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掀起反帝反军阀怒潮

郭争鸣

　　1926年湖南反吴驱赵运动是在中共领导下，湖南民众为推翻军阀统治、支持北伐而掀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赵恒惕自1920年起盘踞湖南，打着“联省自治”旗号，实为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附庸，长期压迫工农运动，封闭进步团体，杀害工人领袖（如黄爱、庞人铨），成为广东革命政府北伐的障碍。1926年初，全国反帝反军阀浪潮高涨，湖南民众在中共湘区委领导下，将驱赵（恒惕）与讨吴佩孚结合，形成运动高潮。1926年 2月，因英国人在长沙殴打雪耻会纠察队员，长沙各界掀起反英驱赵讨吴运动，张贴标语、游行示威。3月9日，长沙市1万多民众在教育坪召开大会，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提出“打倒赵恒惕”“请国民政府北伐”“改良工农待遇”等24项主张。赵恒惕倒台：在民众压力与军阀内部分化下，赵恒惕于3月12日通电辞职，推荐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代理省长。唐生智在中共党员劝导及李宗仁支援下，倒向广东革命政府，3月15日进驻长沙，废除赵恒惕《湖南省宪法》，自任临时政府主席。军事冲突与北伐序幕：吴佩孚不甘心失去湖南，4月委任赵恒惕旧部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联合直军进攻长沙。唐生智退守衡阳，国民政府急派叶挺独立团等北伐先遣队援湘，击退叶开鑫部，为北伐战争揭开序幕。反吴驱赵运动推翻了赵恒惕军阀统治，使湖南成为北伐战争的首个主战场，为国民革命军进军武汉、消灭吴佩孚主力奠定基础。同时，运动推动了湖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使湖南成为北伐的可靠后方，彰显了民众力量与国共合作的重要作用。

　　湖南反帝反军阀怒潮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工农群众为主体，通过组织联合（如学联、农工会）、武装斗争与政治宣传结合，逐步从自发走向有组织的革命运动。这些斗争不仅沉重打击了军阀势力，更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结合，为中共领导全国革命积累了经验，成为北伐战争的重要前奏。

　　青岛惨案与五卅惨案是1925年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中的重大事件，合称“青沪惨案”。五卅惨案（1925年5月30日）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因抗议资本家开除工人被枪杀，激起民众愤怒。5月30日，上海2000余名学生在租界散发传单、演讲，声援工人并呼吁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当日下午，万余群众聚集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英国巡捕开枪射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重伤、150余人被捕，史称“五卅惨案”。青岛惨案发生次日即五卅惨案，两次事件合称“青沪惨案”，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首先发起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运动迅速席卷全国25个省区、600余座城镇，约1700万人参与，形成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浪潮。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反帝觉悟，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结合，为北伐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两次惨案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展现出坚定的反帝决心，虽遭血腥镇压，但爱国运动的燎原之势加速了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动摇。

　　五卅惨案的血腥镇压点燃了中国人民积压已久的反帝怒火，引发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高潮。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因抗议资本家撕毁罢工协议、开除工人，被日方枪杀，成为事件导火索。5月30日，上海两千余名学生、工人在租界散发传单、演讲声援工人，遭英国巡捕逮捕百余人。万余群众聚集南京路老闸巡捕房抗议，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重伤，史称“五卅惨案”。民众反抗与全国响应上海“三罢”斗争：中共中央紧急决定发动罢工、罢课、罢市。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25万工人宣布总罢工，5万学生罢课，10万商人罢市，形成“三罢”高潮，《热血日报》迅速创刊指导运动。全国反帝浪潮：惨案消息传遍全国，25个省区、600余座城镇的约1700万人参与抗议。广州10万群众游行，香港25万工人罢工，10余万人返回广州支援；从通商都市到偏远乡镇，“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响彻全国。五卅惨案彻底唤醒了民族意识，推动反帝斗争从经济诉求上升为政治运动，成为大革命高潮的开端。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展现出强大组织力，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为北伐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也让“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

　　湖南外交后援会是1923年在中共领导下成立的爱国革命团体，是湖南国民外交运动的重要组织力量。1923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旅大（旅顺、大连）并妄图维持“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侵略行径，湖南民众反帝情绪高涨。4月5日，长沙各社会团体在中共湘区区委领导下发起组建湖南外交后援会，会址设于湖南通俗教育馆，以“收回旅大、取消二十一条”为核心目标，专门从事反帝外交斗争与民众动员。组织与活动选举主席1人，下设组织、宣传等部门，形成系统化的群众动员网络。通过发起经济绝交运动（抵制日货）、组织示威游行、发表宣言通电等方式，推动全省民众参与反帝斗争。1923年“六一惨案”（日本水兵在长沙枪杀中国平民）发生后，外交后援会带领民众开展对日交涉，成为湖南反日爱国运动的核心领导力量。作为湖南国民外交运动发展的产物，外交后援会将民众爱国热情转化为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推动反帝斗争从自发走向自觉，为后续五卅运动、反吴驱赵运动等积累了群众基础和斗争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地方民众外交运动的重要实践。

