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在湖南（序）

木然

文/木然图。 /网络

美篇号/12398683

序

岁在甲辰，仲夏既望，余搁笔于长沙客舍，窗外湘水东流，远山如黛。案上文稿已毕，墨痕未干，乃为《文天祥在湖南》一书作序。

夫文天祥者，吉州庐陵人也。少负奇志，弱冠擢进士第一，理宗亲拔为状元。其人躯干魁梧，面如冠玉，眉目清朗，顾盼之间，自有一段不可犯之气。后世称之曰"宋末三杰"，又谓之"千古忠烈"，然此皆身后之名，非当时之实也。当其在世，不过一书生耳，一循吏耳，一困于时局、不得不挺身而出之常人耳。

余撰此书，非欲增饰其名，非欲拔高其行，乃欲还其本来面目。还其为人子、为人臣、为人友之真态。还其在湖南一载有余间，日夕忧思、辗转难寐之实情。俾后世读者知：所谓英雄，非生而如铁似钢，乃血肉之躯，经百般锤炼，方成不朽之名。

咸淳九年春，襄阳既陷，樊城继破，吕文焕举城而降。六载坚守，一朝瓦解，消息南传，朝野哗然。是时贾似道擅权于内，度宗荒政于上，群臣噤若寒蝉，无敢言战守者。天下大势，已如累卵，识者皆知其将倾，然无人敢言，亦无人肯言。

文天祥时为湖南提点刑狱使，年三十有七。然其赴任之路，已是满目疮痍。先是咸淳八年，天祥大病疟疾四十日，"依床腰见骨，览镜眼留眶"，几不能起。至咸淳九年正月，起复诏令下达，始强撑病体赴任。四月八日，离富川，取道清江、宜春、醴陵。沿途闻襄阳之变，心中郁结，不能自已。行至半途，又闻恩师欧阳巽斋先生守道病逝。巽斋者，天祥二十岁时肄业白鹭洲书院之山长也，其人"求为有益于时用，而不为高谈虚语"，一生清贫，"家无一钱"，未及试一郡而终。天祥闻讯，痛彻肺腑，为文祭之，字字血泪："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试一郡，以行其惠爱；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登两制，以仿佛乎盘造之遗。"非独祭师，亦以自伤也。

五月朔日，受印于衡阳。衡阳者，湖南提刑司治所也。天祥一到任，即大刀阔斧整顿政务。其为人"性豪华，而处事干练"，尤恨贪官污吏。时有典吏侯必隆者，掌钱粮户籍之实务，擅自更套花字，拼凑公文，变造画押。天祥判云："天下以吏奸为病。侯必隆何为者，辄敢于呈押之时，脱套花字；于行移之后，揍掇公文。"虽其自称无他情弊，亦决不姑息。判脊杖十五，刺配千里州军，五日押发，仍膀示众。其言曰："事无大小，一切以法绳之。无罪不必寻，有罪不必恕。"又曰："若姑息行之，将来必为司存无穷之害。"此法吏之奸，而天祥治之以严，不纵不枉，明察秋毫。知衡州宋遇尝语人曰："惟使者使民不冤。"此八字，足为天祥湖南司法之定论。

其所断案，尤可称者三。一曰侯必隆案，已述于上。二曰杨小三死事案。初，有司以施念一、颜小三、罗小六三人谋杀杨小三论罪，皆当死。天祥疑之，令下属"尽夜入狱，唤三名一问"，且密令"密封来，忽然而往，人所不觉"，避走漏风声。既审，乃知三人与杨小三无深仇，因积怨共谋殴之，非共谋杀也。然三人下手各异：颜小三以斧背击肋，罗小六以绳索缢颈，施念一拉扯胸膛、封其口部。天祥析之曰："以下手论之，颜小三之先伤要害，当得重罪；以诛心论之，罗小六独坐故杀。"遂判颜、罗各脊杖二十，刺配广南远恶州军；施减一等，脊杖七十，刺配千里。其察理之精、量刑之当，虽老于刑名者不过如此。三曰茶陵周上舍诉刘权县案。周监税父子与刘权县互相攻讦，各陈其短。天祥判曰："此必非无故而为之辞者。其短以相攻击，显然泄愤。"令双方各改过失，布于境内，洗手勤公。其持平之论，不偏不倚，使两造皆服。

