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鸿雪泥，半生旧夏

ypi2000

前记——36年轮回，又一个夏天，同一个比分，再一次亚军。青春散场，记忆滚烫。潘帕斯雄鹰的悲歌，永不落幕。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永不褪色的记忆。

飞鸿雪泥，半生旧夏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年少初读时，只觉得字句动听，转眼人到中年后，再品这话，心底翻涌的全是往事。三十多年的人和事，恰似飞鸿落雪时浅浅爪印，风一吹便消散无痕，唯独我，一桩桩、一件件都牢牢记在心上。

已是深更半夜，我独坐电视机前，屏幕里，正播 2026 年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阵西班牙。

解说员声音亢奋急促，不停念着一众熟悉又陌生的球员名字。窗外，树影摇曳，叶子映在纱帘上，轻轻晃动，一轮明月，悬于夜空，茶几摆着一罐啤酒，电视、手机双双亮着微光。同学群里，一群年过半百的老友，相约熬夜观赛，一边看球，一边感叹岁月匆匆。

场上足球缓缓滚动，我的思绪却逆向飘回三十六年前。那是89 年的秋，爽明街洛一高老操场上，钢管焊成的球门，球网破了好几个洞，像老人漏风的牙。我第一次踏入这片场地，所有尘封如烟的往事，都顺着那破损的网眼涌来，又慢慢散去。而今夜的我，守着屏幕里一场不属于青春的球赛，满地捡拾不起的，只剩岁月留下的残影。

那年秋天，我骑着加重自行车，从乡下进入洛一高。后座袋子里塞着被褥、搪瓷盆，还有一双父亲在关林市场买的解放鞋。宿舍楼前，梧桐叶子正黄，风一过，哗啦啦地落。教室在一楼，临着路，窗朝北，光线有些暗。我就是在那间教室里，认识了孙振华。全班都喊他老孙头。

他坐我旁边。一米七四的个子，脸很英俊，眉眼深邃，笑起来露出一排白牙，透着一种跟年纪不太相符的稳重。两条粗腿，绷紧时肌肉的轮廓清晰可见。他不是体育特长生，但体育天赋好得让人眼红。小白老师给他掐过表，百米跑出11秒8，发令枪一响，两条腿像装了弹簧，嗖地就窜了出去，把第二名甩下好几米远。哪时每年的运动会，他在100米和200米的跑道上，如风驰骋。两条腿又粗又结实，绷紧时肌肉的轮廓清晰可见。看台上的同学站起来喊他名字，女生们的声音尖尖的穿过操场。那时候我就觉得，整个洛一高的操场，都是他的舞台。

他喜欢足球，大腿粗壮，屁股圆实，胸口和肚皮上一层厚厚的黑汗毛，夏天穿短裤时，小腿上浓密的汗毛，从球袜边缘一直长到膝盖以上。可我最忘不了的，是他那一身黑西装。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布料厚实，剪裁挺括，穿在身上板板正正，干净利落，搁在八十年代末校园里，着实扎眼得很。每次他从门口走进来，我都要多看两眼。而我自己，永远是那件军绿色的上衣，袖口有些毛边；裤子的屁股上，打着双半月形的补丁，针脚密密麻麻，却极结实，是母亲一针一线缝的。跟他坐在一处，像两个世界的人。

他是纱厂中学考来的。纱厂是市里大厂，子弟学校教学质量比我们乡下好太多，他从小就踢球，练就了一副铁腿。因为他，我认识了那一届纱厂中学进洛一高的很多人：一班的王波，瘦高，踢球好；三班朱琳，一米八几，也是球场好手；二班和七班，各有一个姓王的女生，八班是两个漂亮的女孩。那时的少年男女，来找老孙头时，眉眼里都带着笑，还有藏不住的羡慕。他的阳刚与正气，照亮了身边许多人；连高二、高三的师兄师姐，见他也乐意多聊两句。那些面孔，那些笑声，如今都散在风里。今夜，只要一闭眼，老孙头那身黑西装，就在洛一高的走廊里，干净地晃着。

