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通志1||创建志书话往昔，追古说今话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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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选介】山西第一部通志明成化《山西通志》史志山西 2017年01月10日 08:06 山西 明成化《山西通志》，成化十一年(1475)刊本，十七卷。李侃修，胡谧纂。 山西旧无通志，明成化时山西巡抚佥都御史李侃，与巡按监察御史刘庆议政事，咸谓通志不具，官其地者，无以考沿革验风俗，遂将修志事委于胡谧。谧以四年的时间，参订前史旧志，旁采见闻，精选细辑，于成化十年(1474)成书，十一年(1475)付梓，是为成化《山西通志》，亦称“胡志”。成化《山西通志》为山西形成行省以后第一部省志，也是全国最早的省志之一。 成化《山西通志》记事止于成化九年(1473)唯“名宦”门载成化十二年差代理监法之陈鼎，当为初刻成书时补入。全书十七卷，四十一目，附十一目，约113万字。志首有山西四境之图一卷。继录张蓥、沈钟、胡刻等撰序。列目为：卷一，建置沿革、国名、郡名、州名、县名；卷二，分野、疆域、风俗、形胜(形势附)、山川(岩洞井泉渠堰附)；卷三，城池(堡附)、关塞、津梁、烽堠；卷四，宗藩、公署(廨宇附)、学校(社学、书院附)、仓场、驿递(铺舍附)、宫室；卷五，坛墠、祠庙、陵墓(义冢附)、寺观；卷六，土产、户口、田赋、土贡、兵备(屯田附)；卷七，古迹、祥异、景致；卷八，名宦、寓贤；卷九，人物；卷十，人物、隐逸、列女、仙释；卷十一，圣制(诏制附)；卷十二至卷十五，集文；卷十六，集诗；卷十七，碑目。该志结构庞大而层次有序，内容宏富而有条不紊，各目记叙较有章法。保存了唐代至明初的许多珍贵资料，在明清所修7部山西省志中史料价值最高。 该志各目中，有两目独具特色：一是“宗藩”目。此目在以往的地志中从未有设。在明代，有不少宗室封王于山西，太原、大同、汾州等地宗藩势力极盛。他们占有土地，奴役百姓，胡作非为，致民怨沸腾，官府畏惧。无论是研究明代宗藩，还是研究山西地方史，都不能忽视该志的记载。二是“碑目”目。此目宋代《舆地纪胜》已有，但在山西方志中却属初见，载碑600多通，列碑名、作者、年代、地点，开山西金石学之先河。 此志世罕流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未著录，梁启超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瞿宣颖著《方志考稿甲集》均未及见。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仅北京图书馆藏，但字迹有残损；民国22年(1933)影抄本，山西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日本东洋文库有成化十一年(1475)藏卷。1998年中华书局出版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点校本，山西省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资料室藏。（旧志处张洁辑）责编:蓝巢 　　平遥古城(一)2014/2 ，明成化《山西通志》载：“平遥县，古陶地，帝尧初封于陶即此”。秦汉置县平陶。北魏始光元年，因避太武帝拓拔焘名讳，改为平遥县。至明洪武二年，大水成灾，冲垮西城墙。次年，扩建城池，全面包砖，之后明清两朝十数次修葺增建。现存古民居大多是清代后期。1997年12月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共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评价其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 山西通志李维祯著书籍 《山西通志》是李维祯纂修的明崇祯二年（1629年）刻本，共三十卷。 2017年12月，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宣纸影印、手工线装的明代嘉靖版《山西通志》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1]。基本信息中文名称：山西通志时间：明崇祯二年卷数：三十卷作者：李维祯1.作者简介 李维祯(1547～1626)，字本宁，湖广京山(今属湖北)人。隆庆进士，由庶吉士授给事中，万历间迁提学副使，所至有声，万历末年任山西按察使。2.创作背景 上任之后，维祯觉得自嘉靖志以后，山西又有50年未修志书，于是他便“敦请耆儒纂修山西通志，亲加考核”。大约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脱稿后，他便调升南京礼部尚书，志书未梓。在时隔十余年后，由新任山西巡抚祝徽于崇祯二年(1629)作序并付梓，此版本记事止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后世对该志的著录多有失误：《中国地方史志丛刊》1982年第6期《日本现存中国宋明两代地方志草目》中，写作“祝徽纂修”；《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中，著录“万历三十年修”，显然是错误的。 万历《山西通志》计三十卷，分目二十。篇目为：卷一，图考；卷二，建置沿革(附疆域)；卷三，星野；卷四至五，山川(附渠堰、桥梁)；卷六，风俗；卷七，物产；卷八，田赋(附盐政)；卷九，户口；卷十，祠祀；卷十一，封建；卷十二，职官(附公署)；卷十三，学校(附学院)；卷十四，古迹(附陵墓)；卷十五，帝王(附圣母、圣后、圣臣)；卷十六至十七，名宦；卷十八至二十，人物(附忠孝、义侠、侨寓、列女)；卷二十一至二十三，选举(附荐辟)；卷二十四，武备上(附形势、边关、城池、屯田、马政)；卷二十五，武备下(附将士、边事)；卷二十六至二十七，杂志；卷二十八至三十，艺文。全书约110万字。 是志卷一图考，有山西省会、太原府、平阳府、大同府、潞安府、泽州府、汾州府、辽州、沁州凡九幅。志文各自先叙省，再叙府，旁及所领县。是志如同成化、嘉靖二志一样，对军事防卫仍予特别重视。明朝政府在成化至嘉靖年间多次修长城，仅山西境内就修筑了长达910里的“边墙”，是志作了较为具体的反映。 万历志是成化本和嘉靖本的续志，在篇目编排上，三部志书大体一致，是志的主要特点，是对地理形势比以前二志有了更具体的记载，而且许多记录都为清初顾炎武编纂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所采择。如该志卷二十四·武备上载：“宁武关，堡凡十二，东为大河、为阳防、为朔宁；北为神池、为大水口、为利民；西北为黄花岭、为土棚、为义井；西为宁文、为二马营；西南为西镇。而宁文又实与宁武相为犄角，以扼山西之险。”再如“偏头关，堡凡十有八，关以东为马站、为八柳树、为老营；东北为小营、为水泉；北为峙?、为滑石涧；西为桦林、为楼子营、为罗圈、为杨冕、为唐家会、为五花营、为得马、为灰沟；南为永兴；东南为八角、为长林”等，都被顾炎武所特别珍视。是志对这些土堡的配置也有详细的反映，谓“土堡，依山据险而为之……官有廨宇，士有营舍，而仓鲮草场咸备焉。……百人之堡，千人不能攻。每堡择才力者为堡长，次者为队长。堡长得以制队长，队长得以制伍众。每伍十一名为一队，每队奇正各半。一方有急，则三方应援。多造火铳、飞炮、佛朗机之类分给堡塞”。这样的记述不可谓不详密。可见万历志的资料性是很强的，因而康熙《山西通志》对该志给予高度评价，赞曰“信书”。 明崇祯二年(1629)刻本，国内仅山西省博物馆藏有完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残卷，并有抄配和胶卷。山西省史志研究院藏有原版复印件和胶卷。3.内容解读 《山西通史》。黄竹纸，蝴蝶装，全书三十卷，分订二十册，版本为仿宋刻本，字体为颜体字。书内的“职官”“选举”只记到万历壬子年[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李维祯，续前补后，加以重修，是为万历山西通志，亦称李志。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付印。序尾记有“崇祯二年夏午临川祝嶶书于古夏都公署”和“安邑县知县曹麟趾校”。祝徽是明末主管运城盐务的官吏，通志的序文是他在古夏都安邑所写。清之后编纂志书都很重视这个版本，保存甚少，实为珍贵。4.当代发行 2017年12月，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宣纸影印、手工线装的明代嘉靖版《山西通志》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1]。参考资料[1]嘉靖版《山西通志》影印出版 明万历《山西通志》2020年05月15日 明代，山西三次编纂省志，万历《山西通志》是继成化、嘉靖之后的最后一次。主其事者为时任山西按察使李维桢。 李维桢(1547-1626)，字本宁，湖广京山(今湖北京山)人。隆庆进士，在明末颇有文名，为文坛“末五子”之首。 万历三十四年(1606)，李维桢担任山西按察使不久，鉴于山西自嘉靖以后又有50年未修省志，便“敦请耆儒”，设局纂修。万历《山西通志》严守《明一统志》规制，基本沿袭嘉靖《山西通志》而略有调整。全书约110万字，设20目、30卷，分为图考、建置沿革(附疆域)、星野、山川(附渠堰、桥梁)、风俗、物产、田赋(附盐政)、户口、祠祀、封建、职官(附公署)、学校(附书院)、古迹(附陵墓)、帝王、名宦、人物、选举、武备(附形势、边关、城池、屯田、马政、将士、边事)、杂志、艺文等。 该志的最大特点是地理、军事部分用力勤，篇幅大。明代万历年间，山西的云中、雁门、娄烦诸镇与北边的蒙古各部相距甚近，蒙古铁骑“朝发而暮可薄城”，所以山西在抵御蒙古军队袭扰中的军事地位非常突出。出于军事防卫的需要，该志对边墙、边关、堡塞、隘口等地理形势记载特详，甚至对土堡的设置、人员配备、武器、用途等的记载也不厌其详。正因为如此，其地理部分历来为后人所重视，清初顾炎武编纂《天下郡国利病书》时就多所采择，康熙《山西通志》赞为“信书”。 风俗卷也是全书的亮点之一。该卷依据地理环境、经济文化条件、历史传统等因素，揭示了山西各府州县的民风习俗，并注意探究今昔变化及其原因。雍正《山西通志》“风俗”篇引本志达103条之多，其论断之精辟中肯可想而知。 杂志卷记载：万历六年(1578)，“静乐雁门村星陨入地五尺，掘出黑石重千斤”。这是中国最早的最大重量的陨石记录。 万历四十四年(1616)，《山西通志》成书不久，李维桢调任南京礼部尚书，志书没有付梓。在十余年后，新任山西巡按御史祝徽于崇祯二年(1629)增作序文，将该志雕版付梓，所以后世研究者有的将该志著录为明代崇祯本。山西省博物院、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全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有残卷。2012年，山西党史方志网整理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出版。（来源：山西党史方志网） 1078 〔万历〕山西通志三十卷相关工具书解释·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吉林省中医古籍联合目录明李维祯纂修。维祯(1547-1626)，字本宁。湖广京山(今属湖北)人。隆庆进士，万历间迁提学副使，官至礼部尚书。著有《大泌山房集》等。《明史》有传。 是书系维祯任提学副使期间所修，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成书，未梓。至崇祯二年(1629)方增补祝徽序一篇付梓，记事止万历四十二年。凡图考、建置沿革、星野、山川、风俗、物产、田赋、户口、祠祀、封建、职宫、学校、古迹、帝王、名宦、人物、选举、武备、杂志、艺文二十目,附目有疆域、渠堰、桥梁、盐政、徭役、公署、书院、陵墓、圣母、圣后、圣臣、忠孝、义侠、侨寓、烈女、荐辟、形势、边关、城池、屯田、学校、将士、边事二十三目。约一百一十万字。卷一图考有山西省会、太原府、平阳府、大同府、潞安府、汾州、辽州、泽州、沁州凡九幅。各自先叙省,再... (本文共463字) 阅读全文>>权威出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 光绪山西通志王轩著书籍 《光绪山西通志》。184卷。曾国荃修，王轩、杨笃等纂。轩字霞举，山西洪洞人，同治元年进土，官至兵部主事，曾主讲晋阳，会德两书院，著《缛经庐诗集》等。笃号秋湄，湖南宁乡人，同治举人，通经史，曾治《薛州志》、《代州志》等十二种志书。山西于康熙、雍正二度修志，是书成于光绪十八年。分图、谱、考、略、记、录六门，下设37类，政治、历史、地理、经济、风土、文化、军事、宗教尽括其中，其图以辨方，谱以序事，考以稽古，略以纪今，记以述事，录以存入。以旧志为根，旁咨博访，凡典册旧籍、遣闻佚事详为采辑，慎加剪裁。各门皆出名家之手，追渊推流，义例完备，史料翔实，行文考究。其《金石记》收罗宏富，考订精确，为海内学人所重，遂别出单行，名《山右金石记》。志成即受推崇，梁启超列其为中国杰出方志之一。基本信息中文名：光绪山西通志出版社：三晋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 年12 月字数：7500千字ISBN 978-7-5457-0783-01.内容介绍 盛世修志，以存史，以资政，以益学。山西在民国以前先后六次大规模纂修省志，而清代光绪版《山西通志》(以下简称“《通志》”)，是山西最后也是最好的一部通志。 清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倡修通志，由当时著名学者、方志学家王轩、杨笃等担纲纂修。历时十三年，终于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编就功成。全书一百八十四卷，分门六，曰：《图》《谱》《考》《略》《记》《录》。《图》以辨方，《谱》以序世，《考》以稽古，《略》以纪今，《记》以述事，《录》以存人，全面记载民国以前山西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风土民情、文化教育、金石古迹、名宦乡贤等。 书成，以收罗宏富、考证精赅名世，一时间朝野嘉许，学界称赞。梁启超称其“出自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王云五则认为其“不独为《山西通志》之模范，且可为他省志书之准绳”。 一九三五年，《通志》由山西书局补版重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初，即认识到《通志》于资政、于研究之价值，遂组织省内外一批专家点校整理。一九九○年，《通志》作爲《三晋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由中华书局出版。 二○一三年，山西出版传媒集团筹备出版《三晋文库》。考虑到各界对《通志》再版之迫切需求，在得到三晋文化研究会李玉明会长的允肯后，将其列入第一批预备出版书目。二○一四年，欣逢山西省重点出版工程《山西文华》立项，《通志》终于得以新面貌示人。 本次整理历时三年之久，以一九九○年版《山西通志》爲底本，有疑问处参校《续修四库全书》本光绪《山西通志》，除订讹纠错、校正标点外，版式变为繁体横排，正文、引文、按语等均不再顶格或低一字、低二字等以示区分，而是段首统一退两字，以方便读者阅读。 在整理这部巨著期间，全体编校者通力合作，精编精校，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终为社会添一《通志》新版本，亦云幸矣! 兹值《通志》付梓之际，我们谨对三晋文化研究会及李玉明会长，对《通志》的点校整理、编辑校对工作作出贡献的前后几代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2.作者简介 王轩(1823-1887)，字霞举，自号顾斋，晚年或署壶翁，洪洞人。刻苦博学，喜“说文”，通“三礼”，道光中举人，同治中进士。光绪三年，任《山西省志》总纂，并主晋阳书院。光绪八年，巡抚张之洞、学使王仁堪在省城创立令德堂，并任总校。著作有《山西疆域沿革图谱》五卷、《洪洞县志稿》十六卷、《说文句读识语》一卷、《十八叠山房倡和草》一卷、《顾斋遗集》二卷、《顾斋诗集》二卷、《勾股备算细草》等。 杨笃(1834-1894)，字巩同，一字雅利，别署琴如，号秋湄，别号北屈，或署虬麋道人、吕香真逸，晚号东渎老人，山西省乡宁县人。著名金石学家。 [光绪]山西通志作者：[清]曾国荃 《[光绪]山西通志百八十四卷》（清）曾国荃等修王轩纂 光绪《山西通志》，184卷。清曾国荃等修，山西名儒王轩为总纂，杨笃为纂修，杨深秀等为分纂，历时十四载，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编纂成书。曾国荃，字沅浦，号叔纯，生于道光四年(1824年)，卒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湖南湘乡人。咸丰二年贡生，曾国藩之弟，效忠清朝，镇压太平天国，受封一等伯爵。历任湖北巡抚、陕西、山西巡抚、两江总督等职。王轩，字霞章，号顾斋，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卒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山西洪洞人。同治进士。光绪五年，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期间，以“大稷之后恐文献无征”为由，上奏朝廷，请准重修《山西通志》。于是捐款开局，延聘名儒，继明成化、嘉靖、万历、清康熙、雍正、乾隆《山西通志》之后，续修光绪《山西通志》。编者认为“州书郡记古只详地理今必及人物，古只辨风土今必兼政治”，以求达到政有所鉴，治有所师，经世致用，安上治民的目的。因此“皆用史法而不袭史名”，遵循“史体”，绳于“义例”。该志按图、谱、考、略、记、录分为6门，37类，以括其要。图，即疆域图、府州厅县图。谱，即沿革谱、星度谱、三代世谱、秦汉以来别谱、职官谱、贡举谱。考，即府州厅县考、山川考、关梁考、古迹考。略，即田赋略、水利略、盐法略、秩祀略、学制略、营制略、公署略。记，即巡幸记、荒政记、大事记、经籍记、金石记、风土记。录，即名宦录、乡贤录、忠烈录、孝友录、义行录、仕实录、儒行录、文学录、隐逸录、艺术录、方外录、列女录。光绪《山西通志》，宏括晋域万象，综合古今，将地理、历史、人物融为一体，采用图以辨方，谱以序世、考以稽古、略以记今，记以述事，录以存人的方法．使这部关涉万物，头绪繁多的巨著，纲举目张，井然有秩，条目清晰。在编纂方法上荟萃诸家之长，而折衷一是。以门统类，各类下设子目、附目，又立小序，其详具见。叉以“故实者必博征见闻，述时政者必昭著始末”为原则，博征群籍，钩沉旧故，精心考证，去伪存真，文风严谨，勘称清代一部名志。地理沿革详于旧志，考订精审。经纬钵度实而有证。《金石记》采辑最备。考证尤精．为历代金石家、考古学家所推崇。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赞该志为全国杰出方志之一。为后世学者所推崇，并成为研究晋史之渊薮。但是，该志虽称遵循史体，采用史法，却没有严格贯彻褒贬互用的原则，记善则多，记恶则少，又以纲常伦理定是非，因此难为后世之训。 朝代/国别：清 创建时间：光绪18年1892 版本：刻本 《山西通志 (光绪)》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2021-04-30 19:25:54　　山西省志。一百八十四卷。清曾国荃等修,王轩等撰。初刊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　　曾国荃，字沅浦，号叔纯，出生于道光四年(1824年)，卒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湖南湘乡人。咸丰二年贡生，曾国藩之弟，效忠清朝，镇压太平天国，受封一等伯爵。历任湖北巡抚、陕西、山西巡抚、两江总督等职。王轩，字霞章，号顾斋，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卒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山西洪洞人。同治进士。　　光绪五年，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期间，以“大祲之后恐文献无征”为由，上奏朝廷，请准重修《山西通志》。于是捐款开局，延聘名儒，继明成化、嘉靖、万历、清康熙、雍正、乾隆《山西通志》之后，续修光绪《山西通志》。　　编者认为“州书郡记古只详地理今必及人物，古只辨风土今必兼政治”，以求达到政有所鉴，治有所师，经世致用，安上治民的目的。因此“皆用史法而不袭史名”，遵循“史体”，绳于“义例”。　　该志按图、谱、考、略、记、录分为六门，三十七类，以括其要。图，即疆域图，府州厅县图。谱，即沿革谱、星度谱、三代世谱、秦汉以来别谱、职官谱、贡举谱。考，即府州厅县考、山川考、关梁考、古迹考。略，即田赋略、水利略、盐法略、秩祀略、学制略、营制略、公署略。记，即巡幸记、荒政记、大事记、经籍记、金石记、风土记。录,即名宦录、乡贤录、忠烈录、孝友录、义行录、仕实录、儒行录、文学录、隐逸录、艺术录、方外录、列女录。　　光绪《山西通志》，宏括晋域万象，综合古今，将地理、历史、人物融为一体，采用图以辨方，谱以序世、考以稽古、略以记今，记以述事，录以存人的方法，使这部关涉万物，头绪繁多的巨著，纲举目张，井然有秩，条目清晰。　　在编纂方法上荟萃诸家之长，而折衷一是。以门统类，各类下设子目、附目，又立小序，其详具见。又以“故实者必博征见闻，述时政者必昭著始末”为原则，博征群籍，钩沉旧故，精心考证，去伪存真，文风严谨，堪称清代一部名志。地理沿革详于旧志，考订精审。经纬晷度实而有证。《金石记》采辑最备，考证尤精，为历代金石家、考古学家所推崇。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赞该志为全国杰出方志之一。为后世学者所推崇，并成为研究晋史之渊薮。　　