　　1925年5月五卅惨案爆发后，全国反帝浪潮席卷湖南。中共湘区委迅速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省级组织，郭亮任主席），各地随即响应，至1925年下半年，全省40余县先后建立雪耻会分支，形成覆盖城乡的反帝网络。其中，湘潭、韶山、锡矿山等地的雪耻会最为活跃：韶山地区毛泽东以秘密农协为基础，组建20余个乡级雪耻会，1925年7月成立湘潭西二区上七都、下七都区级雪耻会，会员涵盖农民、工人、学生。锡矿山丿1925年7月成立雪耻会分会，发动4万工人罢工、万余人示威游行，成为工矿地区反帝斗争的典范；长沙及各县：缪伯英、徐特立等领导长沙雪耻会，组织“三罢”斗争与查禁洋货；湘乡、衡阳等县雪耻会亦通过演讲、游行等扩大影响。核心活动与斗争实践雪耻会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纲领，开展多样化反帝行动：通过农民夜校讲授“帝国主义侵华史”，散发《雪耻会传单》等材料，揭露青沪惨案真相，如湘潭雪耻会传单控诉“英国巡捕没良心，拿起枪炮就打人”；经济抵制：查禁日货、英货，设立检查站拦截走私商品，1927年湘潭雪耻会更领导群众火烧英商亚西亚煤油公司油桶，打击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工农联合斗争：组织工人罢工（如锡矿山四万工人罢工）、农民平粜阻禁（韶山农民拦截地主运粮船迫使其开仓平价售粮），将反帝与反封建压迫结合。雪耻会的广泛建立，使湖南反帝斗争从自发走向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动员基层力量：将农民、工人、学生纳入统一行动，仅韶山地区雪耻会就覆盖数万群众，为中共建立农村革命基础提供实践经验；推动党组织发展：雪耻会成为中共秘密活动的公开掩护，如韶山特别支部通过雪耻会培养毛福轩、钟志申等首批农民党员；奠定革命基础：各地雪耻会的斗争实践，为1926年北伐战争在湖南的推进积蓄了群众力量，成为大革命时期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分布于40余县的雪耻会，以“洗雪国耻”为旗帜，将反帝怒火转化为具体行动，展现了湖南民众团结御侮的坚定决心。

　　1926年3月9日，中共湖南区委（即中共湘区委）联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及长沙各群众团体，在教育会坪召开市民大会，通过《对湘局主张之二十四条》，明确提出“打倒赵恒惕”“请国民政府北伐”等主张，推动湖南反英讨吴驱赵运动达到高潮。大会由中共湖南区委主导，郭亮被推选为大会主席，联合省工团联合会、省学联等70余个团体3000余人参与。此前，中共湖南区委已通过反英讨吴行动委员会发动群众，2月曾组织3000人集会请愿，但赵恒惕避而不见，促使驱赵斗争升级。联唐倒赵：中共湖南区委派夏曦、王基永等多次赴衡阳联络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达成“联唐倒赵”协议。大会召开期间，唐生智率部从宜章、郴县调兵逼近长沙，形成军事压力，与群众运动形成呼应。24条主张深化：除“打倒赵恒惕”“废除省宪”等核心诉求外，还包括“启封被封闭的革命团体”“改良工农待遇”“督促湖南军队讨伐吴佩孚”等，既针对赵政权的军阀统治，也为北伐战争预热。赵恒惕在群众运动与军事威胁下，于3月11日被迫辞职，13日逃离湖南。唐生智随后进驻长沙，被委任代理省长，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入湘扫清障碍。此次大会是中共领导下群众运动与军事力量结合的典型案例，不仅推翻了赵恒惕的军阀统治，更使湖南成为北伐战争的前沿阵地，为后续革命发展奠定基础。

