贞回到八路军长沙通讯处和汉口办事处，向徐特立、董必武汇报。不久，受董必武委派，宋绍贞来到南昌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由于积极宣传抗日，宋绍贞又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因此，导致了第三次被捕。

1939年3月17日，日寇占领了南昌，国民党省政府和宋绍贞所在的江西省抗日宣慰二团被迫迁往泰和。被省宣慰团开除后，宋绍贞在永丰和泰和把被解散的青年组织召集起来成立了一个抗日话剧团，被选为团长和导演，转而在省抗日后援会任总务干事。1940年4月的一天，宋绍贞在泰和县江西省抗日后援会工作时.突然闯进几个特务，将宋绍贞和宣传股的三人逮捕起来，用汽车押往省警察总局留守处。在汽车上，为预防万一，宋绍贞趁人不注意，将身上的苏联图书和宣传材料悄悄地扔到了途中地上。简单询问后，转而把四人押往泰和县马家洲附近的一个临时留训所，后被关进“青年留训所”。审讯期间，宣传股有人经不起敌人的折磨，有的成为可耻的叛徒。尽管国民党反动派此时将宋绍贞的妻子李露云与大女儿宋爱华也抓进监狱，但宋绍贞却与敌人斗智斗勇，坚不吐实，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不写自首书，更不在“脱党声明”上签字。由于当时国民党青年留训所所长也曾到苏联学习，也知道宋绍贞去过莫斯科学习，宋绍贞说自己是国民党员，去苏联学习是国民党派去的。

在狱中，宋绍贞用写文章的方式与敌人周旋，斗智斗勇。文章既未出现“共产党”三个字，也不涉及共产党的任何秘密。由于敌人没有掌握宋绍贞的真实情况，加上宋绍贞软硬不吃，拒不承认，有时甚至装疯卖傻。敌人也知道宋绍贞此时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关系，最后没有办法，在一位同狱狱友的保释下，只好于同年12月将宋绍贞和家属释放了。国民党想逼迫宋绍贞去反动刊物《大路月刊》工作被拒，便派人坐公共汽车将其押送至泰和县城才释放。释放后在永丰家乡过了个春节，并在永丰县城区中心小学教书，但只教了一个学期，又被怀疑其有共党活动嫌疑遭到开除，没办法，只好到路边靠摆茶摊和卖卷烟谋生。

在建国前的三次监狱生活中，宋绍贞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和委屈，表现出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坚强的意志！每次被捕的前前后后，他都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没有说过对不起共产党的话；在失去党组织联系时，他仍坚持不懈地继续革命，顽强斗争，表现出一位老革命老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为党为人民的奉献精神。

主要参考资料:

曾福龙《雨后彩虹雾无碍——追忆南昌八一起义参与者宋绍贞》，载宜春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刊《江右宜春》（主编：刘密，2025年7月编）。

顾问 兰晓珍

主编 解寶昌 朱冰青

撰稿 袁飛賢 艾聖才

图片 曾健

编辑 劉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