但是，该志虽称遵循史体，采用史法，却没有严格贯彻褒贬互用的原则，记善则多，记恶则少，又以纲常伦理定是非，因此难为后世之训。　　光绪《山西通志》，除光绪十八年刻本外，还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重印本。 光绪《山西通志》被誉为“他省志书之准绳”原创籍塾阁博物馆 籍塾阁藏书楼 2019年10月09日 18:42 清承明绪，修志之风大盛，全国各地修志进一步普及。 在清代近300年中，曾出现两次修志热潮。在康、雍、乾三朝，出现第一次修志热潮，修成志书2605种，约占清志总数53%；在同、光、宣三朝，出现第二次修志热潮，修成志书计1164种。 清代修志之所以能赢得持续普及，根本原因就是皇帝和朝廷的高度重视。清代末年，修志之风虽不及清前朝之盛，但修志传统仍相继不绝。 【籍塾阁珍藏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山西通志一百八十四卷》十二函九十八册】。 光绪《山西通志》全书一百八十四卷，由山西巡抚曾国荃于光绪三年(1879年)奏准编修，山西名儒王轩为总纂，杨笃为纂修，杨深秀等为分纂，历时十四载，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编纂成书。 它吸取了谢启昆《广西通志》、阮元《浙江通志》诸家之长，分图、谱、考、略、记、录六门，“图以辨方，谱以序世，考以稽古，略以纪今，记以述事，录以存人”，上起唐虞三代，下迄清末，全面记载了历史上山西或与山西有关的政治经济、天文地理、文化教育、金石古迹、风土民情以及各类人物等，是山西迄今内容最宏富、考证最精赅、体例最完备、资料最详实的博大的综合性文献资料宝库，被后人视为我国地方志中之精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各门之下又统若干类目，体例完善，条理清晰。所收内容至今仍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如该志卷七十八“营制略·历年兵事”中用不少文字记载了清代农民起义，是研究山西农民斗争史的难得资料，因而获得了张之洞、梁启超等名流的好评。 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的梁启超将该志列为清光绪朝优秀省通志之首，称其“出自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出版家、教育家，前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说它“不独为《山西通志》之模范且可为他省志书之准绳”。 梁启超认为：“省志中嘉道之广西谢志，浙江、广东阮志，其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同光间《畿辅通志》，山西曾志，湖南李志……等率皆踵谢、阮之旧，而忠实于所事”。被列为“近三百年足可称道的116种方志之中”(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尽管由于历史原因、时代的局限，以及当时的社会制度、纂修者的阶级立场等原因，光绪《山西通志》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和谬误，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不容忽视，对人们了解山西的历史沿革、风物文化、政治经济等有着极大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山西文化史上的一大建树。光绪《山西通志》之纂修缘起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客观条件密切相关，光绪《山西通志》的成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方志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统治人民、粉饰政治的重要工具，对封建统治具有重要作用。 据初步统计，现有清代志书(不计专志)，约有5800多种(一说6000多种)，占现存旧志的80%左右，以山西省为例，现存方志447种，清志就有335种，占现存方志的75%(见刘纬毅《山西方志考略》)。 这是因为清统治者统一全国后，出现了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局面，统治者首先认识到要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单靠满洲贵族是不行的，必须争取汉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支持与合作，以缓和民族矛盾，而编修地方志恰恰可以拉拢一大批汉族地主阶级，起到一举两得之作用，同时又可把方志当作“昭同轨、同文、同伦之盛”(刘纬毅《中国方志史初探》载《文献》第六辑)的得力工具。 再者，历代统治阶级把地方志书视为“辅治之书”、“资治之书”，他们认为“治郡国者，以治为鉴”(见嘉靖《山西通志》序)，编修志书“意以佐时务”，是关系封建统治的一件要事。 近现代知名学人瞿宣颖总结了方志的六大功用，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光绪《山西通志》的纂修实属社会之需要。他说：“社会制度之委曲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能登名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遗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为纲有所统摄，三也；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实，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变迁，四也；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五也；方志多详族姓之分合，门地之隆衰，往往可与其他史事互证，六也”(见瞿宣颖《方志考略·序》)。 由于方志所具有的内在功用，倍受学术界重视。顾炎武为了实践他“经世致用"的主张，博览群书，并引用了大量方志中有关地理形势、水利、赋役、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等资料，撰写了著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钱大昕“校正地志，于天下古今沿革分合，无不考而明之”(参见《文献》第六辑刘纬毅《中国方志史初探》)。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著名学者如戴震、黄宗羲、章学诚、孙星衍、段玉裁、龚自珍等都直接参与了地方志的修纂。 这样，一方面使清季方志质量大为提高，另一方面众多学人参与修志，加强了清季修志的声势，形成一种学术风气，这是清代编修志书极盛的外界条件。 光绪《山西通志》正是在这种形势及外界条件下成书的。成书前提即厚重的山西文化 山西作为伟大祖国的一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山西。而丁村文化的发现，明确地告诉我们，山西确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 自宋朝开始，山西的政治、经济趋于稳定，经过元朝一统中国对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到明清时随着封建社会经济鼎盛时代的到来，山西社会文化也展现岀了空前的繁荣。 据初步统计清季以来山西文人达28982人，其中进士1186人，举人5207人，贡生22589人，在他们当中有356人著书立说(见《山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第三期《宋元明清时期山西文人的地理分布及文化发展特点》王留义、徐宏平)，著名的有清著名理学家洪洞范镐鼎，曾受学政之托，对康熙《山西通志》删削订正；主讲晋阳学院，主纂光绪《山西通志》的王轩；著有《瀛环志略》等书的五台人徐继畲，著有《赏心亭诗文集》等书的浑源人张清元；太原傅山更是称名一代，著作甚富；就连清季首次奏请“各直省宜修通志”的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以主修《河南通志》、《陕西通志》而称名一时的贾汉复也是本时期的山西文人。 这些文人除了著书立说外，还分别通过官办学校、兴办义学书院、私家传授等途径传授文化，培养人才，对山西地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同时他们对光绪《山西通志》的纂修准备了丰富的人才库。正如巡抚张煦在光绪《山西通志》序中所说：“在事诸人率多晋产，熟于乡邦文献”。这种文人济济的形势，使曾国荃“所属州县普修志书”的政令和其对“博通淹雅多文之儒”的延聘得以落实，也给光绪《山西通志》的成书奠定了基础。此前已有146年未及重修 山西文化悠久，物产丰富，文人济济，而反映这种文化现象和地域沿革的书籍却“自郡县而后，记载阙如”。备有一二，也因时之太久，“乡邑之近转缺，撰述其它陈晋故记并域者见隋经籍唐宋艺文诸志亦甚寥寥，沿及金元几于无征”(见光绪《山西通志》张煦序)。 这种情形无疑与山西雄厚的文化根基和日益发展的各项事业不相适应。 尽管有明成化、嘉靖、万历间的三部山西通志加以记述，然而它们却有“详今略古，多浮议而少考证”的缺点，体例“虽递有增益”但“相沿率以胡志(明成化山西通志)为本”(见光绪《山西通志》张煦序)，受到一定的局限，特别是清朝统一全国以后，这种局限不论从学术的发展还是政治需要来讲，都显得更为突出。 进入清朝之后，先后有两次修志，它们是穆尔赛修、刘梅纂的康熙《山西通志》和石麟修、储大文纂的雍正《山西通志》，各有千秋，特别是雍正《山西通志》“祛浮核实，订伪补缺”，增加了许多门类，内容也有所充实，享有“名笔”之称。 然而，从雍正十二年至光绪五年已有146年未及重修。其间从地理上讲，均发生了许多变化，诸如“蔚州广昌改属宜隶，吉霍二州亦有易置”等；从政治上讲，百余年来战事频仍，风云变幻，加之“七年之歉收，三年之大祲，户口则流之过半，赋税则蠲缓濒颁，仓谷则悉数皆空，善后则百废待举”(曾国荃奏为晋省设立书局刊书应重修省志摺子见《申报》第十四卷第548页)。 对此，统冶者也倍感原有通志已远远不能适应，迫切需要重修通志，以真正起到“辅治之书”“资治之书”的作用。 曾国荃奏请编修《山西通志》 光绪年间几任巡抚重视文化建设，是光绪《山西通志》成书的必要条件。 正确评价封建大臣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光绪三年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九弟。由于受曾国藩的影响和湘乡学术文化的薫陶，具有浓厚的经世致用的思想，这和自两宋以来，程朱理学在湖南学术界一直居统治地位是分不开的。 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使许多文化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入仕愿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抱负。正是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和从政愿望，促成了湖南文人特有的卫道感和政治敏感性。曾国荃作为湘乡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这种特点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曾国藩作为长兄在各方面都不时地给以指教，书信往来也很频繁。其“事功本于学问，善于礼运”的思想不时地影响着曾国荃，如曾国藩在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二十四日给其弟国荃信中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 在同治五年(1866年)四月二十一日给国荃信中说，“沅弟又当找一书启高手，说事明畅，以通各路之情”(见《曾文公正全集》第十四册)。 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调至两江总督“设官书局印行，校刊皆精当。礼聘名儒为书院山长，江南文化遂比隆盛时”(见《清史稿》)。在这些重视文化建设的思想和行为的感召下，曾国荃才有光绪五年两次奏请皇帝编修《山西通志》的行动。 如是种种，曾国荃方可认识到“《山西通志》百数年未及重修，事关三晋文献，何可任其湮没弗彰”(见曾国荃奏为晋省设立书局刊书应重修省志摺见《申报》第十四卷第548页)。 看到百余年来山西文献遭兵乱、灾害的侵蚀，百废未举的状况，强烈的责任感和卫道心理使他“迭与阎敬铭往返函商”，并率同署藩司江人镜、臬司薛允升、冀宁道王溥“酌定章程”，为编修光绪《山西通志》而奔波。 奏请获准后，曾国荃即下全省修志檄文，设馆聘人，展开工作。 曾国荃离任后，几任巡抚对纂修工作皆予以支持。　　张之洞，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同治进士，光绪八年任山西巡抚，曾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在山西任巡抚期间，极重文化教育，这当然与其加强封建专制、维护阶级利益的愿望分不开，但从客观上来看，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宏扬了民族文化，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如光绪八年调集中路梆子六大名班“会演”之事；在祁县创立山西省最早釆用铅字印刷的文化商店文和斋，奏准在宝贤堂故址创设令德堂，亲自敦聘通儒为其主讲、协讲，制定很严格的学规等等(见《山西大事记》第52、53页，山西人民岀版社)。 正是在张之洞这样一些通文识理之巡抚客观上的支持下，由王轩、杨笃等人经十三年编纂而脱稿的光绪《山西通志》才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正式刊行，被称为七种山西省志中内容最充实、体例最完善的一种，这里除了王轩等一大批文人学者的辛勤劳作之外，曾国荃、张之洞等封建官吏所起作用也不容忽视。光绪： 爱新觉罗·载湉，清德宗，光绪皇帝，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四岁登基，起初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光绪七年慈安太后崩逝后由慈禧太后一宫独裁，直至光绪帝十八岁亲政，此后虽名义上归政于光绪帝，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 光绪帝一生受到慈禧太后的挟制，未曾掌握实权。1898年，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但却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抵触，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中南海瀛台。整个维新不过历时103天，故称“百日维新”。1908年，光绪帝驾崩于慈禧太后死亡前一天，享年37岁，葬于清西陵的清崇陵。 清光绪版《山西通志》总序相关资料：清光绪版《山西通志》总序 昔在神禹，画分九州。冀为帝都，八方同轨。《禹贡》名书，大一统之居，为自来言舆地之所本。逮至翦桐锡封，犹启夏政，受块反国，遂宏霸图。《晋乘》有作，先列国之史，又后世志州郡之缘起也。虽复秦火所熸，宝书并尽，不获与壁经同传于世，而至今言方志者，犹曰方乘，下及里册、家牒，亦沿为称。典籍之司，渊源有自，圣作明述，所及远矣。 然自郡县而后，记载阙如。其以地理名家者，若裴氏秀之图《禹贡》，郭氏璞之注《山经》，或宣秘六体，或搜奇八荒，而乡邑之近，转缺撰述。其他陈晋故、记并域者，见于隋《经籍》，唐、宋《艺文》诸志，亦甚寥寥。沿及金、元，几于无征。其可详，乃自前明始。《四库书目》列《成化山西志》十六卷，为成化甲午学道胡谧所辑。阅九十年，至嘉靖癸亥，副使周斯盛续修之。又五十九年，为万历辛亥，按察使李维桢再修之，始并名《通志》。《成化志》外间绝无传本。周、李二书亦并佚。独《周志》列目见巡抚万恭所撰序。凡二十篇，曰《图考》，曰《建置》，曰《沿革》，曰《星野》，曰《山川》，曰《风俗》，曰《物产》，曰《田赋》，曰《户口》，曰《祠祀》，曰《封建》，曰《职官》，曰《学校》，曰《古迹》，曰《帝王》，曰《名宦》，曰《人物》，曰《选举》，曰《艺文》，曰《杂志》。其序略云：“志之事二十，以言其化裁者三，盖《风俗》《学校》与《职官》焉。夫作而行之之谓风，沿而习之之谓俗。敦而本之，存乎学校。神而明之，存乎职官”。“有司主奉宣治令，故职官举则学校兴，学校兴则风俗美。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治令之本也。从政者，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焉，可也继自是书之志。曰孰也？官师之良也，而正学也，而使民兴行也，由是而田赋登也，户口增也，人文观也，贤才奋也，兵食牣也。孰也？官师之良也，外志记之而内书录之也，是则志之大者已”。“叙述其义，以是书为熙世之法典，而非空文之垂焉尔”。盖百有余年，书凡三修，而可见者止此。大概详今略古，多浮议而少考证。虽递有增益，而体例相沿，率以《胡志》为本，就一代言，固不得不推为大辂椎轮矣。 我朝统一寰宇，百度维新，辨方正位，尤重舆图。康熙十一年(1672)，大学士曲沃卫周祚，奏令天下郡县分辑志书，诏允其请。于是提学佥事刘梅，因明志重加编纂。于旧目外，增《疆域》《城池》《水利》《公署》《驿站》《寺观》《陵墓》《盐法》《祥异》诸篇，又区人物为《儒林》《文苑》《孝义》《寓贤》《仙释》《列女》，几为类三十有二。自甲寅讫壬戌，历九年，五易稿乃就，其采辑勤矣。视前人之沿习传讹，因陋就简，夐乎远矣。而其书仍不传，其佚文仅时时见于《储志》。 至光绪己卯，巡抚曾国荃以大祲之后，恐文献无征，始有重修通志之请，诏允焉。于是捐款开局，延聘名儒，分类编辑。在事诸人，率多晋产，熟于乡邦文献。又时海宇廓清，十七行省，多有此举。晋省最后，故所定体例，萃诸家之长而折衷一是。大旨谓州书郡记，古祇详地理，今必及人物，古祇辨风土，今必兼政治。是体本图经，而例同志传也。然究不可以僭史，乃分六门以括其要：曰《图》以辨方，曰《谱》以序世，曰《考》以稽古，曰《略》以纪今，曰《记》以述事，曰《录》以存人。皆用史法，而不袭史名。其变传为录，义甚严谨。盖传乃释经之名，司马迁惟有本纪，故作列传，明身非史官，不能为人立传。志非史也，奚以传为？至地理沿革，视旧志加详。朔方七厅，曩无记载。闲有撰述，率多讹谬相因，今则考订特精矣。又地志多侈陈禨祥，兼以十二次分野，牵合比附，其实与地志无涉。兹惟详列经纬、晷度，实而有征。《金石记》虽不载原文，而釆辑最备，考证尤精，与地理星度，皆精诣所萃也。 臣煦于丙戌岁任布政使，曾见其体例考证之精，而日望其书之成也。壬辰奉命移抚斯地，而全书适以告成，幸得列名简端，遂序其缘起如是。谈晋故者，其以此为渊薮矣。 头品顶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兼管提督盐政印务、节制太原城守尉臣张煦谨序。 　　王轩(1823-1887)，字霞举，自号顾斋，晚年或署壶翁，洪洞五里张人。 王轩先辈是大商人，祖父王楷苏是乾隆巨人。王轩幼年家道衰落，生活贫困，但他刻苦博学，喜“说文”，通“三礼”，学金石，学地理，又钻算术。道光中举人，同治中进士，官晋五品。他的考卷曾被视为样板，大学士祁隽藻读到他的文章后感慨地说：“石州(即张穆)后期有人!”经祁保荐，王轩在军机处记名，在兵部任职十年。同治八年(1869)，王轩被怀疑为倭仁同党排挤离京，应河东道杨宝臣之聘，主持运城宏运书院。光绪三年(1877)，钦差阎敬铭向巡抚曾国荃推荐王轩可以重任。他于是赴并总纂山西省志，并主晋阳书院。光绪八年，巡抚张之洞、学使王仁堪在省城创立令德堂，聘他任总校。晚年他辞退晋阳书院移往令德堂，光绪十三年(1887)病逝，终年六十五岁。 王轩修志吸取各省新志的长处，制订新的体例，分为六门：图以辩方，谱以序世，考以稽古，略以纪今，纪以叙事，录以存人。打破了恒星十二次分野的陋说，创立经纬日晷度。这种新体例的开创，当时就受到朝野赞许。王轩修志不仅总览全编，而且像太原、河东部分，大都是他亲自纂稿，其中《山西疆域沿革图谱》还印成单行本，影响甚大。志稿经他亲手校对，已刊五十多卷。以后的任务托付同事杨笃完成。 王轩擅长作诗，他的诗被沈秉成《咏楼盍簪集》选入有二卷之多，还曾被钱塘举人符保森选入《雅正续选》，符保森借钱资助，使王能捐纳为主事。京城老辈叶名沣、杨保臣，同行张之洞、潘祖荫、孙衣言、沈秉成等几十人都同他唱和。翰林院检讨董文焕兄弟三人都从他学习诗法。王轩书法宗颜柳，行草宗王羲之，兼法傅山，朝鲜使臣也爱好他的篆籀。 著作有《山西疆域沿革图谱》五卷、《洪洞县志稿》十六卷、《说文句读识语》一卷、《十八叠山房倡和草》一卷、《顾斋遗集》二卷、《顾斋诗集》二卷、《勾股备算细草》等九卷。由他创修、杨笃完成的《山西通志》一百八十四卷，为研究山西地方史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杨笃 清代方志学家杨笃(1834-1894)，字巩同，一字雅利，别署琴如，号秋湄，别号北屈，或署虬麋道人、吕香真逸、晚号东渎老人，山西省乡宁县人。本名：杨笃字：巩同，雅利号：秋湄，北屈所处时代：清末出生地：山西省乡宁县人物生平 杨笃为近代极为有名的方志界名家。他的前半生，致力仕途，而后半生，几乎全部倾注于地方志事业。杨笃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十一岁起便扎下了考订源流、探讨学问的深根。青年时代的杨笃好学不倦，求知心切，曾遍交当时名宿，声誉渐起。同治甲子(1864)年他考取举人，但在晋级进士时，却屡遭惨败。他空有一腔建功立业的热情，却无处舒展。