三案之外，尚有《委金幕审问杨小三死事批牌判》《门示茶陵周上舍为诉刘权县事判》《湖南宪司咸淳九年隆冬疏决批牌判》诸篇，皆载于《文信国公集》。其《疏决批牌判》尤为可感。判文曰："凡情轻当放释者，从所委官逐名点对，取判施行。"不使轻犯久系。"其有情理重恶，累经疏决，及恩赦不原，而手足未经槌折，力正自精强者"，亦不叫他们坐牢了——"与其幽囚于牢栅之中，寻而死，不若驱于极边，披坚执锐"，去抵抗元军，"庶几死中求生"。其言曰："古之强兵猛将，得之于盗贼囚者，正自不少。"此等识见，非寻常牧令所能道。后其起兵赣州，应者云集，农夫、商贩、僧道皆来归附，正应其言。可见其理刑之时，已怀远志，已识人心，已知天下将乱，非常法所能治也。

天祥在衡阳，非独理刑而已。其于衡州，结识民间义士詹杰，知其忠勇，乃遣往四望山招募壮丁，训练兵马，为日后抗元储备力量。此事见于《文天祥年谱》，可补史传之阙。后恭宗德祐元年，元军逼近临安，天祥果与宋若水潜往四望山，与詹杰会合，组建"铁军"两千余人，随天祥转战江西、福建、广东，终没于五坡岭。此四望山之兵，实始于湖南衡州之募。可见天祥在湘一载，已为后事埋下伏笔。其目光之远、谋划之深，非常人所能及也。

天祥在衡州，又常与知州宋若水探讨国家大事，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宋若水者，亦一慷慨之士，后随天祥起兵勤王，同赴国难。二人在湘江之畔、蒸水之滨，夜深论兵，酒酣耳热，不知东方之既白。此等交情，非寻常同僚之谊，乃以天下为己任者之相知也。

及抵潭州，首谒安抚大使江万里。万里年已七十有六，须发皆白，然目光如炬。其人素知天祥志节，且与天祥有再传弟子之谊。万里尝知吉州，创白鹭洲书院，聘欧阳守道为山长；咸淳五年又举荐天祥知宁国府。两人皆曾被贾似道弹劾贬谪，惺惺相惜，非止一日。

天祥至长沙，万里热烈相迎。席间从容语及国事，忽而悯然叹曰："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此言也，重若千钧。非寻常嘱托，乃以天下相托。一衰翁将倾之身，举社稷存亡之责，付于一壮年之肩。天祥闻之，默然无语。史书不载其神色，然余揣度之，其必心有所动，而口不能言。盖责之重，非言辞所能承也。

万里又于闲暇时，携天祥登岳麓，叩开书院厚重之山门。天祥追寻恩师欧阳守道曾在此讲经传道之足迹，于赫曦台上捕捉恩师会讲之余音，双手于朱熹乾道三年书写之"忠孝廉节"碑刻上摩挲，怀想白鹭洲书院师生问难论辩之场景。天祥曾自谓"吾老矣"之语非虚，彼时万里已是风烛残年，而天祥亦未及不惑。二人立于山巅，北望中原，烽烟隐现，相对无言，唯江风猎猎，吹动衣袂。

天祥又访道林寺。道林寺者，前潭州知州周必大曾改四绝堂为六绝堂，合祀沈传师、裴休、宋之问、杜甫、韩愈、欧阳询六人。天祥有感而作《衍六堂记》，赞韩愈"唐贤故事"、欧阳询"乾淳遗墨"，"嘉其有二善焉"。其敬贤之心，慕古之情，于此可见。

平乱者，秦孟四之事也。秦孟四起于广西，率众犯永明、江华，"杀死知县，杀伤县尉主学，卷去县印，屠民居，虏妇女，掠去财物"。其锋甚锐，湘桂震动。天祥协助江万里征讨，然其对策，异于常人。

时有议者，以为"一概杀去"为上策。天祥独持异议，致书江万里曰："盖贼有出于田里之饥荒，激于官吏之贪，弄兵之情，出不获已。故仁人处之，念其为赤子，姑为安之，勿庸胜之。"又言秦孟四"所至攫剽财物之外，出其余以散之贫者"，此非寻常盗贼，乃饥民迫于生计而铤而走险。其言也，悯民之情溢于纸上。