他对人总是不远不近，跟班里人也是客客气气。我俩同桌，也许是时间久了，话慢慢多起来。他从不像别人，爱热闹、爱开玩笑，我俩聊的都是平常事。门口街上豆腐汤咸了，作业写到第几页，书背了没。都是淡得像白开水的话，可我听着心里踏实。这个人，没把我当外人。

他是回族。平时看不出来，一吃饭就知道。我们那会儿吃饭，乱哄哄的，端着搪瓷缸，你戳我一下，我捞你一口。老孙头从不这样。他有自己的搪瓷缸，从不跟别人混着用，更不碰大肉。每次都安静在角落，低头吃自己的。那时候我不懂，后来才慢慢明白，在一群毛毛躁躁的半大孩子中，他守着自己的一条线。不声不响，温良，也坚定。

有一回语文课，班主任王老师问，班里谁朗诵的好。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喊我的名字，大家起哄，都拿我开涮。我一个从农村来的孩子，连普通话都讲不利索，哪会什么朗诵。我坐在那儿，脸烧得厉害。

老孙头没有跟着起哄，他静静说："他不行，他普通话都说不好。"声音不大，但很稳。可班里声音太杂，老师根本没听见，还是点了我。我站起来，翻开那篇《雄关赋》，刚念出第一句——"啊，雄关……"教室里静了一下，接着是哄堂大笑。班主任也很无奈，在我硬着头皮把雄关赋念完后，才摆摆手让我坐下。全班都憋着笑，只有老孙头，低着头翻书。那一刻我才懂得，他那句轻声辩解，是真心实意在护我周全。

更让我记得的是另一件事。我俩住楼上一个寝室。有次从楼上倒水罪了一楼的高二男生，他们从楼下窜上来，追进寝室要收拾我。我在屋里吓得发抖。是老孙头出面，帮我说了好话，把高二痞子给劝了回去。我在第二天才缓过来，对他小声说“谢谢”。他没抬头，轻轻回了句“没事”。很多年里，这话一直在我心里扎着根。

城里孩子对足球的痴迷，我也是从那时开始体会到。我不懂足球，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哪有机会碰那个。可老孙头和座位前后的几个大个子同学，只要一得闲，满嘴聊的都是足球。课间十分钟、午休时间、晚自习前，他们总能围成一圈，把一场球说上好几遍。我坐在旁边，一句一句地听，一句一句地记，像拼一幅从没见过的画。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那些名字，如今说起来，像在念一部泛黄的足球圣经。

荷兰三剑客，扎着小辫的古利特，跑起来辫子一甩一甩；范巴斯滕的射门，像用尺子量过角度；里杰卡尔德往中场一站，别人就过不去。德国三驾马车，永动机一样的马特乌斯，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左脚踢出的球会拐弯的布雷默。意大利的巴乔，蓝色眼睛忧郁得像地中海的水。疯子伊基塔，敢在自家门前倒钩，蝎子摆尾；哥伦比亚的金毛狮王巴尔德拉马，一头炸开的金发，慢悠悠地传球，却像长了眼睛。喀麦隆大叔米拉，三十八岁还跑得像小伙子，进了球就在场边扭非洲舞。

那时，我还记住了另一张面孔，因扎吉。同学们都叫他风之子，速度像风，在边路飞驰，和马拉多纳配合得天衣无缝。

他们像星群，照亮了教室的午后。在他们的熏陶下，我也有了自己最喜欢的球队——荷兰队。他们踢的是全攻全守，十一个人一起往前冲，一起往后撤，这个鼻祖是克鲁伊夫。从此，我就悄悄偏爱上了那抹橙色。老孙头最欣赏独狼罗马里奥，个子不高，禁区内爆发力惊人。他说起偶像时会俯身比划，沉肩蹬地，一举一动，仿佛巴西球星就在眼前。
在校队里，老孙头司职中后卫，双腿略带罗圈，结实有力，横在禁区前，重心比谁都稳。他永远守在最后面，替别人补位。运动会上百米跑，发令枪一响，他窜出去。体育老师掐着秒表喊"十一秒八"，眼睛都亮了。足球场上，他守在最后，夕阳底下，尘土飞起来，一次一次把对方的攻势挡回去。