在人生失意、宦途维艰之时，他经过痛苦的挣扎之后，进行了理智的抉择，将注意力集中到著书立说上来。他以浑厚的文学功底，深湛的金石学、文字学功力进行考订，究讹补缺。他在同治九年受聘西宁宏州书院讲学。期间，受知县之约撰修了《西宁新志》，杨笃立意创新，在撰修该志时，发凡、体例均不受毛奇龄、戴震、章学城等名家的成规束缚，自成体例。在该志的地理篇中，他纠正了郦道元《水经注》中的错误；在人物志中又补充了金元时代的欠缺。此志一经刊印，便受到时人瞩目，从而成为杨笃跻身方志界名流的经典之作。自此，他便于方志结下了不解之缘，慕名来聘其修志者接踵而至。他一生之中主撰了《山西通志》(光绪)、《蔚州志》、《代州志》、《西宁新志》、《繁峙县志》、《壶关县续志》、《长子县志》、《潞城县志》、《黎城县志》、《屯留县志》、《天镇县志》、《长治县志》，襄修了《五台县志》一部，共计十三部，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个人修志种数最多的纪录。其中，他的最后一部宏作《山西通志》是在通志几经变故、几度停顿的关头而毅然出面总纂的。他在志书修撰的六千多个日日夜夜中，曾感慨说：“倘志书不成，三晋文献由我而斩，罪不更大乎？”正是这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得他将修志看的比生命更为重要，抱病而书，每天都有新的进度，书成之年，杨笃便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山西通志》是其生平精力之所萃，成为同代通志中的佼佼者，受到张之洞、梁启超等的高度评价。该书体例之谨严，考核之精详，文笔之简括，取舍之得当。虽然他不象章学城那样有方志理论的专著，但长期的实践和艰苦的探索使他在方志的编纂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修志主张很多极有积极的意义。例如他讲求实用，对“摹绘景物，界面楼台，无关实政者悉不登”；重视绘图，认为“史不为图，地志则非图不可”，他在历代疆域、山川、城池、乡镇等图上都画有计里方格，并标以特别的符号，为历代旧志所罕见；他以科学的经纬晷度取代以往的荒渺的星野说；重视金石，以自己金石之长，详加考订以补史书之不足等，使得他所编纂的志书中保存了大量的极有用的资料。 此外，杨笃也是当时极负盛名的诗人、杂家兼书法家。虽然杨笃的诗歌较其所修志书文字之量要少得多，但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来看，他的诗歌在同时代的文坛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他以七言古诗和七言律诗的形式，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下了不少为民请命切中时弊的好诗。除诗词外，杨笃不仅擅“三礼”、通经史、精金石、工书法，而且在地理、目录、诸子、算术、篆录、声韵等学术研究上均有较深的造诣。他一生除方志外，著述很多，可惜大多未行于世。在他死后的二十年，日本学者到中国后，曾“不远数千里，亲造其门，以千金购其寸缣断墨而不可得。”由此可以想见，杨笃的影响之远。后世评价 杨笃虽然是一个受封建文化熏陶的旧文人，但仍不失为奋发有为的学者，尤其是他在方志编纂上的贡献丰富了山西的方志，对后代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他撰志，力求精核无误；为文，能贴近生活，体察民间疾苦，忧国忧民，尤令人称道。“满屋图书横古墨，虚堂神鬼伴孤灯”是他自己真实的写照。正是因为他勤于笔耕，才使得我们今天得瞻更多的民族文化。◎杨笃 杨笃(1834-1894)，字巩同，一字雅利，别署琴如，号秋湄，别号北屈，或署虬麋道人、吕香真逸、晚号东渎老人，山西省乡宁县人。基本信息本名：杨笃所处时代：清末出生地：山西省乡宁县字号：字巩同、号秋湄1.人物简介 杨笃(1834-1894)，字巩同，一字雅利，别署琴如，号秋湄，别号北屈，或署虬麋道人、吕香真逸、晚号东渎老人，山西省乡宁县人。2.人物生平 杨笃为近代极为有名的方志界名家。他的前半生，致力仕途，而后半生，几乎全部倾注于地方志事业。杨笃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十一岁起便扎下了考订源流、探讨学问的深根。青年时代的杨笃好学不倦，求知心切，曾遍交当时名宿，声誉渐起。同治甲子(1864)年他考取举人，但在晋级进士时，却屡遭惨败。他空有一腔建功立业的热情，却无处舒展。在人生失意、宦途维艰之时，他经过痛苦的挣扎之后，进行了理智的抉择，将注意力集中到著书立说上来。他以浑厚的文学功底，深湛的金石学、文字学功力进行考订，究讹补缺。他在同治九年受聘西宁宏州书院讲学。期间，受知县之约撰修了《西宁新志》，杨笃立意创新，在撰修该志时，发凡、体例均不受毛奇龄、戴震、章学城等名家的成规束缚，自成体例。在该志的地理篇中，他纠正了郦道元《水经注》中的错误；在人物志中，又补充了金元时代的欠缺。此志一经刊印，便受到时人瞩目，从而成为杨笃跻身方志界名流的经典之作。自此，他便于方志结下了不解之缘，慕名来聘其修志者接踵而至。他一生之中主撰了《山西通志》(光绪)、《蔚州志》、《代州志》、《西宁新志》、《繁峙县志》、《壶关县续志》、《长子县志》、《潞城县志》、《黎城县志》、《屯留县志》、《天镇县志》、《长治县志》，襄修了《五台县志》一部，共计十三部，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个人修志种数最多的纪录。其中，他的最后一部宏作《山西通志》是在通志几经变故、几度停顿的关头而毅然出面总纂的。他在志书修撰的六千多个日日夜夜中，曾感慨说：“倘志书不成，三晋文献由我而斩，罪不更大乎？”正是这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得他将修志看的比生命更为重要，抱病而书，每天都有新的进度，书成之年，杨笃便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山西通志》是其生平精力之所萃，成为同代通志中的佼佼者，受到张之洞、梁启超等的高度评价。该书体例之谨严，考核之精详，文笔之简括，取舍之得当。虽然他不象章学城那样有方志理论的专著，但长期的实践和艰苦的探索使他在方志的编纂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修志主张很多极有积极的意义。例如他讲求实用，对“摹绘景物，界面楼台，无关实政者悉不登”；重视绘图，认为“史不为图，地志则非图不可”，他在历代疆域、山川、城池、乡镇等图上都画有计里方格，并标以特别的符号，为历代旧志所罕见；他以科学的经纬晷度取代以往的荒渺的星野说；重视金石，以自己金石之长，详加考订以补史书之不足等，使得他所编纂的志书中保存了大量的极有用的资料。 此外，杨笃也是当时极负盛名的诗人、杂家兼书法家。虽然杨笃的诗歌较其所修志书文字之量要少得多，但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来看，他的诗歌在同时代的文坛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他以七言古诗和七言律诗的形式，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下了不少为民请命切中时弊的好诗。除诗词外，杨笃不仅擅“三礼”、通经史、精金石、工书法，而且在地理、目录、诸子、算术、篆录、声韵等学术研究上均有较深的造诣。他一生除方志外，著述很多，可惜大多未行于世。在他死后的二十年，日本学者到中国后，曾“不远数千里，亲造其门，以千金购其寸缣断墨而不可得。”由此可以想见，杨笃的影响之远。3.后世评价 杨笃虽然是一个受封建文化熏陶的旧文人，但仍不失为奋发有为的学者，尤其是他在方志编纂上的贡献丰富了山西的方志，对后代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他撰志，力求精核无误；为文，能贴近生活，体察民间疾苦，忧国忧民，尤令人称道。“满屋图书横古墨，虚堂神鬼伴孤灯”是他自己真实的写照。正是因为他勤于笔耕，才使得我们今天得瞻更多的民族文化。 　　杨笃(1834-1894)，字巩同，一字雅利，别署琴如，号秋湄，别号北屈，或署虬麋道人、吕香真逸、晚号东渎老人，山西省乡宁县人。 杨笃为近代极为有名的方志界名家。他的前半生，致力仕途，而后半生，几乎全部倾注于地方志事业。杨笃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十一岁起便扎下了考订源流、探讨学问的深根。青年时代的杨笃好学不倦，求知心切，曾遍交当时名宿，声誉渐起。同治甲子(1864)年他考取举人，但在晋级进士时，却屡遭惨败。他空有一腔建功立业的热情，却无处舒展。在人生失意、宦途维艰之时，他经过痛苦的挣扎之后，进行了理智的抉择，将注意力集中到著书立说上来。他以浑厚的文学功底，深湛的金石学、文字学功力进行考订，究讹补缺。他在同治九年受聘西宁宏州书院讲学。期间，受知县之约撰修了《西宁新志》，杨笃立意创新，在撰修该志时，发凡、体例均不受毛奇龄、戴震、章学城等名家的成规束缚，自成体例。在该志的地理篇中，他纠正了郦道元《水经注》中的错误；在人物志中，又补充了金元时代的欠缺。此志一经刊印，便受到时人瞩目，从而成为杨笃跻身方志界名流的经典之作。自此，他便于方志结下了不解之缘，慕名来聘其修志者接踵而至。 2019年9月29日，《杨笃》雕塑于乡宁县落成。杨笃为乡宁人，清末民初著名方志大家，《山西通志》主撰，一生不忘初心，献身艰苦的修志事业，先后编撰13部县志。 他一生之中主撰了《山西通志》(光绪)《蔚州志》《代州志》《西宁新志》《繁峙县志》《壶关县续志》《长子县志》《潞城县志》《黎城县志》《屯留县志》《天镇县志》《长治县志》，襄修了《五台县志》一部，共计十三部，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个人修志种数最多的纪录。其中，他的最后一部宏作《山西通志》是在通志几经变故、几度停顿的关头而毅然出面总纂的。 他在志书修撰的六千多个日日夜夜中，曾感慨说：“倘志书不成，三晋文献由我而斩，罪不更大乎？”正是这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得他将修志看的比生命更为重要，抱病而书，每天都有新的进度，书成之年，杨笃便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山西通志》是其生平精力之所萃，成为同代通志中的佼佼者，受到张之洞、梁启超等的高度评价。该书体例之谨严，考核之精详，文笔之简括，取舍之得当。虽然他不象章学城那样有方志理论的专著，但长期的实践和艰苦的探索使他在方志的编纂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他的修志主张很多极有积极的意义。例如他讲求实用，对“摹绘景物，界面楼台，无关实政者悉不登”；重视绘图，认为“史不为图，地志则非图不可”，他在历代疆域、山川、城池、乡镇等图上都画有计里方格，并标以特别的符号，为历代旧志所罕见；他以科学的经纬晷度取代以往的荒渺的星野说；重视金石，以自己金石之长，详加考订以补史书之不足等，使得他所编纂的志书中保存了大量的极有用的资料。 此外，杨笃也是当时极负盛名的诗人、杂家兼书法家。虽然杨笃的诗歌较其所修志书文字之量要少得多，但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来看，他的诗歌在同时代的文坛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他以七言古诗和七言律诗的形式，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下了不少为民请命切中时弊的好诗。除诗词外，杨笃不仅擅“三礼”、通经史、精金石、工书法，而且在地理、目录、诸子、算术、篆录、声韵等学术研究上均有较深的造诣。他一生除方志外，著述很多，可惜大多未行于世。在他死后的二十年，日本学者到中国后，曾“不远数千里，亲造其门，以千金购其寸缣断墨而不可得”。由此可以想见，杨笃的影响之远。 三斯堂一代志杰杨笃先生三斯堂艺术文化 2017-05-26 15:33:38 因同为杨氏子孙，对杨笃先生便多了几分注重。又因先生是乡宁人，同是晋南一方水土养育的尧舜传人，又更多了几分亲切。若再说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样的挚爱，先生贡献突出，那对先生的敬佩则是发自肺腑了。 清道光十四年(1834)，杨笃先生出生在乡宁城内杨公巷。杨氏一门是一个“恪守程朱”的书香门第，“为邑望族”，历来以“学而优则仕”为信条。杨氏家族以“穷理之要，必在读书”“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为生存原则，树立和传承了笃学笃行读书风气。　　先生自幼聪颖，幼承家学。父亲杨恩树是他第一位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早年从名儒王筠攻习《说文》，十一岁起便扎下了考订源流、探讨学问的深根。青年时代，好学不倦，求知心切，遍交当时名宿，声誉渐起。22岁拜解州学正延少池为师，三个月后，诗格大变，倾慕金元大家元好问，自称为“私淑弟子”。见识思想不凡，“独赖出门求友从自益，故每试必至，多方结识一时知名之士，虽无介绍，辄踵门自白，即见拒不忤，以是名流亦多争识君者”。 同治甲子(1864)年，先生考取举人，晋级进士屡遭惨败。空有一腔建功立业的热情，满腹才华无处施展。人生失意，宦途维艰。痛苦挣扎之后，做出了理智抉择。这一抉择，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位宦海功勋卓著的风云人物，多了一位志界叱咤雷动的顶顶名家。　　著书立说，亦可名垂史册。先生以浑厚的文学功底，深湛的金石学、文字学功力进行考订，究讹补缺。同治九年受聘西宁宏州书院讲学。期间，受知县之约撰修《西宁新志》。先生立意创新，撰修该志时，发凡、体例均不受毛奇龄、戴震、章学城等名家的成规束缚，自成体例。在该志的地理篇中，纠正了郦道元《水经注》中的错误；在人物志中，又补充了金元时代的欠缺。此志一经刊印，便受到时人瞩目，从而成为先生跻身方志界名流的经典之作。自此，先生便与方志结下了不解之缘，慕名聘其修志者接踵而至。先生一生主撰了《山西通志》（光绪）《蔚州志》《代州志》《西宁新志》《繁峙县志》《壶关县续志》《长子县志》《潞城县志》《黎城县志》《屯留县志》《天镇县志》《长治县志》，襄修了《五台县志》，共计十三部，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个人修志种数最多的纪录。　　《山西通志》是先生最后一部宏作。通志编撰几经变故、几度停顿的关头，先生毅然出面总纂。清末维新变法人士，“戊戌六君子”之一，山西闻喜人杨深秀，担任《山西通志》中《星度谱》2卷与《古迹考》8卷之分纂任务。志书修撰的六千多个日日夜夜中，先生虽疾病在身，或严冬手指冻裂见血，仍不停执笔，常对人说：“一身之寿夭，命也；倘《通志》不成，三晋文献由我而斩，罪不更大乎？”先生将修志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抱病而书，每天都有新的进度。先生讲求实用，“摹绘景物，界面楼台，无关实政者悉不登”；重视绘图，“史不为图，地志则非图不可”，历代疆域、山川、城池、乡镇等图上都画有计里方格，并标以特别符号，为历代旧志所罕见；以科学的经纬晷度取代以往的荒渺星野说；重视金石，以自己金石之长，详加考订以补史书之不足等，使得所编纂的志书中保存了大量的极有用的资料。书成之年，先生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山西通志》历时十三年，终于光绪十八年(1892)。全书一百八十四卷，分门六，曰：《图》《谱》《考》《略》《记》《录》。《图》以辨方，《谱》以序世，《考》以稽古，《略》以纪今，《记》以述事，《录》以存人，全面记载民国以前山西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风土民情、文化教育、金石古迹、名宦乡贤等。该书体例之谨严，考核之精详，文笔之简括，取舍之得当，一时间朝野嘉许，学界称赞。梁启超称其“出自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王云五则认为其“不独为《山西通志》之模范，且可为他省志书之准绳”。　　先生在志界有着非凡成就。然，先生在诗文、金石、书法方面的成就亦非凡。 诗文有《秋湄诗抄》《秋湄续抄》。《秋湄遗集》问世则十分不易，其间有着一段极其辛酸和曲折的经历。先生去世后二十多年，民国四年(1915)，乡宁知县屠仁彬，久慕先生之名，访故居，见破屋荒院，感慨万千。屠仁彬在先生家中捡出两卷旧稿，一卷《文诗集稿》，一卷没有签题，又得《秋湄诗抄》《秋湄续抄》，从乡宁寺庙得先生三篇碑文，从百姓家得先生墓志、行述、行状四篇，合成《秋湄遗集》。2008年整理成《杨笃诗文选》。先生的诗歌在同时代文坛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以七言古诗和七言律诗的形式，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下了不少为民请命切中时弊的好诗。先生诗文“读之气骨苍坚，性情真挚，不事矜奇，而落笔自戛然”。　　《山西通志》中的金石记十卷，为先生手笔。因收罗宏富，考订精确，向为海内外金石家、考古家推崇，曾以《山右金石记》为书名另行刊印。先生与傅青主、张石舟一同被誉为山右三大家。 先生“不独文章美，兼之篆隶精”。正、草、隶、行写得好。尤其精篆籀与八分。擅长石鼓文，喜好钟鼎文，以及秦代李斯、三国时期吴国皇象、唐代李阳冰、清代邓石好等大家风格。书法成就出众，请教索墨者络绎不绝。先生书法方面的故事堪称经典。 光绪九年(1883)，令德堂建成。令德堂乃山西大学之前身。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继任山西巡抚针对山西“士气衰微而废其学”、“此时为苦人才不足”，与学使王学庄商议，并会衔入奏，请于太原府署西偏明代晋藩宝贤堂旧址别建精庐，仿阮元学海堂、诂经精舍例，设“令德堂”书院。令德堂建成后，先生书写一副缪篆对联，制成木楹联悬挂在二门上，恰逢巡抚张之洞前来监学，车驾进入大门后，张之洞下令暂停并下车仔细观看对联，对诸位僚属道：“吾今日不止阅诸生高文，并得饱观绝迹也！”以巨纸请先生篆书《诗经》中《魏风·伐檀》篇，分书《唐风·蟋蟀》篇，悬挂于厅堂两壁。时任陕西刺史王炜充在山西抚署文案，张之洞对他赞赏先生的书法：“是兼有钱献之，邓完白之长，而无其习气云”。 光绪十九年(1893)，李鸿章七十大寿，各省官员皆有屏联恭贺，张之洞请先生书写的寿序被评为诸省之冠。清末书法界兴起临摹《石鼓文》之风，《石鼓文》时人称为“书法第一法则”。先生在其中出类拔萃，张之洞由山西转任两湖总督时，又请先生临摹石鼓文分刻十箧，临摹《绎山刻》以刻二橱，作为礼物赠送相知好友。 先生“殁后二十年，东瀛游士闻其名者，或不远数千里，亲造其门，以千金购其寸缣断墨”。　　先生通训诂，长金石，精三礼，好史学，工书法，善琢砚、治印、弹琴。可惜先生众多的诗书著作，金石收藏及字画、屏条、楹联、印治、砚琢等，在长子杨之培南下时，全部遭劫而毁。光绪二十六年(1900)，杨之培应邀到湖北，途遇截路歹徒。歹徒见之培的箱子沉甸甸，以为金银财宝。打开见是“无用”故纸，一怒之下全部投入水中。杨之培因惊吓和伤心病逝大梁。实是令人痛惜，为之培之死，更为先生成就之劫难。 “满屋图书横古墨，虚堂神鬼伴孤灯”是杨笃先生一生真实的写照。杨笃先生，担当得起一代大儒的称号。 杨笃(1834-1894)，字巩同，一字雅利，别署琴如，号秋湄，别号北屈，或署虬麋道人、吕香真逸、晚号东渎老人。（杨志刚，字冰若，号三斯堂主，百扇居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山西收藏家协会理事，书画收藏家，中国硬笔协会会员，临汾摄影家协会会员) 杨笃书联（篆书） 修志楷模——杨笃张卉史志山西 2019年08月25日 07:02 杨笃(1834-1894)，字稚利，号巩同，又号秋湄，或署虬麋道人、吕香真逸，晚年自称东渎老人。山西乡宁县人，同治举人。通训诂，长金石，精“三礼”，好史学，工书法，善琢砚、治印、弹琴。是清末享誉一方的方志学家、书法家、金石学家。 杨笃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祖父为贡生，父亲为举人，幼承家学，尤酷爱五七字学，后师从名儒王筠攻习《说文》。历任繁峙县、阳曲县、襄垣县儒学训导、教谕，在山西最高学府令德堂、晋阳书院等处讲学，其学术文章，先正典型；讲学说经，宗法汉儒。 杨笃终生修志，从30多岁时在主讲宏州书院期间创修《西宁新志》始，先后编纂了《蔚州志》《代州志》《山西通志》等13种地方志书，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个人修志种数最多的纪录。同治九年(1870)，主修《西宁新志》，不为成规所囿，自创体例，精确求实，被誉为名志。光绪五年(1879)，被聘山西通志局通志分纂，与总纂王轩竭诚合作，通志局工作颇有起色。杨笃将全部心血和才识倾注于《山西通志》编修。光绪十三年(1887)，王轩病故，巡抚张之洞已调离，省通志局经费吃紧，同仁纷纷散去，《山西通志》编纂几陷停顿。目睹此况，杨笃力挑修志重担，总揽全盘，亲自编纂校对，不顾严冬酷暑，冷砚孤灯，“多以夜时为之，鸡鸣始寝为常”，其手指曾被冻得发肿流血，仍不肯稍停。 他曾经对人说：“一身之寿夭，命也；倘《通志》不成，三晋文献由我而斩，罪不更大乎！” 经过15年的辛勤努力，至光绪二十年(1894)《山西通志》全部修成，共184卷，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方志成果。 杨笃书法篆籀、隶书见重士林，为人所赞赏。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其篆书兼有钱坫(献之)、邓石如(完白)二人之长，无俗气，特请他临《峄山碑》石鼓文，刻在书柜书箱外，并拓片送人。光绪十九年(1893)，北洋大臣李鸿章七十寿辰，山西巡抚赠李的屏轴，即由杨笃书写。 杨笃一生考证了许多金石文物，对文物掌故颇有研究。光绪《山西通志》中的《金石记》10卷就是他综合各篇，亲自考证写成的，因收罗宏富，考订精确，为海内外金石家、考古家推崇，曾以《山右金石记》为书名刊印单行本流行于世。 杨笃一生著述，除志书以外，尚有不少文章、诗赋。后人辑为《秋湄遗集》和《秋湄诗钞》。