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按惯例赶在九月一日开学前，我们从乡下返回了市区。没想到不用到校上课，继续放假！更没想到，这长假一放就是一年多！</p> 小喇叭广播 <p class="ql-block"> 那时的媒体还比较原始，主要是报纸、广播。每天打开话匣子听广播，早已成为我们家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而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少年儿童节目“小喇叭”。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等，是孩子们心心念念的节目。</p> <p class="ql-block"> 但自从乡下回来后，觉得广播没有之前好听了。小朋友爱听的神话故事不多了，竟是大人在讲许多我们似懂非懂的道理。</p> <p class="ql-block"> 忽然有一天，记得是个周日上午，话匣子里传来小朋友嗲声嗲气的声音。我边择菜边专注地听着：“那天我去幼儿园，看到我们的老师，穿着一双老高老高的高跟鞋。我就想，这不就是现在说的资产阶级的表现吗？于是我就走过去，给我们的老师提意见……”</p> <p class="ql-block"> 那声音使我一下就想到了之前我在幼儿园遇到的那个“花蝴蝶！”心底无形中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感，也似乎就是从那时起，形成了一种心理疾病：即只要一听到少年老成的小孩子说着大人话，我就打心底烦感，包括一些广告！</p> <p class="ql-block"> 这种被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桑戴克称为“晕轮效应”的心理现象，自己明知是一种认知偏差，是以偏概全，但很难纠正，像条件反射般伴随了我一生。</p> 来了串联的红卫兵 <p class="ql-block"> 听广播里说，红卫兵要开始全国大串联。没多久，我们榆树馆胡同也就真的来了许多操着外地口音的红卫兵。他们被安排住在南上坡的三间大北房里，我还跑去看过新鲜。</p> <p class="ql-block"> 那时气候远没有现在温暖，记得一入九月，早晚很凉，穿短袖都会有瑟瑟发抖的感觉。因此街道号召大家贡献被褥，借给红卫兵用。</p> <p class="ql-block"> 此时，我们胡同新搬来一家姓宋的，住在赵大妈家北边的院里。记得他家有两女一子，二女儿好像与三姐同岁；最小的儿子大约与我同龄，经常流着口水、反穿着两只鞋，在胡同里晃悠。原来是患有“唐氏综合征”，即俗话说的傻子。</p> <p class="ql-block"> 宋家的主人，权且称他宋先生吧！像个专职革命干部，一向慷慨激昂，能说会道。特别善于做宣传动员工作，只要见几个人在一起闲聊，即使在某家院里，宋先生也会主动凑上去。不出几句话，他便成为主要发言者。</p> <p class="ql-block"> 因此当街道动员大家借被子给红卫兵用时，尽管宋先生刚刚搬来，尽管他也不是街道干部，他却站在胡同里，逢人便说、遇谁就讲借被子的事：“那红卫兵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咱们作为北京人、首都人，怎能不好好招待呢？毛主席他老人家日理万机，无法抽身挨个招待这么多红卫兵，那咱们替代他老人家来做这项工作，那不是咱们无上光荣的事儿吗？咱应该学当年那‘十里送红军’一样，把各家最好的被褥拿出来给红卫兵用……”说的一套儿一套儿的，说得嘴角儿直起白沫儿。</p> <p class="ql-block"> 他那一丝不乱的分头，有时会随着他挥动的手势抖一抖。他那一身“焦裕禄”式的穿着，更让人觉得他是一位大干部。尽管大家并不了解这位刚搬来的街坊，但这些质朴的大爷大妈们，对那些充满激情的话还是表示深深赞同的。于是大家纷纷拿出各家的被褥。</p> <p class="ql-block"> 记得我母亲说，当时是把家里一条备用的里外三新的被子，拿去给红卫兵用的。那时还没有被罩这种东西，各家的被子，习惯都是花被面、纯白被里，再用各色一小条布缝上个“被头”，以方便清洗。</p> <p class="ql-block"> 母亲回忆说，等那些串联的红卫兵走了，赵大妈把我家的被子送回来时，母亲不相信那是我家的被子。赵大妈说：“没错儿！别人家都自己领走了，就剩这一条啦！” </p><p class="ql-block"> “那里外三新的被子，送回来时，黑的就跟地皮似的！细看半天才分清花纹儿！”母亲说。 </p><p class="ql-block"> 那些天，宋先生也是耷拉着脑袋，再也不说什么了！</p> 胡同文艺宣传队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15px;">（此为当年的我，摆出典型的红舞姿势。）</b></p> <p class="ql-block">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各处都兴起了组建文艺宣传队，自编自导自演。也许百姓们依朴素的认知觉得，文化革命，那唱歌、跳舞等文艺活动，是最能与文化沾边啦！于是，各胡同、街道都组织起了文艺宣传队。</p> <p class="ql-block"> 记得最早是赵大妈家，有个舞蹈队，清一色的小伙子。每晚在大院子排练，远远地就能听到嘭嘭的脚步声及齐喊的口号。记得一天他家院门开着，我凑巧路过，看到七八个大男孩，正围成一圈，不停地向前走几步，又反身走几步，各个弯腰屈腿，双手背后，扮成老爷爷的模样，动作整齐划一。伴随动作喊着口号：“打打打，打倒刘少奇！斗斗斗，斗臭封资修！”</p> <p class="ql-block"> 很快，赵大妈家的二姑娘和我，被东边胡同的“京剧院宣传队”收编了。收编我们二人入队的原因，是我们的个人节目可补充他们的不足。二姑娘的《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和我的《白毛女》里“北风吹”、“哭爹”，成为了固定节目，每次必演。</p> <p class="ql-block"> 而实话说，我们两人的舞蹈，都是我们自创的！因为那时即无处可学，也没人可请教。仅凭对舞蹈的热爱和平日练出好的柔韧度、节奏感，东拼西凑地将一段乐曲填满而构成的舞蹈，还挺受欢迎。就那段《北风吹》我竟然一直表演到了中学！现在想想，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p> <p class="ql-block"> 那时，我们除了在胡同里表演，还会到别处去演出。印象最深的是到北京动物园大门前演出：开始大家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圈，一首接一首地唱红歌，目的是吸引更多的路人前来观看。 </p><p class="ql-block"> 有几个节目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个是两位学龄前小朋友合唱《红灯记》里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奶声奶气、而又完整的演唱，是我们演出的一大亮点。</p> <p class="ql-block"> 另一个是，演唱《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的唱段“深山问苦”。记得演唱者小名叫“小仁子”，应该长我一两岁；她还是整场节目的报幕员。尽管大家都年龄相仿，但她完全不同于其他女孩子上场前的紧张、慌乱。她沉稳大气、不慌不忙；说话干净利索，完全没有一般孩子说话时的“那个呀！”、“就是吧！”口头语。她的不凡气质始终令我从心里敬佩！</p> <p class="ql-block"> 离别多年，我还时常想起她的样子：清爽的齐耳短发，透着精神。眼睛虽不大，却目光透彻，五官端正。或白汗衫蓝裤子，或一袭雪白连衣裙，都显得那么恰如其分。</p> <p class="ql-block"> 无论是双拳握腰间、跑步上场报幕，还是站在场地中央，小脸蛋向左侧扬，清唱小常宝，那远超孩童的气度，总能引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那鲜活的跳动画面，也会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p><p class="ql-block"> 未完待续 </p><p class="ql-block"> 注：照片多数来自网络 </p><p class="ql-block"> 真诚感谢您的阅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