1990年夏天，世界杯。在同学家，那台十四寸黑白电视前，挤满的人头。屏幕上的球员跑起来快成一团影子，可没有人嫌小。所有人都踮着脚、伸着脖子，汗味、油烟味混在一起，一屋子热烘烘的气息。马拉多纳被放倒，翻滚，沾一身草屑，又爬起来，拍拍土，接着冲。阿根廷拿了亚军，食堂里却一片欢腾。搪瓷碗敲得当当响。我也跟着喊了几声，心里却没什么激动。一个穿布鞋的农村孩子，足球离我还远。我只是盯着他们脚上那双双星足球鞋，心想，要是有一天我也能穿上那样的鞋，该多好。
后来马拉多纳吸毒，发胖，六十出头就走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可他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个被放倒又爬起来的人。

那个夏天让我记住的，不只是足球。还有银幕上那些亮着的人。

霍元甲、陈真，那些名字一响起来，浑身的血都是热的。《万里长城永不倒》的前奏一出来，宿舍里几个人同时跟着哼，连平日里最安静的同学，也能哼上两句。那时候觉得他们太厉害，武功高强，侠肝义胆。

后来才明白，我们喜欢的不是功夫，是那种宁折不弯的劲儿，是那种一个人站起来就不倒下的样子。

晚自习九点半下课，宿舍十点锁门。中间那半小时，是我们翻墙的时间。
校园西边有一段矮墙，正好够一个人翻过去。我们踩着墙根底下的砖垛子，两手一撑，腿一跨，就出去了。月光照在碎玻璃上，亮晶晶的，像星星散了一地。
青年宫的灯还亮着。门口的海报换了一茬又一茬。周润发叼着牙签的侧脸、张国荣低着头的忧郁、叶倩文迎着风的长发。还有周海媚，明艳得像一团火；张曼玉，灵动得像一只猫。可我盯得最久的，是王祖贤。她站在海报里，什么都不用做，就那么看着你，眼睛清清透透的，像泉水底下的石子。后来才知道那叫清澈。像春天融雪后第一眼看见的山溪，干干净净，没有一丝杂质。
小马哥的风衣，宁采臣的书生样，华弟骑摩托带着吴倩莲在风里跑。这一切，都牢牢刻在了脑子里。

午夜十二点半影片散场，我们再原路翻墙返校。街边路灯大半熄灭，月色淡薄，踩在满地落叶上沙沙作响。从一楼厕所窗户摸进教学楼，轻手轻脚爬上二楼，推门回宿舍时，室友早已熟睡。月光透过窗棂，在地板铺出一道狭长白痕。

老孙头从未和我们同去，每次邀约，他只是轻轻摆手婉拒，不多说半句缘由。他从不翻墙闲逛，也不踏入烟雾缭绕的录像厅，晚自习结束便按时回宿舍，洗漱闲谈，熄灯入睡。他不爱扎堆凑热闹，始终守着自己的分寸，清淡自持，并非清高孤僻，只是心中自有一套行事准则。

他是班级体育委员，每日六点二十起，六点半带队跑操。队伍从双明街向西行，天色未亮，路灯昏黄朦胧。有一日清晨，天色格外暗，路上一处下水道井盖被挪开，洞口露在外。我一脚踩空，整个人骤然下坠，幸得管道卡在腰间，悬在半空。危急时刻，一只手猛地伸来，是老孙头快步上前，攥住我的胳膊将我稳稳拉回地面。当时只觉虚惊一场，多年后才恍然，这份危难时伸手相助的善意，值得记一辈子。