他的书法现保存有《繁峙县重修鼓楼碑记》《顺治九年御用明伦堂左卧碑》《重修雁平道署记》《代州宾兴经费碑记》以及为乡宁进士吴庚题扇等。(责编：秦臻) <a href="http://ab.newdu.com/book/ms298062.html"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15px;">《山西通志》·四库全书本（手机版）</a>山西通志 四库本作者：[清]觉罗石麟 △《山西通志》·二百三十卷（通行本） 国朝巡抚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觉罗石麟等监修。山西之有《通志》，始於明成化中督学佥事胡谧，后嘉靖中副使周斯盛、万历中按察使李维祯，皆踵事排纂。至本朝康熙壬戌，督学道刘梅又因旧本重编，凡五易稿而始成。分类共三十有二，所增辑甚伙，而讹复者亦颇不少。雍正七年，石麟等奉诏纂辑，乃开局会城，因旧本续加增订。旁咨博访，广其类为四十。凡遗闻故事，比旧加详。其发凡起例者为原任庶吉士储大文。大文於地理之学颇能研究，所著《存砚楼集》，订正舆记者为多。故此志山川形势，率得其要领。其特立《经籍》一门，乃用施宿《会稽志》、袁桷《四明志》之例，亦有资考据云。序山西通志序 钦惟我皇上体精一之心，传绍唐虞之治统，玉音宸翰，如日中天，率土臣民，大同大顺。爰命儒臣修直省通志，俾一统志馆，臣采择谆谕，制抚务归详明，用以厘职方广史，乘甚盛典也。维山西密迩，畿辅沐化最亲，凡诸掌故【臣石麟】谊应博稽精核，详着於篇，以对扬天子之庥命。夫平阳、蒲坂，圣都也，其山川、关隘，则有太行、恒、霍、雁门、五台、勾注、偏头、飞狐、倒马，汾、浍、沁、漳、滹沱、桑乾之高深而磐固。其田壤、赋税、土贡、物产，则有代田、露田、秸总、粟米、青白、韦红之盐荚权奇倜傥之骏骑。其学校、风俗，则上庠、下庠之制，丕焕克勤克俭之思弥深。其科目、其官制，则有辟门考绩之成法。其典礼、其兵防，则有揆文奋武之良规。其於人也，前古尚矣，厥後理学有王通，经术有刘向，史笔有董狐，相业有司马光辈，将畧有亷颇辈，文章首司马迁，艺术首郭璞。若夫壮缪之忠，恭君之孝，首阳、绵竹之苦节，凡纪乘所书，竹素所垂，以至留硕望於寓，贤标芳徽於女史，或可跻汾阳秩祀之班，或可应毕昴星躔之数，上下数千年，可谓盛哉。今声教日隆，辉前轶後。《旧志》所载，诚有待删润者。臣石麟智识短浅，蒙圣恩巡抚兹地，又兼理提督军务，襄斯大典，敢不恪共将事，乃偕布政使臣泂暨按察司，臣筠提督学政，臣曙荪敦延耆儁，蒐订经籍，昕夕编纂，以仰副详之。旨会【臣泂】与【臣筠】後先迁秩去【臣】复饬署布政司【臣而逊】署按察司【臣永椿】分理之，计閲三载获成。成编凡为类得四十，益前志数倍有奇，以史释经，以例约史，举典期可徵诸事，徵事期可措诸用，不敢存心，不敢挟成见，不敢踵疑以为信，不敢失实以采名，不敢以辞夸致繁芜，不敢以辞略致疎漏，不敢以附会为援，证以重复为参，互不敢以瞻徇成阿，私以吹求成屈抑，持简操笔，只叙厥实，全省典物灿然列焉。【臣】幸生明备之盛时，得班制作之末议，藉此以扩充见闻，为服政居官之助，并使藩臬郡县诸臣暨三晋人士考镜是书，尊所闻以献之廷，庶几名臣彦士，其则不远，赞勲华之景运，步赓拜之後尘，即於是乎在，岂与夫山经水注焜燿耳目，仅足供口吟手披已哉。开雕工，竣恭疏，进呈【臣】例，得挂名简端谨序。雍正十二年甲寅三月朔旦，巡抚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觉罗石麟谨序。纂修职名山西通志纂修职名 总裁【臣】觉罗石麟 监修【臣】朱曙荪，提督山西学政右眷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加二级【臣】范咸，【臣】硕色，督理河东陕西盐务西安布政使司布政使加级　【臣】杨馝，原任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今陞侍郎衔加九级【臣】蒋泂，署理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事务按察使司纪録三次【臣】温而逊，原任山西等处提刑按察使司今陞江西布政使司加一级【臣】宋筠，署理山西等处提刑按察使司监察御史加二级纪録二次【臣】戴永椿，原任河东陕西都转运盐使司加勅管盐法道盐运使加级【臣】杨梦琰，河东陕西都转运盐使司加勅管盐法道盐运使加四级【臣】程仁圻 协理【臣】孟孙绳，【臣】杨应琚，山西布政使司参政分守河东道加二级【臣】刘毓岩，　　　【臣】汤豫诚，山西布政使司副使分守雁平道纪録三次【臣】白石 分理 太原府知府【臣】刘崇元， 平阳府知府【臣】王乔林， 潞安府知府【臣】张光鏻， 汾州府知府【臣】张廷琰， 大同府知府【臣】范　瑶， 朔平府知府【臣】刘士铭， 寜武府知府【臣】宋廷佐， 泽州府知府【臣】朱樟， 蒲州府知府【臣】周人龙， 河东陕西分理盐务运同【臣】张　迪， 辽州知州【臣】徐三俊， 沁州知州【臣】叶士寛， 平定州知州【臣】郭一裕， 忻州知州【臣】刘泽民， 代州知州【臣】杨弘志， 保德州知州【臣】车敏来， 解州知州【臣】许日炽， 绦州知州【臣】童　绂， 吉州知州【臣】甘士瑛， 隰州知州【臣】吴元鉽， 提调原任太原府同知【臣】陆　琮， 学习进士【臣】施作楫 纂修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臣】储大文， 分辑 江南宜兴县附监生【臣】叶翥凤， 浙江举人候补知县【臣】戴永朴， 原任临县知县【臣】严遂成， 编次 浙江举人【臣】范大中， 署　稷山县知县【臣】蔡长淳， 天镇县知县【臣】胡元朗， 试用知县【臣】曹茂先， 试用知县【臣】钱　标， 署　赵城县知县【臣】黄道坪 署　马邑县知县【臣】张重振， 学习进士【臣】王佐登， 学习进士【臣】朱　濶， 学习进士【臣】苏　暻， 学习进士【臣】阮汝昭， 学习进士【臣】李　鸾， 学习进士【臣】梁卿云， 学习进士【臣】朱廷抡。 校对 河津县举人【臣】张维镛， 曲沃县贡生【臣】贾华平， 崞县贡生【臣】冯梦槐， 阳曲县生员【臣】张耀先， 阳曲县生员【臣】贾　坊， 阳曲县生员【臣】贾　桂。 督刋 太原府通判【臣】索　泰，原任阳曲县知县今陞大同府同知【臣】盛　典，阳曲县知县【臣】袁履恕 凡例 山西通志凡例 ○志者，记也。《禹贡志》之始，而首冀州，则《晋志》不尤重哉。考自《周礼》职方小史，掌邦国志。太史掌四方志，秦火而後，拾遗为舆地图，唐为《括地志》，宋为《寰宇记》，元明为《一统志》。志各不同，同与史。相表里而体例则殊，举典必可徵诸事，徵事必可措诸用，直书不断而法，戒自昭，此志记之体例也 ○《旧志》始於明成化甲午，督学佥事胡谧创修，越九十年，嘉靖癸亥督学副使周斯盛重修，越五十九年，万历辛亥按察使李维桢重修。至国朝康熙壬戌，学使刘梅重修，凡五易稿，越九年而告竣，分类三十有二，今增其八，为四十类，而於每类中，又各增十之二三、十之六七不等，文虽不简，而事则较旧加详，袪浮核实，订譌补缺，部次州居差为美备。 ○纂辑全资文献，《晋志》文献俱不足徵，自程机《上党记》、王松年《三晋记》外，其见於四库书目者，止传《太原事蹟杂记》，《壶关録》以暨永宁公、狄梁公诸记传，其见於崇文总目者，止传龙门、王屋、羊角山记，《盐池録》、《晋阳见闻要録》以暨温公、丰公诸事状，遐搜博览，总与各府州县志、书草检参互裁，酌以折其衷信者徵之，疑者阙之，毋敢滥，毋敢苛，必求至是。 ○图考，旧志五十三图，今将天文内十三图绘於星野卷首，以便繙閲，从其类也。余则小为损益，益者新分朔平、宁武、蒲、平定、忻、代、保德、绦、解、吉、隰三府八州城治十一图。关则偏头，山则芦芽、姑射、绵、悬瓮，河则汾、沁、滹沱、清、浊、漳共九图，图各一页。重疆索之钤辖，表名胜之襟带也，他若古冀州图、尧舜禹建都图。宫之为虒祁、为晋阳、为飞龙，及汾隂祠图共四，荒渺僭侈无关典要，槩从删削。 ○旧志不志关隘，然晋山河四塞，东面则固关、倒马与居庸、紫荆接壤为神京右翼，北有宁武、雁门、偏头控制边塞，内则天门为会城锁钥，西有金锁乃入秦间道，南有天井、隂池、冷泉、铁岭、壶口屏蔽，齐豫而所谓玉壁蒙坑千里，径雀鼠谷勾注飞狐、风塠诸处，皆出入必经之隘，即如镇、堡，斥堠罗布，联络均非虚设，随地分志，则边屯守战之情形历历在目，是亦司险之一助也。 ○三晋古称用武地，十六国割据，迄辽、金、元，南北纷争，代有兵革。明世庙时俺答凭陵，或岁一至或岁数至被祸尤酷，隆庆後休养数十年，至怀宗末，造闯贼又起。入本朝乃有姜逆之乱，为守御、为剿抚，亦守土者所宜取监也。旧志无武事一类，今补之。 ○凡志於人物外，必另列儒林。而晋则西河、河汾、涑水、晋城迄河津学士、霍州学正诸君子外，寥寥相望。且其人类多功德可书，不仅当以立言，见今归并人物以省重出，而其余别为文苑一编附後。 ○名宦者，宦於晋而有功於国，有惠於民而名之也。死封疆者，节尤重焉。一人而历数郡，则从其所重而归於一，以省两见。他若行兵奉使，从幸诸臣虽在晋地有事蹟可书，终无守土之责，概入寓贤，非抑之存其实也。 ○旧志不志封爵，然晋自上古台骀、实沈以来，唐虞三代班瑞析圭，汉唐功臣食邑，公主汤沐十六国，春秋更不可殚述。迄有明晋藩与国，终始河山带砺，是亦稽古之一助也。若仿龙门为世表，简帙太烦，且疑於史矣，故仅着始封以概其後。 ○三晋郡县，制代更而名代易，有今仍古名而地已非，古者如晋阳、汾阳之离合，梗阳城、梗阳乡之分属二邑，帝冢灵台之有无，太平县之不一其处，大夏在汾浍之间，翼为古夏墟，而叔虞所封非今太原，魏永安郡非汉晋以来故地，必辨之而证始明，必证之而辨始实，故志辨证，而一器一物，一言一行，足徵掌故者，别为遗制、遗闻，合成遗事一类，以资采考，旧志俱无。 ○旧志方技附仙释後，然晋之方技较他国特为奇古，如古董父、刘累之豢龙，师旷、师涓之晓音律，卜招父、桑田巫之占筮，盖聂、卫绾之击剑，戏车、郭璞之数学，内史叔服、姑布，子卿、李淳风之相术，扁鹊之为医，利物济时类，皆侔造化而通神灵，非寻常方技者比，故另志艺术一编，而物产旧附风俗後，今简帙稍烦，故亦另编不附。 ○山川之大者，往往绵亘数州邑，此居其阳彼居其隂，此受其利彼受其害，向背起讫分合纡直各如其地，书之务令形势燎若指掌，不敢详於一处，而他处则畧，以致全局脉络不明。其有名人题咏，间摘附览志胜概也。 ○祠庙中奉勅准入祀典者，如祠之有节孝、有忠烈。庙之有关忠义及先农、社稷、风云雷雨等坛，通省画一则於附省，首邑详载仪制，而旁注他邑，凖此以概之，省文也。其余古帝王将相神仙高士，用仍其旧，甚有名目不经，而穷乡僻壤藉是祈祝者，虽祭非其鬼，而苟不在淫昏之例，亦存而不论，盖有其举之，莫或废也。 ○山西舟檝不通，书贾絶迹，自古少收藏家，然天地大文，虞书、夏书、汲冢、周书皆晋书也，元立经籍所於平阳明养德书院，时雕遗书今备列其目，令学者集古广益焉，故立经籍类，旧志无。 ○晋着姓最多，甲於齐秦楚，其後支分派别各氏，其氏而溯厥初祖，不过数大姓。故仿後魏官氏志，唐宰相世系之义志氏族，使土着(著)者知重门第，不自菲薄而迁徙四方，亦慨然有水木之思焉，旧志无，今补。 ○旧志兵防一类，编辑甚畧，今於两镇之外奉旨复设提臣，又召募新军，昕夕训练，右卫城守，内外分阃盛朝武备，甲於前代，而前代之兵制附书於後。 ○凡志艺文者，往往连篇累牍，彚为巨观，以争一省文苑之胜，然易曰，修辞立其诚，不诚其言无物矣，兹编恭列圣祖仁皇帝巡幸颁赐宸翰暨我皇上御笔於简端，纶綍聿昭允为天下万世法，余惟发明理学维系国是，民瘼者是録他若模山范水之作，间登一二，亦必视其人之贤否以为去取，要与晋地有关涉，否则虽有名篇，概从割爱。 ○志乃纪事纪言之书，其言可法，其事可传，録之示劝而鉴戒，不録以存春秋，善善长恶恶短之遗意。 山西通志凡例目录 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一 山西通志目録　地理类三【都会郡县之属】图考【第一卷】 星野【第二卷】 沿革【第三卷至五卷】 疆域【舖逓附第六第七卷】 城池【第八卷】 关隘【第九卷至十六卷】 山川【第十七卷至二十八卷】 水利【津梁附第二十九卷至三十四卷】 学校【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卷】 公署【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卷】 田赋【第三十九至四十四卷】 盐法【第四十五卷】 风俗【第四十六卷】 物产【第四十七卷】 兵制【第四十八第四十九卷】 武事【第五十卷至五十五卷】 驿跕【第五十六卷】 古蹟【第五十七卷至六十卷】 帝王【分据附后妃附第六十一卷】 封爵【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卷】 氏族【第六十四卷】 科目【第六十五卷至七十二卷】 职官【第七十三卷至八十二卷】 名宦【第八十三卷至一百卷】 人物【文苑附第一百一卷至一百四十卷】 孝义【第一百四十一卷至一百四十五卷】 隐逸【第一百四十六卷】 寓贤【第一百四十七第一百四十八卷】 列女【第一百四十九卷至一百五十八卷】 仙释【第一百五十九卷至一百六十卷】 艺术【第一百六十一卷】 祥异【第一百六十二第一百六十三卷】 祠庙【第一百六十四卷至一百六十七卷】 寺观【第一百六十八卷至一百七十一卷】 陵墓【第一百七十二卷至一百七十四卷】 经籍【第一百七十五卷】 辩证【第一百七十六卷至一百七十九卷】 遗事【第一百八十第一百八十一卷】 艺文【第一百八十二卷至二百二十七卷】 【御制第一百八十二卷，诏勅制诰第一百八十三卷】 【表牋第一百八十四卷，劄子奏疏第一百八十五卷至一百八十七卷，状第一百八十八、第一百八十九卷，议第一百九十卷】 【碑碣第一百九十一卷至二百卷，记第二百一卷至二百八卷】 【书啓说第二百九第二百十卷，论第二百十一卷】 【序第二百十二卷至二百十四卷，题跋铭箴疏引第二百十五卷】 【辨赞颂第二百十六卷，传文策第二百十七卷】 【祭诔哀辞第二百十八卷，赋辞第二百十九第二百二十卷】 【诗第二百二十一卷至二百二十六卷，诗余附末杂着第二百二十七卷】 杂志【第二百二十八卷至二百三十卷】 【臣】等谨案山西通志二百三十卷 国朝廵抚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觉罗石麟等撰，山西之有通志，始於明成化中督学佥事胡谧，其後嘉靖中则副使周斯盛，万历中则按察使李维桢皆踵事排纂，至本朝康熙壬戌督学道刘梅又因旧本重编，凡五易稿而始成，所增辑甚多，分类共三十有二，而讹复者亦颇不少，雍正七年石麟奉诏纂辑，乃开局会城与司道等续加增订，旁咨博访广其类为四十，凡遗闻故事比旧加详其发，凡起例者则原任庶吉士储大文也，大文本熟於地理之学，故所载山川形势颇得要领，其特立经籍一门，乃用施宿《会稽志》袁桷四《明志》之例，亦不失为典雅云，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卷一钦定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一图考 晋省为兖雍豫三面襟带，即禹贡所书冀州也。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辨九州，蔡沈谓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余州所至可见也。然自山镇泽薮川漳以至民畜黍稷，未尝不详绘於篇。使同贯利我国家版图式，廓表里形势，倍增昔时其方员横亘有圭步所难测者，规旧画新各肖其地而凖，畇畇禹甸可指掌视焉，而并使循览者得类想。 圣朝大一统之模云志图考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卷一> 山西通志卷一 ◎甘石星经 甘德、石申所著作品 《甘石星经》是一部天文学专著，甘经、石经各八卷，共十六卷，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甘石星经》是两书的合称，作者为当时的齐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著有《天文》八卷，两书合称《甘石星经》[1]。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成就中当属《甘石星经》最大，同时该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天文学著作[3]。中文名：《甘石星经》分类：天文学专著价值：最早的天文著作之一作者：甘德、石申创作时期：战国时期名称由来：《天文星占》和《天文》的合称 甘石星经图作品简介天文著作《甘石星经》是古代中国天文学专著和观测记录。在长期观测天象的基础上，战国时期齐人(一说楚人或鲁人)甘德、魏人石申(一名石申夫)各写出一部天文学著作。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他们观测了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的运行，发现了这五个行星出没的规律。据我国科学家席泽宗研究认为：甘德已观测到木星的卫星，比意大利伽利略和德国麦依尔的同一发现早近2000年。甘德、石申所测定的恒星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书中记有120颗恒星的位置，以现在的观察结果来看，还是比较准确的。它比欧洲第一个恒星表——希腊伊巴谷的星表早约200年。《甘石星经》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2]。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已发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天文学专著和关于天文的观测记录用以皇帝星占之用。其中楚国(齐国)的天文学家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魏国的天文学家石申著有《天文》八卷，后人将这两部著作合为一部，取名为《甘石星经》，原著已散佚，现只能在同期之相关史籍中零碎抄录，如《开元占经》中。《汉书·律历志》记载这部书有各八卷，到《隋书·经籍志》记载只有各一卷，到唐以后此书就完全散佚了，今只能从《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后汉书·天文志》、唐代天文学著作《开元占经》中见到它的片断。后代所传的已不是原文，历代屡有纂改增删。现存的《甘石星经》是后人假托甘、石二人的伪作。有很明显的证据：一是《后汉书》对原书的五、六百字引文，在《甘石星经》中全无；二是在《甘石星经》中的许多地名都是战国以后才有的，如“宋州”是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始设[4]。作者介绍甘德，又名甘文卿，一般史书称之为甘公。《史记·天官书》记载甘德是齐人，而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却说他是鲁人，《史记正义》还说甘德是楚人，以后《汉书》和《三国志》都说甘德是楚人。石申是魏国人，对此并无争议。而他的名字却有石申和石申夫两种说法，经后人考证，确认为石申夫。甘德和石申夫曾在书中提到赵燕之战，鲁楚之争，据此推断，甘、石的著作时代大致在周烈王元年(公元前375年)至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之间。作者生平事迹不可考。甘德写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写有《天文》八卷，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为一部，称《甘石星经》。《甘石星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天文学著作，可惜它在宋代以后失传了，今天只能从唐代的天文学书籍《开元占经》里见到它的一些片断摘录。这些片断摘录表明，甘德和石申曾系统地观察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发现了五大行星出没的规律。文学成就书中详细记载了五星之运行情况，以及它们的出没规律，并肉眼记录木卫三(甘德所载1981年席泽宗指出，但国际上未被承认)。为纪念石申，月球上有一座环形山以其姓名命名。历史渊源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天文学也有很多成就。“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裨湛，宋有了韦，齐(一说是楚或鲁)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经”。《晋书·天文志上》载，甘德和石申夫各自在其本国进行天文观测，并各有著作刊行于世。甘德的著作名为《天文星占》，石申夫的著作名为《天文》，都是八卷。汉朝时，这两部著作还是各自刊行的。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并，并定名为《甘石星经》。参考资料[1]《甘石星经》中国·淄博 [引用日期2016-07-06][2]【天文著作】《甘石星经》【天文著作】《甘石星经》 [引用日期2014-03-14][3]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学习时报2022-10-24 [引用日期2022-10-24][4]夏诗荷，管成学《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吗》，《自然辨证法研究》2002年10月第10期第18卷，57-59（仅支持电脑查看） 卷二钦定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二 星野【一】 昔庖牺氏观象察法，黄帝创受河图，始定星传。高阳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帝喾式序三辰，而唐虞羲和绍轨遂定古今历象之宗，有夏昆吾绍德遂定古今正朔之宗，至於殷有巫咸，晋有卜偃，赵有尹臯，魏有石申，以暨李业兴马重绩，刘羲叟之属三晋人士，工言天文者衆矣。 国家亿万年洪基历法，能杜岁差，里差之隙尤密於前代，昔龙门司马谈父子着《天官书》，星野亦天官之支流也，志星野。总论 《周礼·正义·天度》云，东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间相距，积百七万九百二十三里，径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里。 《晋志》马绩云，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尝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张衡云，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隂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体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错峙，各有攸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差有五列焉。