天祥奉旨平寇，驻扎永明古泽村，历时两个多月。期间，有同朝为官之永明上甘棠人周德源，回家探亲时拜访天祥。周德源崇敬天祥为人，更仰慕其才学，请为题辞。天祥即书"忠孝廉节"四字赠之。此四字也，非一时兴到，乃天祥"忠孝廉节"思想之凝结。后乾隆二十八年，永明县令王伟士——天祥之"忠实粉丝"——得知手书藏于民间，命人摩崖镌刻，立于上甘棠月陂亭，作为村训。四百九十年来，字如其人，耿直忠烈，教化后人。又有长沙学宫明伦堂壁嵌"廉""节"二字石碑，落款"宋文天祥书"，字体与朱熹岳麓书院"忠孝廉节"碑大体相同。清同治《长沙县志》载："左右壁摹刻忠孝廉节四大字，宋文山手书。"可惜"忠""孝"二字石碑不知失落何处，徒留千古之憾。

赋诗者，其遣怀也，亦其志之所寄也。

天祥在湘，多有诗作，皆非闲情逸致，字字含悲。

在长沙，尝与幕客载酒泛舟湘江，作《幕客载酒舟中即席》诗云："故人满江海，游子下潇湘。梦载月千里，意行云一方。橹声人语小，岸景客心长。总是浮萍远，飞花莫近墙。"此诗也，看似闲适，实则"客心长"三字道尽其身在江湖、心忧社稷之苦。"飞花莫近墙"一句，尤为沉痛——花犹知避墙，人何以自处？

又有《春日以诗谕属》云："从来官更与斯民，本是同胞一体亲。既以脂膏供尔禄，须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号唐朝古，我辈当如汉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敢烦散作十分春。"其以父母官自居，以民为同胞，其仁爱之心，非虚语也。

在衡阳，登蒸、湘二水合流处之合江亭，眼见"双江日东下"，作《合江亭》诗曰："天上名鹑尾，人间说虎头。"寥寥十字，气象万千。又于祁阳县登楚观楼，见"半壁楚云立，一川湘雨深"，山河破碎之感，尽在不言中。

咸淳九年暮春，天祥巡行各地，见潇湘新绿，柳色含晴，梅心沁暖，赋诗《齐天乐·甲戌题湘宪种德堂灯屏》："夜来早得东风信，潇湘一川新绿。柳色含晴，梅心沁暖，春浅千花入束。"词句清丽，然细味之，"春浅千花入束"之下，暗伏家国之忧。花虽千束，春却浅短，正如南宋之残局，繁华将尽。

咸淳十年正月，朝廷改命天祥知赣州。正月二十五日，天祥乘船离衡阳，过衡山，于湘潭上岸，取道萍乡，归庐陵携家眷，溯赣江而上。

去时春光明媚，湘水汤汤。然此人已非来时之人。来时犹是循吏，去时已怀死士之心。

离湘之前，衡州知州设宴饯行。时值上元佳节，满城灯火，士女倾城，观者如堵，骈肩累足，百戏之舞，击鼓吹笛，斓斑而前。天祥感而记之，作《衡州上元张灯记》。其文详述衡州元宵盛况，绘声绘色，如在目前。此文后收入民国高中语文课本，传诵一时。然此等热闹之际，天祥心中所念者，非灯火也，乃烽火也。灯火光中，想见烽烟；笑语声里，耳闻鼙鼓。此种心境，非亲历者不能知也。

临别，又作《别李肯斋》诗："潇湘一夜雨，湖海十年云。相见皆成老，重逢便作分。啼鹃春浩荡，回雁晓殷勤。江阔人方健，月明思对君。"又有《槠洲别友》赠徐畋、方谏二友："君为湘水燕，我作衡阳雁。"以燕雀喻友，以鸿雁自比，虽似不逊，实则明志——燕雀恋巢，鸿雁冲天，其志不同，道亦不同。

余犹有未尽者，不可不补。

天祥在湖南，虽仅十余月，然其所行、所思、所交、所断、所平、所咏，皆非偶然。其理刑也，知重囚中或出强兵猛将，为日后起兵埋下识人之基。其平秦寇也，知饥民之苦、贪吏之恶，为日后抗元蓄积爱民之心。其交詹杰也，知草莽之中有义士，为日后募兵储备将才。其受江万里之托也，知天下之责在己，为日后赴死坚定信念。其题"忠孝廉节"也，知此四字将伴其终身，为日后就义写下注脚。