洛一高年级足球对抗赛，让我记忆了很多年。八个班参赛，五班实力不算强，可有老孙头在场上，大家心里就踏实。尤其五班对三班那场，全班的男生几乎都上了场，三班有好几个高手，整体比我们强，可那场球我们打得拼。哨声一响，整个操场炸开了锅。守门员浩子扯着嗓子喊后防线，大胖子死扛着对方中锋，小胖子王峰和司令，左右突进，秦汉和董梅，也是玩命的对抗。每个人都跑得满头大汗，摔倒了拍拍土爬起来，接着跑。场外的女生跺着脚尖叫，声音尖得像哨子，把跑道上的尘土都震了起来。老孙头拖在最后兼顾中场，两条毛腿横在禁区前面，像一道闸门，一次次把对方的攻势拦下来。

最后还是输了。比分我没记住，名次是第四。可没人垂头丧气，大家拍着肩膀说"打得好"。那天下午在操场上，我们穿的不只是各自的旧衣裳，是同一种少年意气。所有人好像暂时忘掉了作业、考试、进城的拘谨、乡下的自卑。球往哪儿滚，心就往哪儿飞。那一场球赛的狂热，此前我从未体验过。

我不会踢球，也无从上场，只是站在边线外面看，看得仔细。边锋司令、胖子中卫、大脚王晟、盘带秦汉、门将浩子，还有铁腰老孙——每个人的样子，我像刻字一样，一笔一划记在脑子里。他们摔倒又爬起来的样子，他们喘着粗气还在跑的样子，他们输了球互相拍肩膀的样子，三十多年了，一点没褪色。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中间隔了三十多年。如今那些奔跑的影子都慢下来了。

后来毕业，各奔东西。上大学、工作、结婚、有了孩子。"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偶尔在电视上看见足球比赛，会想起那个拖后的中后卫。周润发老了，王祖贤老了，哥哥走了。他们一个一个，从够不着的地方，走到了再也够不着的地方。可那个下午的操场还在，五班还在，那些汗津津的笑脸还在。我记得他们，他们大概也还记得那个站在场边安静看了整场比赛的少年。

二〇一六年同学聚会，在耗子的张罗下一个一个把失散的人挖了回来。全班五十个，联系上了四十多个，除了何万迅始终没有音信，再一个，就是孙振华，也没来。当时国外的同学都发了视频，大家对着镜头笑，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热闹了三整天。可热闹散场之后，心里总空着一块。他没来。

我们是在聚会前，打听到老孙头的消息，据说，他精神状态不大好了。这使我久久无法释怀，怎么也想不通。那个挺拔俊俏，爽朗大方，穿黑西装板板正正的人，那个全校女生都看他的人，那个在课堂上替我挡尴尬的人，那个在井口把我拉上来的人？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家里。费了很大周折，我们找到他家里，见了他。他胖了，身型有些走样。像一束开得太早的花，在春天还没真正到来的时候就开了，又在春天还没走完的时候谢了。可他看见我们，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那种开心是藏不住的。他基本还能认出每个人，喊得出名字。我走上前跟他打招呼，他看着我，叫了我的名字，然后笑了，还是当年那排白牙，只是脸上多了些褶皱。我们聊了几句，他说得慢，却都清楚。说到从前的事，还哈哈笑两声。

我们想带他去参加同学聚会，他父亲拦住了。说振华身体不好，人多了怕受不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在门口我们分了手，握了握手，就此别过，却忘记照张合影。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站在父亲旁边冲我们挥手。胖胖的身子，太阳底下拖出一个短而宽的影子。那身黑西装早就不在了。那朵花落了，可你记得它开过。记得它开在哪一年的春天，记得它开在谁的身边。