是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为二十八舍。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五纬躔次，用告祸福。中外之官尝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数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繋命。不然何得总而理诸後。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着星图，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为定纪【《隋志》总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辅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总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 《洛书》甄耀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一度为千九百三十二里，则天地相去六十七万八千五百里【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 皇甫谧《帝王世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为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间距周天积百七万九百一十三里，经三百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周礼》大司徒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注》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系十二次，各有所宜也，相占视也。《疏》案：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注》云，星土，星所生土也。又云，大界则曰九州，州中诸国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书亡矣。堪舆虽有郡国，所入度非古数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分之次也。《星纪》：吴越也，元枵齐也，娵訾卫也，降娄鲁也，大梁赵也，实沈晋也，鹑首秦也，鹑火周也，鹑尾楚也，夀星郑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国。凡系星之法，皆因王者所命属焉。昭元年《左传》云，后帝迁阏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於大夏，主参，唐人是因。又云，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案：元命苞云，国君王者封土，应列星之位。《注》云，若角亢为郑，房心为宋，比其余小国，不中星者，以为附庸。若然，附庸不系星，其余皆系星也。 《史记·天官书》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牵牛婺女扬州，虚危青州，营室至东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觽参益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荆州。 《汉·地理志》秦地於天官东井舆鬼之分埜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魏地觜觽参之分埜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周地柳七星张之分埜也，自柳三度至张十二度谓之鹑火之次，周之分也。赵地昴毕之分埜，赵分晋得赵国，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上党本韩之别都也，远韩近赵，後卒降赵皆赵分也。燕地尾箕分埜也，西有上谷、代郡、雁门【雁门於天文别属燕】。 皇甫谧《帝王世纪》：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谓之作噩；於律为姑洗，斗建在辰，今赵分野自毕十二度至东井十五度，曰实沈之次，於辰在申，谓之涒滩；於律为仲吕，斗建在已，今晋魏分野。 《隋·地理志》：《周礼》职方氏正西，曰雍州，上当天文，自东井十度至柳八度为鹑首，於辰在未，得秦之分野。豫州自柳九度至张十六度为鹑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属三河。冀州於古尧之都也，舜分州为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其於天文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大梁，属冀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为娵訾，属并州；自柳九度至张十六度为鹑火，属三河(古代时候的河内、河东、河外为三河，太行以东黄河之北为河内，晋陕大峡谷黄河以东及晋豫大峡谷以北为河东，晋豫大峡谷黄河之南为河外)。则河内、河东也，准之星次，本皆冀州之域，帝居所在，故其界尤大，至夏废幽并入焉【是豫州亦隶冀州分野也】。 《明一统志》太原府：《禹贡》冀州之域，天文参井分野。平阳府：《禹贡》冀州之域，天文觜参分野。大同府：《禹贡》冀州之域，虞、周属并州，天文昴毕分野。潞安府：《禹贡》冀州之域，天文参井分野。汾州府：《禹贡》冀州之域，天文参分野。辽州：《禹贡》冀州之域，天文参井分野。泽州：《禹贡》冀州之域，天文觜参分野【沁州，古上党郡地】。 图书编山西诸郡：太原参井分野，平阳觜参分野，潞安参井分野，汾州参分野，大同昴毕分野，泽州觜参分野，辽州参井分野，沁州参井分野，是山西诸郡三觜参、四参井，惟大同为昴毕也。 宋·中兴《天文志》：天之有度也，犹地之有里也，二十八宿所分之度，犹九州列县所占之里也，曰二十八宿之度，或濶狭何也？曰日之所躔，偶与此宿相当，此濶狭於是分也。故说浑天者曰，日之所躔，或多或寡，适当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井斗之舍，非无星也，然不与日躔相当，故其度不得不濶觜鬼之傍，非无星也。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适与相当，故其度不得不狭也。夫其得度濶狭，非举一宿，全体尽占此度也。 沈氏《笔谈》，予编校昭文书时，预详定浑天仪，官长问予，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对曰：天事本无度，推历者无以寓其数，乃以日所行，分天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平行三百六十五日有余，而一朞天故，以一日为一度也】，既分之，必有物记之，然後可窥而数，於是以度度之，星记之，循黄道日之所行，一期当者，止二十八宿星而已【度如伞橑当，度谓正当伞橑上者，故车盖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今所谓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黄道所由当度之星，止有此而已。刘知几曰，两曜日星丽於天象，非如九州，万国废置无常，故海田可变，而景纬无易。 罗泌星野说，费直书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蔡邕《月令章句》，以节气当国分。及皇甫谧作《帝王纪》，复以月律配入辰次。或以古受封之日岁星所在为说，晋文即位，岁受实沈，董因所云实沈之虚晋人是居。春秋、战国地每迁变，三晋未分，晋果何分？秦拔西河，魏当何属周，既东西何都而直鹑火陈，灭於楚，何自而入韩，分前封後据，岂得如康成之所谓同时而当星次哉？要以九州之分为正。 两镇三关志分野说，尝考分野之说，有属之五星者，有主之七星者，有配之支干者，有合之节气者，属之五星者曰辰，为燕赵盖辰水星司北方，治元冥之区，故其属如此。主之七星者曰斗枢，主冀州之域。又曰斗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庚寅为上谷代郡，盖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返其所，故其主如此配之以支干者，曰壬燕赵、癸北塞，又曰亥燕代，盖运数从天年数，从地日数，从天星数，从地，从天，用干从地用支，支干相配乃成，二贞其支干，复如此合之节气者，盖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分为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每次三十三度三十三分之十四，日至其初为节至，其中为中气，其节气复如此，夫天有四舍，地有四方四舍成四象，四方成四维，象者青龙、朱雀、白虎、元武(元武与玄武通用，故曰契为玄王或元王者一也)也，维者抱德背阳，常羊号通也。舍有分次，方有正隅，皆一定而不可移者，故分野以次定之，亦本之天象、方域之自然者耳。辰主燕赵固一说也，然辰者太一之精，与岁星、荧惑、镇星、太白共为五纬，所以纪纲羣星，扶理百精，匡辅化机者也。经星静、纬星动，惟动故其出入宿次比附日月进退、离合、伏逆、迟留，可以算数推难以法象求也，执之以主燕赵隘矣，配之支干合之节气又一说也，殊不知岁迁六日终而复始，子母生尅更迭其宫，斗杓为小岁，咸池为太岁，迎背左右，辱强衰昌，此又术家之小数，其四正、四鈎之算虽明，而五官六府之职未备，执而论之，又不失之泥也乎？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於戏论天象者，亦惟求其故而已。 ○二十八舍 雍州、梁州，水旺冬，曰辰星主北岳，内分紫微、太微、天市三垣分焉，外分四维，东则角、亢、氐、房、心、尾、箕，北则斗、牛、女、虚、危、室、壁，西则奎、娄、胃、昴、毕、觜、参，南则井、鬼、柳、星、张、翼、轸，列为二十八宿，而十二辰分焉。 三垣二十八宿与天并运，一定不移为经星，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曜运行於列宿无定，在为纬星。垣宿布其经，日月五星运其纬，经纬错落，凡星布列其中，天之文见矣。三垣，曰天市，明堂位，天子巡狩之居，岁临之。太微，朝廷位，听政之居，日临之。紫微，宫寝位，燕息之居，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黄道历天街，岁一受事於太微而出，犹大臣受命天子之朝以行其职，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诸经星以共紫微之帝，犹郡国百司各治其职，安其民人，以承天子。○昴宿丹元子步天歌 七星一聚实不少，阿西月东各一星。月下五黄天隂名，隂下六鸟刍藁营。营南十六天苑形，河里六星名卷舌。舌中黑点天谗星，砺石舌旁斜四丁。占候 昴十一度，下为日月中道，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狱事，又为旄头。甘氏云，主口舌奏对，若明大，则君无佞臣，天下安和。张衡云，昴明则狱讼平，天阿一星，在胃东。月一星，在昴东，皆黑星(黑洞乎？)。又曰天阿，主察山林妖变。天隂五星，在毕柄西，主从天子弋猎之臣。天苑十六星，在昴毕南，如环状。天子之苑囿养禽兽之所也，主马牛羊，明则马牛羊盈。刍藁六星，在苑西，以供牛马之食也。一曰天积，天子之藏府也，星盛则岁丰。穰卷舌六星，在昴北，天谗之外，主口语，以知谗佞。张衡云，主枢机曲而静，则贤人用。天谗一星，在卷舌中，主医巫占，与从官同。砺石四星，在五车北，主磨砺锋刃。躔度 宋两朝《天文志》，昴七星，距西南星去极七十度。天阿一星，去极六十六度，入胃宿十度。月一星，去极七十一度半，入昴宿五度。天隂五星，距西星去极七十五度半，入胃宿七度。天苑十六星，距东北星去极一百七度半，入昴宿七度半。刍藁六星，距西行中星去极一百八度，入娄宿十一度。卷舌六星，去极五十三度，入昴宿初度。天谗一星，去极六十一度半，入昴宿半度。砺石四星，距南第二星去极六十五度，入昴宿六度。 《唐志》昴十一度 《宋志》昴宿，汉永元铜仪，昴宿十二度。唐开元游仪十一度，旧去极七十四度，景佑测验昴宿十一度，距西南星去极七十一度。 《晋志》天阿、卷舌、天谗，俱属天市垣，天苑在二十八宿之外，刍藁、天阿、月、砺石，晋志不载，隋史有之。武密又以刍藁属胃，卷舌属胃又属昴，乾象新书以刍藁属娄，卷舌西三星属胃，东三星属昴，天苑西八星属胃，南八星属昴。《步天歌》以上诸星皆属昴宿，互有不合。《金志》赤道宿度昴十一度少，黄道宿度昴十一度。汉洛下闳测昴十一度；唐一行测昴十一度；宋皇佑测昴十一度；元丰测昴十一度；崇宁测昴十一度少；元·郭守敬测昴十一度三十分。○毕宿 《汉·天文志》昴毕冀州 《汉志》占於街北，昴主之。 《晋志》昴毕赵，冀州。 《春秋·元命》苞昴毕间为天街，散为冀州，分为赵国，长平之战，太白食昴。丹元子步天歌 恰似瓜叉八星出，附耳毕股一星光，天街两星毕背旁，天节毕下八乌幢。毕上横列六诸王，王下四皁天高星，节下团圆九州城，毕口斜对五车口。车有三柱任纵横，车中五个天潢精。潢畔咸池三黑星，天关一星车脚边。参旗九个参车间，旗下直建九斿连，斿下十三乌天园，九斿天园参脚边。占候 毕十七度，主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曰天高，一曰边将，星明大则远夷来贡，天下安。甘氏云，毕主街巷，隂雨天之雨师也，明而定则天下安。张衡云，毕为天马，昴毕间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也，主伺候。关梁又云，主国界，附耳一星在毕下，天高东南隅主听得失，伺愆邪察不祥。天节八星在毕南，主使臣之所持也，宣威德於四方，明则吉。诸王六星在五车南，天汉之中主宗社藩屛王室也，明则诸侯奉上，天下安。天高四星在参旗西北近毕，比台榭之高主远望气象。五车五星，三柱九星，共十四星在毕东北，五车主天子五兵。张衡云，天子兵车，舍也。西北曰天库，主太白，秦也；次东北星曰天狱，主辰星，燕赵也；次东南星曰天仓，主岁星，卫鲁也；中央星曰司空，主镇星，楚也；次西南星曰卿，主荧惑，魏也。五星有变，各以其所主而占之。三柱，一曰三泉、一曰休、一曰旗。五星均明柱皆具，即人仓廪实。五车三柱有变，各以其国占之。天潢五星，在五车中，主河梁济度之处也。咸池三星，在五车中天潢南，鱼囿也。天关一星在五车南，毕西北，亦曰天门。日月五星所行之道也，主边塞事，主关闭。参旗九星，在参西五车之间，天旗也，明而希则边寇不动。《隋志》参旗，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张，候变御难。玉井西南九星，曰九斿，天子之旗也，主边军进退。天苑之南十三星，曰天园，植果菜之所也，曲而鈎则果菜熟。躔度 宋两朝《天文志》毕八星，距右股第一星去极七十五度，天街二星，距南星去极七十一度，入昴宿十度。附耳一星去极七十七度，入毕宿三度。天节八星距北星去极八十度半，入毕宿三度。诸王六星距西星去极七十度，入毕宿三度。天高四星距东星去极七十四度半，入毕宿六度。五车五星，三柱九星，距大星去极四十七度半，入毕宿八度半。天潢五星距西北星去极五十八度，入毕宿十一度。咸池三星距南星去极五十一度，入毕宿十一度半。天关一星去极七十一度半，入觜宿初度。参旗九星距南第一星大星去极八十七度，入毕宿六度。九斿九星距南星去极一百一十三度，入毕宿十二度。天园十三星距东北星去极一百二十四度，入毕宿五度。 《唐志》毕十六度。 《唐志·旧经》毕七十八度，开元测毕七十六度。又旧经毕赤道十六度，黄道亦十六度，觜觽赤道二度，黄道三度。二宿俱当黄道斜虚，毕尚与赤道度同。觜觽总二度，黄道损加一度，盖其误也，今测毕十七度半，觜觽半度。 《宋志》毕宿，汉永元铜仪毕十六度。旧去极七十八度，景佑测验毕宿十七度，距毕口北星去极七十七度。《步天歌》以天节、九州、殊口、附耳、天街、天高、五车、三柱、天潢、咸池、天关、天园诸星，皆属毕宿。《武密书》以天节属昴，参旗、天关、五车、三柱皆属觜，与步天歌不同。《乾象新书》以天节、参旗皆属毕，天园、西八星属昴，东五星亦属毕，五车北西南二大星属毕，东二星及三柱属参，说皆不同。 《金志》赤道宿度毕十七度少，黄道宿度毕十六度半。 汉洛下闳测毕十六度；唐一行测毕十七度；宋皇佑测毕十八度；元丰测毕十七度；崇宁测毕十七度少；元郭守敬测毕十七度四十分。 《月令·正义》酉为大梁，初胃七度，终於毕十一度，汉·《天文志》占於街南，毕主之。 晋·《天文志》自毕十二度，至东井十五度为实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属益州【费直起毕九度，蔡邕起毕六度】。 《律历志》立夏日，日在毕十二度。 《李志》昴毕，大梁之次，於辰在酉，於周为冀赵之分也，而胃宿附入焉。《史记》曰，昴毕，冀州。《晋·天文志》曰，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大梁，赵分野。《唐·天文志》曰，胃昴毕，大梁也。初胃四度余二千五百四十九秒，入大梁中昴十度，终毕六度。《天原发微》曰，胃七，至毕十一。《辰酉》曰，作噩律姑洗斗辰，赵分。费直《周易》分野曰，起娄十度。蔡邕《月令章句》曰，起胃一度。《金史》曰，胃四度二十四分三十三秒，外入赵，分大梁之次。虽度数起终稍有不同，而大梁之为赵，其占为昴毕，则无不同也。据山河以考之，自魏郡浊漳之北，得汉赵国、广平、钜鹿、常山，东及清河、信都，北据中山、正定，全赵之分。又北逾衆山，尽代郡、鴈门、云中、定襄之地与北方之国，皆其野也。北纪之东，阳表里山河，以藩屛中国，为毕分，循北河之表，西尽塞垣，皆髦头故地，为昴分，若胃，虽鲁分，而娄胃之墟，东北负山，胃得马牧之气，与冀之北土同占，盖冀之北土，马牧之所蕃庶，故天苑之象存焉。 《两镇三关志》按：昴七星曰髦头，毕曰罕车，为边兵。《尔雅》曰，浊谓之毕。孙炎曰，掩兎之毕或呼为浊，因以名星。苏竟曰，毕为天网，昴毕同宫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於州为冀，盖赵之分也。大同为赵之北郡，在天街之南，是为阳国。鴈门、宁武、偏头皆赵境，故皆占毕。《史记》曰，昴毕冀州。张守节《正义》曰，昴毕为大梁之次。《汉志》曰，赵地，昴毕分，西有定襄、云中、五原。《晋志》曰，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大梁。《金史》曰，胃四度二十四分三十三秒，外入赵分大梁之次，毕七度九十六分秒，外入晋分实沈之次，刘昭《月令·章句注》曰，胃一度至毕六度为清明、谷雨，大梁《赵分七宿分野说》曰，胃七至毕十一，其次大梁。辰酉曰，作噩格，今赵分。又费直《周易说》曰，起尾九度。蔡邕《月令·章句》曰，起尾八度，虽度数起，终小有不同。而大梁之为赵，大同三关之占毕，则无不同也。以一行《山河两戒考》之则曰，云汉连坤维右，而渐升。又曰实沈下流得大梁，然则赵为大梁，其得云汉之升气无疑也。故曰北纪山河之曲，为晋代南纪山河之曲，为巴蜀皆负险用武之国也。又昴毕之间为天街，太乙统宗曰，自魏郡漳河东达清河、信都，北据中山、正定，又北逾衆山尽汉代郡、鴈门、云中、定襄之地，北纪之东阳，表里山河，为毕宿之分，循河之表，西尽塞垣，为昴之分。又一行之说曰，云汉至营室东壁间升气。悉究今五原、云中皆废，而大同三关东接宣府，南临正定，实为卫水之北，然则大同三关，其得云汉升气之既究乎？而大梁为赵，大同三关占毕，亦不易之论也。 《两镇三关志》星主分野为论，不同以星主言，则十二诸侯之星，燕者，燕也；赵者，赵也。今天街者，隘塞也；尾箕但主後宫，昴毕但主听、主弋猎、主边兵而已，何以为燕赵以分野，言则本之山河，两戒之终，始质以云汉隂气之升降？由是瓜分宿度，定其次舍，而析木为燕，大梁为赵也。故尝谓分野之以列宿为度，犹天枢之以小星为极，寄其所指而已。是故星主占、星分野、占天，盖并行而不悖也。曰三关为昴毕分，无疑乎曰鴈门、恒山之西翼，宁偏鴈门之两垂，其为昴毕是也。但其宣汾晋而障天泽，宅台骀而仰参星，存天阙之象当戌亥之门，其尚得实沈之末气而入大梁之初度者乎？又毕七度九十六分六秒，外入实沈之次，为晋分，则此可知矣。 ○觜宿丹元子步天歌 三星相近作参橤(蕊)，觜上坐旗直指天。尊卑之位九相连，司怪曲立坐旗边，四鵶大近井钺前。占候 觜二度，在参之右角，如鼎足形，主天之关，明大则天下安，五谷熟。《隋志》云，觜觽为三军之候，行军之藏，府主葆旅，收敛万物，明则军储盈，将得势，动而明葆旅起。张衡云，葆旅野生之可食者，坐旗九星在司怪西北，主别君臣尊卑之位，明则国有礼，司怪四星在井钺前，候天地、日月星辰、禽兽、虫蛇、草木之变，与天高占同。躔度 宋两朝《天文志》觜三星距西南星去极八十二度半，坐旗九星距南星去极六十一度半，入参宿八度。司怪四星距西星去极七十一度，入参宿六度半。 《唐志》觜二度 《唐志旧经》觜觽八十四度，开元测觜觽八十二度。《宋志》觜觽，汉永元铜仪、唐开元游仪皆以觜觽为三度。《旧志》极八十四度，景佑测验觜宿三星一度，距西南星去极八十四度，在赤道内七度。 《步天歌》坐旗司怪俱属觜宿，《武密书》及《乾象新书》皆属於参。 《金志》赤道宿度，觜半度，黄道宿度，觜半度。 汉洛下闳测觜二度，唐一行测觜一度，宋皇佑测觜二度，元丰测觜二度，崇宁测觜半度，元郭守敬测觜五分。 《唐志》上党次居下流与赵魏接，为觜觽之分。 李淳风《法象志》觜觽参伐皆直天关表，而在河隂，故实沈下流得大梁，距河稍远，涉隂亦深。 《汉志》岁星六月出，石氏在觜觽参。 《晋志》觜参，魏益州。 《洛书》甄耀度，西方白虎，而觜参为虎首，故有觜之义。 《李志》觜参，实沈之次，於辰在申，於州为益【晋魏，冀并之域不曰冀并，而曰益州，何也？春秋元命苞云，参伐流为益州，益之为言厄也，言其所在之地险厄也。一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非今之西蜀益州也】。晋魏之分也，而井宿附入焉。《晋语》曰，实沈之虚，晋人是居。《晋·天文志》曰，自毕十二度至井十五度为实沈，魏分野。