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三部曲之三：人生的意义——从困惑到澄明

李志坚

　　一、浮世迷思：“活在当下”何以成为答案？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一百个人有一百个答案。

然而在今天这个浮华的时代，“活在当下”似乎成了最响亮的回答。许多人认为，人一辈子，死后不过是一把灰。三代之后，即便至亲也会将你彻底遗忘，不留一丝痕迹。在各种社交媒体上，这样的言论动辄收获十万加的点赞。这不禁让我困惑：人生的意义，真的如此单薄吗？

印象中，我最早听到这个说法是在2009年。那时我在浙大读EMBA，房地产大亨潘石屹给我们上过一堂课，还送给大家一本他自己写的书，书名就叫《活在当下》。彼时我正忙于公司业务，为企业生存朝思暮想，无暇细读他的大作。后来，那本书竟不知被我放到何处，再也寻不见了。没想到多年以后，“活在当下”竟成了这么多人的人生信条。

　　二、少年心事：一场跨越四十多年的追问

说起自己对人生问题的思考，要追溯到我的中专时代。

1980年，我15岁，初中毕业。那年秋天，我到台州供销学校读书，恰逢一场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当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信中的主人公从个人经历出发，诉说着学校里受到的崇高教育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对如何认识社会、规划人生感到深深的迷茫。据说《中国青年》杂志社收到了六万多封来信，这场讨论迅速成为全国青年热议的焦点。而我，也被深深触动了。

我的思考，其实可以追溯得更早。

1972年春天，我走进自己生活的那座山村小学，开始接受启蒙教育。那时的语文课本里满是“毛主席语录”，我们像信奉圣经一样虔诚地诵读它们。其中许多话对我影响深远，比如“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以后的岁月里，它教会我尊重他人，学习竞争对手的长处，也对资本怀有敬畏——资本能成就事业，也能将人拖入深渊。但另一些语录却让我深感困惑，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想我是很难做到的，现实中也从未见过谁能真正做到。

与此同时，我们这代人是听着英雄故事长大的。董存瑞、罗盛教、黄继光的壮举，尤其是雷锋的事迹，激励着我们。我开始形成最初也是最纯真的人生观：人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怀有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献出一切。我也学着雷锋，为集体、为他人做好事，还记在日记本上。

然而，当我把目光从书本移向窗外，才发现社会远没有那么简单。这是一个竞争的世界，资源有限。若真做到“毫不利己”，恐怕根本无法立足。就拿我自己来说，考上中专——虽然对于一心想成为华罗庚、陈景润的我而言，心中尚存遗憾——但我心里很清楚，“跳出农门”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个百里挑一、令众人羡慕的机会。潘晓信中那种从崇高理想回到现实的想法，我深有共鸣，但并不悲观，觉得在社会上总要自立自强，做不到毫不利己，肯定不能损人利己。

　　三、大师回响：百年之前的三束光芒

今天重新关注人生的意义，处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间节点。从少年到花甲之时，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我经历了沧海桑田，品尝了人间冷暖。那么，我对人生的意义究竟有哪些感悟呢？

回望百年来中国社会对人生意义的讨论，1980年的“潘晓之问”被视为改革开放初期价值观重构的标志性文本。而在此之前，民国初年还有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讨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三位人物，当属陈独秀、胡适和梁漱溟。他们在政治上观点各异，分别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儒家思想的代表；在人生问题上，他们也给出了各自不同的答案。

胡适：社会的不朽

前几年拜读《胡适文集》，让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文学改良刍议》。文言文晦涩难懂，属于精英文化。很难想象，没有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大众文化能普及到今天这个程度——或许真会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用拼音代替汉字，最终导致华夏文脉断裂。另一篇，则是胡适的人生“不朽论”。