　　1926年北伐战争前夕，湖南成为反对军阀吴佩孚的前沿阵地。当时吴佩孚控制豫、鄂、湘等地，湖南民众在“反英讨吴”运动中积极动员，通过编印歌谣、战报等形式宣传反吴主张。例如，1926年5月湖南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编印的《国民政府北伐歌》，以白话文与快板体结合的形式，向农民宣传北伐意义、对象及政策，号召支援北伐军。这类民间宣传材料多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地方曲调，成为动员民众参与反军阀斗争的重要工具。推测《反吴歌》可能是这一时期湖南民众创作的同类歌谣，聚焦反对吴佩孚统治、呼吁工农联合，但具体文本尚未见诸史料记载。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曾创办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1922年9月—1927年7月），由蔡和森担任首任主编，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为重要撰稿人。该报以“反帝反封建”为核心宗旨，系统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报道全国工农运动（如“二七”罢工、“五卅”运动、湖南农民运动等），发行量最高达10万份，被誉为“黑暗中国的一盏明灯”。其内容虽涉及湖南工农斗争，但并无“湖南工人向导”这一独立刊物的记载，推测可能为地方工人组织的宣传材料或《向导》周报在湖南的传播分支，具体细节需进一步史料考、证。

　　1926年3月，面对唐生智部军事压力及省内“讨吴驱赵”运动浪潮，时任湖南省长赵恒惕于3月12日通电辞职，随后仓促离开长沙，经岳州（今岳阳）转赴汉口、上海等地，结束了对湖南的五年统治。这一事件成为北伐战争前夕湖南政局更迭的重要节点，唐生智随后掌控湘省并加入国民革命军，为北伐军入湘开辟了道路。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于1925年12月发表的经典文献，首次明确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首要问题，为中国共产党制定革命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石。1925年，面对党内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右倾忽视农民力量、“左”倾片面依赖工人运动，毛泽东通过深入社会调查撰写此文。当时中国革命力量薄弱，国共合作面临挑战，亟需明确革命的依靠力量与斗争对象。文章发表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革命》半月刊第4期，后经多次修订，1951年收录《毛泽东选集》时精简为3000字，更聚焦核心观点。阶级划分与敌友辨析文章以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为依据，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五大阶级并明确其革命立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依附帝国主义，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为革命首要敌人；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反对帝国主义又惧怕工农革命，其右翼可能为敌、左翼可争取为友，但需警惕动摇性；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商人等，分左中右三部分，革命高潮时多数可参与革命，是可靠同盟军；半无产阶级：以贫农、半自耕农为主体，经济地位低下，“需要变更现状的革命”，是无产阶级最广大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虽仅200万人，但作为新生产力代表，具有彻底革命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首次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忠实的同盟军”，纠正了忽视农民的错误倾向，为土地革命和工农联合提供理论支撑；方法论创新：确立“从实际出发、阶级分析认识国情”的科学范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重要成果；实践指导作用：明确“团结朋友、攻击敌人”的策略，为后续统一战线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基础，至今仍是分析社会结构、制定政策的重要思想资源。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澄清了党内思想混乱，更以其“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原则和阶级分析方法，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理论经典，彰显了毛泽东思想萌芽阶段的核心智慧。

　　1927年3月，“三·二四”南京惨案引发湖南人民反帝浪潮，湖南人民收回海关委员会联合长沙总工会于4月6日领导收回长沙海关，迫使税务司逃离并移交关权。随后，岳阳县总工会在4月10日发动群众包围英国税务司阿克乐，迫使其签署移交书并交出关印，成功收回城陵矶海关，4月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任命中国人乔汝镛为岳州关税务司，实现海关自主管理。这一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南反帝运动的重要成果，虽具体宣言内容未留存，但收回行动本身彰显了“打倒列强、还我主权”的坚定诉求，成为近代中国收回海关主权斗争的重要实践。

　　长沙水陆洲（橘子洲）上的海关大楼即长沙海关公廨旧址，是晚清长沙开埠的重要历史遗存，现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及长沙海关近代历史陈列馆。建筑始建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原为长沙关税务司公馆，1910年因长沙抢米风潮中旧海关被毁，1911年在橘子洲原址重建并作为海关办公住宿场所，是长沙现存最老的西式建筑之一。1904年长沙开埠后，海关主权被外籍税务司把持，建筑见证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1945年长沙关裁撤后，仅此处遗存保留至今。建筑特色典型的近代中西合璧式建筑，坐东朝西，砖木结构，花岗石墙基，联拱敞廊，屋面覆盖绿色瓦楞钢板瓦（部分为比利时进口）。墙体厚达60厘米，东北红松屋顶木架至今保存完好，体现殖民时期西式公共建筑特征。占地约8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152平方米，呈L形布局，主楼为两层，附设门房等辅助建筑，2011年翻修时采用“落架抬升”方案，将基础抬高以适应橘子洲景区整体标高。2002年列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修复后辟为长沙海关近代历史陈列馆，免费对公众开放，展示长沙开埠、海关历史及建筑复原场景。作为长沙开埠设关唯一保存的建筑遗存，其“券廊+西式拱券+中式瓦顶”的混合形态，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实物见证，也是研究清末民初海关制度、城市建筑及殖民历史的重要载体，现为橘子洲景区重要的人文景观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