《唐·天文志》曰，觜觽参伐，实沈也，初毕七度余八百四十一秒四之一中，参九度，终东井八度。《天原发微》曰，毕十二，至东井十五。辰申曰，涒滩律，中吕，斗已，晋魏分。费直《周易说》曰，起毕九度。蔡邕《月令章句》曰，起毕六度。《金史》曰，毕七度九十六分秒，外入晋分，实沈之次，虽度数，起终稍有不同。而实沈之为晋魏，其占为参井，则无不同矣。据山河以考之，自汉之河东及上党、太原，尽西河之地，古晋、魏、虞、唐、耿、扬、霍、冀、黎、郇与西河戎狄之国，皆其野也。河东永乐、芮城、河北县及河曲、丰、胜、夏州皆东井之分，参伐为戎索、为武政，当河东尽大夏之墟，上党次居下流，与赵魏接，为觜觽之分。然《晋志》又称，东井舆鬼，秦雍州分，下列云中入东井一度，定襄入东井八度，鴈门入东井十六度，代郡入东井二十八度，太原入东井二十九度，上党入舆鬼二度，而秦地不与焉。夫井鬼秦分，不应全主乎冀域，而参实晋星，乃遗而不道，且云中诸郡为赵近边。《汉史》占日晕，曰参为赵，毕为边兵。今纵不以属昴毕，又不及参，而专曰井鬼可乎？及观《唐书》，谓西河之滨，所以设险限，秦晋故。其地上应天关，其南曲之隂在晋地，衆山之阳、南曲之阳在秦地，衆山之隂，隂阳之气并，故与东井通。况晋秦俱为西方，相属附入似亦未为晋，诬者彼求其说而不得，乃谓魏徙大梁，则西河合於东井，秦拔宜阳，而上党入于舆鬼，是又穿凿附会之论也。然晋自文公後十六世，韩赵魏自立，号为三晋，今分野昴毕为赵分，觜参为晋魏分，乃独遗韩，何也？考之分野十二次，盖星家错举诸国界域而分配之耳。及相侵伐，犬牙深入，如上党本韩之别都，远韩近赵，後卒降赵，则为赵地，而其分野又属参井，为魏分焉。夫谓参井为魏分者，非专以魏地言之也。言魏则韩举之矣。又自轸十二度至氐四度，夀星之次，《晋书》以为郑分野，《天原发微》以为韩分野，考郑自武公後二十三世为韩所灭，而韩都於新郑，岂所谓郑之分野即韩之墟乎？《史记》曰，韩地，角亢氐之分野，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頴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頴阳、頴隂、长社、阳翟、郏，东接汝南，西接弘农，得新安、宜阳、郑，今河南之新郑及成臯、荥阳、頴川之嵩、高阳城，则韩地在河南，即郑分亦有可证，不诬者以此而观三晋之地最广，不可以山西限也，亦明矣。 ○参宿丹元子步天歌 总有七星觜相侵，两肩双足三为心，伐有三星足里深，玉井四星右足隂，屏星两扇井南襟，军井四星屏上吟，左足下四天厠临，厠下一物天屎沉。占候 参十度，上为五星，日月中道。甘氏曰，参为忠良孝谨之子，明大则臣忠子孝，安吉。一曰参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钺，又为天狱，又主权衡，所以平理也。又主边城，为九译，故不欲其动也。参，白虎之体，其中三星横列，三将也。东北曰左肩，主左将；西北曰右肩，主右将；东南曰左足，主後将军；西南曰右足，主偏将军。故黄帝占参应七将，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又曰七将皆明，天下兵精也。玉井四星，在参西右下水象也，屏二星在玉井，南屏为屏风，玉井东西四星曰军井，行军之井也，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名取此也。又曰主军营之事。天厠四星在屏东，是溷也。天屎一星，在厠南，色黄则吉。躔度 宋两朝《天文志》参十星距中星西第一星去极九十二度半。玉井四星距西北星去极九十八度少，入毕宿十一度半。天屏二星距南星去极一百一十五度，入毕宿十三度半。军井四星距西南星去极一百五度半，入毕宿十四度。天厠四星距西北星去极一百一十八度半，入参宿二度。屎一星去极一百一十五度，入参宿三度半。 《唐志》参九度 《唐志旧经》参九十四度，开元测参九十三度。 《宋志》参宿，汉永元铜仪参八度，旧去极九十四度，景佑测验参宿十星十度，右足入毕十三度。 《步天歌》玉井军井厠各四星，屏二星天屎一星俱属参宿。《晋志》玉井在参左足。《武密书》属觜。《乾象新书》属毕。军井，《晋志》在玉井南，《武密》亦属觜，《乾象新书》亦属毕。唐开元游仪在玉井东南，屛厠、天屎《晋志》皆不载，《隋志》屏在玉井南，开元游仪在觜，《隋志》厠在屏东屎在厠南，《乾象新书》皆属参，与步天歌互有不同。《金志》赤道宿度参十度半，黄道宿度参九度太。汉洛下闳测参九度，唐一行测参十度，宋皇佑测参九度，元丰测参九度，崇宁测参十度半，元郭守敬测参十一度一十分。 《左传》昭元年，子产曰：后帝迁实沈於大夏，主参。【杜注：后帝，尧也。大夏，今晋阳县】。又曰，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杜注：叔虞封唐，是为晋侯】。 《国语》董因对晋公曰，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元年始受实沈之星也。实沈之虚，晋人是居，所以兴也。以辰出，而以参入，皆晋祥也。 《汉·天文志》晋之疆，候辰。星占，参伐。 《汉志》岁星，四月出，太初在参伐。 《汉志》岁星，六月出，甘氏在参伐。 《马融上日食封事》参居兑位，属西方，其为分野，并州是也。 《汉·五行志》刘歆言，传曰：“时有毛虫之孽”，参，虎星，故为毛虫。○井宿丹元子步天歌 八星横列河中，静一星，名钺。井边安两河，各三，南北正，天罇三星，井上头樽，上横列五诸侯，侯上北，河西积水，欲覔积薪，东畔是钺下四星，名水府，水位东边四星，序四渎，横列南河里，南河下头是军市，军市团圆十二星，中有一个野鸡精，孙、子、丈人市下列，各立两星，从东说。阙邱两星，南河东邱下一狼光蓬茸，左边九个弧矢，弓一矢拟射顽狼胸，有个老人，南极中，春秋出来夀无穷。占候 井三十四度，甘氏云，井八星，在河中，主泉水。日月五星贯之，为中道。石氏谓之东井，亦曰天井，主诸侯帝戚三公之位，故明大则封侯建国。张衡云，天之南门也，黄道所经为天子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则井明。而端列钺一星，附井之前，不欲其明。月宿井有风雨之应，又曰井为天子府，中有六星，不欲太明，南北两河各三星分夹。东井一曰天高，天之阙门，主关梁。河南曰南戍，一曰南宫，一曰阳门，一曰越门，一曰权星，主火。河北曰北戍，一曰北宫，一曰隂门，一曰胡门，一曰衡星，主水。两戍之间，三光之常道也。天罇三星，在五诸侯南，主盛饘粥以给酒食之正也。张衡云，以给贫馁，明则丰，或言暗吉。五诸侯五星，在东井东北，近北河，主刺举，戒不虞。又曰治隂阳，察得失。一曰师，二曰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又曰，五曰大夫。此五者常定疑议，星明大润泽，则天下大治。张衡又曰，五诸侯治隂阳，察得失，明而润，大小齐等，则国之福。积水一星，在河北，所以洪酒用也。积薪一星，在积水东，以备庖厨之用，明则人主康。水府四星，在东井西南，水官也。占与水位同。水位四星，在东井，主水衡，又主泻，溢流也。四渎四星，在井南，轩辕东以江河淮济之积精也。军市十三星，如钱状，在参东南，天军货易之市。野鸡一星，在军市中，主变怪也。军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东二星，曰子。子东二星，曰孙。丈人主夀，考之臣子与孙皆侍丈人之侧，相扶而居，守常无咎。阙兵三星，在南河东，主象魏天子之双阙，诸侯之两观也。狼一星，在井东南，为野将，色有常不欲变动，色黄白而明吉。弧矢九星，在狼东南，天弓也，以备盗贼。尝向狼，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极，常以秋分之旦见，於丙春分之夕没於丁。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明大，则人主有夀，天下安宁。躔度 宋两朝《天文志》井八星，距西扇北第一星去极六十九度。钺一星，去极六十九度少，入参宿八度半。北河三星，距东大星去极六十一度半，入井宿二十度。南河三星，距东大星去极八十三度半，入井宿二十一度。天罇三星距西星去极六十八度，入井宿十六度。 五诸侯五星，距西星去极五十六度半，入井宿六度半。积水一星，去极五十四度半，入井宿十八度。积薪一星，去极六十五度半，入井宿二十七度。水府四星，距西星去极七十六度半，入参宿七度半。水位四星，距西星去极七十三度半，入井宿十八度。四渎四星，距西南星去极八十六度，入井宿二度。军市十三星，距西北星去极一百七度半，入井宿初度。野鸡一星，去极一百九度半，入井宿四度半。丈人二星，距西星去极一百二十八度，入参宿四度。子二星距西星去极一百二十八度，入参宿九度。孙二星距西星去极一百二十五度，入井宿六度。阙邱二星距大星去极九十一度少，入井宿十五度。狼一星去极一百七度半入井宿十度。弧矢九星，去极一百一十四度，入井宿十五度。老人一星，去极一百四十三度，入井宿三度。 《唐志》井三十三度 《唐志旧经》东井七十度，开元测东井六十八度，《宋志》南方东井，汉永元铜仪，井宿三十度，唐开元游仪，三十三度，去极七十度。景佑测验亦三十三度，距西北星去极六十九度。《步天歌》自五诸侯至水府，常星一十八，坐俱属东井。《武密书》以丈人二星，子孙各一星，属牛宿。《乾象新书》以丈人与子属参，孙属井，又以水府四星亦属参，《武密》以水府属井，余皆与步天歌合。 《金志》赤道宿度，井三十三度少。黄道宿度，井三十度半。汉洛下闳测井三十三度；唐一行测井三十三度；宋皇佑测井三十三度；元丰测井三十三度；崇宁测井三十三度少；元郭守敬测井三十三度三十分。 《晋·天文志》东井舆鬼，秦雍州。云中入东井一度，定襄入东井八度，雁门入东井十六度，代郡入东井二十八度，太原入东井二十九度。 《汉志》岁星五月出，太初在东井，舆鬼。 《汉志》岁星七月出，石氏在东井，舆鬼。 《晋·天文志》自东井十六度，至柳八度为鹑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属雍州【费直起井十三度，蔡邕起井十度】。 《隋·地理志》自东井十度，至柳八度，秦分野。 《唐志》河东永乐、芮城、河北县及河曲，丰胜、夏州，皆东井之分。 李淳风《法象志》东井，据百川上流，故鹑首为秦蜀墟，得两戒山河之首，云汉达坤维右而渐升始居列宿上，魏徙大梁，则西河合於东井。《月令正义》申为实沈，初毕十二度，终於井十五度，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正义》弧与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举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寛，若举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举弧星建星也。宋元嘉历五月五日，日在井三度。 ○尾宿 利玛窦云，天河自井接尾箕。 《两镇三关志》上谷入尾一度，恒山入昴五度，云中入东井二度，定襄入东井八度，鴈门入东井十六度，代郡入东井二十八度，按躔次之说史汉不道，至晋书乃载之志，而杂引范蠡、鬼谷诸人以为其言，如此间尝反覆推之，多不符合昔人。曰躔次本李淳风定，岂洪氏所谓蔽於天而不知地者乎？即以兹土论之，惟上谷入尾一度，其言是也。他若常山入昴五度，已稍有乖，至於云中、定襄、鴈门、代郡之为东井，则尤不可解矣。夫东井秦分，不应主乎冀域。而参实晋星，乃却遗而不道，且云中诸郡为赵，近晋，今纵不以之属昴毕，而更不以之入参，不亦缪哉？《汉史占月晕》曰，参为赵，毕为边兵，今不及参而曰东井可乎？故曰分野之说，一行为正山河，两戒隂阳升降，其理精矣。○张宿丹元子步天歌 六星似轸在星傍，张下只是有天庙，十四之星册四旁，长垣少微虽向上，星数倚在太微傍，天尊一星直上黄。占候 张十七度，甘氏云，主天庙明堂御史之位。上为天之中道，若明，大国则盛强。《隋志》云，主珍宝宗庙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堂饮食赏赉之事，星明，则王者行五礼，得天之中，动则赏赉，或云主贡物。张南十四星，曰天庙，祖庙也。其占与虚梁同。长垣四星在少微南，主界域。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士大夫之位也。一名处士或曰博士官，一曰主卫掖门，南第一星为处士，第二星为议士，第三星为隐士，第四星为大夫，明大而黄，则贤士举。躔度 宋《两朝天文志》张六星距西第二星去极一百二度半，天庙十四星距西北星去极一百十三度半，入柳宿十三度。长垣四星距南星去极七十六度，入张宿十四度。少微四星距东南大星去极六十五度半，入张宿十五度半。 《唐志》张十八度 《唐志旧经》张九十七度，开元测张百度又奇。《旧经》张中央四星为朱鸟，嗉外二星为翼，比距以翼而不距以膺，故张增二度半，七星减二度半，今复以膺为距，则七星张各得本度。 《宋志》张宿，汉永元铜仪张宿十七度，唐开元游仪十八度，旧去极九十七度，元佑测验张十八度，距西第二星去极一百三度。 天庙十四星，《晋志》虽列二十八宿外，而亦曰在张宿南，与《隋志》、《步天歌》合。 《金志》赤道宿度，张十七度少，黄道宿度，张十七度太。 汉洛下闳测张十八度；唐一行测张十八度；宋皇佑测张十八度；元丰测张十七度；崇宁测张十七度少；元郭守敬测张十七度二十五分；《晋·天文志》河东入张一度。 《月令正义》午为鹑火，初柳九度，终於张十六度。 《汉志》岁星六月出，太初在注张七星。 《汉志》岁星八月出，甘氏在注张。 《二十八舍》明时占晋疆分野，隶昴毕觜参井五星，《平陆、芮城志》又谓入张一度，故列六星於前，而汉晋史志则谓并州隶室壁，上党入舆鬼，至危奎娄柳四星，亦时涉晋分野，盖东井觜觽间为日行中道，两河两戒之中。又胥以中条、太行、风陵、砥柱为衡，故晋疆经星分野视十四，布政司独多，今附列於左。至北极宫、天市垣、女宿诸星，多主三晋，胥有《星经》可考，金、水诸星亦附列焉。○危宿丹元子步天歌 三星不直旧先知，危上五黑号人星。人下三四杵臼形，人上七乌号车府。府上天鈎九黄晶，鈎上五鵶字造父。危下四星号坟墓，墓下四星斜虚梁。十个天钱梁下黄，墓傍两星能盖屋，身着黑衣危下宿。躔度 宋两朝《天文志》危三星距南星去极九十六度。人五星距西南星去极七十度，入虚宿六度半。杵三星距南星去极六十一度半，入危宿三度。臼四星距西南星去极六十九度半，入危宿二度半。车府七星距西第一星去极五十六度半，入虚宿四度半。造父五星距北星去极三十八度，入危宿十一度。坟墓四星距中星去极九十六度，入危宿五度半。虚梁四星距东西去极一百度半，入危宿八度。 天钱十星距东北星去极一百一十八度，入危宿三度。盖屋二星距西星去极九十七度，入虚宿九度。 《唐志》危十七度。 《唐志旧经》危九十七度，开元测危九十七度；又《旧经》危，北星，旧图入危，今测在虚六度。 《宋志》危宿，汉永元铜仪以危为十六度，唐开元游仪十七度，旧去极九十七度，距南星去极九十八度，在赤道外七度。 《步天歌》虚梁下诸星相属危宿。《晋志》不载人星、车府，《隋志》有之。杵、臼星晋隋志皆无，造父、鈎星《晋志》属紫微垣，盖屋、虚梁、天钱在二十八宿外。《乾象新书》以车府西四星属虚，东三星属危。《武密书》以造父属危，又属室，余皆与步天歌合。按：《乾象新书》又有天纲一星，在危宿南。 《金志》赤道宿度，危十五度。黄道宿度，危十六度。 汉洛下闳测危十七度；唐一行测危十七度宋皇佑测危十六度；元丰测危十七度；崇宁测危十五度半；元郭守敬测危十五度四十分。 《晋·天文志》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为娵訾，於辰在亥，卫之分野，属并州【费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 《隋·地理志》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属并州。 《汉志》岁星十二月出，太初在婺女虚危。○室宿丹元子步天歌 两星上有离宫出，遶室三双有六星。下头六个雷电形，垒壁阵次十二星。十二两头大似并，阵下分布羽林军。四十五卒三为羣，军西四星多难论。子细历历看区分，三粒黄金名鈇钺。一颗真珠北落门，门东八魁九个子。门西一宿天纲是，电傍两黑土公吏，腾虵室上二十二。躔度 宋两朝《天文志》室二星，距南星去极八十度半。雷电六星，距西南星去极八十七度，入危宿十二度。壁阵垒十二星，距西第一星去极一百十五度，入女宿十一度。羽林四十五星，距大星去极一百一十七度，入危宿十五度半。鈇钺三星，距北星去极一百三十度，入室宿四度。北落师门一星，去极一百二十六度，入危宿十一度半。八魁九星，距南星去极一百三十九度，入壁宿四度半。天纲一星，去极一百二十九度，入危宿五度。土公二星，距西星去极八十五度，入壁宿初度。腾蛇二十二星，距中大星去极四十四度少，入危宿九度半。 《唐志》营室十六度。《唐志旧经》营室八十五度。开元测营室八十三度；《宋志》营室汉永元铜仪，营室十八度，唐开元游仪，十六度。旧去极八十五度，景佑测验室十六度。距南星去极八十五度。在赤道外六度。《步天歌》雷电下八魁诸星，皆属营室。雷电、土公、吏、斧钺，《晋志》皆不载，《隋志》有之。垒壁阵北落师门、天纲、羽林军。《晋志》在二十八宿外，腾蛇属天市垣。《武密书》属营室，又属壁宿。《乾象新书》以西十六星，属尾、属危。东六星属室、羽林军，西六星属危，东三十九星属室，以天纲属危，斧钺属奎，通占録又以斧钺属壁、属奎说皆不同。 《金志》赤道宿度，室十七度，黄道宿度，室十八度少。汉洛下闳测室十六度；唐一行测室十六度；宋皇佑测室十七度；元丰测室十六度；崇宁测室十六度；元郭守敬测室十七度一十分。 《汉·天文志》营室东壁并州。《晋·天文志》营室东壁卫、并州。《春秋·元命苞》营室流为并州，分为卫国。《汉志》岁星正月晨出东方，《太初历》在营室东壁。《汉志》岁星三月出，石氏、甘氏曰，在营室东壁。 ○壁宿丹元子步天歌 两星下头是霹雳，霹雳五星横箸行。云雨次之曰四方，壁上天廐十圆黄。鈇鑕五星羽林傍。躔度 宋两朝《天文志》壁二星，距南星去极八十度半。霹雳五星，距西星去极九十三度，入危宿十五度。云雨四星，距西北星去极九十五度，入室宿五度。天廐十星，距西星去极四十九度半，入壁宿初度。 《唐志》壁九度。 《唐志旧经》壁八十六度。开元测东壁八十四度。 《宋志》壁宿，汉永元铜仪东壁二星九度，旧去极八十六度。景佑测验壁二星九度。距南星去极八十五度。 《步天歌》壁宿下有铁鑕五星，晋隋志皆不载，《隋志》八魁西北三星，曰铁鑕，又曰铁钺。其占与《步天歌》室宿内斧钺畧同，恐重出霹雳五星，云雨四星。《晋志》无，《隋志》有。《武密书》以云雨属室宿，天廐十星《晋志》属天市垣说皆不同。《金志》赤道宿度，壁八度，黄道宿度，壁九度半。汉洛下闳测壁九度；唐一行测壁九度；宋皇佑测壁九度；元丰测壁九度；崇宁测壁八度太；元郭守敬测壁八度六十分。○奎宿丹元子步天歌 腰细头尖似破鞋，一十六星遶鞋生。外屏七乌奎下横，屛下七星天溷明。司空左畔土之精，奎上一宿军南门。河中六个阁道形，附路一星道傍明，五个吐花王良星，良星近上一策名。躔度 宋两朝《天文志》奎十六星，距西南大星去极七十二度。外屏距西星去极八十九度，入壁宿八度半。天溷七星，距西南星去极九十七度，入奎宿三度，土司空一星，去极一百一十五度少，入壁宿九度。军南门一星，去极六十六度，入奎宿十五度。附路一星，去极三十五度半，入奎宿五度。王良五星，距西星去极三十七度，入壁宿初度。 《唐志》奎十六度。 《唐志旧经》奎七十六度，开元测奎七十三度。又《旧经》奎误距以西大星，故壁损二度，奎增二度，今复。距西南大星即奎壁，各得本度。 《宋志》奎宿，汉永元铜仪以奎为七十度，唐开元游仪十六度。旧去极七十六度，景佑测验同。 《步天歌》天溷下诸星俱属奎宿。《晋志》王良、附路、阁道、军、南、门、策星俱在天市垣，别无外屏。天溷、土司空等星《隋志》有之，而《武密》以王良外屏天溷，皆属壁，或以外屏又属奎。《乾象新书》以王良西一星属壁，东四星属奎，外屏西一星属壁，东六星属奎，与步天歌各有不合。 《金志》赤道宿度，奎十六度半，黄道宿度，奎二十七度太。 汉洛下闳测奎十六度；唐一行测奎十六度；宋皇佑测奎十六度；元丰测奎十六度；崇宁测奎十六度半；元郭守敬测奎十六度六十分。 《月令正义》亥为娵訾，初危十六，终於奎四度。 《汉·天文志》岁星二月出，太初在奎娄。 《汉志》岁星四月出，石氏、甘氏在奎娄。○娄宿丹元子步天歌 三星不匀近一头，左更右更乌夹娄。天仓六个娄下头，天庾三星仓东脚，娄上十二将军侯。躔度 宋两朝《天文志》娄三星，距中星去极七十五度半，左更五星，距西南星去极七十六度半，入娄宿四度半。右更五星，距东北星去极七十五度，入奎宿十四度。天仓六星，距西北星去极一百四度半，入奎宿十一度。天庾三星，距中大星去极一百二十五度半，入娄宿五度。天大将军十二星，距火星去极六十度半，入娄宿四度。 《唐志》娄十二度。 《唐志旧经》娄八十度，开元测娄七十七度。 《宋志》娄宿，汉永元铜仪以娄为十二度，唐开元游仪十二度。旧去极八十度，景佑侧验娄宿十二度，距中央大星去极八十度。在赤道内十一度。《晋志》天仓、天庾在二十八宿之外，天大将军属天市垣，左更、右更惟《隋志》有之。《乾象新书》以天仓属奎。《武密》属奎，又属娄。《步天歌》皆属娄宿。《金志》赤道宿度，娄十二度，黄道宿度，娄十二度太。汉洛下闳测娄十二度；唐一行测娄十二度；宋皇佑测娄十二度；元丰测娄十二度；崇宁测娄十二度；元郭守敬测娄十一度八十分。赵分野，费直起娄十度，蔡邕起娄一度。 ○胃宿丹元子步天歌 三星鼎足河之次，天廪胃下斜四星。天囷十三如乙形，河中八星名大陵。陵北九个天船名，陵中积尸一个星，积水船中一黑星。躔度 宋两朝《天文志》胃三星，距西南星去极六十七度半。天廪四星，距南星去极八十五度半，入胃宿十二度。天囷十三星，距大星去极九十一度半，入胃宿六度半。大陵八星，距大星去极五十四度，入胃宿七度。天船九星，距大星去极五十四度半，入胃宿十度。积尸一星，去极五十五度，入胃宿四度。积水一星，去极五十三度，入昴宿初度。 《唐志》胃十四度。《唐志旧经》胃昴七十四度，开元测胃昴七十二度。 《宋志》胃宿，汉永元铜仪胃宿十五度，景佑测验十四度。 《晋志》大陵、积尸、天船、积水，俱属天市垣。天囷、天廪在二十八宿之外。《武密》以天囷、大陵属娄，又属胃。天船属胃，又属昴。《乾象新书》天囷五星，属娄，余星属胃。大陵西三星属娄，东五星属胃，与步天歌互有不同。 《金志》赤道宿度，胃十五度，黄道宿度，胃十五度半。 汉洛下闳测胃十四度；唐一行测胃十四度；宋皇佑测胃十五度；元丰测胃十四度；崇宁测胃十四度；元郭守敬测胃十五度六十分。 《晋·天文志》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大梁，於辰在酉，赵之分野，属冀州【费直起娄十度，蔡邕起娄一度】。 《隋·地理志》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属冀州。《唐志》胃得马牧之气。《月令正义》戍为降，娄初奎五度，终於胃六度。《汉志》岁星三月出，太初在胃昴。《汉志》岁星五月出，石氏、甘氏在胃昴毕。 ○鬼宿丹元子步天歌 四星册方似朱柜，中央白者积天气。鬼上四星是爟位，天狗七星鬼下是。外屏六间柳星次，天社六个弧东倚，社东一星是天纪。躔度 宋两朝《天文志》鬼四星，距西南星去极六十九度半。爟四星，距西北星去极六十度半，入井宿二十九度。天狗七星，距西星去极一百二度，入井宿二十二度。外屏六星，距大星去极九十二度半，入鬼宿二度。天社六星，距西南星去极一百三十四度，入井宿十二度。