胡适的《不朽——我的宗教》初刊于1919年2月15日的《新青年》。他在文中这样论述：

“社会的生命，无论是看纵剖面，是看横截面，都像一种有机的组织……我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量数小我有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的……种种从前的因，种种现在的无数‘小我’和无数他种势力所造成的因，都成了我这个‘小我’的一部分。……这种种过去的‘小我’，和种种现在的‘小我’，和种种将来无穷的‘小我’，一代传一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延绵不断；一水奔流，滔滔不绝——这便是一个‘大我’。‘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

胡适把这种人生观称为“社会的不朽论”，其源头是《左传》中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不过，《左传》的要求太高，寻常人难以企及。而“社会的不朽论”告诉我们，无论是政要名流还是贩夫走卒、职员村夫，每个人“善也不朽，恶也不朽”，社会与历史都会给你褒奖或审判。

读到这段一百多年前的文字时，我有一种脑洞大开、豁然开朗的感觉。如果我们崇高的理想飘在云端无法落地，而“活在当下”又成了生活的唯一方式，生命的尽头意味着一切的消亡，那么锦衣玉食、声色犬马就会成为我们唯一的追求，金钱与权力顺理成章地成了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尺度——既不惧天理昭彰，也不怕地狱阴森。建立在这样态度之上的社会，必然会秩序混乱、根基崩塌，最终反噬每一个人。

胡适的“不朽论”告诉我们，每个人的细小言行都会被社会、被历史记录，所以我们应当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胡适本人正是这种人生观的践行者。他去世后，最著名的一副挽联写道：“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新思想的师表”指他学贯中西、包容并蓄的思想体系；“旧道德的楷模”则指他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和严格自律的生活态度。比如他的婚姻——妻子是个目不识丁、以麻将为乐的农村小脚妇女，胡适却与她白头偕老，纯粹是为了让母亲高兴，不伤害对方。在那个追求个性解放、“成功人士”遗弃糟糠之妻如家常便饭的年代，这实在令人啧啧称奇。

当然，胡适在提倡“不朽论”的同时，也倡导个性的解放。他提倡“易卜生主义”，主张铸造自由独立的人格，毕生宣扬其“健全个人主义”的人生观。

陈独秀：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责任

陈独秀的《人生真义》发表于1918年2月15日的《新青年》，同样是一篇反思人生问题的深刻文章。他这样论述：

“（一）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二）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三）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四）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便没有联续的记忆和知觉；所以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应该尊重的。（五）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让后来的个人也能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

陈独秀首先肯定追求个人幸福是人生真义，主张个人的完全发展。他本人虽是北大名教授、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生活上却不拘小节，我行我素，搞得人际关系紧张，生活小节被人攻击。他一生五次入狱，其中在国民党南京老虎桥监狱关了五年（1932-1937）。期间，比他小29岁的第三任妻子潘兰珍非但没有离去，反而辞去工作、变卖家当，在监狱旁租了间破房，靠给人洗衣服做针线维持生计。有传闻说陈独秀曾拒绝狱方限制他与妻子团聚，并放出惊人之语：“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

然而，陈独秀同样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让后来的人也能享受幸福”。他终生追寻救国救民的道路，认为科学、民主、社会主义才是出路。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得出“民主是高于一切的普世价值”这一核心结论。不仅如此，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在他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梁漱溟：向内用力，活出本心

1922年，梁漱溟作了题为《合理的人生态度》的演讲。他认为：

“所谓‘新青年’一派的人生观都不能让我们满意。陈（独秀）先生说：‘执行意志，满足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这些话完全见出那种向外要有所取得的态度……一言以蔽之，总是向外找的，不晓得在自己身上认出了人生的价值。……其实在这条路上无论你把话说的怎样好，也不能让人免于流入贪婪。”

梁漱溟认为，合理的人生态度，就是要心里有自觉，常常保持清明，顺着天理、顺着自己的本心去生活。快乐不应向外索取，而应从自身的活动中获得。他以“人类的天性是爱活动的”为本，主张人生的意义就在生活本身，不假外求。