那以后，再也没有老孙头的消息了。

今夜又是世界杯决赛。手机里同学们还在说谁在看球。我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着绿茵场上那些人跑动、跌倒、再爬起来，忽然觉得时间过得真快。那个矮个子马拉多纳已经走了，巴乔也老了，老孙头发了胖，我也两鬓白了。谁的少年不青春，谁的青春不少年。

不知什么时候儿子从屋里出来坐到我旁边。他看了一会儿屏幕忽然笑了，问我球员的名字，我张了张嘴没说出来。他又问一个，我还是叫不上。他说："爸，你其实不太看球吧？这里面的人估计你都不知道是谁。"我没反驳，只是笑了笑。 他不懂。他这一代孩子，生下来就有手机、有网络、有高清电视，手指一划什么都有。他们看球是看球，技术、战术、数据，谁跑得快、谁射得准、谁身价高。而我坐在屏幕前，看到的是一整个夏天、一整个青春。

我看到了1990年的夏天，在那台十四寸黑白电视前挤满的人头。屏幕上的球员跑起来快成一团影子，可没有人嫌小。所有人都踮着脚、伸着脖子，汗味、油烟味混在一起，一屋子热烘烘的气息。

看见了马拉多纳矮小的身影，一次次从草地上爬起来，被人铲倒、翻滚、沾一身草屑，又站起来，拍拍土，接着冲。看见了古利特的辫子在风里甩，看见了巴乔那双蓝色的眼睛，忧郁得像地中海，看见了伊基塔在自家门前倒钩解围时，身体悬在半空的样子。

那些奋进人的奔跑姿态，就是我们七十年代人的青春。而属于我的青春里，还有一个叫孙振华的人，一个中场后卫，一个帮我熟世界杯的同桌，一个在寝室里能替我挡灾的人。

这些，我儿子不会看见。

解说员还在报着一个个数字，这个军团值多少钱，那人身价几何。我不知道那些数字意义有多大，可我知道一个人摔倒又爬起来的次数，折算不成身价。有些东西摄像机拍不到，有些情义用不着语言去说。
现在的解说员懂得太多，却少了当年黄健翔和韩乔生的温度。他们陪着我们这些挤在黑白电视前的人，一起激动、一起惋惜。我和儿子说起我曾经的同桌，说起老孙头，儿子只是木木地瞥我一眼，坐了一会儿就回屋了。

谁的少年不春天。如今我们都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鬓角有了白发，腰背不再挺直。那些在绿茵场上奔跑的日子早已远去，连记忆都开始模糊。阿根廷今晚能不能赢，我不知道。但我只是希望那个胖胖的老孙头，此刻也在某个地方看着这场比赛。也许此时他已记不清越位规则了，但他在我心里，一直还住着那个在洛一高操场上飞奔的少年。

窗外夜色沉静。我心里那一群少年，依然在操场上跑着，在翻墙的路上走着。史铁生说，“太阳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青春也是这样的，那些在操场上跑过的人熄灭了，可又在别处重新亮起来。我们老了，但足球永远年轻。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明月还在，照过的人走远了。可月亮不知道，它照过的那些夜晚，有人一直记着。
也记着今晚儿子坐在旁边笑我的样子。他没有恶意，只是活在他的时代里，而我活在我的记忆里。两个时代在同一个客厅里看着同一块屏幕，各自亮着各自的光。他拥有整个互联网，而我拥有一个夏天，一个永远不老的夏天。它是我的世界杯，我的录像厅，我的少年。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雪上的印子留不长久，可那个夏天、那场球赛、那些翻墙的夜晚、那个黑暗的清晨、那些少年的喊声，穿过三十几年光阴落在了这个夜里。落在这罐啤酒和一串旧名字中间，不冷，也不散。

敬一九九〇，敬二〇二六。敬那个叫孙振华的人——我的同桌，我的室友，黑西装板板正正，在我心里，在每个记得他的人心里亮着。敬每一个曾经翻过墙、追过光、心里住着一个少年的人。你们看的不只是球，你们看的是那个再也回不去、却永远不散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