天纪一星，去极一百一度半，入柳宿五度。 《唐志》鬼四度。《唐志旧经》舆鬼六十八度，开元测舆鬼六十八度。 《宋志》舆鬼，汉永元铜仪舆鬼四度，旧去极六十八度。景佑测验舆鬼三度，距西南星去极六十九度。 《晋志》爟四星，属天市垣，天狗七星，在七星北。《武密》以天狗属牛宿，又属舆鬼。《乾象新书》属井，外□六星。《晋志》在柳宿南。《武密书》亦属柳。《乾象新书》与《步天歌》皆属舆鬼。天纪一星，《武密书》及《乾象新书》皆属柳，惟《步天歌》属鬼宿。天社六星，《武密书》属井，又属鬼。《乾象新书》以西一星属井，中一星属鬼，末一星属柳，今从《步天歌》以诸星俱属舆鬼。《金志》赤道宿度，鬼二度半，黄道宿度，鬼二十度半。汉洛下闳测鬼四度；唐一行测鬼三度；宋皇佑测鬼二度；元丰测鬼四度；崇宁测鬼二度半；元郭守敬测鬼二度二十分。《晋·天文志》上党入舆鬼二度。李淳风《法象志》秦抜(拔)宜阳，而上党入於女鬼。○柳宿丹元子步天歌 八星曲头垂似柳，近上三星号为酒，享宴大酺五星守。 躔度 宋两朝《天文志》柳八星，距西第三星去极八十二度半。酒旗三星，距西北星去极七十七度，入柳宿十四度。 《唐志》柳十五度。《唐志旧经》柳七十七度，开元测柳八十度半。又旧经柳误距以第四星，今复用第四星。《宋志》柳宿，汉永元铜仪以柳为十四度，唐开元游仪十五度，旧去极七十七度，景佑测验柳八星一十三度，距西头第二星去极八十三度。《晋志》酒旗，在天市垣。《步天歌》属柳宿，《通古镜》亦属柳，又属七星。《乾象新书》亦属七星，与《步天歌》不同。《金志》赤道宿度，柳十三度太，黄道宿度，柳十三度少。汉洛下闳测柳十五度。唐一行测柳十五度。宋皇佑测柳十四度。元丰测柳十五度。崇宁测柳十三度太。元郭守敬测柳十三度三十分。隋《地理志》自柳九度至张十六度，属三河。《月令正义》未为鹑首，初井十六度，终於柳八度。《汉志》岁星八月出，石氏在柳、七星、张。 《李志》按星野之说，其传也远。自《星经》散佚，《黄帝》、《巫咸》之书世尠得闻，後之作堪舆者，虽有郡国，所入非古数也。康成引十二次之分本汉地，大畧见於《左氏》、《国语》，《左氏》谓大梁，集行晋文，昌其霸，实沈为祟。晋平受其殃，则验灾祥於星土，其法盖古有之，然而扬之地南。而《星纪》则在丑冀之地北，而大梁则在酉，况历代郡县废置不同，而历数与岁差又不能尽合也。 及观贾公彦氏谓唐叔始受封之年，值岁星所在其国属焉。故以岁为福地说，亦可疑。昔子产称高辛氏有子曰阏伯，封於商邱，主祀大火，商人是因。季曰实沈，封於大夏，主祀参，唐人是因。是古人始封，尝命以主祀也，若谓受封之辰，则春秋列国之裔孙，以占妖祥可耳。至後世占分野，而妖祥亦应。岂皆古者受封之辰乎？夫星土分星，难拘州国。 《周礼》司徒言，十有二土，未尝指言其所应，保章氏言，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未尝析言其所辨。窃谓星土以精气相属，而不系乎方隅。占测以山河为限，而不主乎州国，此一行两戒之说为通论也。朱之俊分野辩、分野之说缘星，而纪未尝屑屑然为之辨也。 以分野宫度论之，《明历》毕六度过申，《西洋历》毕八度过申。《明历》井八度过未，《西洋历》井初度过未，是申宫竝无井度矣。且参七星，伐三星，共十星，参原十度，觜止半度，今《西洋历》增觜为十度，而参度反删其九，则在天止有参星一度耳。参星虽削，晋、益犹附，则今晋、益属参无疑也。益实是蜀，蜀与晋相隔甚远，而分野则同。亦如齐鲁接壤，而鲁属西方奎娄之分，齐属北方虚危之分，中隔亥宫三十余度。宋卫接壤，而卫属北方室壁之分，宋属东方房心之分，中隔燕、吴、齐三宫九十余度。地近而天远之，地远而天近之，其理甚微。考明·《山西通志》有益厄之言，谓益不系蜀，作厄字解，是十二宫中竟缺四川一省也。 乌乎！可《丹元子步天歌》北斗之星，七星明。第一主帝，为枢星，第二、第三璇玑是，第四名权，第五衡，开阳、摇光六七名，紫宫之次是。诸星、占候、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枢机，隂阳之本元也。故运乎天中而临制四方，以建四时而均五行也。魁四星为璇玑，杓三星为玉衡，又曰斗为人君之象，号令之主。又为帝车，取乎运动之义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枢，二曰璇，三曰玑，四曰权，五曰玉衡，六曰开阳，七曰摇光，一至四为魁，五至七为杓枢，为天璇，为地玑，为人权，为时。玉衡为音，开阳为律，摇光为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阳德；二曰法星；三曰令星；四曰伐星；五曰杀星；六曰危星；七曰部星，亦曰应星。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吴，五主赵，六主燕，七主齐。躔度 北斗七星，天枢去极二十三度半，入张宿十度。摇光去极三十五度，入角宿九度。春秋纬文耀鈎，云太行以东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属，枢星盖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返其所，故其主如此【星有七，州有九，但兖、青，徐、扬并属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 ○天市垣丹元子步天歌 下元一宫名天市，两扇垣墙二十二。当门六角黑市楼，门左两黄是车肆。两个宗正四宗人，宗星一双亦依次。帛度两星屠肆前，侯星还在帝座边。帝座一星常光明，四个微芒宦者星。以次两星名列肆，斗斛帝前依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 占候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东北，主权衡，主聚衆，一曰天旗。庭市中星衆润泽，则岁实。市楼六星，在市中，临箕星之上，主司闤，闠明则吉。《隋志》市楼者，市府也，主市价，律度其阳，为金钱，其隂为珠玉，变见各以所主占之。车肆二星，在天市垣南门之内，主车驾。《隋志》主衆贾之区。宗正二星，在帝坐东，主宗大夫也，明则宗室有秩。宗人四星，在宗正东，主録亲疎享祀，如绮而明正，族人有序。宗星二星，在宗人东北，侯星之东，宗室之象。帛度二星，在宗室星东北，主度量，明则尺量平，商人不欺。屠肆二星，在帛度东北，主烹宰。侯一星，在帝坐东北，主伺隂阳也，细微则国安，居常则吉。帝座一星，在天市中，侯星西，天庭也。光而润则天子吉，威令行。一曰神农所居。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帝傍之阍人也，星微则吉，其占与势星同。列肆二星，在斛西北，主宝玉之货。斗五星，在宦者西南，主平量，覆则岁熟，明暗与帛度同。斛四星，在市楼北，亦曰天斛，主量者也，占与斗同。躔度 宋两朝《天文志》天市垣二十二星，东西列各十一星。其东垣南第一星曰宋，第二星曰南海，第三星曰燕，第四星曰东海，第五星曰徐，第六星曰吴越，第七星曰齐，第八星曰中山，第九星曰九河，第十星曰赵，第十一星曰魏。其西垣第一星曰韩，第二星曰楚，第三星曰梁，第四星曰巴，第五星曰蜀，第六星曰秦，第七星曰周，第八星曰郑，第九星曰晋，第十星曰河间，第十一星曰河中。 东垣南第一星宋去极一百五度半，入危宿七度。西垣第一星韩去极九十八度半，入心宿五度。 《李志》天市垣二十二星，五星主晋宋。《天文志》云，天垣星在房心东北，下照二十二处。其东垣十一星，第八星曰中山，第十星曰赵，第十一星曰魏。其西垣十一星第一星曰韩，第九星曰晋，盖象天王在上，诸侯朝王，王出臯门，大会东方诸侯在应门右，西方诸侯在应门左也。 苏伯衡论分野，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将相辅佐之位，而下市下垣则列国星宿之所在。其星东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东海、徐、吴越、齐、中山、赵、九河、魏、韩、楚、梁、巴、蜀、秦、郑、河中、河间、晋、周，曰分野者，指列星所属之分而言，郑氏谓星所主土是也。其国在此而星则在彼，彼此若不相配，而其为象未尝不相属。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也，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南也。 ○女宿（牛郎织女星）丹元子步天歌 四星如箕主嫁娶，十二诸国在下陈。先从越国向东论，东西两周次二秦。雍州南下双鴈门，代国向西一晋伸。韩魏各一晋北轮，楚之一国魏西屯。楚城南畔独燕军，燕西一郡是齐隣。齐北两邑平原君，欲知郑在越下存。十六黄星细区分，五个离珠女上星。败瓜珠上瓠瓜生，两个各五瓠瓜明。天津九个弹弓形，两星八牛河中横。四个奚仲天津上，七个仲侧扶箱星。占候 女十一度，下九尺，为日月中道，天之少府也，谓之须女，主妇女之位，星明天下丰，女功昌。十二国有十六星，齐一星，在九坎之东，齐北二星曰赵，赵北一星曰郑，郑北一星曰越，越东二星曰周，周东南北列二星曰秦，秦南二星曰代，代西一星曰晋，晋北一星曰韩，韩北一星曰魏，魏西一星曰楚，楚南一星曰燕，其星有变，各以其国占之。躔度 宋两朝《天文志》女四星，距西南星去极一百四度半。十二诸侯十六星，其赵距西星去极一百二十三度，入牛宿四度。 《唐志旧经》须女百度，开元测须女百一度。《石申星经》曰，魏二星在韩星北多。《隋志》一星又曰晋，一星在代星北。与《隋志》代西异。 《宋志》女宿，汉永元铜仪以须女为十一度，景佑测验十二度。距西南星去极百五度。在赤道外十四度。《步天歌》十二国下诸星俱属须女，而十二国星《晋志》不载，《隋志》有之。汉洛下闳测女十二度。唐一行测女十二度。宋皇佑测女十一度。元丰测女十二度。崇宁测女十一度少。元郭守敬测女十一度三十五分。 夹漈郑氏曰，谨按天之所覆者，广而华夏。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国耳。牛女在东南，故释氏谓华夏为南赡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国之分野，随其隶耳。《通考》扬州虽可言东南，而牛女在天则北方宿也，与南赡部州之说异矣。且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张而至於角。《星书》以为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吴，五主赵，六主燕，七主齐，五车五星，其次舍在毕，《星书》以为西北一星主秦，东北一星主赵、燕，东南一星主鲁、卫，中央一星主楚，西南一星主魏。然则北斗、五车所主者，亦此十二国，而此二星初未尝属乎牛女也。谓牛女专主华夏可乎？《两镇三关志》国星，牛女之下十二诸侯之星也，说者以为天之所覆者，广华夏，止宜占，此其星有变，各以其国当之。大同三关属赵，蔚及诸邑属代，或问既占分野，何以复占国？星曰衆星者，万物之精，质具於地，而气行於天，分野者，周天之次舍，悬象於上，而示法於下。考一国之休咎，则国星是稽察诸变之凌犯，则分野必变盖并行也。太白主大臣，其号上公也，大司马位，谨候此。晋灼曰常，以正月甲寅与荧惑晨出东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後出东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一岁而周天。辰星，晋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见奎娄，五月夏至见东井，八月秋分见角亢，十一月冬至见牵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东方，夕候之西方，一岁而周天。太白属金，西方之星也。辰星属水，北方之星也，而三晋与焉。 读《汉志注》曰，辰星主常山，主冀幽并。太白主奎娄胃昴毕觜参。《唐书》曰，实沈以负西海，其神主於华山，太白位焉。大梁以负北海，其神主於恒山，星辰位焉。燕齐候辰星，占虚危，晋亦候辰星，占参罚。虽其说微有不同，而西方金位，北方水位，则固不易之论也。 诸星 中台下星主冀，招摇一星主北边【近北斗在杓端】。天锋一星主北边【一名元戈，在招摇北，天伐也】。梗河三星，主北边，为剑戟之星【在帝席北，招摇在其中。按《史记》言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昏，天锋。孟康曰，梗河三星，天矛、天锋、招摇，一星耳。而《宋史》既有招摇，复有梗河。《通志畧》曰，元戈在招摇北，一曰天戈，其占与梗河相类。元戈即天锋，则复有天锋也。故并存之】。 传舍九星，主使人【在华盖上，近河宾，客之馆也】。长垣四星，主界城【在少微南】。天关一星，主边事【在五车南，一曰天门，为限隔内外，障絶往来】。南门二星，主守兵【在库门南，天之外门，明则远方入贡】。折威七星，主斩杀【在亢南】。阳门二星，主边塞险阻【在库楼东北】。狗二星，主吠守【在南斗魁前】。河鼓三星，主三将军及关梁险阻【一名三武，在牵牛北，明大光润将军吉】。天垒十二星，主北边【闤如人钱】。北落师门一星，主非常，以候兵【在羽林西南，明大则兵安】。爟四星，主烽火，备警急【一曰烽在鬼西北，占以不明安静为吉】。天根星【岁星所生也，生尾宿中，见以甲寅日，有两青方在旁】。若彗星【太白所生也，生毕宿中】。竹彗星【太白所生也，生昴宿中，见以庚寅，有两白方在旁】。天搀【岁星之精也，长数丈，两头鋭】。烛星【见奎娄间】。 《李志》史迁曰，德隆则晷星，星隆则晷德。昔武王祭毕而干戈载戢，宣王北伐而昴宿斯，着鲁僖公二十四年，岁星入实沈之次，晋文公即位，惟迈德以亮，工序事而修政，则七曜顺轨，百祥并集，盖自然之符也。古志 春秋《元命》苞昴毕间为天街，散为冀州分，为赵国立，为常山。东井、鬼星散为雍州分，为秦国，得东井动深之萌，其气险也。觜参流为益州，益之言隘也，谓物类并决其气，急切决列也。营室流为并州分，为卫国，并之为言诚也。精舍交并，其气勇抗，诚信也。 晋之疆，候辰星占参罚，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面南者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镇星占於街南，毕主之，其西北为隂，隂则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岁星正月，晨出东方，《太初历》在营室东壁。在卯曰单阏，二月出，太初在奎娄，在辰曰执徐，三月出，石氏、甘氏曰在营室东壁，太初在胃昴，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石氏、甘氏曰在奎娄，太初在参罚。在午曰敦牂，五月出，石氏、甘氏曰在胃昴毕，太初在东井舆鬼。在未曰协洽，六月出，石氏曰在觜觽参，甘氏在参罚，太初在注张七星。在申曰涒滩，七月出，石氏曰在东井舆鬼。在酉曰作詻，八月出，石氏曰在柳七星张，甘氏在注张，太初在角亢。在戌曰掩茂，九月出，甘氏在七星。在亥曰大渊献，十月出。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在丑曰赤奋若，十二月出。四星亦畧如此。 《晋·天文志》十二次，班固取《三统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详，又有费直《说周易》和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颇有先後，魏·太史令陈卓，更言《郡国》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州郡躔次，陈卓、范蠡、鬼谷先生、张良、诸葛亮、谯周、京房、张衡并云，营室东壁卫并州，而云中、定襄、鴈门、代郡、太原入东井，上党入舆鬼焉。梁时《星经》，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荧惑主舆鬼、柳、七星、张，镇星主东井，太白主胃、昴、毕、觜、参。玉衡者，谓斗九星也。玉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庚寅为上谷、代郡，玉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为五原、鴈门，丙申为朔方、云中，戊申为西河，庚申为太原、定襄，壬申为上党，凡八郡。 《唐·天文志》数从星纪起，星纪，元枵、中危初大寒，终危十五度。娵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营室十四度惊蛰，终奎四度。降娄初奎五度雨水，中娄四度春分，终胃六度。大梁初胃七度谷雨，中昴八度清明，终毕十一度。实沈初毕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满，终井十五度。鹑首初井十六度芒种，中井三十一度夏至，终柳八度。鹑尾初张十八度立秋，终於轸十一度。 《唐志旧经》星度，开元十一年治新历，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造黄道游仪复测定焉。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数纪之，而着其分野，其州虽改隶不同，但据山河以分尔。 《唐志》胃得马牧之气，与冀之北土同占，胃、昴、毕，大梁也，初胃四度，余二千五百四十九秒八太。中昴六度，终毕九度，自魏郡浊漳之北，得汉·赵国、广平、钜鹿、常山东及清河、信都，北据中山、正定，全赵之分。又北逾衆山，尽代郡、鴈门、云中、定襄之地，与北方羣狄之国，北纪之东阳，表里山河，以藩屏中国，为毕分。循北河之表，西尽塞垣，皆髦头故地，为昴分。冀之北土，马牧之所，蕃庶故天苑之象存焉，觜、觽、参、伐，实沈也，初毕十度，余八百四十一秒四之一，中参七度，终东井十一度，自汉之河东，及上党、太原，尽西河之地，古晋、魏、虞、唐、耿、扬、霍、冀、黎、郇，与西河戎狄之国，西河之滨所以设险限，秦晋故。其地上应天关，其南曲之隂在晋地，衆山之阳，南曲之阳在秦地，衆山之隂，隂阳之气幷，故与东井通，河东、永乐、芮城、河北县、及河曲、丰胜、夏州，皆东井之分。参伐为戎索、为武政，当河东，尽大夏之墟，上党次居下流，与赵魏接，为觜觽之分。 《唐志》贞观中，李淳风撰《法象志》，因《汉书》十二次，度数始以唐之州县配，而一行以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北戒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隂，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朝鲜，是谓北纪。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汉抵武当、荆山至於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 河源自北纪之首，循雍州北徼达华隂，而与地络相会，并行而东，至太行之曲，分而东流，与泾、渭、济、渎相为表里，谓之北河。江源自南纪之首，循梁州南徼达华阳而与地络相会，并行而东，及荆山之阳，分而东流，与汉水、淮、渎相为表里，谓之南河。 故於天象，则弘农分陕，为两河之会，五服诸侯在焉。自陕而西为秦、凉，北纪山河之曲为晋、代，南纪山河之曲为巴蜀，皆负险用武之国也。自陕而东，三川、中岳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於济南、至於淮东，达钜野为宋、郑、陈、蔡，河内及济水之阳为鄘、卫，淮水之隂为申、随，皆四战用文之国也。北纪之东至北河之北为邢、赵，南纪之东至南河之南为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为三齐，夹右、碣石为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为邹、鲁，南涉江淮为吴越，皆负海之国，货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东及海为戎、狄，自江源循岭徼南，东及海为蛮、越。观两河之象，与云汉之所始终而分野可知矣。 於《易》五月一隂生，而云汉潜萌於天稷之下，进及井钺间，得坤维之气，隂始达於地上。而云汉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纬之气通矣。东井据百川上流，故鹑首为秦蜀墟，得两戒山河之首，云汉达坤维右而渐升，始居列宿上。觜、觽、参、伐，皆直天关表，而在河隂，故实沈下流得大梁，距河稍远，涉隂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滨却负恒山，居北纪衆山之东南，外接髦头地，皆河外隂国也。十月隂气进，踰乾维始上达於天，云汉至营室东壁间升气，悉究於内规相接，故自南正达於西正得云汉升气为山河上流。自北正达於东正得云汉降气为山河下流。娵訾在云汉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当中州河济间。且王良、阁道，由紫垣絶汉抵营室，上帝离宫也，内接成周、河内，皆豕韦分。十一月，一阳生，而云汉渐降，退及艮维，始下接於地，至斗建间复与列舍气通。於《易》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隂气益降，进及大辰，升阳之气究，而云汉沉潜於东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龙出泉，为解皆房心象也。 星纪得云汉下流，百川归焉，析木为云汉末派，山河极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穷南纪之曲，东南负海为星纪。自北河末派，穷北纪之曲，东北负海为析木。负海者，以其云汉之隂也。唯娵訾内接紫宫，在王畿河济间，降娄元枵与山河首尾相远，邻颛顼之墟，故为中州。负海之国也，其地当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於东海。自鹑首踰河戒东曰鹑火，得重离(黎)正位，轩辕之柢在焉，其分野自河华之交，东接祝融之墟，北负河南，及汉盖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纪，天汉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气，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钜野、岱宗，西至陈留，北负河济，南及淮，皆和气之所布也。阳气自明堂渐升，达於龙角曰夀星。 龙角谓之天关，於《易》气以阳决，隂夬象也，升阳进踰天关，得纯乾之位，故鹑尾直建巳之月，内列太微为天庭，其分野自南河，以负海亦纯阳地也。夀星在天关内，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隂，北连大室之东，自阳城际之，亦巽维地也。