这一思路与他的哲学核心“向内用力”“理性早启”一脉相承。梁漱溟自幼接受西式教育，曾笃信“以利害得失说明是非善恶”，认为人生就是要“去苦就乐、趋利避害”。他满怀热情加入同盟会并投身革命。然而辛亥革命后，混乱腐败的政局让他的理想破灭，他将目光转向内心，全身心投入佛学研究，戒除肉食，抱定出家之志。1916年，他发表了重要佛学论文《究元决疑论》，这篇长文为他赢得了进入北京大学任教的机会。

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他在北大教授印度哲学。进入北大后，他的人生方向在几年内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学术圈的现实生活中，他开始重新体味人生的美好。他始终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这使他从精神上彻底归宗儒家。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投身更广阔的社会改造实践，开启文化自救之路，发起了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

即便在全面转向儒家后，梁漱溟也从未放弃佛教信仰。对他而言，儒家的积极入世是“世间法”，满足社会改造的现实需求；而佛家的出世修行则是“出世间法”，是个人精神的终极归宿。

梁漱溟身上更多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传统士大夫的风骨。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他提出当时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却处在“九地”，苦乐不均，“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这番话引发了国家领导人的极度不满。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高潮期间，在长达半年的批判会上，梁漱溟始终坚守一个原则：“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拒绝批判孔子。当大会主持人要求他发表感想时，82岁的他从容站起，一字一顿地念出《论语》中的名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四、我的感悟：活着，更好，以及不朽

三位大师从不同角度对人生意义进行了阐述。胡适侧重于独立人格的培养与道德修养，陈独秀重视生活的体验与家国情怀，梁漱溟更倾心于内心的选择与感受。这些论述已过去一百多年，至今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人类的文明，是在吸取前人成果、总结当下经验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也是如此。那么，我自己有哪些感悟呢？

第一，活着本身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生本来没有什么意义，你自己赋予它什么，它就是什么。我并不赞成这种说法。生命的存在本身，就符合天道、人道、地道——或者说，符合自然规律和人的本能。就像星辰太阳周而复始，江河大海奔腾不止，草木枯荣生生不息。生命的存在，就是意义的起点。

第二，活得更好是人生的真义。

胡适主张让个性自由发展，陈独秀强调“执行意志，满足欲望”，梁漱溟说“大约一个人都蕴蓄着一团力量在内里……找个地方把自家的力气用在里头，让他发挥尽致……很自然很条顺很活泼如活水似的流了前去”。这些话异曲同工——人生的意义，在于让自己的生命充分舒展、尽情绽放。

第三，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着我们的社会价值。

道德的高尚与卑鄙，贡献的不凡与平庸——这些并非抽象的说教，而是每一天、每一次选择中实实在在的积累。胡适说得对：善也不朽，恶也不朽。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书写自己的墓志铭。

第四，人生不同阶段，修养的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

青少年时期，应当特别重视胡适所强调的道德修养，打好人生的根基。人到中年，则需要陈独秀所说的那种担当——“执行意志，满足欲望”不是放纵，而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责任与担当的并举，撑起人生的大厦。而到了老年，人生大局已定，梁漱溟对内心体验的重视就显得格外珍贵——学会向内看，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快乐，从自身的活动中找到源源不断的满足。

回望自己走过的路：从山村小学的毛主席语录，到少年时代对雷锋的崇拜；从潘晓之问带来的迷茫，到如今在大师们的思想中寻找答案。我发现，人生的意义从来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它不是在“活在当下”的轻浮与“崇高理想”的虚妄之间二选一，而是在每一天的具体行动中，在每一次对他人、对社会的善意付出中，在每一个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努力中，一点一滴地建构起来。

自己已踏入老年行列，但我知道，我的“小我”会融入那个“大我”之中——通过我的孩子，通过我影响过的人，通过我做过的事，通过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正如胡适所说，一代传一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延绵不断；一水奔流，滔滔不绝。

这，便是我对人生意义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