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那楼：探访道教秘境

李毅梅

　　那楼镇东面，有一座雷婆岭。听说那里藏着道教秘境，这个周末，儿子开车，我们沿着导航一路寻去。

　　车子停在岭外，沿台阶走几分钟，便被一片茂密的林荫笼罩。阳光透过枝叶倾泻下来，在地上洒下细碎的光斑。树根虬结，盘绕在巨石之上，石头布满青苔，湿漉漉的，泛着幽绿的光泽。我忽然想起唐代诗人王维写过的句子：“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一千二百年前的深林幽光，与眼前的景象竟别无二致。原来古人笔下的画意，从来不曾褪色，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生长。

　　沿着石缝往里走，两侧石壁高耸，裂隙长约五十米，高约七米，岩壁上密密麻麻刻着四十多块碑和匾。据《雷庙碑记》记载，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乘兴而来游”。当地读书人聚集于此，进行道教礼事活动，事后便在摩崖上刻石留念。这种活动始于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一直延续至今。

　　我站在石壁前，细看那些石刻。幅面有横幅、条幅、圆幅，字体有正楷、行书、魏书，多为阴文。每一幅都有精致的边框装饰，有的甚至还刻出挂钩、索链，仿佛一幅幅悬挂在崖壁上的书法条幅，这种装裱手法在国内石刻中极为罕见。“胜似桃源”四个大字居于醒目位置，是雷婆岭最早的石刻。而真正体现道教意蕴的，是那些散落在岩壁间的道文化刻字——“道大德宏”端严方正，“福恩普照”笔意圆融，“方圆独秀”鎏金尚存。这些石刻，多数用以颂扬自然风景，更体现着道教文化的浸润。

　　正看得出神，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从石壁另一侧转了出来。他手里捏着一把镰刀，见我们便停下脚步，用当地话问：“来看石刻的？”我点头称是。他说自己就住在山下的那蒙坡，从小在这岭上长大，隔三差五会上来清理一下杂草藤蔓。“这些石头上的字，是祖宗留下来的，”他指着石壁说，“我爷爷那辈就年年端午上山祭拜、刻字。到我这一辈，也还跟着去。”我问他刻的是什么，他笑了笑：“我们乡下人不会写诗，就刻个名字、刻个年月，有时也刻‘五谷丰登’‘风调雨顺’。”

　　他又领着我们走到石缝深处，指着一块被藤蔓半掩的石刻说：“这块是我父亲刻的。那一年发大水，全村人上山求雷婆保佑，事后刻了个‘平安’。”我蹲下来细看，是一个刻得歪歪扭扭的“安”字，笔画生涩，可每一划都用力很深，仿佛要把那个字刻进石头里，也刻进命里。

　　为何这般偏僻之地，竟有如此密集的道教人文景观？翻查史料方知，那楼曾是“三宁地区”的首府。清康熙九年（1670年），朝廷于此置西乡巡检司，统辖上宁、中宁、下宁三个都图，统称“三宁”。该区域地处两广交界，分属灵山（属广东）、永淳、宣化（属广西）三县，历史上长期处于“三管三不管”的地带。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汇的道教传播通道，让道教的精髓在此生根发芽，融入山民的血脉与生活。

　　那楼圩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正式开圩，成为原邕宁县四大圩场之一。圩市兴盛，文风渐起，读书人多了，便有了刻石的风雅。《礼记》云：“儒有澡身而浴德。”这些摩崖石刻，正是那时读书人修身养性、寄情山水的一种方式。而雷婆岭的端午祭祀，表面上是民俗活动，骨子里却渗透着道教的魂魄。我忽然想起《庄子·逍遥游》中的句子：“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这雷婆岭的读书人，他们刻下的每一个字，不正是在“乘天地之正”，与山川对话、与道同行么？

　　晚清诗论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情高意远，直与造化同流。”那些刻字的人，早已化作尘土，可他们留在石头上的笔画，仍在与风说话，与雨交谈。每年端午，雷婆岭附近村民仍会聚到摩崖石刻群举行祭祀、舞龙舞狮、放花炮等活动。一种仪式能穿越朝代更迭而不断，靠的不仅是敬畏，更是代代相传的道教信仰与归属感。

　　夕阳西下，我们沿原路返回。石刻在暮色中渐渐模糊，那些“道大德宏”“福恩普照”的字迹，隐入青苔与树影之中。老人送我们到岭口，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站在那里，像他守护了半辈子的石头一样沉默。我忽然想起北宋诗人苏轼的句子：“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些石刻，不正是那些早已远去的“飞鸿”偶然留下的指爪么？

　　车子驶出山口，暮色已重。我回头望了一眼，雷婆岭隐在墨蓝的山影里，什么都看不见了。可我知道，那些石刻还在那里，那个歪歪扭扭的“安”字也还在那里。两百年间，一代代人在端午之日的摩崖上刻下心声，与其说是为了被后人记住，不如说是向天地、向神明交付一份关于生存与信仰的执念。雷婆岭的道教秘境，不在道观庙宇的巍峨，而在人心深处那些甘愿为一场风雅翻山越岭的执念，在那些用最朴素的笔划写下的“平安”二字里。