凡此种种，皆在湖南一载中渐次成形。非一日之功，乃日日积累、事事磨勘而成。余尝思之：文天祥何以在湖南一载，而终身为之所变？曰：天时也，人事也，师友也。天时者，襄阳既失，大局已去，此天祥所亲见者也。人事者，贾似道之奸，度宗之昏，此天祥所目击者也。师友者，欧阳守道之死、江万里之托、宋若水之交、詹杰之遇，皆在此一载中交汇。三者相合，乃成天祥之大变。

彼至赣州未久，即散家财、募义兵，得万余人。农夫持锄，商贩挑担，僧道敲木鱼而从军。以如此之众，抗蒙古铁骑，世人皆以为狂。然天祥不以为狂，彼以为当为。彼知不可为而为之，非愚也，乃知其必死而不欲苟生也。

后之事，天下皆知。勤王兵败，被执逃脱，辗转闽粤，困顿垂死。五坡岭再败，被俘北解。囚于大都三载，忽必烈屡遣人劝降，许以宰相之位，彼终不屈。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就义于柴市。临刑南拜，从容而言："吾事毕矣。"

年四十有七。

余撰此书，稿凡数易，历寒暑而成。其间查阅史料，参稽方志，走访故地——长沙学宫遗址之碑刻、衡阳合江亭之旧址、永明古泽村之遗迹、上甘棠月陂亭之摩崖——求其真而弃其伪。不敢虚增一事，不敢妄拟一言。盖天祥之事，已足够壮烈，不须余添一笔；天祥之人，已足够光辉，不须余加一词。余所能为者，唯将其在湖南一载之事迹，尽量还原，使读者知其何以至此，何以成此。

或有问者曰：文天祥名满天下，何必独写其在湖南之事？

余应之曰：正因其名满天下，而人多不知其所以然。世人知其就义之壮，而不知其赴义之由。知其"人生自古谁无死"之句，而不知其作此句时之心境。知其为忠臣，而不知其先为凡人。其在湖南之一载，乃其由凡入圣之关键。不写此一载，则天祥之形象终隔一层。写此一载，则其人可亲可近，其事可信可感。

且湖南者，屈子行吟之地，贾生谪居之所，少陵漂泊之乡。历代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留诗文以寄慨。天祥来此，又添新篇。其虽仅留一载，而湖南之山川草木，皆为见证。后世长沙学宫有碑，江永上甘棠有摩崖，衡阳署址有全文镌刻，岳麓山间有其登临之迹。八百年风雨剥蚀，字迹犹存。石可朽，字可磨，而其人之精神，历久弥新。

嗟乎！自古忠臣烈士，多出于困厄之际。太平之世，人皆柔靡；板荡之秋，方见脊梁。文天祥生当南宋末造，遭逢离乱，以一介书生而挺身赴难，以万贯家财而散之义士，以必死之心而抗不可胜之敌。其事虽败，其志不磨。其身虽死，其名永存。

余每读其事，未尝不扼腕太息。非叹其愚，乃敬其烈。非惜其命，乃重其义。彼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非不知利害也，乃以为利有大于身者，害有甚于死者。此身可捐，此名可灭，而此心不可改，此志不可移。

今以此书付梓，愿读者展卷之际，如见其人。见其在潭州官署中秉烛夜读、钩考案牍，见其在湘江舟中凝望远山、客心悠长，见其在合江亭上指点双流、感慨山河，见其在元宵灯下强颜欢笑、心事如潮，见其在道林寺中仰瞻先贤、低回不已，见其在永明古泽村中枕戈待旦、筹划平寇，见其在四望山前密嘱义士、暗伏精兵，见其在月陂亭下挥毫泼墨、题赠村训，见其在深更半夜独对墙壁、辗转反侧。见其犹豫，见其恐惧，见其咬牙，见其决然。见其为人子而不能尽孝，见其为人臣而不能尽忠，见其为人而终归于不朽。

如此，则余之愿足矣。

书成，窗外湘水无声。遥想八百年前，此水亦如此流，此山亦如此青。烟花三月，潇湘新绿，一叶扁舟载着一个不惑之年的书生，逆流而上，走向他注定要赴的命运。而中流一苇，已成绝响。

是为序。

甲辰年仲夏，书于长沙湘江之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