夫云汉自坤抵艮为地纪，北斗自乾抵巽为天纲，其分野与帝车相直，皆五帝墟也。 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维内者，降娄也，故为少昊之墟。叶北宫之政，而在乾维外者，娵訾也，故为颛顼之墟。成摄提之政，而在巽维内者，夀星也，故为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维外者，鹑尾也，故为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阶之政者，轩辕也，故为有熊氏之墟。 木金得天地之微气，其神治於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气，其神治於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终，皆隂阳变化之际也，若微者沉潜而不及章者，高明而过亢，皆非穹昊之居也。斗杓谓之外廷，阳精之所布也；斗魁谓之会府，阳精之所复也。杓以治外，故鹑尾为南方负海之国；魁以治内，故娵訾为中州四战之国。其余列舍，在云汉之隂者八，为负海之国；在云汉之阳者四，为四战之国。 降娄、元枵以负东海，其神主於岱宗，岁星位焉；星纪、鹑尾以负南海，其神主於衡山，荧惑位焉；鹑首、实沈以负西海，其神主於华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负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鹑火、大火、夀星、豕韦为中州，其神主於嵩岳，镇星位焉。 　　近代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国，虞夏秦汉郡国废置不同。周之兴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仅得河南七县。今天下一统，而直以鹑火为周分，则疆场舛矣。七国之初，天下地形雌韩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尽河东、河内，北固漳邺，东分梁宋，至於汝南。韩据全郑之地，南尽颍川、南阳，西达虢略，距函谷，固宜阳，北连上党，皆锦亘数州，相错如绣。考云汉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余宿，其後魏徙大梁，则西河合於东井，秦拔宜阳，而上党入於舆鬼，方战国未灭时，星家之言屡有明效，今则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犹据《汉书·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遗术，而不知变通之数矣。 按河分两戒之说，元明以来，精於测验者往往讥其疎谬。通雅云星土分野，隋唐之志为详。然自西法图成，则两戒之说浅矣【利玛窦为两图一载，中国尝见之。星一载，中国所未见者。天河自井接尾箕，尽垓埏万方，而分度界之真，可决从古之疑】。又云河汉，以十月收，二月见，天下皆然。而岭表腊月晴煖之夜，仍见河汉，总不收隐，此从古无人道破者，愚谓一行此术不惟俯察地理，若指诸掌实与观斗柄而知四时，审中星以验昬旦，同符天象之自然，要未可废，而不録也。 容斋洪氏随笔曰：“《晋·天文志》谓‘自危至奎为娵訾，於辰在亥，卫之分野也，属并州’。且卫本受封於河内，商虚後徙，楚邱、河内乃冀州所部，汉属司隶，其他邑皆在东郡，属兖州，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陇西、酒泉、张掖诸郡，自系凉州耳。又谓‘自毕至东井为实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属益州’。且魏分晋地，得河内、河东数十县，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为秦，其下乃列云中、定襄、鴈门、代、太原、上党诸郡，盖又自属并州及幽州耳。《晋志》出於李淳风之手，岂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元·天文志》列宿，着於天为舍，二十有八。为度，三百六十五有奇。非日躔无以校其度，非列舍无以纪其度。周天之度，合二者以得之。天体浑圆，当二极，南北之中络，以赤道日月五星之行，常出入於此。天左旋，日月五星遡而右转，昔人历象日月星辰谓此也。然列舍相距，度数历代所测不同，古用闚管(古代的微孔成像式望远镜🔭)，元·郭守敬浑仪测用二綫焉。日之丽天，悬象最着。古人欲测躔度所在，必以昏旦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从考其所当。然昏旦夜半，时刻未易得真，时刻一差，则所距所当不容无舛。晋·姜岌首以月食冲检，知日度所在。《纪元历》复以太白志其相距远近，於昏後明前验定星度，因得日躔。 陈继儒《羣碎録》迁阏伯於商邱，主辰；迁实沈於大夏，主参。故辰为商星，昬见；参为晋星，晓见。二星昼夜不相见。程之玿《潞志拾遗》参井，贵州及贵州宣慰司皆参井分野，与潞安同。云南亦井鬼分野，亦有潞江产人参，且一二州郡言语饮食畧与潞同，岂天气同而人事亦因以同乎？及览徐整长历云，北斗七星，每星间去九千里，其二隂星，相去八千里，观北斗而参井，可知潞滇黔同照无疑矣。 ◎日月星辰，可照寰宇。然各地所见，因山川地理迥异，经纬不同而异也。而自古以来，因为战乱流离，人群部族迁徙，因循守旧，风俗语言同也。贵州、云南与太行上党潞州虽远，语言风俗略同者，皆因其民为神农氏之后裔也。两地星野之分同，非两地同照日月之光，所见所闻之星辰亦相同也，而是民俗文化与语言同出一源而代代相传也。神农氏炎帝之后，蚩尤三苗九黎，人虽徙，然地名风俗语言文化而传承不变，犹树木之分枝，兄弟姐妹之分家也，根脉相通，亘古不变也。故云贵之分野与上党潞州同者，流传于百姓民间的远古时代的传说与天文历象同也，两地所观景象迥异或者相差无几，是文化传承之故而非实际测算之据也。——山人注。 郡县志 阳曲志古称太原，参井分野，此统一郡而言阳曲，太原之一邑耳。《旧志》亦云参井分野，何哉？夫郡之西北，既入井，复入昴毕；郡之东北亦入井，其东北逼近泽潞，西南直接汾州，实居参宿分野，原无可疑。即《帝王世纪》及晋唐《天文志》，一云至东井十五度，一云终东井八度，此统论实沈之次耳，其云中参九度，则阳曲之野也，今据《汉志》唐有晋水，参为晋星之说，惟以参宿为主。 太原、榆次、太谷、祁县、徐沟、清源、文水，志胥同参井。《交城志》赵吉士参井分属，辩《一统志》《武备志》，云中、鴈门俱曰入东井，汾州则曰参，太原北与云中鴈门界，西南与汾州界，当二宿之交，则所辖之地岂能曲折如一，必有参差出入於二宿之间者，故曰参井，盖言五州十二县，半属参半属井耳，非谓太原所属诸邑俱半参半井也。据陈卓云，太原入东井二十九度。夫二十九度井之垂末度也，曰入者，侵而入之之辞也，非全属也，今晋祠已属参，汾州又属参，岂交城独半属参半属井耶？据陈卓云代郡入东井，是太原府以北诸州县自属井，以南诸州县自属参，则交城特属参星无疑也。 《岢岚志》岢岚止赵分之一，不能当昴毕全度，应在昴毕十度之末，毕度初。《岢岚县志》分野同岢岚。 《兴县志》分野之说，诸家不同。以太原属晋，则兴为觜参分野；以太原属赵，则兴为昴毕分野；以楼烦属燕，则兴为尾箕分野。而李淳风作《晋志》谓太原入东井，则又为井鬼分野，纷纭舛错，靡所折衷。然繇唐一行之言观之，东井舆鬼山河上流，当主秦、蜀、大梁之次，距河远而涉隂深，故昴毕主赵，应在河北，无关山右。析木当云汉末派，尤与燕、代无涉，今鴈门、定襄、代郡、楼烦皆属太原，为北纪山河之曲，则当主觜参，信有徵矣。故断以兴为觜参分野。 《平阳志》觜参分野。襄陵、洪洞、浮山、赵城、太平、岳阳、曲沃、翼城、汾西、霍州，志胥同觜参。 灵石在平阳汾州间。 潞安府，《通考》上党入舆鬼二度，握天枢。上党入舆鬼三度，而图书编《明一统志》潞安参井分野。《长治志》上党入舆鬼，潞为昴毕分野。长子星野附府。《屯留志》觜参分野。《襄垣志》昴毕分野。《潞城志》鬼宿分野。《黎城志》浊漳之北为毕之分野。壶关、平顺星野附府。 《汾阳志》汾古西河地，冀州之域，春秋以晋属参，非专以参言汾也。及秦以西河隶太原郡，太原昴毕分星也，亦得系之毕分。唐以西河属河东郡，河东即平阳，觜参分星也，亦得系之参分。《史记》谓秦地与天官、东井、舆鬼分野，其界有西河，则西河又得系之，井分矣。《山西通志》谓参觜实沈之次，於辰为申，晋魏之分也，而井宿附焉。《晋·天文志》曰，自毕十二度至井十五度为实沈分野，今考汾地，北距太原界七十里，得不分星毕乎？南距平阳界一百二十里，得不分星参乎？西距陕西吴堡界二百九十里，吴堡，秦接西河分也，得不分星井乎？按《宋史·天文志》参星十度，右足入毕十三度，又参九斿星在玉井东北，玉井四星在参西左足下，东井南军市十三星在参东西，观其鈎连曲屈之状，夹维环拱之势，是汾虽主参而得於毕者十仅一之余，得於井者十则二之余，又不得以疆界远迩为概也。《左氏》子产曰，尧迁实沈於大夏，主参；台骀能业其官，颛顼嘉之，封於汾州。是台骀汾神也，实沈参神也。此《旧志》所引，然止属参野，殊未深考矣。盖汾在天文虽属参度，而下入井分二之余，兼毕分一之余，焉论斯允当欤？《地舆·综要》平阳固属觜参，太原亦属觜参，其注汾州则专主参而不并及觜。汾之天文以参为主，即有所杂，亦惟觜多而毕井则不必牵合也。 平遥、介休、孝义、临县、石楼、宁乡，志胥同参。 《永宁志》太原、上党乃昴毕分野，而永宁实摄其後，故居昴毕之次。 《大同志》昴毕为赵之分野，大同居赵北鄙，当为昴毕分野。怀仁、山隂、应州、浑源州，志胥同昴毕。 《灵邱志》灵邱入井二度，隶属大同之东，距恒山不远，则灵邱当占昴毕无疑。广灵、广昌、阳高、天镇，志胥同昴毕。 《朔平府志》平介太原大同间，分野当从昴毕井三星，而胃得马牧之气，且赵之分野，当兼胃星。朔州、马邑、同昴毕，左云、平鲁附府。 《宁武府》当同朔平，偏关、神池、五寨附府。 《泽州志》按参晋星也，韩赵魏卫之界晋土也，然亦大畧耳。班固配十二次，自胃七度，中昴至毕十一度为大梁，辰在酉，赵之分野，属冀州。自危十六度，中室毕至奎四度为娵訾，辰在亥，卫之分野，属并州。陈卓、京房、张衡并云昴毕赵冀州。营室东北卫并州，故太原候室壁，上党应候昴毕。唐一行以山河两戒、二十八宿度数，配地络之南北隂阳，昴毕间为天街隂隂国，阳阳国。《元命苞》曰，昴毕散为冀州，立为赵国，上党，赵之分地，秦赵遇於长平，太白食昴未尝食参，古不以昴建上党，上党属晋也。晋初不封上党，觜参不临上党，非昴其孰主之？高平为上党地，长平之遗迹，昭然故高平当属昴，而毕在天街南，阳国不占觜觽，距参一度为虎，首画野在王屋以东，王屋，阳城之屏，虎有首、有身，不可以参先觜觽，故阳城当属觜觽，此可以斟酌泽郡之星次分合矣。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志胥同觜参。 《蒲州府志》晋分觜参，属实沈之次。《月令》孟春之月昬，参中；仲秋之月旦，觜觽中。《晋·天文志》又曰，河东入张一度，属鹑火之次。《尧典》仲春星鸟。《月令》季春之月昬，七星中；孟冬之月旦，七星中。鹑首之次，秦分；鹑火之次，周分。三河(指河东、河内、河外，河东即古冀州之中原，黄河西河以东黄河南河之北即禹貢冀州也。古河东即黄河以北西河之东太行以西之地，河东郡指今临汾运城之地。河内即指太行以东黄河之北与黄河下游以西之地，而河外指晋豫黄河大峡谷黄河以南之地，今河南三门峡等豫西之地是也)、临晋、虞乡、猗氏、万泉、荥河，志胥同觜觽参。 《辽州志》觜参井之分，和顺、榆社，志胥同觜参。 《沁州志》汪宗鲁《星野辨》、《沁志》旧引《晋书》於辰在亥，乃参之辰，在申，以沁视参，不隔酉、戌二宫乎？详考《统志》山西五郡二州，并载分星甚晰，沁独不载分野，盖以向(沁州之地古称向)隶上党略之也。今即视上党分野，自应属参井。乃《武乡志》引《文献通考》上党入舆鬼三度，握天枢。上党入舆鬼二度，而《晋书》亦云入鬼二度，然则一沁也，以为昴毕。又以为参井，又以为室壁，又以为舆鬼，将何适从乎？窃意娵訾在亥之说，既不可从。即昴毕间，亦恐於沁无涉，何也？昴毕所属之冀东南，北郡邑甚广且极於边方，其西惟太原、定襄、云中、五原及上党耳，今沁虽近上党，其地稍折而南，而昴毕微带冀之西隅，故疑其无涉，应确从参井之分。沁源、武乡，志胥同毕觜。 《平定志》平定当太原东正，定西为参井昴毕之交，夀阳、盂县、乐平，志胥同参井。 《忻州志》毕觜参井之次。 《定襄志》昴毕之次。 《静乐志》井次入陕，其丽参者较多，参井为近。 《代州志》冀州，实沈之次，申宫。晋分，参井分野，参十度半，井三十四度。井度不尽於晋，半入陕。太原属参井之交，则代属参分。参六星西脚入玉井，则西入玉井者，正代州星野之分度。《五台志》明刘基分野，太原入毕初度，而五台得六度，则属毕无疑。繁峙、崞县，志胥同参井。 《保德志》保德在昴十度之末，毕初度。河曲星野附州。 《解州志》觜参分野。安邑、夏县，志胥同实沈之次。 《平陆志》平陆魏地，分野近觜觽参。《晋书》河东入张一度。《芮城志》参分野躔。 《绦州志》觜参实沈之次。闻喜、河津胥同参井。《稷山志》：《史记》昴毕属冀州，而稷山属魏地，又在觜参之分。绦县、垣曲，志胥同觜参。 《吉州志》觜参分野。《乡宁志》觜参分野。 《隰州志》觜参分野。《蒲县志》参分野。《大宁志》觜参分野。《永和志》附州。 古典 尧时着推术，设蔀首演纪於虚之初，建困敦而首大吕，易乾凿度云，尧以甲子天元为推术，注云，以甲子为蔀首，起十月朔。《竹书纪年》云，尧元年丙子，故隋袁先生云，尧以甲子受命，四十九年得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至仁夀甲子凡八经上元。然考尧以戊寅即位，而非丙子，四十七年始得天正甲子，是年冬至日在虚一度为演纪之端，在位百年。禅舜五十年起戊午，自天正甲子至开元甲子，三千一年，日退三十八度四千一百二十八分，日至在斗十度下至宋庆历四年甲申，积凡三千三百二十二年，日退四十二度五十八分，是岁冬至在斗五度。以岁差考之，每七十八年而差一度，则尧甲子岁日至在虚一度於是中星皆正。皇甫谧、邵尧夫皆以尧为甲辰即位，舜以壬午，尧在位七十载，皆误。 帝尧稽若以正月访桐以定闰録龟字而施之是曰龟历伏滔述帝功德铭壶书龟历之文盖尧历曰龟历。《述异记》陶唐世越裳献千岁神龟，背有文记，开辟以来録为龟历，唐事始言。因轩辕灵龟有图，作龟书也。 《尧典》嵎夷禺铁在辽西南交，故交州。西陇，西汉之西县，其地高望柳谷。幽州，朔，朔州，易，易州。王肃谓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居京师，而统之有时，述职疏谓在京都而遥领。 帝尧七十有三载丙辰，舜乃齐七政。金履祥前编按《尧典》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盖以玉为机，以象天之转运，以璿珠饰之以象星辰之位次，以玉为横筩推其分度时节，以窥天而与玑合，羲和之法至是益密，後世浑天仪象盖其法也。 朱子曰，浑天之术，南北极持其两端，其天与星宿斜而回转，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灭，汉武时洛下闳鲜于妄人，始经营量度之。宣帝时耿夀昌始铸铜为象，宋钱乐又铸铜作浑天仪，衡长八尺，孔径一寸，玑径八尺，圆周二丈五尺，强转而望之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玑玉衡遗法也。 　《仪礼·历象篇》曰，浑天仪，唐贞观中李淳风为之，开元时浮屠一行、梁令瓒又为之，宋张思训创为，苏颂更造，其法尤密，置浑仪於上，以仰观，置浑象於下，以俯视。枢机轮轴隐於中，以水激轮，则仪象皆动，不假人力。 《虞书》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考灵曜云，分寸之晷，代天气生，以制方员，方员以成，参以规矩，昏明主时，乃命中星。观玉仪之游，郑康成谓以玉为浑仪，春秋文曜鈎云，唐尧即位，羲和立浑仪，此则仪象之设，其来远矣，实沈为隂阳官。 尧历象，立其数。舜玑衡，立其器。璿生於渊，月魄终焉，隂精之纯也。玉生於山，虹气藏焉，阳精之纯也。玑运於上，以璿为之衡，望乎下，以玉为之，取顺乎隂阳之运也。《说苑》璿玑谓北辰，勾陈枢星，以其魁杓所指，二十八宿为吉凶祸福列舍盈缩之占。 《七政》日月五纬也，尧正经星，舜齐纬星，所以相济器出於人，故占之以齐。《七政》於上数，出於天，故推之以正人时，於下或以为斗七星者非。 《大戴礼》虞夏之历，建正於孟春。孔子曰，吾得夏时焉，今传《夏小正书》。 禹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历，岁纪甲寅，铃天地施，敬授人时。人时是重故建首寅，而後冬夏正，春斤不升山，夏罟不趣渊，以宛生长而专民力，乃布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故其时儆曰收而场，功?乃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其於司里速畦堘之就而执，成男女之功，故生不失宜，而物不失性，人不失事，夫得时而万化财成焉。昔孔子观夏道，得其四时之书者是矣。厘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历》以为壬子，距成公七十六岁。是岁距上元十四万二千五百七十七岁，得孟统五十三章首。故《传》曰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童谣云，“丙子之辰龙尾伏，辰初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冬十二月丙子灭虢，言历者以夏时，故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是岁，岁在大火，故传曰晋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狄。董因曰君之行岁在大火，後十二年，厘之十六岁，岁在夀星，故传曰重耳处狄十二年，而行过卫，五鹿乞食於埜人，埜人举凷而与之。子犯曰，天赐也。後十二年，必获此土。岁复於夀星，必获诸侯。春秋成公即位十八年，子襄公午立，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岁。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二十八年，距辛亥百一十岁，岁在星纪，三十年，岁在娵訾，三十一年，岁在降娄，是岁距辛亥百一十三年。二月有癸未，上距文公十一年，会於承匡之岁，夏正月甲子朔，凡四百四十有五。甲子奇二十日，为日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故传曰，绦县老人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师旷曰，却成子会于承匡之岁也。七十三年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则其日数也。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汉龙门司马谈着《万岁历》。 後魏上党李业兴着《壬子元历》《甲子元历》《七曜历》数七曜义疏戊子历，殷甲寅历，甲历，衍数黄帝辛卯，衍数九宫行基，历贞观初，直太史局，太原李淳风上言，今灵台候仪是魏代遗范，观其制度，疎漏实多，臣按《虞书》称舜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则是。古以浑天仪考七曜之盈缩也，周官大司徒职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亦据浑天仪日行黄道之明证也。暨於周末，此器乃亡，汉孝武时洛下闳复造浑天仪，事多疎阙，故贾逹、张衡各有营铸，陆续递加修补，或缀附经星机应，漏水或孤张规，郭不依日行推验七曜，并循赤道，今验冬至极南，夏至极北，而赤道定当於中，全无南北之异，以测七曜岂得其真？黄道浑仪之阙，至今千余载矣。太宗异其说，令造之。至贞观七年成，其制以铜为之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张四表焉。第一仪名曰六合仪，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相结於四极之内，备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璿玑规、月游规，列宿距度，七曜所行并备於此，转於六合之内。第三名四游仪，元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筩而贯，约规矩。又元枢、北树、北辰，南距地轴傍，转於内，玉衡在元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时称其妙。又论前代浑仪得失之差，着书七卷名《法象志》奏之，太宗称善，置其仪於凝晖阁。 晋高祖时，司天监太原马重绩，始更造新历，不复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会，而起唐天宝十四载乙未为上元，用正月雨水为气首，初唐建中时术者曹士蒍始变古法，以显庆五年为上元，雨水为岁首，号《符天历》，然世谓之小历，祗行於民间，而重绩乃用以为法，遂施於朝廷，赐号《调元历》，然行之五年，辄差不可用，而复用唐《崇元历》。 王朴《钦天历法》，世罕传。欧阳修尝问於着作佐郎晋城刘羲叟，羲叟求得《钦天历经》四篇，然後朴之历大备。羲叟好学，知书史尤通於星历。尝曰前世造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数作《大衍历》，最为精密。後世善治历者皆用其法，惟写分拟数而已。至王朴，一能自为一家朴之历法，总日躔差为盈缩，二历分，月离为迟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杀之渐，以审朓朒，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数以步黄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黄道八节，辨其内外，以暌九道。使月行如循环，而二曜协矣。观天势之升降，察轨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会密矣。测岳台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轨漏实矣。推星行之逆顺，伏留使舒亟有渐，而五纬齐矣。然不能宏深简易而径急，是取至其所长，虽圣人出不能易也。李淳风着《晋书·天文志》，刘羲叟着《新唐书·天文五行志》，胥史苏董因之流也。 《山西通志·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