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险一跃似飞天，塌垮崩溃一瞬间

敦逸厚船长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五帝兴亡启示录

记得初中读历史时，知识丰富的老师曾这样指导我们巧记五代和五帝，用十个字概括“ 梁唐晋汉周，朱李石刘郭”，前句是五个政权名，后句是五个开国者姓。这十个字，浓缩了中原大地五十三年间，五次政权更迭的混乱图景。

五代的五个开国君主，无一不是从唐末藩镇割据的尸山血海中杀出的枭雄。在历史长河中，他们“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败迅忽，如同沧海一浪。

纵看其成败，其“得”在于以武力与权谋完成了从乱臣到天子的惊险一跃，得之颇难，而其“失”，或死于凶杀、或死于暴病，郭威死于短命，失之极易。

五个短命朝代的更替，展现的是人间“乱世人命不如狗 ”的惨酷现象， 穷根究底， 五个朝代的命运，深植于那个时代武人政治与道德崩塌的土壤之中，兼有时代决定个体命运的必然。

一、后梁朱温：枭雄的悖论，功成而身死

后梁从907年建立到923年灭亡，从朱温在位5年被朱友珪所杀到末帝朱友贞又被杀，历时16年。

作为五代的开篇者，朱温（后梁太祖）的一生，充满了背叛与狡诈。他从黄巢起义军叛归唐朝，又最终篡唐自立建立后梁。其“得”在于惊人的军事和政治手腕。他坐拥汴州，地处四战之地，却能通过连横合纵，逐一击败秦宗权、朱宣等强敌，成为唐末最强大的藩镇，其处境与韬略，确有几分曹操的影子。

然而，其“失”在于得国不正与彻底的人伦失范。朱温以臣弑君，开启了“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潘多拉魔盒。晚年的他，荒淫无耻更是登峰造极，竟公然召诸儿媳入宫侍寝，导致亲子相残，最终在912年被其子朱友珪弑杀。后梁国祚仅十七年，三个“皇帝”，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朱温的教训在于：当权力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暴力和诈伪之上时，统治集团内部便再无信任与秩序可言，覆灭是其必然的宿命，为时决不会长。

二、后唐李存勖：战术的天才，战略的侏儒

后唐由李克用奠基，从李存勖建立和被乱军所杀到李嗣源壮大、李从厚五个月皇帝到李从珂败亡，共历 14年四个帝王。

李存勖（后唐庄宗）从雄镇天下的枭雄到被叛军击杀，他是五代最具悲剧色彩的主儿。这位沙陀贵胄，背负着父亲李克用“三支箭”的遗命，在923年灭后梁，建立后唐。其“得”在于无与伦比的军事天才。潞州之战，他借大雾突袭梁军夹寨，一战成名；柏乡之战、杨刘之战，他屡屡以少胜多，几乎以一己之力将沙陀骑兵的机动性发挥到极致，完成了对中原王朝的逆袭。

其“失”在于得天下后迅速膨胀的政治短视。方孝孺曾叹其“何其壮哉”，旋即“何其衰也”。李存勖自矜武功，以“李天下”自居，却宠信伶人，猜忌功臣，导致“兴教门之变”爆发，自己中流矢而死。

李存勖的败亡证明：在战乱年代，军事上的胜利者若不具备治理国家的格局，只会重蹈前朝覆辙，其霸业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武人狂欢。

三、后晋石敬瑭：契丹的“儿皇帝”，国耻的开端

后晋是五代十国时期的第三个朝代，936 年由石敬瑭建立，947 年被契丹灭亡，共历两帝、11 年‌。初都洛阳，后迁都开封，因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而备受争议。‌

‌后晋高祖石敬瑭，将五代政权合法性危机推向了深渊。为对抗后唐末帝李从珂，他在936年引契丹为援，以割让“幽云十六州”、认耶律德光为“父皇帝”为代价，建立后晋。其“得”纯粹是权谋与外交的产物，他借助外力成功篡位。

但其“失”是灾难性和历史性的。向契丹称儿皇帝，不仅在当时大失民心，导致国内藩镇叛乱不断，更将中原北方的天然屏障拱手让人。此后的四百年间，华北平原无险可守，契丹铁骑随时可以南下牧马。石敬瑭为了一己私欲，开启了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战略上的长期被动。后晋最终也在947年被契丹所灭，石敬瑭的“得”是“生于不义”，其“失”则是将个人权位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遗臭万年。

四、后汉刘知远：乘乱摘桃，不仁不义

后汉是五代十国时期五代的第四个朝代，947 年建立，950 年灭亡，仅历二帝，是五代中寿命最短的政权。

刘知远（后汉高祖）的建国，是趁契丹灭后晋北撤后，在947年“乘虚而取神器”。其“得”在于坐收渔利，保留了河东的完整实力，几乎未经历大规模血战便入主开封。

但其“失”在于德不配位，治国毫无仁政可言。史家批评他“失仁、失信、失刑”。他极度鄙视士人，治国依赖严刑酷法，规定“盗贼”不论多少一律处死，甚至因禁牛皮法滥杀无辜。这种“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残暴统治，使其在951年仅传一代便被郭威推翻，成为五代最短命的王朝。

刘知远的教训证明：在道德彻底沦丧的武人政治中，即使侥幸登位，若无仁义之心，政权便如沙上之塔，转瞬即逝。

五、后周郭威：乱世的曙光，改革的先驱

郭威（后周太祖）是五代君主中的异类，他是正史上的明主，在五代帝王中，他以极高的德行才干，寿终正寝。

当年，他以枢密使起兵，在951年取代后汉，但在住仅三年就崩。其“得”在于他认识到了前代弊政的危害，开始着手改革。他即位后，废除了后汉极其残酷的刑法，放宽了盐、酒、皮革的禁令，废除营田，将土地分给佃户，减轻农民负担。同时，他提倡节俭，严惩贪官，使北方社会从战乱中开始恢复生机。

他的“失”，受限于时代与寿命，在位仅三年（954年去世），改革虽开风气之先，却未能彻底扭转五十年武人政治的积弊。

就历史大势而言， 郭威的“得”远超其“失”，他以相对宽仁的统治，为后来养子柴荣（周世宗）乃至赵匡胤的北宋统一奠定了基础。他是五代黑暗中的一抹亮色，让历史看到了从乱世走向治世的可能。

历史的评判往往是冷酷的。五代的开国皇帝们，多以武力和诈力起家，朱温的狡诈、李存勖的骄纵、石敬瑭的卑躬、刘知远的残忍，都是乱世中人性之恶的放大。他们赢得了皇位，却输掉了道义与长治久安。直到郭威的出现，才为这个“梁唐晋汉周”的恶性循环画上了句点。

五代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武人政治与道德崩坏的衰亡史，也是一部在血火中苦苦寻求秩序与重建的艰难史。这一页历史历史犹如一面多棱镜，既映照出人性复杂，也折射出治理规律。其价值不在于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而在于为现代人提供战略思维、危机应对、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启示。

研究五代这段历史，可更好理解“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统治者顺应历史大势的变革，具备社会治理能力，是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能让社会坚守某些核心价值（如民本、仁爱），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